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文典》是《珠江一南海文化书系. 珠江文派与记住乡愁书链》的首部，已由广东旅游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珠江文典》序
作者：黄伟宗
前些年，当全囯城镇化刚掀起高潮的时候，党和国家提出：必须注意在全国城镇化过程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全囯各地热烈响应这个号召，纷纷调整了城镇建设规划，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这个具有长远文化意义的战略举措。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央和省市媒体，同步地发表了不少以“记住乡愁”为主题的文艺作品，诗歌、散文、小说、歌曲、绘画，各种艺术形式都有，新人迭出，新作连连，构成了新的亮丽文艺风景线，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文化新现象。
其实，这种文化现象，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是早有体现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的一种优良传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永吸不竭的创作源泉。大凡是具有深广文化内蕴的“记住乡愁”作品，都是能使千秋万代人们永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宝库。像《红楼梦》、《红与黑》等中外古今经典名著是这样，像《三字经》、《千字文》等幼年普及读物也是样。但这些文艺作品中文化瑰宝，虽然写的都是山水乡愁，但所写具体的山水乡愁，却没有一个雷同，即使是写同一具体的山水乡愁，不同的作家也写法不同；但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的一批作家，又因为时代和地域的条件所致，往往也会不约而同地形成某种思想艺木风格上的相近或相通的特点，由其是在写作作风或气派上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即是一定时代和地域文化在文艺创作中体现的标志，也即是一个地域的文艺创作特色或形成一种文艺流派（文派）的标志。所以，可以说，从具体的山水乡愁是写出某个时代和地域之深厚文化内蕴的文艺作品重要途径，是造就既服务当代又造福万代之文艺精品的的温床，是造就文学流派并使其充分发挥创作竞争力的驰骋疆场。
为继承弘扬前人在抒写山水乡愁的传统和经验，编者从20世纪40年代末（建国前夕）至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活跃于广东文坛的老一代作家，也即是《文艺报》以《经典作家》专版所称的“经典作”的代表作品（主要是散文小说，长篇小说以节选方式）中，选编其“记住乡愁”代表作品，为当今倡导珠江文化和创作山水乡愁作品提供借鉴。取书名为《珠江文典》固然是因为这批老作家称得上是“经典作家”，也在街于所选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典范、经典、典藏之意。当然，所选作品并非每篇都是十全十美之作。其实，从古至今每个作家的成就，都是其生长时代的赋予，时代赋予作家的生活、文化和艺术才华，也局限其思想、视野和写作能耐。但毕竞他们都是先驱者，无论其优点或缺点，都是值得借鉴的财富。所以特以选粹简析的方式，予以品赏和推广之。这批老一代作家给我们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方式方法呢？
一、广东文学中的山水记忆与文化。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突出代表。中国山水画的最大特色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即在写实与写意之间，但写意重于写实，故有“意在笔先”之说。清末民初兴起的岭南画派，吸收东洋技法，融合传统元素，独创南国画风，更显写意优势。在山水记忆的艺术体现上，岭南文学亦然，即重记忆而轻写实，但并非不写实，而是在以记忆而写实，从写实显记忆。值得注意的是，与绘画不同的是，文学上所写的山水之实，着意于写地方特色之实；所写之意，着意于写时代精神之意。这批老一代作家写的散文小说，正是如此，并大都具有这个特点。他们大都是写自已同时代的本地生活题材，即使写历史或异地海外题材，也都是以所处时代和地域为视点或起点。从而在其作品中，都离不开其自然环境，也即是本地的山水记忆，更主要是从中体现同时代的风貌和时代精神。所以称之为时代中的山水记忆。
