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名品，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小说之一，这部小说来源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的一段史实。《宋史徽宗本纪》中称：“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这里提到了宋江造反，而后皇帝派张叔夜前往招降之事，关于招降的细节，《宋史张叔夜传》称：“宋江起河朔，转各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里讲到了宋江队伍之勇猛，转战于十个郡县，竟然官兵不敢阻挡，而张叔夜也同样不敢与之展开硬碰硬的战争，于是使出计策，首先烧毁了宋江水军的十几艘大船，而后以伏兵擒获了宋江的副手，这让宋江感到大势已去，于是投降了官军。
对于宋江手下究竟有多少军马，《宋史》中未曾记载，然而对于他的主要成员，《宋史侯蒙传》中则称：“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莫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这里讲到了宋江一伙总计三十六人，而官兵数万人，都不敢阻挡，由此说明，这三十六人仅是首领，绝不是造反者的全部人马，而这个数恰好符合了《水浒传》中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的天罡星之数。然而这三十六人姓甚名谁，《宋史》中却未曾提及，直到龚开所写《三十六人画赞》才第一次写出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
其实从南宋开始，民间就已经开始流传跟《水浒传》有关的独立故事，比如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等，但这些故事都是独立成篇，并没有串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直到了宋末元初，《大宋宣和遗事》一书才把这些独立的故事串联成一个近似完整的大故事。再后来，这三十六位英雄又增加了七十二位，逐步凑成了梁山泊好汉一百零八位。所以说，《水浒传》一书是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同时又掺杂进了许多不同的故事，最终串联而成的一部完整小说。
施耐庵撰《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清福文堂刻巾箱本，书牌
施耐庵撰《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清福文堂刻巾箱本，卷首
但是，究竟是谁把历史上的这些单篇故事经过一系列的修润和排列组合，最终呈现出一部宏大的《水浒传》的？这在早期文献中却未曾有记载。直到明嘉靖十九年高儒在《百川书志》中称：“《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此为第一次提出该书的最初编纂者是施耐庵，而后又经过了罗贯中的编辑和修润。对于这种说法，可pReVasToy由明郎英在《七修类稿》中所言得知：“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郎英此书作于明嘉靖四十五年，他说《三国志》和《水浒传》都是罗贯中所编www.58yuanyou.com，而郎英认为罗所编必有所本，也就是在他之前已经有人编出了《水浒传》一书，而到罗贯中这里，他只是作了修订。郎英在这里没有说出《水浒传》一书之名，他以“宋江”代称之，同时他称别人说《水浒传》的源头是出自施耐庵。在这里，郎英没有用“原本”这个词，对于他的用词，聂石樵在《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史略》中称：“所谓‘的本’，应即‘真本’的意思。”而聂石樵的这部专著中，又引用了清朱骏声在《如话诗钞》中抄录的施耐庵两首诗，此诗的题目为《成水浒传题后》：
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
但见肥羊宁父老，不闻嘶马动将军。
叨承礼乐为家世，欲以讴歌寄快文。
不学东南无讳日，却吟西北有浮云。
大抵人生土一丘，百年若个得齐头。
扶犁安稳尊于辇，负曝奇温胜似裘。
子建高才空号虎，庄生放达以为牛。
夜寒薄醉摇柔翰，语不惊人也便休。
对于这两首诗，聂石樵称：“这两首通俗的七律，其格调与《水浒传》中诗歌的格调是一致的。第一首表叙他对太平盛世的歌颂，第二首抒发他安贫乐道和完成《水浒传》之后的心情。这是今天我们仅见的关于施耐庵的一点材料。”由此可知，《水浒传》的最终成书人确实是施耐庵。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总算达到了共识，然而关于作者的生平，却同样难知其详，比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称：“关于施耐庵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同样说：“施耐庵大约是和罗贯中同时的人，他的生平事迹不得而知。”
这么重要的一部书，而作者的信息竟然如此之少，这样的反差当然不能令后世满意，故而到了近代，产生了三次颇为隆重的研究热潮。关于第一次，莫其康在其主编的《施耐庵研究》一书的“主编絮语”中称：“自《水浒传》问世至上世纪初，施耐庵与《水浒传》，一直停留在只言片语的明人笔记里和埋没于施氏家乘及后裔传说中。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世界小说社报》发表《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始引起读者注意。几乎与此同时，法部主事魏克三回故里兴化公干，在白驹偶然发现施氏宗祠，继而在施家桥村查访到施耐庵墓葬，在施氏后裔家发现多种抄本的族谱。”这里点出了关于施耐庵生平的最初发现。
1952年，《文艺报》上发表了刘冬、黄清江两人所写的《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此文公布了一些调查所得的材料，这些材料在文中被称为《几种新材料》，其第一项是列出了施耐庵在大丰县白驹镇施家舍村施姓所用的神主，上面列明了施耐庵之名，而第二点则是在兴化县找到了施耐庵的墓碑，第三点则是列出了明代淮安人王道生所写的《施耐庵墓志》，该墓志中有这www.58yuanyou.com样一段描述：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
