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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细雨丝竹
编辑/眼睛贼大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1月30日，上海，美丽的早晨，中上阶层的女士们开始梳妆打扮，空气里浮动着朝阳暖过的“月儿霜”的香气。今年，这种由“上海华美化学工业社”出产的美容护肤品大做广告，据说是肤色晦暗、黑黄粗糙、雀斑粉刺等皮肤问题的大克星，各大百货公司均有销售。
9点之前，一位不速之客飘然造访法租界恺自迩路“芝兰坊”弄7号二楼西厢房，这里是青年银行家、汇源银号总经理兼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专员季翔卿的家。季翔卿36岁，年轻有为，家境富裕，与妻子沈女士及四个孩子共同生活。客人告诉他，自己是季家的一位亲友派来的，烦请季先生去一趟汇源银号的办公室，有要事商谈。
具体是什么“要事”、哪位亲友，当时的资料没有留下记载。总之，季翔卿很重视这件事，估计那位“亲友”也是他非常亲近、信任有加的人。今天，他本来不打算去位于公共租界宁波路大楼94号房的汇源银号办公，接到邀请马上穿好衣服，乘坐私家汽车出门，也没有去琢磨一个细节：客人不跟他一起去汇源银号，而是以有事为由，往别的方向去了原由网。
上午9时许，当季家的私人司机陈和英驾驶牌号为“3438”的私家车开出芝兰坊的弄口时，两名身穿黑色长袍的路人突然掏出手枪，瞄准车内的季翔卿连发四弹。其中一发子弹钻进右太阳穴，另一发击中后脑。季翔卿血如泉涌，奄奄一息。刺客判定得手，立即遁去。
陈和英跑回季家通知季太太，负责“芝兰坊”治安的“司阁捕”赶到现场，电话报告法租界巡捕房。救护车紧急出动，火速将季翔卿送进神父路广慈医院。经过约20分钟的抢救，伤者宣告不治身亡。巡捕在命案现场找到几个弹壳，但刺客已逃得无影无踪。
二十天后，枪声再次响起。2月20日，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遇袭，业务科长张养义（又名“张永纲”）受重伤。
时隔一个月，3月21日早晨8时许，张永纲的同事、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调查科主任楼侗（字天权，62岁）吃过早饭，离家走出住处所在的新闸路“鸿祥里”弄口，到“德胜昌”烟纸店借火点烟。根据后面发生的事判断，这是他的习惯，被“有心人”侦察得一清二楚，进行了针对性的布局。
纸烟还未点燃，一名男子从楼侗身后蹿出，悄无声息而又行走如风，摸出手枪，对准他的后脑射出一发子弹，一枪致命。刺客随即逃脱。
横祸不断，难道是“中央储备银行”风水不好？ 当然不是。当时的媒体已经用委婉的口吻揭露了事件的内幕：季翔卿等人接受伪职，活跃于金融界，系列凶案有深刻的政治背景（见下图）。
1941年1月，汪伪政权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妄图取代当时的中国政府发行的“法币”，作为沦陷区的通用货币，以协助日本侵略者控制沦陷区金融命脉，加强经济控制，达到套取资源、以战养战的企图。此时，虽然“法币”的发行机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四大银行总部已被迫跟随中国政府撤离上海，但留守租界的四大行分支机构依然坚持营业，保持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维护“法币”的正统地位，保护长期抗战所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双方针锋相对，一场看得见硝烟的金融战不可避免地打响了。
1941年1月初，在重庆的中国政府电函上海银钱业工会和市商会，要求拒用伪“中储券”，留守上海租界的邮电局奉令拒绝收汇“中储券”。上海银行业、各钱庄工会积极响应。八路军、新四军也发出通电，呼吁“讨汪救国”。于是，上海出现了公共租界各商店拒用“中储券”、市民基本不用“中储券”购买电车公司车票，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百货公司营业员一致拒收“中储券”的局面。
汪伪心急如焚，软硬兼施，动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强行存储、持枪强迫各大百货公司接受“中储券”、威逼利诱普通市民用“中储券”购买日用品等手段，大肆推行“中储券”；又祭出刑事、民商“法律”武器，严惩拒不使用“中储券”的个人和机构。在日伪的暴力推行下，“中储券”逐渐流通开来。面对紧张的形势，当时的中国政府指示军统局上海区，对伪“中央储备银行”高级职员展开制裁。季翔卿、楼侗就在制裁名单内。
汪伪决定“以暴制暴”。3月21日，即偻侗死亡当天深夜，汪伪特工出动，突袭中国农民银行宿舍。但是，他们认错了门，直奔法租界霞飞路1412弄十号的“江苏农民银行”宿舍去了。
“中国农民银行”、“江苏农民银行”，两字之差，将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3月21日深夜11时50分，八名汪伪特工假扮租界巡捕，携带手枪、手提机关枪，分乘两部黑牌汽车，驶进霞飞路1412弄。两人下车，持枪控制住该弄“司阁捕”张德元，其余六人到“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门口按门铃。
52岁的宿舍茶役凌川被吵醒，起床问外面是谁？
特工答，有案子，巡捕查夜。
凌川信以为真，拉开了铁门，给来人指路。特工进门即掏出手枪，甩开凌川，叫醒十多名员工，全部挟持到二楼集中，不分青红皂白，当即乱枪扫射。
