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集刊《语言学研究》在2018年第二期（总第25辑）刊发了由生成句法理论专家程工教授组稿的专栏“生成语法前沿”。本期专栏的文章特点鲜明，目的不在于针对某个句法现象进行深入探讨，而是紧扣“生成语法”与“前沿”这两个关键点，旨在向国内学界介绍生成语言学最新的发展动向，包括乔姆斯www.58yuanyou.com基自语段理论以来最新的技术革新——标签理论、制图理论的最新进展简介，分布式形态学视角下的构词理论简介以及生成构式理论视角下的事件结构理论简介；此外，本专栏也推出了一篇介绍（与生成语言学视角兼容的）生物语言学与语言演化的文章。
本专栏的另一大特点是，作者们并不满足于理论的引介。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的理论反思甚至创新。因此，本专栏文章不仅仅是介绍生成语法的一个窗口，也间接传递了华人学者的生成语法研究思路：即把握与融入最新的理论潮流，反思甚至推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方便读者阅读，北京大学句法小组的成员在胡旭辉老师的组织下，对每篇文章做了总结，以飨读者。
一
标签理论是最简方案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作者介绍了该理论的背景、技术发展和操作实例。所谓“句法标签”，是指句法学里对于各种不同语法成分的标识系统，例如N、VP、PP等。这套系统直接承袭于结构主义语言学里对语法类别的标识。在生成语法的原则参数时代，标签就已经广泛应用于句法推导。最为人熟知的X-杠标模型也大规模地使用句法标签，如X、X'、X'' (=XP) 等等。然而，在“极简假说”（Strong Minimalist Thesis）及“易读性原则”（Legibility conditions）的考量下，最简方案摒弃了传统的X-杠标模型而采用“无标短语结构”（Bare Phrase Structure）。这种结构要求句法推导过程中只能出现词库中已经存在的词，而不能引入新的元素，如V'、NP、下标、语迹以及各种纯语义上的算子，如、等。这个原则被称作“包容性原则”（Inclusiveness Condition）。反对句法标签存在的学者（如Collins 2002）认为，任何句法标签或者语法类别的标识都违反了“包容性原则”，因此它们在最简方案框架下没有地位。
Chomsky (2013; 2015)则认为即使在最简方案的框架下，句法标签仍然是必要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它www.58yuanyou.com们仅仅存在于逻辑形式上，其目的是满足概念意向系统里语义解读的需要，因此并不违反易读性原则和极简假说。
作者同时指出，句法标签除了在接口部分起到语义解读的作用外，同时也是句法成分参与运算推导的先决条件，只能在推导过程中一步一步地产生。也就是说，我们在句法推导过程中需要一个加标算法：与合并之后产生一个新的句法成分={, {, }}；的句法标签只能来自于构成的两个成分本身，即要么是, 要么是；加标算法关注的是到底由二者中的哪一个来决定它们合并后所产生的新成分的标签——如果由加标，那么集合的标签就是{, {, }}；反之，如果由加标，那么集合的标签就是{, {, }}。
作者随后介绍了Chomsky关于加标算法的技术嬗变。Chomsky (2008)的表述为：
[1] 加标算法（第一版：Chomsky, 2008）
(I) 在集合 {H, }里, 如果H 是一个词汇项（即中心语）, 那么H 就是该集合的标签;
(II) 如果 经过移动与 内合并而形成集合 {, }, 那么该集合的标签就是。
其实，加标算法的条件(II)早在X-杠标模型下就存在了，而现在的问题是，在无标短语结构模型下的句法推导无法预测整个结构框架，所以也就无法预测条件(II)所描述的情况。因此，Chomsky (2013)提议取消条件(II)，加标算法被重新表述为：
[2] 加标算法 (第二版：Chomsky, 2013)
一个句法成分的标签要么是词汇项，要么是能够通过最小搜索而探测到的这个成分最显著的语法特征。