首先从长篇小说来看。这是一种全景式再现生活的体裁，可以有足够的篇幅再现时代和地方生活的纵横面，包括宽广无垠的山水自然环境描写，或者是无边无际的心灵境界，均可任作家肆意驰骋纵撗。但这批作家的长篇巨作所写的山水记忆，却有似岭南画派那样是“轻描淡写”的，其浓笔重墨之处，则是写时代之神、时代之意。这个特多点，尤其体现在多卷长篇小说系列中。如最著名的欧阳山《一代风流》系列，一卷、二卷先后以广州和市郊农村为背景，都写及广东独有的珠江、白云山等山水自然环境，但只点睛几笔则轻轻带过，而着墨于以“三家巷”而再现大革命年代的社会结构和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的“苦斗”时代精神；三、四、五卷所写上海、重庆、延安、华北解放区，也都是着墨于“柳暗花明”、“圣地”和“大地回春”的写意。老作家陈残云在其活跃年代，重力创作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写了大跃进时代的广东水乡风情，随后出版的《山谷风烟》，是写土攺时期的广东山区风情，最后的长篇小说《热带惊涛录》，写了20世纪40年代广东人在海外生活情景；可谓以三部长篇全景式地展现了广东人在分别水乡、山区、海外生活的地理环境和社会风情，但其笔墨也都是主要以其故事情节，分别体现20世纪50年代的岭南和海外华侨的时代风貌与精神。吴有恒的系列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北山记》、《滨海传》，可说是展现广东山乡、山区、海湾的山水记忆的地方风情画，但更主要的是粤西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部英雄史诗。
从文化学的角度上看，这些全景式长篇小说所写的山水记忆，虽然笔墨不重，但却在总体上体现了岭南文化或珠江文化的地域特色，即山、江、海一脉相连的文化环境，尤其是具有江海一体的文化特质。这个特质，典型地体现在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中。小说以主人公于20世纪40年代在广东与香港之间的苦难经历，既写出了水乡“蛋民”穿梭于江海之间的山水记忆，又写出了广东和香港自古同脉同体的血肉关系，以及同斗争共命运的历史风云，以活生生的时代投影，证实和显现了珠江文化是江海一体的特质文化，正如最早发现并扶持这部作品发表的文艺老前辈夏衍所说：“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东下层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茅盾对这部小说评价更高，称其能“从城市巿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而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大众化的方向发展”。
这批老一代作家的创作，还有一种很独特的现象，这就是除欧阳山外（只有短篇小说《金牛和笑女》写了一点华侨），其他主要作家大都写有华侨题材的长篇小说，如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秦牧的《黄金海岸》、《愤怒的海》，杜埃的《风雨太平洋》，都是颇有影响的鸿篇巨制。这种现象，固然与这三位作家都是华侨，都有海外飘泊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从文化的深层次来看，应就是珠江文化有特强特重的海洋文化因素的体现。无怪乎，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老作家吴有恒就以此为据，提出《应当有个岭南文派》。不管怎样，这是珠江文化特质在广东文学中的重要体现之一，是无可置疑的。
从其他作家同时代的散文作品，也可更清楚地看到并证实这些特质和特点。例如，紫风的散文《海恋》和林遐的散文《大海》，都以亲临其境而正面描写大海的波澜壮阔的气势和胸怀；华嘉的散文《海的遥望》抒写海的温柔、奔放、狂暴，又以散文《渔村琐记》描写了渔民靠海上生的艰辛；曾炜的散文《在湛江港口》，则通过湛江港的变化写出海洋文化的发展盛况；秦牧的散文《海摊拾贝》，以写海滩而显示海洋文化的无限丰富性和多彩性。