另有JxVgFzTL冯赞元、许汉俊等两名员工住在三楼小办公室，没有被特工发现。听见枪响，许汉俊立刻锁紧房门，两个人躲过一劫。
但他们的同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张绍庆、万德懿、薛玉珊、褚化龙、范静江等五人当场丧生，26岁的南通人习深医治无效，于次日凌晨三时许在广慈医院去世。陶仲琦等五人不同程度负伤。（注：该伤亡名单以1941年3月23日《申报》新闻影印件为准。参见下图）
在“江苏农民银行”宿舍血流成河的同时，厄运也降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这边，汪伪特工没有找错人。
沪西极司菲尔路96号，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员工宿舍，号称“中行别业”，安置有员工四、五百家，连同家属在内一共有3000多人在此居住。中行包有一辆电车，凡是工作日，员工都乘坐电车往返于“中行别业”和办公地点之间。在房租高昂的租界“孤岛”，中行的福利还是很不错的。
但问题在于，“中行别业”位于极司菲尔路96号，汪伪特工总部位于极司菲尔路76号，二者距离很近。后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全盘掌握前者的动向。而中行没有搬迁员工宿舍，应该是因为完全想象不到汪伪特工会对普通职员下手。
可是，人家就是下手了。
3月22日凌晨三时许，武装及便衣特工共数十人乘车闯进“中行别业”，持枪绑走110多名员工。后又于凌晨五时四十五分左右，再次绑架70多人。被绑人员包括毛咏丰、何焕标等。当时的媒体指出，这190多名遭到绑架的中国银行职员全部是依赖薪金生活的中下级员工。
3月23日，各大银行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媒体以“空前枪杀案”、“集团绑架案”形容昨晚发生的惨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全力调拨幸存员工，保障第二天正常营业，赢得广大市民赞许。
但就在3月23日当天，汪伪特工再次绑架3名交通银行职员，3月24日，又以炸弹袭击中央银行设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两家分支机构，造成15人伤亡。同日，中国农民银行也收到一枚炸弹，但炸弹没有爆炸——该行简直是福光聚顶。
险象环生，四大行被迫停业。
血案发生后，由“正言报馆”倡议并率先捐款，上海各界发起募捐，抚恤伤亡人员及家属，救援遭到绑架的近200名银行职员。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等上海金融界人士开始多方奔走，联袂求见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具名保释被绑行员，但遭到拒绝。
汪伪特工总部仍未收手。据《申报》报道，营救活动开始后，中国银行上海www.58yuanyou.com新闸路办事处门口出现一部绿色汽车，停靠很久也不离开。巡捕感觉有问题，上前盘问。司机不回答，猛踩油门，匆忙驾车逃跑。估计这是一起未遂的袭击。
形势万分危急，在重庆的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公共租界当局加强对上海四大行机构的保护。
那么，在此期间，失去自由的银行职员境遇如何呢？
据亲历者侯湘先生《中国银行行员被害记实》一文回忆，近200名职员被关押在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三个房间里，十分拥挤，空气浊臭；饭菜发馊，难以下咽，而且只能蹲着吃。平时可坐可立，但禁止交谈。最难受的是上厕所，近200人只有一个厕所，由特工押送，排队使用，痛苦难当。
职员们的表现则是因人而异，多种多样。有的感到委屈、晦气，认为自己是做了替罪羊；有的猜想绑匪的动机是不是为了钱？中行舍得花钱赎回员工吗？有的人想得开，觉得既然没有生路，先吃饱再说；有的则是寝食难安，焦虑不堪。
也许您会觉得侯湘先生的描写不够英雄主义。但这样的回忆由于朴素、真实，反而最为珍贵，史料价值很高。该文也提到，被绑职员中有周耀瑾、孟澍濂、周济等中共党员，暗中鼓励难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至于广大普通职员，国难当头，留在上海“孤岛”坚守岗位，已属难能可贵。
毕竟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艰辛。对比“存款立行”、各银行业机构资金争夺大战正酣的当今社会，每到季末，很多银行员工的朋友圈都会被这条图文刷屏（见下文）：
“如果您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
那您一定知道
三月要到底了
一季度末就在眼前了
TA们血拼存款的日子到了
如果您真的关心TA
一定记得找TA存钱
一万两万不嫌少
百万千万不嫌多
千山万水总是情
活期定期啥都行
风里雨里雪地里
TA都一定去接您”
他们看着网络新闻中“某某银行人均年薪xx万”的标题苦笑，一边数着自己“被平均”的工资，一边使出浑身解数消化巨大的任务指标，也难免要吐槽、抱怨。何况半个多世纪之前，他们的上海前辈呢？
我们看文也许只是抱着吃瓜的心态，无法感同身受，但1941年的他们，千真万确是在死神冰冷刀锋的威胁下，坚持着自己的工作。在身陷囹圄、待遇恶劣、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产生埋怨、恐惧等情绪是很自然的事，不应苛求。
1941年4月5日，上海英美两国商会呼吁停止“恐怖”行动，恢复社会安定。4月8日，通过各方斡旋及重庆中国政府外交努力，中国银行满足汪伪提出的员工互相担保和每人找两家殷实铺保、随传随到等条件，换回了被囚职员的自由。
