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在《收获》杂志上发表；2016年，他的最新长篇《极花》在《人民文学》上刊登。其间，他还出版了《高兴》、《古炉》、《带灯》和《老生》。这六部长篇小说几乎部部都赢得广泛赞誉与好评，强烈地彰显了贾平凹近十余年来旺盛的创作激情与艺术才华。
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作为文坛常青树，他这近十余年来的创作与以往的文学作品有无区别？他对故乡商州与当代中国的思考有无新的见解？他的艺术手法与表现技巧有无新的变化？
仔细研读贾平凹的大量作品并认真揣摩，我们还真的发现：他这十余年来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别样的风情。
一
1972年，年仅二十岁的贾平凹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离开了那生他养他的山村商州而到了省城西安。从此，他在这个西北重镇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
如果将1978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满月儿》，作为贾平凹文学创作的正式起点，那么，他的文学创作道路也已有了近四十年的历程。
回顾他这近四十年的文学历程，我们觉得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并表现出迥然有异的文学特质。
第一个是“商州文学”阶段。
这个阶段在时间上是从1978年到1989年。“我第一次进城来定居，是上大学的时候，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就来了，一站在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我怀着对幸福的渴望走进了城市，毫不留情地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农村。”尽管他是“毫不留情”地怀着对幸福的渴望离开了家乡，踏进了那座千年古都，然而，他对故乡商州的感情却是赤诚的，纯净的。
“丹江边上便有这么一山，并不高峻，山峁纵横，正呈现出一‘商’字”。他又说：“商州确有其地，打开中国地图，画一个十字线，交叉的方位稍往南，那便是了。”这个“商”字，这个中国地图十字线的交叉点，便是贾平凹的故乡陕南丹凤县棣花村。虽然他出生时便饱受饥饿之苦，少年时体弱多病，却还要满山遍野拾柴、务农，中学时更因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横遭厄运，不过，当他上大学到了西安，并在大学毕业后留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之后，他的心情是明朗的，愉快的。他时时关注着家乡，并为家乡而骄傲。
这时期，他心目中的商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它偏远，却并不荒凉；它贫瘠，但异常美丽。他高兴地认为：“别以为这块土地上，有着污水、腐叶、牛粪；我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却正使土地肥沃起来了。别以为我的身边挤满了荆棘、藤蔓；我说，这些恶劣的玩意，却正使我努力地长直躯干了。”面对故乡的贫穷、落后与肮脏，他并不为耻，而是“十分感谢我身下的这块土地了。黑色的土具有五颜六色，它给了我一点淡淡的绿；我梦想着那花果的红艳，我得加紧着崛进我的根。”
很显然，贾平凹这时的爱憎就是故乡农民的爱憎，他的情感就是故乡农民的情感。直白地说，他这时仍只是一个进了城的农民。
他说道：“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www.58yuanyou.com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这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古老农村难得的一段欣欣向荣的时期。贾平凹卯足了力气，竭力歌颂着故乡农村的崭新变化。他感到自己“土生土长在那里，那里的一丛柏树下还有我的祖坟，还有双亲高堂，还有众亲广戚，我虽然涂抹了不少文章，但真正要写出这个地方，似乎中国的三千方块字拼成的形容词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地方是多么好啊！”
我们发现，他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如《山地笔记》、《腊月﹒正月》、《小月前本》、《商州》、《天狗》等作品，人物纯朴、善良，格调清新、明丽，切合着当时家乡农村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并屡屡获得文学大奖。为此，他也有些得意，表示要“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
不过，这种乐观、昂扬的情绪在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浮躁》中被打破了。他敏锐地发现，在以权力、家族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未彻底清算之前，农民的解放与农村的发展仍然会阻力重重，乃至还会倒退与反复。
这似乎是一种预言。它预示着贾平凹的创作道路将会迎来一次重大的转折。
第二个是“废都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1989年到2003年。之所以取名“废都阶段”，一方面因为《废都》是这时期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另一方面他这时期的心情也恰如废都那样凄煌、郁闷和彷徨。