再就是一些描写濒海地区的散文，更显现出珠江文化的江海一体特质。如陈残云的著名散文《珠江岸边》、《沙田水秀》，是写珠江出海口附近江海相连的东莞沙田地区的散文，虽受当时大跃进的局限有“左”的瑕疵，但其所写江海一体的山水风情，却是有持久艺术魅力的。林遐的散文《撑渡阿婷》，以一位撑渡少女的经历，描写了珠江三角洲河汊如网的独特盛景，又留下了时代与环境的变迁印记。韦丘的龙舟歌《沙田夜话》，以珠三角的民间艺术形式抒写了珠江三角州在大跃进年代在田头夜战的情景；老诗人芦获则以豪放的渔歌唱出了南海《渔村潮汐》的渔海风情。
主要描写广东母亲河——珠江的散文，更是佳作代出，各领风骚。如曾炜的散文《海珠桥抒怀》，以广州海珠桥在新旧社会的变化写出了珠江的时代风雨；易巩的散文《珠江河上》，则写的是珠江在旧社会的沧桑；杜埃的散文《花尾渡》，以乘座这种在西江河上特有的客船（迄今巳绝迹）航行的诗意，写出了珠江在新社会的风情；华嘉的散文《荔枝湾的夏夜》，以位于珠江河畔的广州荔枝湾小艇如云的盛景，显现了新时代的传统水上风光；关振东的散文《夜游珠江》，则是以亲身旅游而写出了解放后“珠江夜月”在新时代的英姿。每篇佳作都是各自时代的珠江山水记忆，又都是珠江文化的文学写照。
山水记忆自然不可缺对山的描写，珠江文化中也包含有山文化因素。老一代作家中有不少从山区出来，对山的深情原由网厚意是始终不会忘怀的。杜埃的散文《乡情曲》，将客家山区的景色和人情写得淋漓尽致；杨应彬既以散文《山颂》，写出了山与时代雄伟精神融于一体的气势，又以散文《水的赞歌》，写出了水与人的生命密切相连的本质；同时以山水并颂的方式显出了珠江文化的兼融性；易巩的中篇小说《杉寮村》，体现了山区独特的客家和潮汕移民文化；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则以在粤北山区所见的松树描写，进而歌颂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我为人人”的大跃进时代精神。这些名篇也都是时代的岭南山水记忆，文学中的珠江文化。
广东位于五岭之南，濒临南海，属海洋性气候，是多雨潮湿之地。这种独特的天气，与广东的生产、建筑，衣食住行，以至人的心态和社会氛围，都有密切关系和重要影响。这种关系和影响也反映到作家心态和文学创作中。例如，写雨和雨天的作品甚多，如郁茹的散文《落雨大，水浸街》，用广州的童谣写出了广东独特的气候；黄秋耘的著名散文《雾失楼台》，则是以“雾”寓现“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灾难和社会心态；岑桑的短篇小说《如果雨下个不停》，以两夫妻在雨中患难相会变成死别的灾难，深刻地控诉了“雨下个不停”的黑暗年代。
广东的气候，几乎没有春、夏、秋、冬的四季界限，可谓四季如春。气候宜人，山川秀美，自然景观甚多，人文景观不仅有种种文化内涵，也大都有诗情画意之境，尤其是各地都有美丽的公园、安逸的居住小区，值得大写特写的山光美色，层出不穷；值得捧读的美文，也代有佳作层出，也都是不可或缺的山水记忆文化。如，陶萍的散文《葵颂》、《梅花村散记》，以葵树的顽强生长和梅花的盛衰枯荣，寓现了时代变迁和人生沧桑。
二、广东文学中的风情记忆与文化。
风情，即风土人情，包括社会风貌、本土人情、风俗节庆、民间信仰、传统习俗等的记忆与文化。这些描写在散文小说中是常有的。广东老一代作家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几乎无不写到所写地方的风土人情。简直可以说，这是岭南文学最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之一。这种风情描写，既是一种风情记忆，又与山水记忆和乡愁记忆有密切关系；既是一种传统的地方风景和文化，又是一定时代的一种文学投影。老一代作家笔下的风土人情描写，大致上有六种文化记亿：
一是通过描绘风情写地方特色。如秦牧的著名散文《花城》，通过对广州每年除夕花市习俗的描写，将广东历来种花、尝花、爱花的传统写得美不胜收，热烈歌颂了广州人民的美好生活与爱美情怀，受到普遍赞誉，使广州有了另一个美称——“花城”，开创了一篇散文使一个城市有一个别名的历史文坛记录。欧阳山的《三家巷》初问世时，是在创办不久的《羊城晚报》连载，由于开卷即是写广州的地方风情，大受广州巿民欢迎。尤其是书中的《从乞巧到端午节》、《幸福的除夕》等章，将广州几个节庆的独特风情写至迷人的境界，将广州的地方特色与文化写得活灵活现，繁花似锦。
