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奏原因—
贞观十一年，当时常常有宦官外出担任使者，他们欺瞒朝廷，胡乱上报情况，事情败露后，唐太宗非常生气。魏徵说：“宦官虽然卑微，但他们侍奉在天子左右，常常发表议论，容易使天子轻信，慢慢地，便造成很大的危害。现在陛下圣明，可以无此顾虑，可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可不断绝这种祸患。”
唐太宗说：“不是你，我怎么会听到如此中肯的意见呢？从今以后，宦官不可再担任使者。”
—奏书内容—
魏徵事后又写了一篇奏书，进献唐太宗：
我听说国君贵在表扬善事，
贬斥劣迹，
亲近君子，
远离小人。
如果善事得到发扬，
那么君子就会为国效劳；
贬斥劣迹，那么小人就会自行隐退。
亲近君子，那么朝廷不会有劣政，
远离小人，则不会偏听。
小人并非没有微小的优点，
君子并非没有小小的WFxZxFKa差错。
君子小小的过失，
是白玉上的瑕疵。
小人那小小的优点，
则如铅刀上锋利的地方。
铅刀上那一点锋利的地方
能工巧匠是不会看重的，
这小小的优点不足以掩盖许多缺点。
白玉微瑕，好的商人不会嫌弃，
小小的斑点不会妨碍白玉整体的美丽。
赞扬小人的优点，
而认为这是对善的正确判断；
贬斥君子的过失，
而认为这是对恶的正确判断，
这如同认为蒿草和兰花的香味一致，
白玉和顽石的质地一样，
是美丑不分，善恶不辨，
这也是屈原投江自尽，
卞和吐血的原因。
如果认识了玉石的差别，
蒿兰的不同，
但不能进善退恶，
也是不明智的，
这也是历史上郭国之所以被齐国所灭、
史鱼之所以抱恨终生的原因。
陛下聪明神武，
天姿英睿，
爱护百姓，广开言路。
能从各种途径选拔人才，
但陛下喜好贤才却不善于选择贤才，
痛恨邪恶，但还没能远离小人。
并且，陛下言语毫不隐讳，
疾恶如仇，听到善行未必全信，
听到劣迹就认为绝无错误。
虽有远见卓识，
但臣恐怕陛下有些地方还有不妥之处。
为什么呢？
君子愿意表扬别人的善行，
小人专门诋毁别人的缺点，
如果听到劣迹就确信无疑，
那么就会助长小人的气焰。
听到善行就怀疑，
那么君子会很失望。
了国家的利益着www.58yuanyou.com想，
急于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
结果反使君子受怀疑，
小人得志，
那么就会君臣失序、
上下隔阂、国家混乱。
哪里还称得上政治清明呢？
并且，世俗之人，
缺乏深思熟虑，
喜欢搬弄是非。
一般而言，
我们把戮力同心做好事称作同德，
把一起参与做坏事称作朋党。
可现在清浊同流，
善恶无别，
把奸邪的人视为诚实正直，
把同心同德的人称作朋党。
被称作朋党的人，
他们的言行就不被信任；
被称作诚实正直的人，
那么他们的一切都是可取的。
这就是为什么陛下的
恩德没有散布臣子中间，
臣子的忠诚没有传达到朝廷上的原因。
地位高的大臣们不敢矫正朝廷的偏差，
地位低的臣子们又不敢指出来，
于是这种做法就形成风气，
对国家极为有害，
这足以助长奸邪，
扰乱视听，
如果不断绝这种风气的根源，
将贻害无穷。
幸运的是，
如今国家还没有出现大的祸害，
这完全归功于陛下的深谋远虑，
国政现在虽然有所偏差，
可是必然能够改正。
如果现在遇到小的祸害，
不加以制止，任由其发展，
将来定会悔之莫及，
这样的话，
既不能将社稷传给后代，
又拿什么作为后世的楷模呢？
扬善除恶，
有利于人，
以古为鉴，有利于己。
照容貌，
要用平静的水面做镜子；
照自己的德行，
要以前的圣哲作借鉴。
如果能以古代圣明的帝王为自己的借鉴，
那么自己行为的善恶就一目了然，
何须史官的评判，
何须百姓们的议论，
帝王自然会功勋卓著，
声名远扬。
国君追求的不正是这样吗？
我听说，
若论道德的崇高，
没人可以超过黄帝、尧帝；
若论仁义的深厚，
没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
如果要追慕黄帝、唐尧的风范，
追上虞舜、夏禹的业绩，
只有推行道德仁义，
择善而从。
如果不能选拔有才能的臣子，
而把政务委托给凡庸的人，
他们没有眼光和胸襟，
必然会使国家的大体丧失殆尽。