在《废都》之前，贾平凹还创作了一些亦真亦幻的新奇之作：《龙卷风》、《 瘪家沟》、《太白山记》、《白朗》和《烟》等，取材大都是一些荒诞不经的民间传奇，庄谐杂陈，晦暗不明。这似乎喻示了此时贾平凹灰暗、矛盾的心情。
这种痛苦、矛盾的心情在1992年创作的《废都》中集中地表现了出来。他这样自述创作时的心境：“这些年来，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了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草药，这些草药足以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回住在娘家；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另外，还有贾平凹羞于启齿的好不容易组合起来的家庭的破裂，他几乎净身出户，在西安没有一寸属于他的土地，后来才在朋友的帮助下住到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一间普通公寓里。
《废都》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使贾平凹遭受到令他恐惧的迫害。1994年1月20日，北京新闻出版局下发了《关于收缴<废都>一书的通知》。对于从小就对政治胆颤心惊的贾平凹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甚至有谣言说，作家协会要开除他的会籍，公安局要拘原由网留他。有一阵子，他只得化名躲进了医院。
面对商州，这时他已提不起创作的兴趣了。“商州曾经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法门，坐在门口唠唠叨叨讲述的这样那样的故事”，而在现在想来，“遗憾的是总难免于它的沉重、滞涩和飞得不高，我归结于是我的凤命或修炼不够，也正因此，我暂停了商州故事的叙说，喘息着，去换另一个角度说别样的故事。”商州确是耗去了他的青春和健康的身体，商州也成全了他作为一个当代重要作家的存在。而如今当他决意暂时离开商州，喘息着去讲述别样故事的时候，他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继《废都》以后，他于1995年出版《白夜》，1996年出版《土门》，1998年出版《高老庄》，2000年出版《怀念狼》，这些长篇小说大都已将目光转移到城市，或者说已不仅仅局限于乡村，而创作风格几乎都带有凝重的色调和灰暗的阴影。无论是《白夜》中那位从农村来到城市参加建筑工程的青年夜郎，还是《土门》中那个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仁厚村，抑或《高老庄》中语言学家高子路携年轻漂亮的画家妻子西夏返回故里高老庄探亲的故事，都着力揭示着社会大转型时期人物的迷惘、惶恐、不安与焦虑。他在《高老庄后记》中这样说道：“依旧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依旧是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为什么如此落笔，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丧失了往昔的秀丽和清晰，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粘粘乎乎……”
这一阶段贾平凹的创作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凄煌感，充满着涩涩的苦味。
2001年，他以自身在医院治疗的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病相报告》，貌似纪实，实则剖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相。似乎也可以用这个书名喻示作者此时的创作状况。
第三阶段，也就是这近十余年来的文学道路，我们称之为“老生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从2003年直至当下。缘何如此命名？这不仅仅在于这时他有《老生》这部同名的长篇小说，也不仅仅在于这一阶段贾平凹已过六十大寿可称为老年，更主要在于他这时期的创作热情老当益壮，不时推出大篇幅的长篇小说，同时创作风格也更为遒劲有力、激越cketZUuEf苍茫。
2003年，是贾平凹人生道路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之年。这年，他作为文化艺术界的代表，当选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对于官位，贾平凹并不是特别在意，当时，作为十年来一直似乎被有些人目为诲淫诲盗的他来说，确有不同凡响的平反昭雪的意味。当年批判《废都》的论著就有十余种之多，甚至还有他本省的老作家打算写信给中央检举他是反党分子。他的憋屈与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他自述：“在小时候一个身体不好，一个个子长得不高，再一个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形成这种东西，一直影响了我一生，都是那胆怯心理。”更何况当时是官方的明令查禁以及民间的滔滔恶评。而现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以及后来纷至沓来的头衔与名目，表现的并不限于他个人在政治上的翻身，也表现了全国文艺政策的宽松与政治的清明。他可以抛开包袱，大胆地直面他所感知的文学世界了。