二是通过描绘风情写历史风貌。如秦牧的长篇小说《愤怒的海》首章《省城风光》，透过广州在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日兴，街上的洋货一天天多起来了，英囯的呢绒布匹，日本的眼药仁丹，法国的香水，德国的眼镜，瑞士的钟表，美国的香烟面粉，到处湧现的种种市面风情，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开始时期的历史风貌。书中《珠江水长》一章，则以广州码头的繁忙景象，透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在这个商业城市初兴的历史风云。
三是通过描绘风情写时代风貌。如陈残云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是写大跃进时代珠江三角州水乡风情的长篇小说，其中《水乡下棋》一章，通过主人公在水乡下象棋的情景，描写了当时干劲十足而又在下棋的风情中劳逸结合的时代风貌。书中另一章《陶陶居茶楼》，既写出了广州和水乡人饮早茶的风情，又在相亲（相睇）的习俗中显现了时代的变化。此外，老作家于逢的长篇小说《金沙洲》，在［龙舟节日］一章中，以珠江三角洲划龙舟的习俗，展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代风情。
四是通过风原由网情描写反眏时代矛盾和斗争。如欧阳山在《三家巷》的《人日皇后》一章中，以三家巷一班青年男女到白云山人日郊游时，对“工农兵学商”排行次序的争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矛盾：吴有恒在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北山记》中，都先后在山乡和山区的风情描写中，反映了粤西人民的抗敌斗争；长篇小说《滨海传》的《端阳节》一章，描写海湾人民用节日送粽子的习俗打败旧军队的斗争，十分精彩。
三、广东文学中的乡愁记忆与文化。
乡愁者，乡恋也。乡愁的概念不仅是对故乡的怀念之情，而且是对故地、故时、故人、故亲（包括亲属、乡邻、母校等）的感恩和思念之情。这些都是中国人、尤其是岭南人特有特重的感情和观念。这些感情和观念，在散文创作中，通常以某种景物的触发而回忆往事的方式表达，小说创作中则往往是主人公的故国家园的思念，而所回忆的往事和思念的实体，都是故地“留得住乡愁”、也即是具有记忆价值的人、物、事。而这些人、物、事，大都是故乡或故地的山水文化记忆和风情文化记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记忆，都是当事者以经历时代沧桑的思维过虑而保留和触发出来的感慨；如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则又是经过作者艺术思维的过虑才产生的形象。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这些乡愁记忆，就具有两个时代和两个地方的文化内涵，即作者所记忆人、物、事的时代和地方，以及作者写此记忆时的时代和地方；这样，所写出的作品就内含着两个时代和地方的文化记忆，并有相互对比和显示差距的作用，从而更深刻地写出乡愁记忆的文化内涵；但从根本上说，主要仍是从作者写此记忆的时代和地方为视野的，所以仍是时代中的乡愁记忆。例如，贺青的散文《故乡的榕树》，就是从写作时代而写过去时代的故乡榕树，是从现在而抒发过去的乡愁记忆；他另一篇散文《杜鹃的叫声》，则是受杜鹃的叫声触发，而思及乡村城镇化后的居住布局问题。老作家曾敏之本是岭南作家，上世纪80年代后到香港定居，所写的散文《鸟声》，则是写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的香港人和华人华侨，因听到久违的鸟声而触发乡愁的思念；他另一篇散文《桥》，则是以遍布香港的“天桥”而思及故乡的农村小桥。两篇都是以异曲同工的手法体现了时代的差距，显现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乡愁记忆文化。
