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为人子的下一句

旧作归档之家庭逸事

中秋节母亲向我要“新礼”

中秋节前的一个中午,在镇上读初三的侄女来到我家,笑眯眯地对我说:“五叔,奶奶让我告诉你,中秋节回家什么礼物都可以不带,只是千万别忘了带3斤油菜种子,叫什么‘华杂三号’的。”我听了,不禁有点愕然。

母亲已年过花甲,一生未进过学堂门。以前种庄稼总是传统的老一套,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就说更换作物品种吧,她总是全村最后一个,非等新品种在当地全部应用后不可。结果,往往因新品种应用好几年种质已退化,或又出现了更优质的换代品种而赶不上别人,老是吃亏。今年,她老人家怎么走在别人前面,要买本地尚未大面积应用的“华杂三号”呢?再说,家里也不需这多啊?

中秋节前一天,我带上刚从乡种子站买的3斤“华杂三号”种子兴冲冲地回到老家。母亲乐滋滋地接过我的“礼物”说,明年的油菜一定能增产增收好几倍。

母亲接着告诉我,现在种田可不能依老黄历了。以前,庄稼人是忙半年,闲半年,割了晚稻,一年的活路就到头了。而今,广播、电视、政府的干部天天讲要消灭冬闲田,讲油菜移栽下田的好处,据说一亩田一季油菜籽可收入四五百元钱呢,这样的便宜哪能不拣呢?家中的三亩稻田以往每年冬季都闲着,今年我也要叫它变成“冬钱田”了。

母亲又说,目前,油菜苗床已施了十几担土杂肥,苗床已整得畦平沟直,土细如粉,只等中秋节一过,就可下种了。听说移栽的品种算“华杂三号”最好,我就让秋香给你带了个信。

看着母亲饱经沧桑的脸上漾起的道道笑意,我兴奋不已,感慨不已。(原载1997年《江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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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为人子

“双抢”期间,承蒙领导恩典,破例给予我两天支农假。

翌日清早蹬车十余公里,赶回家中。家里大门紧锁。问过邻居,才知父母都下田割谷去了。自己忙借了镰刀赶去助战。

年迈的双亲正弓着身子挥汗如雨地收割那金灿灿的稻谷。父亲在烈日的炙烤下,哼一声割一把,显得极其痛苦。我们耐住性子,一直干www.58yuanyou.com到午后一点多才割完这块田。

回家的路上,父亲的哼声越发粗重了,脚步踉踉跄跄的,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我鼻子一酸,赶紧上去扶着他,一步一步慢慢地捱回家去。

父亲身材高大,须//www.58yuanyou.com仰视才能瞥见那张黝黑而瘦削的脸庞,额上满是记录着他沧桑人生的沟沟壑壑;手脚暴露处,青筋虬结,眼睑很有些浮肿。其实,他才六十出头原由网,农村一些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汉挑但推磨仍不让那虎虎生气的后生去。父亲怎么了?再也无法重振当年挑着两百多斤的重担一气走上十里八里的雄风了,甚至平日里到村头水井去挑一两担水都力不从心了。

父母都是老师巴交的农民。在那一日三餐全靠清水米汤充饥的年代,硬是拼着性命为我辈兄弟姊妹八个撑起一方晴空。就拿我这个老幺来说吧,十年寒窗,别说大“砖”中“砖”(专),就连“碎瓦”都未捞到一片。工作之后,微薄的薪水仅够一己之躯裹腹蔽体,无力旁顾“赡养”二字。父母要生存,还得劳驾自己病残之躯,终日刨食于贫瘠的黄土地。以前在村小教书,尚可抽空回家帮上一阵;而今却因机关工作之需,一连几周都不能回去探望一下。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不但无能力带点钱或物略表孝心,反因自己憔悴的身形引得母亲好一番心疼、焦虑。之后,又想方设法去借几个鸡蛋什么的,给我滋补一番。每当此时,我只有如清人蒋仕铨诗所云:“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极言自己在外生活得如何如何的轻松、惬意,丝毫不需老人家挂心等等。

唉,什么时候才能让父母享上一回清福呢?