如果一个句法成分由一个词汇项（即中心语）和一个短语合并而来，那么这个句法成分的标签由这个词汇项决定。若一个句法成分由两个短语合并而来，即{XP, YP}, 那么这两个短语都不能决定这个句法成分的标签，因为二者都不是词汇项。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对这个句法成分内部结构进行修改，想办法打破{XP, YP}的对称格局，从而使之能获得标签。例如可以将XP和YP其中一个从这个句法成分中移走，而剩下的部分就可以加标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找出XP和YP的共同特征，用这个特征对{XP, YP}加标。
那么，如何找出XP和YP的共同特征呢？作者通过最简单的陈述句的加标过程展示了这一加标算法的具体实现方式，涉及英语、意大利语和汉语的陈述句加标过程，并且对EPP、ECP的本质以及汉语主语的话题性有所探讨。此外，作者还用内论元的移位和wh-词的移位展示了如何通过短语原由网移位进行加标的过程。
二
生物语言学指采用生物学研究中的方法或手段将语言官能（the Faculty of Language）当作生物体进行研究的交叉性学科，涉及人类语言（官能）的神经基础、基因编码以及演化等诸多问题。作者首先简述了生物语言学的发展历史，指出这一学科肇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Chomsky、Lenneberg和Salvador Luria（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分子遗传学家）等语言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合作。麻省理工学院在1974年召开的第一次以“生物语言学”命名的国际会议，是这一学科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专业协会和刊物Biolinguistics 的创办，标志着生物语言学这一跨学科研究范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作者从语言的内在神经生物基础和语言演化基础的现代基因学阐释两方面回顾了这一学科的最新进展。在语言的神经生物基础方面，生物语言学界基本形成了如下共识：人类语言具有由神经生物属性决定的内在属性，并非只是文化、一般神经与认知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最为广泛的理论构建是Chomsky的“强势最简假说”，其核心思想是“研究语言（官能）的本质与演化，可以简要总结为在多大程度上‘T假设’（接口+递归=语言）是准确的”（Chomsky 2010: 46）。在这一理论模型中，狭义的语言官能是指以合并（Merge）为实现方式的递归性运算系统，该系统产出意义和声音组配的表达式wIySKEfIF，前者在概念-意向系统中解读，后者由感知-运动系统处理——这三大系统共同构成了广义语言官能。也就是说，合并使得意义和声音以最优的计算方式连接在一起。合并的出现可能源于现代人类的共同始祖——东非原始人群中的某一个体——的单一基因突变。这一设想与当代脑神经研究契合——生物演化过程中某些微小生物性状的变异可能引发个体大脑神经回路的重组（rewiring），而合并这一微小变异的出现“赋予个体实施复杂思维、计划等内在思维能力”（Chomsky 2007: 22）。另外，在这一模型下，词库的结构和语言变异也能得到生物学方面的解释。在实证研究方面，特定脑区的激活模式、语言障碍的表现、儿童语言习得中的相关现象等一系列研究均表明，合并运算具有坚实的神经基础。
在语言的基因编码方面，作者着重介绍著名的FOXP2基因与语言的关系。该研究的背景是，英国一个名为KE家族的数代人遭受了“发展性言语运动障碍”，表现为患者不能完好发出语音，读出音节和词。研究发现，该语言障碍与FOXP2基因有关。FOXP2的发现似乎打开了了解基因是怎样影响语言个体或整体属性发育、演化的具体“遗传之窗”，但是后续研究发现FOXP2基因所控制的是运动技能的学习而非狭义句法。但无论如何，在分析FOXP2以及由FOXP2调节的基因的研究上取得的经验与成就，为形成一种有效的模式展示怎样通过基因研究揭开人类语言的复杂表型奠定了基础，极大推动了现代（进化）生物语言学的研究。
三