这段描述写得十分明确，其称施耐庵名子安，而耐庵是他的字，并且他还考中过元代的进士，后来因为得罪权贵而弃官归里，而后在家中以著述为事，之后写了多部著作，其中就有《水浒传》。而这些新材料中，所公布出的第四点，则是《兴化县续志》中“文苑”所载的《施耐庵小传》：
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祖籍姑苏，少精敏擅文章。元至顺辛未进士，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士诚擅甲兵，将窥窃元室，以卞元亨为先锋。元亨以耐庵之才荐士诚，屡骋不至pReVasToy。迨据吴称王，乃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也。士诚笑曰：“先生不欲显达当时，而弄笔以自遣，不虚糜岁月乎？”耐庵闻而搁笔，顿首对曰：“不佞他无所长，惟持柔翰为知己。大王豪气横溢，海内望风瞻拜。今枉驾辱临，不佞诚死罪矣。然志士立功，英贤报主，不佞何敢固辞？奈母老不能远离，一旦舍去，则母失所依。大王仁义遍施，怜悯愚孝，衔结有日。”言已，伏地不起。士诚不悦，拂袖而去。耐庵恐祸至，乃举家迁淮安。明洪武初，征书数下，坚辞不赴。未几，以天年终。
这段小传也写得十分明确，与墓志不同者，则是称施耐庵本名施耳，同时张士诚曾召其入幕，遭到拒绝。
以上的墓志和小传将施耐庵的生平描写得太过详细，使得相关的研究专家都对此提出了质疑。刘世德先生写了一篇名为《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的长文，仔细论证了八十年代之前所发现的所有有关施耐庵的新材料，刘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六期上。而后这篇文章收录在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施耐庵研究》一书中。莫其康主编的《施耐庵研究》一书，则仅节选了此长文的其中一个段落。故我对刘先生这篇论文的引文则全部取自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的那本《施耐庵研究》。
施耐庵撰《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清福文堂刻巾箱本，宋江
施耐庵撰《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清福文堂刻巾箱本，扈三娘、雷横
刘先生在这篇长文中一一辨析了相应的各种说法，其中一节的分题就是《新材料的破绽和疑点》，比如关于施耐庵的名字，刘先生在此节中称：“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说是：‘公讳子安’。《兴化县续志》的文苑传说是：‘原名耳’。《施氏族谱》则说他名是‘彦端’。仅仅名讳一项，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而对于《兴化县续志》中所载之文，刘先生则认定其仅存四十年代印本，从时代上说，距施耐庵的时代相去甚远，同时他又考证出《兴化县续志》是由李详主纂，因为经费问题，当时并未刊行，直到1942年，由邑人魏隽最终完成者，而参加过编纂的助手则为刘麟祥。
关于刘麟祥，刘先生在文中引用了《施耐庵资料》一书中所载《施耐庵墓志（王道生作）及施耐庵传收入兴化县续志的经过》一文的说法：“他（指李详）主持修撰《兴化县续志》时，委托邑人刘仲书往刘庄、白驹采访古迹人物，发现有关施耐庵的史料、传说。李详先生在兴化修志局听刘汇报后，便说：‘施耐庵以著《水浒传》获罪，也以著《水浒传》得名，其生平事迹不独前志所不能载；即其子孙亦讳不肯言，今民国成立，无所顾忌，可以补遗。’遂将施耐庵生平载入《兴化县续志》。”而后刘世德先生在该文的最后部分做出了十五点结论，其中第三为：“民国《兴化县续志》中的关于施耐庵的材料（包括施耐庵小传、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等），支伟成、任致远《吴王张士诚载纪》一书所引录的袁吉人《耐庵小史》，时间晚近，来源不详，内容可疑，如果作为考索施原由网耐庵生平事迹的本证，是无法令人首肯的。”
看来，关于施耐庵的这些新发现没有多少能够站得住脚者，同时还有其他学者也对这些材料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质疑。比如有人认为《水浒传》里的语言，基本上是北方话，而施耐庵是南方人，他不应当熟悉这样的语句，因此认为施耐庵不可能是兴化人。但同样，也有人根据语言提出了反证，比如张丙钊，在《从〈水浒传〉的语言看作者的籍贯问题》一文中称：“过去有人认为，《水浒传》的语言是‘地道’的北方话。现代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书中有南方话——主要是杭州方言俗语的存在，从而论证其作者为钱塘（今杭州）人。笔者认为，《水浒传》这部古典文学名著非但不是‘地道’的北方话写成，而且其中的南方话也不局限于杭州一地的方言俗语。苏南一带方言，尤其是江淮方言词语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而后张丙钊在文中举出了上百个实例，将此与兴化一带土语进行比较，由此来认定：“《水浒传》里不仅有大量吴方言词语，还有许多下江官话词语，主要又是南京、扬州、泰州、兴化等地的方言俗语。”
施耐庵撰《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民国二十三年上海中华书局据明贯华堂刻本石印巾箱本
余外，还有不同角度的各种讨论，究竟孰是孰非，只能让专家们继续争论下去吧。好在这些争论并不影响《水浒传》的伟大。那我们就接着聊一聊这部伟大的小说吧。
如前所言，《水浒传》是根据许多的故事串联而成者，因此，这部书的版本也颇为复杂。当代专家将《水浒传》的各种版本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比如繁本中又分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等等，另外还有金圣叹的七十回本。而繁本与简本之间也并非回数上的差异，有的简本在回数上甚至超过了繁本。版本上的考证于此不再展开絮聊，而该小说所叙述的主旨也同样是见仁见智，故而这篇小文 仅谈一谈《水浒传》中的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