(原载1994年《武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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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做“贼”

我永远也忘不了20多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秋夜:父亲一身泥水一身汗,手掌、膝盖皮破血流,踉踉跄跄,气喘吁吁地跑回家中,将手里挎着的大半篓子红薯往地下一放,便坐在凳子上一动也不想动了。这是父亲当年为了一家11口人的肚皮而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作贼”时的情景。

那时,我们一家祖孙三代11口人,劳力只有父母及大哥大姐4个。我当时才7岁,其余的哥哥姐姐也未成年。那年月,别说穿和住,4个劳力没日没夜拼命干,挣的工分也填不饱肚皮,年年超支吃救济粮。我们平时一日三餐不是面糊、稀粥就是黑兮兮的荞麦面窝头或红薯窝头。由于长年没油水,肚量都相当大,焖红薯每人一餐可吃两大碗。由于经常吃了上顿愁下顿,一家人开心的时刻就很少了。

那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秋风秋雨交加。邻居启树叔一吃过晚饭,便戴者斗笠来到我家,找到父亲原由网说:地里红薯快挖光了,趁早去偷一点回来,让一家老小吃几顿饱饭吧!父亲一生胆小,但看到全家特别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人瘦巴巴的样子,便横下一条心,壮着胆子,披起蓑衣,戴上斗笠,挎个藤篓就和他一块儿出去了。

据父亲讲,他们两人在生产队的薯地里挖了半篓红薯往家走时,半路上被人发现。幸亏夜黑又有风雨,别人没看清面目。他们两人紧跑慢赶,弯了好大一圈才绕到家。路上跌了两跤,手脚在石块上蹭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父亲回家时那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30多年来一直刻在我脑海中。

今天,别说是红薯,就是明知地里有金元宝,父亲也不会在那样的夜晚去捡拾了。全家一年黄澄澄、金灿灿的稻谷要收好几万斤,年收入几万元。家里隔三差五喝一回汤,吃一次腥,日子越来越红火了。(原载2000年《江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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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包“大公鸡”

“大公鸡”香烟,曾是农民常抽不衰的“名烟”。30多年前,一个劳动日的工分,也就值一包“大公鸡”吧。

1977年,我才八岁,三哥大我七岁,已是半大小伙子。当时,他在生产队放牛。由于他们一块放牛的伙伴有十好几人,大家没事时便有人将从父亲那儿偷来的香烟发给大伙儿抽着玩。三哥抽了几次别人的烟,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便想回敬别人一次。

那天下午临出门时,三哥趁没人在家,将父亲的一包“大公鸡”揣在口袋里放牛去了。

晚上收工回来,父亲照例到抽屉中拿烟。当父亲发现一包烟不见了原由网时,当即大发雷霆,把我们弟兄几个都喊了去,让跪在地上说是谁拿了。三哥慑于父亲的威严,抖抖索索地掏出了那半包烟。

父亲见他胆敢偷烟抽,操起竹笤往三哥头上、背上、屁股上乱打,我们虽然心里不忍,却也不敢制止父亲。好在祖母一会儿从灶房出来,喝住了父亲。三哥身上早已血迹斑斑。

虽然偷烟抽毕竟不是好事,但这事要是发生在现在,父亲定然不会生那大的气。当然,而今三哥也不会去偷父亲的低档烟了。改革开放后,三哥承包了村里米面加工厂,种庄稼,养鸡猪,年收入不下三万元,现在,他抽的都是十元左右一包的中档烟,如精品白沙、红金龙等。而父亲也早已放弃了“大公鸡”,抽上了几元钱一包的红金龙、红双喜等等。但对于那包“大公鸡”,我们都一直难以忘怀。(原载2000年《江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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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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