制图理论（Cartographic Approach）作为生成语言学视角下语言研究的新方法，近些年来方兴未艾。所谓“制图”，是在最简方案的基础上，对比许多跨语言的证据来为语法特征（grammatical features）和中心语间的对应关系制作精确而详尽的层系图谱，进而渐次呈现出句法、语义以至语用部门之间的映射（mapping）关系，并对语言的共性与个性、内延语言（I-language）和外延语言（E-language）的关系问题作出探讨。“制图理论”的命名者是Rizzi (1997)，他指出这是语法学上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与任务，而非既定的理论框架。本文作者从制图理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目标，在汉语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未来展望三个方面向我们介绍制图理论。
制图理论（丰富而多层次的句法结构）和最简方案的精神（高度简化的语法运作）看似违背，实则不然。简约的合并（merge）与递归（recursion）机制原本就会衍生复杂的语法结构；普遍语法的核心特征是简单的，界面上形式和概念的连接却是丰富而复杂的，制图理论的研究对象就在界面的运作上，通过揭示句法分布和语义诠释间系统性的对应关系，为语言使用上的各类机制提供清晰明确的骨干，这是制图研究的目标所在。
汉语作为典型的分析语，功能词和状语投射从低到高层次分明，具有“大开大合”的属性，使其成为制图理论理想的研究对象。汉语的很多句法分布都印证了制图理论的假设，比如汉语的模态词形成“知识副词 > 知识助动词 > 义务副词 > 义务助动词 > 能愿助动词”的层级序列，正好对应于句法结构“标句词层-屈折词层-词汇层”的三个层次，形成“三分天下”的句法格局。
制图理论另一个重大的突破在于对区域原则（locality principles）的修订和扩充。Rizzi (1990)提出的“相对性近距原则”（Relativized Minimality）是区域原则的经典版本之一，其针对的对象是论元、非论元和中心语的区域性关系。而Rizzi (2004)将区域性的对象调整为“语法特征”，包括：论元属性（人称、单复数、阴阳性、格位）、量化属性（疑问特征、否定特征、度量特征、焦点等）、修饰语（评注特征、知识特征、否定特征、频繁特征、度量特征、样貌特征）和话题。这种精细划分可以更好地解释一些特征核查中的阻断现象：比如正反问句无法和“好像”共现，是因为“好像”的量化属性阻断了正反词素的核查量化特征的隐性移位，因此违反了新版本的“相对性近距原则”。
制图理论的另一个关注焦点是虚词层的区块分布，包括CP语段中的左缘结构（left periphery），vP语段中轻动词组的边缘地带（vP periphery）。汉语的虚词分布具有“内外有别”的特征：汉语明确区分内外疑问状语（“怎么/为什么”），内外反身状语（“自己”），内外轻动词（“这把刀[CAUSE-切得]我直冒汗”和“我[USE-切]这把刀”）和内外焦点（对比话题和对比焦点）。内状语和内轻动词表达与事性（comitativity），语义诠释上和工具、方式、途径有关，外状语和外轻动词表达致使性（causality），语义诠释上和事件原因有关；内外焦点之别则直接决定焦点名词组的指称性：外焦点表现为有定，内焦点表现为无定。汉语虚词组的内外分布和词汇层（vP语段）、标句词层（CP语段）相对应，再次呈现出句法结构和语义诠释的一致性和对应性。另外，作者指出，制图理论也能在历史语法和文体学上体现出其优势。
制图理论一方面连接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通过对比跨语言的证据体现句法特征和中心语的对应关系，一方面连接内在语言和外在语言，呈现句法、语义和语用之间的映射关系。汉语大开大合的特性使其非常适合作为制图理论的标杆来验证其他词法负担较重的语言。
四
本文以生成语言学框架下的构式理论——尤其是Borer (2005)的“外骨架模型”（Exo-Skeletal Model, XS）——为基础，讨论与论元结构（事件结构）相关的终结性（telicity）问题，包括终结性的性质以及相关的词汇语义与句法的界面问题。另外，本文还介绍了构式取向理论的基本要点。
传统词汇主义认为终结性和事件结构本身都是谓词词汇信息的一部分，事件终结性由谓词类型决定，例如在Vendler (1957)所分的四类谓词中，状态事件和活动事件都是非终结性的，而完成和达成事件则是终结性的。但本文通过一系列英语例句展示出谓词分类与终结性之间不是精确的一对一关系：活动谓词、完成谓词和达成谓词其实都既可以出现在终结性事件中，也可以出现在非终结性事件中。但反过来，谓词的类别却又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和终结性有关联。那么我们要提的问题是：（1）终结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词汇信息还是语法信息？（2）谓词种类影响终结性的机制是什么？（3）语用因素如何介入终结性的解读？