在散文创作中，对乡愁记忆文化的内涵和表达方式是无限丰富的，较普遍的是对故地或往事的回忆性散文，尤其是历史斗争或重大事件的回忆录，是特别珍贵的乡愁记忆。例如，岑桑的回忆性散文《填方格》，记述以写稿纸（“填方格”）为生的编辑作家，一夜之间被无罪流放五七干校打泥砖（也是“填方格”）的辛酸讽刺，记下了“史无前例”的时代灾难；华嘉的回忆录《怀念粤剧薛马流派》，以深切感情和戏剧内行缅怀“南国红豆”的名人、名派、名剧的珍贵记忆和光辉成就；张绰的《岭南文派最早耕耘者之一一一从文化学视角论黄谷柳》，是最早从文化学视角发现和肯定黄谷柳及其耕耘岭南文派的人物评传；著名评论家萧殷的回忆录《桃子又熟了……一忆仓夷》，以记述归国华侨记者仓夷，在抗战胜利后参加美国主持的“国共调停”执行部采访中受害的过程，揭露了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的历史真相；著名老报人杨奇，以当事者身份写的回忆录：《风雨同舟－－接送民主群英秘密离港北上参加政协始末》，曲折传奇，引人入胜，事件重大，情真意切，是重要历史文献，又是动人的乡愁记忆文典。
长篇小说创作的乡愁记忆，在华侨题材作品中尤为鲜朋明突出。例如，杜埃的《风雨太平洋》，所写菲律宾华人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从中也都以主人公霍斯特. 李的记忆乡愁，浓重地体现了对故国家园的关怀和思念；而且，主人公的姓名是受当局规定而不得不用“霍析斯特”，但他也定要加上本有姓“李”的中国姓氏，从而更加重其心中所牢记的乡愁。秦牧写华侨题材的长篇小说《黄金海岸》，上世纪70年代被香港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大地恩情》，由于主人公在海外数十年漂泊中始终保持乡愁情怀而深深打动观众，使“大地倚在河畔，水声轻说变幻”的影片主题歌传唱海内外。
四、广东文学中的本根文化观念。
乡愁记忆，是一种时代的沧桑感慨，又是一种本根文化观念。因为对祖国故乡的感恩和思念，实质上是一种饮水思源、不忘本根的文化观念意识。这是中国传统的、也即中国人特有持强的文化观念意识。这种意识，突出地体现在海外华人华侨和出国多年的海外赤子的思想感情中。这是乡愁记忆的本根观念，也是一种体现方式。其文化内涵和体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其一是“归根”观念。通常离开故乡到外地谋生，或者是华人华侨从离开故乡到海外飘泊，经历多年的时代风雨，最后回归“原点”故乡，可谓“归根”文化观念体现。这在老一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的表现特别明显。欧阳山的系列长篇小说《一代风流》，首卷写主人公周炳从《三家巷》走出广州，经到市郊震南村《苦斗》，随即先到上海后到重庆《柳暗花明》，再到延安《圣地》，最末是经华北解放区土改《万年春》后回归“原点”广州。秦牧写的两部华侨题材长篇小说一一《黄金海岸》和《愤怒的海》，开始都是写主人公在清朝末年从故乡出发海外，分别在美国和古巴受苦受难多年，最后都是以回归故乡结局。这钟现象，并非艺术构思上的重复，而是实际生活大多如此，还在于小说的主人公和作者都同样具有这种“归根“文化观念意识。
其二是“原根”观念。包括民族、民系、氏族、家族等的渊源。这在长篇小说中是常见的，如欧阳山《三家巷》介绍周、陈、何三家的来历，以及所写三家之间的纠葛，即是这种“原根”观念体现。关振东的散文《马坝人的故乡》，可谓岭南人“原根”观念的畅想曲。
其三是社会之根观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每个人的生活与思想的支点。许多优秀长篇小说大都写家庭，如巴金的《家. 春. 秋》。俄国阿.托尔斯泰的世界名著《安娜. 卡列尼娜》，开篇即写：“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欧阳山的《三家巷》，可谓广东文学写这社会之根观念的大著；黄庆云的《一个传统的理想》，可说是体现这观念的优秀散文。楼栖的回忆录《周年祭》，从自己儿不逝世周年而思及从出生到成长的人生，父爱之情溢于言表。家庭这个支点，不仅是社会之根，也是人的生命之根。
其四是人的本土本性之根。土地观念是中华民族最原始、最根本、最传统、最牢固的文化意识，人的本性观念也是如此。泰牧的著名散文《土地》，从教千年前帝王的土地所有制观念，到离乡背井的游子和海外华人华侨的故土感情，到新社会人见成为土地主人后对土地的爱护、保卫、攺造和充分利用的动人事迹，纵横捭阖、既广且深地阐述了这种神圣崇高的观念。
其五是行业之根观念。这是中国独特的一种传统文化，几乎每种行业都有开山祖、祖师爷。如木行//www.58yuanyou.com鲁班，医行华陀，石行五丁等；而且，每个行业都有其祖传地或发祥地，如现在所称的传承地、传承人，有的还发展为传统文化节日。这些都是各个地方引以为荣的文化品牌，是人们常以为怀的山水记忆、风情记忆和乡愁记忆。这些行业之根观念，在岭南文学作品中是有甚多描写的。紫风的散文《阿螺姨母》，以对“第一位老师”和“姨母”的思念，而畅抒了对“师恩”、“亲恩”的本根文化之情。