4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恢复营业。在当时，中国银行是老牌银行，在民众中信用很好。所以，之前因银行停业而惶惶不安的广大客户欢欣鼓舞，纷纷到行办理积压的业务。
然而，汪伪强行推广“中储券”的举措并未停止。军统局为震慑汉奸、报复汪伪特工对四大行职员的袭击，继续实施制裁，于4月16日派遣特工潜入大华医院，杀死正在养伤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业务科长张养义。
作为回应，汪伪特工当晚再次采取行动。
4月16日晚9时许，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出纳副主任张筱衡、新闸路办事处主任曹善庆、会计主任张立暐因事外出，被汪伪特工绑架。11时许，一辆黑色轿车把张筱衡等三人送回“中行别业，勒令他们下车。三人下车后，车上的特工开枪射杀。张筱衡、曹善庆身亡。
剩下张立暐，第一枪擦破他的头皮，第二枪擦着胸部，厚实的衣服又替他挡住了致命一击。张立暐急中生智，噗通摔倒，躺在曹善庆身边装死。特工又对他射出第三弹，但子弹只穿透裤管，没有伤及皮肉。原由网
张立暐咬牙忍到特工远离，才起身逃往中国银行上海成都路办事处。此时，文书科职员任自强已经获悉血案发生的消息，以为三名同事全部遇难，正在向重庆总行拍发电报，报告张筱衡等三人殉职的噩耗。不料张立暐跌跌撞撞地跑进来，身上血迹斑斑，任自强还以为是鬼魂来了，吓得魂不附体。经张立暐说明，任自强才弄清楚事实真相。
中总行接报，旋即将张立暐调到大后方，担任昆明分行襄理。
4月17日，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以“以三抵一，信守诺言”大幅标题宣布对昨晚的命案负责。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等四大行不得不再次停业，直至4月28日才恢复营业。
袭击张筱衡等三名科长级职员是汪伪特工总部精心选择的结果。如果不是这三个人，也会是其他科长级职员。因为刺杀高级职员难度较大，影响更坏，如果刺杀基层员工，威慑力又嫌不足。从过去到现在，某些单位的科长级职务似乎都是格外艰苦的岗位，仿佛一种宿命……
表面来看，此次血案是汪伪对张养义之死的回击，但联系前段时间新闸路办事处的“神秘绿色汽车”事件，即使张养义不死，血案也未必能避免。只是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而已。
为躲避汪伪追杀，中行职员陆续搬离“中行别业”。重庆总行在举行追悼会、悼念死难者的同时，也向上海分行全体职员支付抚慰金，安置其生活。
4月21日，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稽核科长厉鼎模遇刺身亡。这一次，显然是军统特工的报复行动。
至此，以《大美晚报》英文版为代表的上海各界及英、美、法领事强烈呼吁早日结束混战局面。经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调停，汪伪特工总部、军统局上海区分别停止对金融界的武力行动。
上海租界恢复了表面的安逸。但破碎的家庭再也不能重拾往昔的天伦之乐了。（注：下图为《良友》画报1941年6月号封面）
对于这场血//www.58yuanyou.com肉横飞的金融战，人们观点不一，例如美国学者魏斐德在著作《上海歹土》中对汪伪和军统局的行动都给予负面评价。
多年以后，硝烟散尽，亲历者年事已高，历尽沧桑，已经宠辱不惊，对历史、对世界有了更为通透的看法。曾任军统局上海区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行动工作中对于特定对象的制裁，在未来的进步国家中，可能会成为历史陈迹。唯在若干转型期的落后国家中，则仍将保留着变质的存在。当年，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乃特殊环境及突发事件使然，实有迫不得已者。今后，人时地物，均非往昔，相信有太多的理由，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这种非常手段，终嫌不能顺乎常情。论及个人，我们的同志皆不好杀。之所以难于避免，原因是正在‘作战’。谁都了解，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不过杀人太多，不但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美事，尚且也有许多令人不堪释怀的心理负担。如询及感受如何，真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笔者见识有限，自问没有资格对发生在1941年的上海银行业连环血案进行评价，就留待各位读者自主思考，各抒己见。
参考资料：1941年《申报》、《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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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细雨丝竹（又名浅樽酌海、井飞鸟），法学毕业，金融从业者，文史控、推理迷、言情痴、考据癖。以“浅樽酌海”笔名创作的长篇小说《神探王妃》（暂名）已签约出版，继续创作中（部分连载于晋江），长篇历史散文《鱼玄机》（暂名）筹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