摆出研究问题之后，作者首先对终结性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首先介绍了Rothstein（2008）对终结性语义特征的形式化刻画——一个终结性（原子性）事件，指的是按照某种计量标准的单位，事件的数量为1；接下来介绍了Borer的XS模式及其对终结性的解释。XS模式将事件短语EP和名词短语DP看作是平行的结构，图示如下：
在两类短语结构中，D与E相对，具备指称功能，将所表达的实体（事件）在现实语境中定位。QuanP与AspP对应，功能是提供数量解读。名词短语中Cl的功能是将名词个体化，将谓词描述的性质转化为可切分的实体。Borer认为，事件之所以有终结性解读，是因为事件结构中带有“数量特征”的Asp核心词获得投射，当该特征获得赋值，则得到终结性解读。在名词结构中，“数量特征”可以通过词库中的数量词来赋值，但是在事件结构中，不一定所有语言都有专门的功能词来赋值。Borer指出不同的赋值方式会带来跨语言的差异。在英语中，EP中的数量特征主要通过“标志语”位置（specifier）与核心词位置（head）的一致性关系来赋值，即需要一个带有数量特征的宾语论元。而在斯拉夫语言中，有专门的词缀粘附在动词上，可以直接给Quan核心词赋值。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我们都能得到这样的结论：终结性本质上是一个句法现象。
同时本文也指出了XS模式的两大问题：（1）EP结构缺少与DP结构中Cl相对应的功能核心；（2）XS模式没有具体讨论动词（词汇语义）分类与终结性的关系。
对此，本文首先在EP结构中增加了与DP结构中的Cl相对应的功能核心Division(Div)，功能也是将谓词表达的属性转换为可供切分的实体。Div核心词具有不可解的[uDiv]特征，需要被赋值。给[uDiv]赋值的可解[iDiv]特征具备动态值和静态值两个选项，分别对应DP结构中的可切割和不可切割值：动态值表明该事件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原子性（终结性）事件，静态值表明该事件不具备进一步获得原子性的潜质。Quan核心词获得的[Quan]赋值最主要的功能是获得一个原子性的事件。
基于以上理论修正，本文随后解释了终结性、动词分类与语境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事件的终结性本身是合并、赋值驱动的句法推导的结果，而终结性之所以与动词语义甚至语境信息有关系，内在原因是最简方案中的界面合法条件（interface legibility conditions）：句法运算产生的语义必须与人类现实世界的知识相互兼容。据此，本文提出词汇语义、语境影响终结性的内在机制是：
a. 在句法运算的层面，所有谓词都可以通过合并进入获得动态[iDiv]值的EP结构。
b. 当数量核心词Quan的不可解数量特征[uQuan]获得赋值推导出终结性解读，谓词语义必须与此解读兼容；当谓词语义不足以兼容终结性解读，需获得语境信息的支持。
具体到动词分类来说，完成和达成动词的语义都带有潜在终结点。一旦所在EP中的[uQuan]特征获得赋值，句法推导得到的终结性就可以获得动词语义的支持。相反如果Quan核心词在EP结构中没有得到投射，则句法推导阻止了终结性语义的出现。活动动词的语义中不包含潜在终结点，即使有数量名词论元在句法上为Quan赋值，也很难表达终结性，此时就需要求助于语境信息，从而解释了为何在特定语境下活动动词也可表达终结性。状态谓语所提供的[iDiv]值为静态值，所在DivP无法与Quan核心词合并，因而一般情况下只出现在非终结性句子中。
文章的最后，作者强调生成语言学宏观的语言架构中存在句法运算与普遍认知体系的接口，研究词汇语义与语用信息如何满足界面条件的要求符合生成语言学最新的理论取向。但这类界面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应的理论建构尚不完善，我们期待更多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出开创性的成果。
五