其六是革命之根观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当今中国社会成就和幸福之根，也是山水记忆、风情记忆、乡愁记忆的时代精神之根。文学创作必须从这个根本观念去艺术地记忆山水乡愁，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当今盛世的时代中的山水乡愁形象。黄庆云的儿童文学作品《英雄树唱歌歌》、欧阳山的散文《红陵旭日赞》，当是广东文学中体现革命之根观念的名篇。
五、广东文学的时代性、地方性、民族性。
从上述广东文学在山水记忆、风情记忆、乡愁记忆、本根文化观念的体现上看，其时代性、地方性、民族性是很浓厚而突出的，这也是珠江文化特质的体现和实证所在。
笔者曾以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的名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其此时”概括珠江文化的特质和风挌，前句是指珠江文化的海洋性、宽宏性、开放性、包容性，即地方性；后句则是指珠江文化的共时性、时机性、敏感性，即时代性。
在老一代作家的作品中，尤其是在体现山水记忆、风情记忆、乡愁记忆、本根文化观念的表述和形象创造中，无不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所以可称之时代中的山水乡愁记之作，也即是珠江文化时代性的艺术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山水乡愁记忆作品中，往往写及过去时代的生活，尤其是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一些着重写回忆的散文或回忆录，就必须在体现出所写题材的历史时代性的同时，注重当今时代性的体现，也即是在以当今的眼光透视历史的真实，并这基础上体现当今的时代精神。这是珠江文化中尤为重要的共时性、时代性。
地方的地理环境，是地方文化的基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地理环境决定一方地方文化，也决定一个地方的山水乡愁记忆文学。广东的山河海相连、江海一体、海岸线特长的自然环境，也决定其是山河海文化皆有、江河文化为主、海洋文化特强的地方文化特质，也即是“海上生明月”的珠江文化特质和风格。老一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写华侨题材的特多，影响特大，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体现江海一体文化特色的小说散文，也林林总总，美不胜收。上述山水乡愁记忆名作，即是文学中的珠江文化的实证和写照。
鲁迅说，文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为世界文学之林，是由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学构成的；各国民族文学越有自身特色和成就，世界文学之林就越丰富，从而其文学就越有世界意义。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文学之林，是由全国各民族、各地方的文学构成的，各民族、各地方的文学越有其特色和成就，就越有民族的全国性的意义。当然，全囯性、民族性的主要体现，是在于是是否把握住全囯性民族性的文化主脉或根基。但文学上对此的把握和体现，也同样是不能离开地方和时代的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老一代作家创作中写广东的山水记忆、风情记忆、乡愁记忆，既是地方性的体现，也是民族性的充分体现；尤其是在长篇小说中的“归根”，在许多写山水乡愁记忆作品中的“原根”、“社会之根”、“行业之根”、“革命之根”等现象，正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本根文化观念的体现，也即是广东文学民族性的体现，而这些体现，又都是有着鲜明的地方和时代文化印痕的。
六、一个有实无名的文派一一珠江文派。
党和国家要求在全国城镇化过程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响应这号召，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记忆乡愁》系列丛书，组织作家写留得住山水乡愁记忆作品。笔者认为，也应当将老一代作家所写的留得住乡愁的作品作为典籍留存下来，既可作为当今写作借鉴，又是对老一代作家写作风范的传承与弘扬。