而此时的故乡商州，则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从1972年离开家乡起，他已整整在西安生活了三十余年。他常说，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的故乡对于他已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尽管他每年还是数次回商州，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然而在村口玩耍的孩童已全然不知道他就是贾家老四的儿子，每每使他怅然若失。不过，他与商州还是有着如脐带般割舍不掉的联系。他说：“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了，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蔑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而时时纠缠着他的还有记忆。他写道：“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贪恋位子，不吃凉粉便腾板凳；一定不要太去抛头露面，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一定不要偏执；一定不要嫉妒别人。这些都可以做到，尽量去做到，但控制不住的却是记忆啊，而且记忆越忆越远，越远越是清晰。”这使他魂牵梦绕、日思夜想的记忆就是商州，cketZUuEf就是他在那里生活了十九年的土地。
一方面政治上的翻身使他能在文学上尽情挥洒，另一方面故乡的记忆与命运又不时触动着他去思考，去探寻。
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故乡商州的叙述与描写，必然会成为贾平凹在“老生阶段”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
二
对于商州，如果说他以前的观察视角是平面的话，那么，这一阶段便是俯视的了。
这一俯视视角的形成，一方面在于他已经长期离开农村在城市生活，往往会不知不觉地以城市视角来观察农村，另一方面更主要在于他的地位的变化。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这样谈论着他此时的生活：“从元月起我一直在开会，过了春节，还要开会，可能四月前都在会上忙着。我是市人大代表，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各级的会议不能不参加。但当官的开会是他们的工作，而我开完会后自己的业务还没有干呀！”“开会”与“业务”似乎构成了贾平凹这一阶段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然而，这种似乎是不务正业的开会、应酬、视察、参观、陪同、提案、汇报等等，却使他获取了理解农民、剖析农村的全新角度。
他这样叙述着对故乡态度的改变：“我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从农村到西安的，几十年里，每当看到那些粗苯的农具，那些怪脾气的牲口，那些呛人的炕灶烟味，甚至见到巷道里的瓦砾、柴草，和撒落的牛粪狗屎，就产生出一种兴奋来，也以此来认同我的故乡，希望着农村永远就是这样子。”然而，但他有意识地在江浙农村考察了几个月以后，当他详细地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以后，他恍然地明白：“我所认同的这种状态代表了落后和贫穷，只能改变它，甚至消亡它，才是中国农村走向富强的出路啊。”为此，他不满意起以往在“商州文学阶段”对故乡、对农村的描写。他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写过一批农村改革的小说，当时有获奖的，在我所有的作品里，没有争论的作品就是《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那一批，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但是过了十多年，你虽能看出那里边的真诚和热情，却也感到比较单一。”他还说：“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一片蓬勃向上的气象，我有深切体会，我主动地积极地欢呼和歌颂，写了《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小月前本》。现在到农村去，并不写那样的作品了，我可能思考的是另外的东西。”他感到以前的作品比较“单一”，而现在思考的则是“另外的东西”，这主要是源于他对故乡商州观察视角的转变。
现在，他从城市化的角度思考起商州的命运。“在好长时间里，我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像一张大嘴，吞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而乡下，像我的老家棣花，却越来越小……城与乡在拉近了，它吞吸去了棣花的好多东西，又呼吐了好多东西给棣花。”他发现，城镇化吸去了农村的财富和人才，但反哺的仅仅是在交通较为方便的农村。而商州，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也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还有各种税费都在迅速上涨。他觉得，农村在兴旺了一段以后，又面临了严重的问题。“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很显然，这时的贾平凹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能在国家全局的发展格局中来思考、来反省农村的政策问题。这不像一个农民的感受，而像个政治家了。