当代语言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句法操作的最小对象是什么？或者说造句的最小单位是什么？这一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词和语素。长久以来，对词的定义一直很难令人满意。语素的概念则在19世纪由波兰学者最早提出，随后受到美国结构描写主义学派特别是Bloomfield的重视而得到广泛采用和推广。从结构主义到当代句法构词理论，学者对于词和语素的定义和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本文首先梳理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对于词和语素的定义，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随后依托分布式形态学理论（Distributed Morphology，简称DM），为词和语素下了一个更为清晰精准的定义。
结构主义语言学者将语素定义为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依托于语素的概念，Bloomfield（1933）将词定义为最小的自由语素。但是上述对语素和词的定义有明显缺陷。第一，很多语素并没有确定的意义，如cran-berry, rasp-berry, logan-berry，其中斜体部分自身并无意义，只起着区分概念的作用。第二，语素的语音内容也有不确定性：有些语素有意义但无语音，即零语素，如英语中，“cook, guide, study”等词的名词与动词形式一样，但意义并不一致，证明了零语素的存在；有些语素有语音而无意义，即空语素，如dram-at-ic, metr-ic-al, syntact-ic-al三词中的斜体部分；存在音和义不对称的现象，有时一个语音可表示多种意义，如-ing可表示进行体或动名词，有时一个意义也可以有多个语音实现，如表示“人”可由-er，-ee，-ent等后缀实现；另外，异干互补（如go~went, good~better）的现象，使得以语音为基础鉴别语素变得不可行。第三，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语素中的词根没有语法特性，只有在具体的语法环境下才能体现出具体的语法特性。由此可见，语素在意义和语音上均具有不确定性，且词根不具有语法特性。结构主义学者对于语素的定义没有正确地抓住其本质。
此外，结构主义学者对词的定义也存在问题。第一，词也可以是语素，只要自由即可，这种重复冗余的定义方式不符合科学定义的要求。且经验上，自由与粘着的对立无法把语素和词无歧义地区分开来。第二，词也并非是最小的自由语素，至少复合词中就可能包含更多自由语素。综上，结构主义语言学者对于词和语素的定义并不合理。
当代句法构词理论（如DM）认为句内和词内层级结构均由句法规则生成（单引擎论）。在DM中，语素“仅指句法或形态的终端节点及其内容，不指该终端的音系表达” （Harley and Noyer, 1999: 4）。换言之，DM仅从句法属性定义语素，不考虑其语音和音系特点，把能否担任句法终端视为鉴定语素的唯一标准。在DM中，语素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词根，文献中一般用√标记，如“√猫，√踢，√美”等，它们被认为是完全没有语法特性的，功能是区分概念，建立身份；第二种是功能语素，是语法特征（如[时态]或[数]）的丛集，无语音内容，成员封闭。
当代句法构词理论认为语素是句法操作的起点，是句法计算可见的最小单位，而词是句法推导的结果，并非起点。词是语言中最小的集句法、语义和语音特征为一体的语言单位。在内部组合及诠释的机制上，词与短语是相同的。词和短语的区别则在于词具有不可分离性，词是句法推导的最原由网小成品，按照语段理论可以表述为，词是最小的语段。
新的定义在概念上消除了冗余，使得语法体系只剩下一组语素和一组句法规则，在经验上也更加合理，为句法规则同时负责词内和句内结构的单引擎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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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胡旭辉、黄天仕、郝琦、王思雨、刘雨晨、郑芳华
统稿：郝琦
编辑：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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