以总体上看，广东老一代作家是有许多共性的写作作风的，他们的年龄虽有参差，但都是生活在大致相同的时代，活跃于大致相同的文坛，致力于大致相同的地方（广东）。这三个“大致相同”，都不是他们自已选择或互相约定的，是各自的命运所使然的。从他们的创作实际而言，他们的作品，也有颇多的“大致相同”现象，如：不约而同地写广东的山水乡愁记忆，不约而同地体现本根文化观念，不约而同地还用同时代的眼光和精神、不约而同地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写这些山水乡愁记忆和本根文化观念；尤其是秦牧、陈残云、杜埃等代表性作家，在没有任何人指定或相互约定的情况下，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和地方写出华侨题材长篇小说。这些事实，不是说明了他们都是不约而同地受其自身经历和地方与时代环境所驱使，而造成这些有许多“大致相同”的文学现象的么？当然，他们这些“大致相同”并非完全雷同，而是在“大致相同”中各有风格、千姿百态。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文学现象，正就是文学流派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即：既是群体力量的凝聚，又是个性风挌的充分发挥，大有群星汇银河、众星聚月辉之势。这种文学流派式的文学格局和精神气势，与他们所留下的山水乡愁记忆的作品一样，是值得定格下来并永远保留和承传的。
从中外古今的//www.58yuanyou.com文学史上看，文学流派有三种类型：一是在于政治、哲学及美学、文学倾向的一致，二是艺术风挌相仿，三是地域性的相似。这三种类型常是交叉的，而且每个类型中还会包含多种多样风格流派的。如果说，依据上述许多“大致相同”现象，可以将这批老一辈作家列为一个文学流派的话，大致可以属于第三种即地域性相似类型，而且又是与唐代“边塞诗派”那样以地域题材相似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流派。从创作实际看来，广东文学这个流派是早已事实存在着的，只不过是有实无名而已。至于要不要为事实存在的这个流派作出文化定位？应以什么样的名义定位？则是应当深入研究讨论的。
1986年3月，老作家吴有恒发表《应当有个岭南文派》一文，就当时秦牧的《愤怒的海》、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杜埃的《风雨太平洋》等华侨题材的长篇小说连续问世的广东文学现象，提出了这个文学流派主张。
1991年1月，黄伟宗在《开发时代》杂志发表《论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陈残云》一文，首倡珠江文化概念和理论，并首次从文学流派中探究水域和地方文化课题。
1992年1月，黄伟宗在广州日报发表《已经有个岭南文派》一文，就余松岩新作长篇小说《地火侠魂》的出版，及其所代表的中年一代作家已经成长起来的新现象，而作出这个文学流派的理论判断。
1992年2月，张绰在发原由网表的《从文化学视角论黄谷柳》一文中指出：“如果有岭南文派的话，黄谷柳应当是岭南文派最早的耕耘者之一”。
有趣的是，这些对广东文学进行文学流派探讨的理论文章，是断续发表的，连续时间有数十年之久，至今仍未能取得共识，以至造成这班老一代作家的群体现象成了一个有实无名的文派！如果是因为取名岭南文派不妥，谓珠江文派如何？理由是：这文派的文学创作与精神，尤其是在其山水乡愁记忆的作品中，文化底蕴与核心都是珠江文化。
有俗语戏称：“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这是缺点，也是特点。恐怕广东早有个文派事实存在、却几十年未起名字也是这个特点所致。这也不奇怪，因为务实性也是珠江文化重要特质之一。但毕竞是有实也有名才好，无论是将这文派作为历史现象而定格留存记忆，或者将其作为典范而予以借鉴承传，也当名副其实。这样做，对于山水乡愁记忆文学和文化的倡导，对于城镇化中山水乡愁记忆的保留，以至对山水乡愁文学精品和精神的保留与弘扬，都有莫大好处。
（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脱稿于广州康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