于2003年春天开始动笔的长篇小说《秦腔》是商州棣花街一曲行将消失的挽歌。面对呼啸而至的商品经济大潮，古老的清风街吹起的不是小小的涟漪，而是那种地动山摇、翻天覆地的震撼。土地抛荒、农贸市场、饭店酒楼、卡拉OK、小姐、农民闹事这一系列彻底改变古老农村面貌的事件，作者通过小说人物贾天义的嘴透出忧虑：后辈人都不爱土地了，都离开清风街了，而他们又不是国家干部，农不农，工不工，城不城，一生就没根没底地像池塘里的浮萍吗？身强力壮的农民都离开土地了，在外面做着建筑工人，拾着垃圾；而那些偶尔回乡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轻姑娘，任你怎么问她都不愿意说出自己在城里到底干的什么职业，这些，就是农村年轻人的出路吗？作者感到迷惘和辛酸。在《秦腔》中，那位酷爱秦腔古老艺术的美丽姑娘白雪，嫁给了在省城工作的才华横溢的夏风，然而，他们的结合却只是生下了一个残疾的怪胎。这似乎是对农村城镇化的一个暗喻。而那位做了几十年清风街村委主任的夏天义，习惯性地以土地为核心，最后在孤独的七里沟淤地中被滑坡掩埋。这仍然是古老商州命运的喻示。贾平凹一方面关注着故乡老家的命运，另一方面又在西安观察着那些在菜场、在建筑工地中“农民工”的境况，并以此两点作为思考的中心。显然，作者在创作时采取了俯视的角度，《秦腔》的描写就比他以往商州系列小说要开阔许多，也深刻许多。因此，也难怪出版后获得了众多好评，并被评为茅盾文学奖。
201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不过，它的切入点又显然与以往的创作不同。在《浮躁》中，作者把宗族冲突放到了农村矛盾的重要位置；在《高老庄》中，将文化僵死、人种退化作为农村衰败的主要因素，这些都与当时贾平凹对农村问题思考的着眼点有关。而现在，当他处于一个比较俯视的位置，就敏锐地发现商州的衰败、落后乃至具体的械斗都与“政治”有关。小说描写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底层乡村的故事，而是反映的是一个辖管着几十个村寨的一个叫樱镇的政府机关。主人公是一个叫带灯的镇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上上下下、纵横交错的矛盾都在这里汇聚，构成了一个观察农村矛盾与冲突的极佳窗口。镇党委书记原是县长的秘书，长年借托老婆有病每天下午就回县城，天天晚上都在请客吃饭，为自己升迁谋门路，根本没有心思放在农村工作上。而对村寨干部的任命，更是随心所欲。他明目张胆地对镇长说：“选干部就是把和咱们一心的人提上来，把和咱们不一心的人撸下去，再具体地说吧，要能听招呼……”至于那场为了争夺采沙权而引起的大规模械斗，则直接与镇领导有关。先是元家找镇长说情，送去烟、酒、土蜂蜜等贿赂获得了河滩的采沙权，而后薛家又找到县委书记，由县河道会宋主任给镇党委书记打电话也取得了淘沙许可。于是一场死伤多人、给农民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械斗由此产生。贾平凹自述：“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作者的沉痛显然在于，农民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宗族和文化，其实更主要的还在于中国特有的农村官僚体系。这一层面的揭示，无疑是提纲挈领的，也是触目惊心的。
刚刚于2016年出版的《极花》，与2007年发表的《高兴》在内容上有连贯性，可作为姊妹篇来读。《高兴》写的是农民走出土地后的城市生活。主人公刘高兴的原型是一位与贾平凹同龄同村的农民，在乡村凋敝之后来到城市捡起垃圾。贾平凹感慨着：如果自己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自己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也肯定来捡垃圾，那是何等的境遇啊！他目睹这些同村人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痛心着哀叹着。他通过小说一再作着这样的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益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为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别？”正是由于作者来自农村又跳出了农村，因而他对这群城市农民工命运的思考更显苦涩、苍凉，令人忧伤。没有廉价的同情，有的是深深的迷惘和苦苦的思索。
《极花》描写的是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素材是在作者创作《高兴》时亲身经历过的。一个在西安捡破烂的同乡的女儿在一家饭馆里端盘子，有人说能帮她寻一个更能挣钱的工作，结果上当受骗，被拐卖到了山西。作者还曾亲自联系派出所解救。在小说创作时，作者并没有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比如农村男女比例的失调，农村的贫困，乃至拐卖者的恣意妄为，而是将他的思考上升到城镇化过程中农村日益窘迫的处境。他说：“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到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在“肥大”了的城市面前，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基本解决温饱，然而却无经济实力娶妻生子了。而那个叫胡蝶的被拐卖女子，尽管一度被解救了出来，但是她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也强烈思念着仍在村子里的孩子，最后又主动回到了那个被拐卖的地方。这其实是当下穷困乡村女孩的宿命。她们其实也没有更好的出路。