如果严刑峻法，
以控制天下的百姓，
要想无为而治，
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圣贤的国君治理天下，
移风易俗，不用严刑峻法，
只是推行“仁义”二字，
没有“仁”就无法广泛地在天下施行，
没有“义”就无法端正自身，
用“仁”来向天下人施行恩惠，
用“义”来端正自身，
这样，
国家政务就可以不严酷而达到太平，
教化就可以不严峻而有所成就。
仁义是治国的根本，
而刑罚是治国的辅助手段。
用刑罚来治国，
就像赶马车用鞭子，
百姓们都已服从教化，
那么刑罚就没有地方可施行了；
马能自觉地尽力奔跑，
那么鞭子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由此可见，
刑罚不能使国家太平，
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所以王符在《潜夫论》中写道：
“帝王的治国之道没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了。
百姓有自己的本性、情感，行为、风俗。
本性、情感是根本；
行为、风俗是枝节。
因此圣明的君主治国，
崇本抑末，顺应民心，
从而矫正他们的行为。
百姓本性纯正，
那么奸邪之念就不会产生。
所以有着上上智的圣人，
无不关注和教化民心，
所以说：
‘听百姓的心声，顺从民意，
是为了让百姓没有意见。”
君王用礼去教化百姓，
使他们本性淳厚，
明白他们的心愿。
百姓相互爱护，
坚守仁义之道，
那么就不会彼此伤害怀疑。
这些都不是刑罚能够办得到的，
只有依赖教化之功。
圣人崇尚道德礼仪，
轻视刑罚，所以舜命令契推行五教，
可是后来又让咎繇设置了五种酷刑。
立法的目的，
不是为了制裁百姓的短处和错误的，
而是用来防范邪恶、
补救祸患、约束邪恶从而使其纳入正道的。
人们受到好的教化，
就会怀有君子之心；
受到恶政的统治就会产生邪乱之意。
所以好的教化对于人民的作用，
就像酿酒工匠手中的曲酵一样。
全国的老百姓就像温室里有待发酵的豆麦，
怎样发展变化，
全在于治政者的善恶啊！
遇到好的官吏就心怀忠信而言行仁厚；
遇到坏的官僚就心怀奸邪而言行浅薄。
人们都忠厚了，就可以使国家太平；
人们都浅薄了，就会导致国家危亡。
因此，
圣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德化而鄙薄酷刑。
德，是用来要求自己的；
威，是用来管束别人的。
人生在世就像炉中化金一样，
铸出来的东西的方圆厚薄全在于模子的形状啊！
因此，世事的善恶，
风俗的厚薄都取决于一国之君。
治世的君主如果真能使
普天下的人民都怀有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意，
有奉公之善而无奸邪之恶，
那么淳朴的风俗就又可以出现了。”
后来的帝王虽然不能这样崇尚仁义，
也应当慎重地运用刑典，
力求公正无私，
所以《管子》上说：
“圣君用法度礼仪而不用酷刑奸智，
用至公之道而不用营私之心。”
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治理好国家。
贞观初年，
国家的法令一视同仁，
人民如果有违法乱纪的，
都依法严办了。
即使断案有轻有重，
朝廷听到臣下议论，
无不欣然接受意见。
百姓知道皇帝惩罚他们并非出于私心，
所以都心悦诚服；
臣子看到自己直言进谏并没有触犯龙颜，
于是也更加尽职尽忠。
可是近年来，
您处理政事慢慢变得严苛，
即使仍有网开一面之心，
但是仍然过分苛刻地审察，
常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做出取舍，
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赏罚的轻重。
对于自己喜爱的人，
即使罪过再大也会网开一面，
寻找各种理由为他开脱；
对于厌恶的人，
即使过失非常微小，
也会挖空心思加重他的刑罚。
执法失去了准确的定罪法则，
凭着自己的心情和好恶来减轻或者加重罪名；
臣子如果直言进谏，