农村已死了。农村已变得面目全非。然而，正因为贾平凹的经历与身份使他站在了一个难得的高度，使他能够相当全面与准确地判断、把握当下农村的新情况、新矛盾，并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许多同时代作家难以企及的深度。
同样的商州，不一样的表现。贾平凹这近十余年农村题材的创作，堪称他创作历程中最为瑰丽的篇章。
三
如果说立体的俯视角度，可以避免因近距离的、平面的观察而带来的诸如情感因素、视角局限等方面的缺陷，那么，大跨度、远距离的历史考察，也可能更加可信地解释许多历史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以及因果渊源。前者说的是空间，后者指的是时cketZUuEf间。
当贾平凹时时关注着家乡的变化，跟踪着老乡们外出、进城的足迹，常常创作当下农村状况的作品时，同时，他还往往被一些自己早年经历过的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所缠绕。这既是一个有良知的优秀作家的职责所在，又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年作家挥之不去的早年记忆。值得重视的是，贾平凹在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并不是简单的对已经成了历史的重大事件进行审视与描写，而是常常将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放在一个相对纵深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寻根溯源。
自1952年出生到1972年离开家乡的这十九年，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一段时期。土改、大跃进、四清、文革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不仅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命运，而且也在早年的贾平凹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痕。尤其是文革中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那段经历，更是让他刻骨铭心。有时他回到故乡，站在村口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在这里曾经是多么惨烈的一场武斗啊，现在，没有了血迹，没有了尸体，没有了一地的大字报的纸屑和棍棒砖头，然而，往事真的能如风那样悠然远去吗？
他说道：“我在五十多岁后动不动就眼前浮出少年的经历，记忆汪汪如水，别的人难道不往事涌上心头？”他的少年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时中国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他人生记忆中最清晰、最容易涌上心头的映像片断。有一段时间，他觉得对于“文革”可能当下还比较敏感，难以把握，甚至还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过去就让它过去，常常采取回避的态度。“我是每年十几次地回过我的故乡，在我家的老宅子墙头依稀还有着当年的标语残迹，我有意不去看它。那座废弃了的小学校里，我参加过一次批斗会，还作过记录员，路过了偏不进去。甚至有一年经过一个村子，有人指着三间歪歪斜斜的破房子，说那是当年吊打我父亲的那个造反派的家，我说：他还在吗？回答是：早死了，全家都死了。我说：哦，都死了。就匆匆离去。”不过回避只是理性的暂时压制，而记忆则是永远管不住的闸门。
这少年记忆最集中的喷发，便是这一阶段篇幅最长的六十七万字的重磅长篇小说《古炉》。
《古炉》反映的是一个发生在内地乡村的文革故事。那个名叫古炉的村庄，是一个几百年来主要烧制瓷器的古村落。作者取名古炉，显然是喻指同样被英文翻译成瓷器的中国。然而，与绝大多数表现文革题材的作品不同，作者的描写并不仅仅局限于文革这一凶残事件的本身，而是将他的触角前移，深入探究文革为何会在这个偏僻小山村爆发出来的原因。他试图通过揭示这个小山村文革风暴兴起的症候，从而来进一步思考文革为何在中国大地如瘟疫般传播的病根。这显然比一般的文革题材作品高出一筹。
在贾平凹看来，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经开始，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一个“果”，而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就可以称之为命运。他觉得，这就如同土地，它可以长出各种草木，而草木生出红白蓝紫黑青的花，其实这些颜色原本都在土里。就像古炉村，山水清明，树木繁多，野兽活跃，六畜兴旺，然而却是长期的极度的贫穷。他觉得：“贫穷使人容易凶残，不平等容易使人仇恨。”这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根源，同时也是这场文革得以爆发的真正动因。
建国后长期担任古炉村支书的大柜，就是靠运动在村里作威作福。小说中六升的媳妇这样说：“土改时大柜也是整天跑得不落屋，斗地主哩，分田地哩，不是当了支书！”在手握权力以后，地主守灯他妈来求情，支书“把她睡了还继续批斗守灯他大”，他的信条是：“睡是睡，批是批，那是两码事。”而为了给自己儿子准备结婚用房，支书假意将村子里的公房向外出售，然后自己设计将它买了下来。村干部的吃里扒外，鱼肉百姓，自然激起了弱势群体的强烈反弹。作为后来古炉村造反派头头的霸槽，他上无老下无小光棍一条，野心勃勃却一无所有，面对支书的霸道行径，他不禁大声地为自己抱起屈来：“我是牲口行吧，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瞎，活得比狗贱，我就是牲口！”他在村里呆着不自在，想到外面散散心，然而却更是来气：