就会被怀疑是结党营私，
欺瞒圣上。
因此受冤枉的人有口难辩，
知情的官员不敢直言。
不去想如何使他们心服，
反而只是强逼他们闭嘴，
这样一来，
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
另外，
五品以上的官员犯罪，
曹司必须上奏圣上。
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明察真实的情况，
从而酌情减刑；
可是现在却是一味探求小节，
甚至有些反而加重了刑罚，
致使掌管司法的官员加大了
对那些犯法官吏的打击，
甚至因为自己的打击力度
不够而深感遗憾。
有的事情并没有重罚的法律规定，
就在法律之外寻找理由重罚，
十有六七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近年来犯法的官员都害怕被皇帝知道，
一旦得知自己被交付司法纠察的部门，
都觉得侥幸。
这致使告讦的人接踵而来，
加大治理却不能平息，
君主在上面按照私心办事，
官吏则在下面心怀欺诈，
过于追究细节，不顾大体，
对一个人处罚，
却引起了众人的营私舞弊，
这是与刑罚的公正背道而驰的，
背弃了大禹对罪人哭泣的初衷，
这样却希望人们和睦相处，
使诉讼平息，是办不到的。
所以《体论》上说：
“奸淫盗窃，是百姓所痛恨的。
我顺从百姓的心意处罚他们，
即使过重，
百姓也不会认为残暴，
这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
怨旷饥寒，
也是百姓所痛恨的，
为了摆脱这种境遇而触犯法律，
我体谅他们而宽大处理，
百姓也不会认为是偏私，
这也是因为我是出于公心的缘故。
法律重处的是百姓憎恶的事物，
从轻处罚的是百姓所怜惜的。
所以应该奖赏微薄却能鼓励善行，
减轻刑罚却能禁止奸邪。”
这样说来，
刑法如果是出于公心的，
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量刑过轻也是可以的。
如果刑法是出于私心的就没有好处了，
量刑过轻就会助长奸恶，
量刑过重就会伤害到善良的人。
圣人实施刑法都是出于公心了，
然而仍然担心有不完善的地方，
于是就加上教化来补救，
这是古代的人所关注的地方。
后世治理刑狱的人却并不这样做；
还没有审讯有罪的人，
就已经先主观臆断，
到了审讯他的时候，
就将预先想好的罪名强加给他，
并且将这种行为称为有才能；
不探究犯人犯罪的原因，
却生硬的将其分类，
按照皇帝的旨意作为处罚标准，
却将这种行为称为忠心。
为官有才干之名，
事主有忠诚之称，
那么名利都会随之而来，
这些人再驱逐百姓陷入法网，
有这样的风气存在而想要
使国家的道德教化纯正、隆厚，恐怕是很难的。
凡是审理案件的情形，
必须以犯罪事实为主，
不严刑逼供，
不节外生枝，
不以牵连的头绪多来显示审判者的聪明。
所以要对检举弹劾的法律加以修正，
多方取证，广泛调查，
是为了弄清事实，
而不是要掩盖事实；
多方调查，听取意见，
是为了不使狱吏徇私枉法的奸计得逞。
孔子说：
“古人审理案子，
是为被告的人寻找生存的理由，
今天呢，
是千方百计地要将其置于死地。”
所以，
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
任何案件都要定罪，
施展手段强加罪名的情形就出现了。
《淮南子》上写道：
“沣水有十仞深，
可是把金铁放在里面也看得见。
如果水不清或者很浅，
鱼也不会在里面生存。”
所以，作为上司，
把苛刻当做明察，
把功多当做明智，
把刻薄下属当忠心，
把诽谤他人当功劳，
这就像一张大皮，
虽然很大，
但用来制造用品，
就得裁开使用。
赏赐应该从重，
处罚应该从轻，
君王应宽厚为怀WFxZxFKa，
这是历代帝王普遍的治国之术。
刑罚轻还是重，
恩遇厚还是寡，
被人感念还是嫉恨，
这两种做法的效果，
怎可同日而语呢？
法律，犹如国家的准绳和天平，
天平是用来称重量的，
准绳是用来测定曲直的。
法律贵在宽大公平，
而判人之罪却极其严酷如今
法律轻重全由人的喜怒而定。
这就等于舍掉准绳来端正曲直，
抛开权衡来确定轻重，
怎能不令人迷惑不解呢？