……在古炉村活得窝囊，赌着气跑出去了，出去见的世面越多，这心里却越是像猫抓一样的乱。说他先去的县城，见了他的那些同学，同学现在都是吃公家饭的人，戴的手表，穿的皮鞋，骑着自行车上班哩，下了班小两口还到城河沿上散步哩。说他后来还去了省城，见到了守灯他姐和他姐夫，他们的日子更好呀，坐的是有弹簧的椅，读的是砖头厚的书，吃饭上桌子，一天洗一回澡。这到底是咋回事么，在学校的时候他的学习不比他们差，守灯他姐和他好过，他还嫌她家成分高……
正是出于这种对于不平等、不公正的愤怒与仇恨，当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到偏僻的古炉村时，霸槽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卷入到那场抢班夺权、批斗游街、打砸抢的漩涡之中。贾平凹感到，这个古炉村小乡村的“文革”，或许无法反映全部的“文革”，但是他可以自信：“我观察到了‘文革’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里发生的，如果‘文革’之火不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点起，那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却怎样使火一点就燃？”
这是一部寻根溯源、全方位展示文革起因及其疯狂性的大书。它不停留于“文革”的表象，也不流于俗套的程式，而是活生生地呈现出了“文革”中人的隐秘内心与真实动机。因为纵深，才知来由；唯其内在，表象才一目了然。
在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老生》中，贾平凹更是将这种大跨度、远距离的历史考察方法运用到近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详细剖析陕南某地山村的前世今生。这是贾平凹迄今为止的所有创作中，时间跨度最大的一部。
对于创作数量惊人、字数已超千万的贾平凹来说，他在六十二周岁写作《老生》时，其实有着特别的期待。“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这是一种急欲一吐为快的紧迫感，也是一种义无反顾、无所畏惧的使命感。因而，在我们看来，《老生》成了在贾平凹众多创作中最具讽喻性与批判性的力作。
贾平凹自述，他的《老生》是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并以此告别革命。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陕西南部的山村，也应该就是他的家乡商州，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写到今天，战争、土改、文革和改革开放，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他沉痛地发现，人的秉性是过上了好光景就容易忘却以前的穷日子，发了财便不再提当年的偷鸡摸狗。他的职责就是要将那些已经被人们忘淡的混乱与凄苦、残酷与血腥、丑恶与荒唐重新揭露出来，以此唤起人们的警觉。
小说中那位手握大权、晚年享受荣华富贵、人称西北王的匡三司令，在后来者的心目中是个神话般的英雄人物，然而，在真实的早期革命生活中却是那样的龌蹉罪过：自不说他十三岁死了父亲，为了省事将爹用席卷了埋在倒流河边，秋末发大水，坟被冲得一干二净，被村里人讥为不孝子的典型；即使在参加游击队后，有一次他用杀猪刀捅死了两个保安，但是他却狡猾地割下了保安的四个耳朵，战斗结束后硬说自己杀了四个敌人，以此邀功。土改时，老城村最穷的是马生，是村里的孤儿，但是运动一来，他就由小鸡成了大鹏，不仅睡了地主婆玉镯，而且在分地时随心所欲，中饱私囊。他的口头禅是：肉在咱案子上还不是由咱切呀剁呀？！在随意地将富农李长夏改定为地主后，他分得了一个箱子，一个罗汉床，临走后，他看见墙上有个镜子，也就摘下来揣在怀里顺走了。至于那桩曾经轰动全国的秦岭假老虎案，作者也在小说中巧妙地揭出真相。当归村的戏生，他的爷爷是个烈士，曾与匡司令一起在解放前打过游击，匡三司令的内弟当了省林业厅长，读到史书上秦岭里有关老虎的记载。于是，各级领导层层授意，让戏生假拍老虎照片，以此由镇政府名义向县上要奖金，县上向省林业厅申报设立秦岭老虎保护区。如此，“当归村就划在保护区内，那就不是有吃有喝的事，而是怎么吃怎么喝了！”一曲闹剧就此产生了。
匡三司令是高寿的，他的晚年荣华富贵，不过，比他更长久的还是那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老生唱师。历史终究是由人民写的。《老生》开头的第一句话是：“秦岭里有一条倒流着的河。”这几乎象征着这百年来陕南这一偏僻小山村的曲折历史。然而，在那部远古就留存下来的《山海经》里，山川河流的走向，自有其恒定不变的规律。
2011年，他在为散文集《天气》所作的序中，曾经这样谈论着这一阶段创作时的感受：“年轻时好冲动，又唯美，见什么都想写，又讲究技法，而年龄大了，阅历多了，激情是少了，但所写的都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体悟的东西，它没有了那么多的抒情和优美，它拉拉杂杂、混混沌沌，有话则长，无话则止，看似全无技法，而骨子里还是蛮有尽数的。”在贾平凹这近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中，我们觉得他的骨子里的“尽数”，既表现在空间上的立体感、俯视视角，也体现在对历史事件与现实生活的纵深考察与历史探究。
他这一阶段的创作如黄河般大水走泥，混混沌沌，浩浩荡荡，又似海风山骨，刚健激越，自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