诸葛亮只是原由网小国蜀国的丞相，
他还说：
“我的心是一杆秤，
不能因人而使标准有别。”
更何况大国的君主呢？
在天下升平的时候，
怎能随意放弃法律的公平，
让老百姓心生怨恨呢？
陛下有时做的一些小事，
不想让别人知道，
就以威严和权力压人，
以此来消除舆论。
只要做得对，
让老百姓知道又何妨呢？
如果做得不对，
掩盖又有何用？
所以谚语说：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若要人不听见，除非自己不说。”
做了却想不被人知，
就像遮住眼睛捕捉麻雀，
掩住耳朵去偷铃，
自以为神不知，
鬼不觉，
其实是荒唐可笑的举动。
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又听说，
没有永远动荡的国家，
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
国君的善恶是根据教化的厚薄而定的，
所以大禹、商汤时天下太平，
夏桀、商纣时天下大乱；
周文王、周武王时国泰民安，
周幽王、周厉王时遭到危亡。
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
尽心尽力却不埋怨别人，
严于律己不苟责臣下。
所以说：
“大禹、商汤责备自己，故国家兴旺；
夏桀、商纣怪罪别人，所以迅速灭亡。”
苛责过多，与恻隐之心相违，
其实是为奸邪开辟了方便之门。
汉代温舒曾上书说狱吏太残酷，
只可惜不被采纳，
我听说过尧专门设置了进谏用的//www.58yuanyou.com锣鼓，
大禹树立了提意见用的木头，
商汤有专门处罚官吏过错的史富，
周武王在桌几、盘碟、
盆盖上写有告诫自己要谨慎的铭文，
这样做是防微杜渐，
虚心接受各方意见的表现。
魏武帝曹操说：
“有德的君王高兴听到逆耳的忠言，
他们亲近忠臣，
厚待进谏的臣子，
斥退小人，
是希望保全自身和国家，
避免灭亡的灾害。”
凡是承受天命君临天下的国君，
纵使做不到君臣同德、上下一心，
难道不想保全自己和国家，
避免灭亡吗？
然而自古以来能够功成名就、
建立伟业的国君，
没有不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
虚心纳谏、改正错误的。
以前在贞观初期，
陛下兢兢业业身体力行，
虚怀若谷，谦虚待人。
因为您闻善必行，
即使偶尔有小过失，
都可以接纳忠言规谏，
每当听到直言良谏，
都会喜形于色。
因此只要是忠烈之士，
都竭尽自己的忠诚来进谏。
但近年来，四海升平，
外族降服，陛下志得意满，
处理事务就跟以前不同了。
尽管口中高谈阔论自己如何痛恨邪恶，
却只喜欢听阿谀之辞，
空口说倡导直言敢谏的行为，
却厌恶逆耳之言。
私心渐起，公道日消，
路上来往的普通百姓，
都知道了这种变化。
自古国家兴盛与衰亡，
无不因此而起。
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
怎能不小心警惕呢？
我数年以来，
每次接到圣明的旨意，
都非常担忧群臣不能
竭尽忠诚直言国政的得失。
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
发现近来臣子上书，
不敢畅所欲言。
如果所述之事有所出入，
就只看到您批评他的缺点，
而不见表扬其长处的。
再加上您的地位至高无上，
龙鳞难犯，臣子偶尔有机会，
也不敢轻率进言，
即使有时上书，
也不能全部表达其意，
事后再想进言，
却找不到机会了。
而且就算自己所说的合情合理，
也未必能加官晋爵得到荣宠；
但是如果万一忤逆圣意，
就会落到耻辱的结局。
群臣不能尽忠直言，
可能就是因此而起的。
即使您左右的侍从，
与您朝夕相处，
但遇到触犯龙颜之事，
都心怀顾虑。
更何况一些被疏远的下臣百姓，
又怎么竭尽自己的忠恳之意呢？
您曾经宣称：
“臣子有事，
只管前来进谏，
但为什么任何意见，
都希望我能采纳呢？”
这其实是拒绝进谏之辞，
而非接纳忠言的意思。
为什么这样说呢？
臣子冒着顶撞圣上的危险进谏，
实则在成就君王的美名，
纠正君王的过失。
如果君主一听见直谏心里就不痛快，
所提的建议也未必能实行，
即使让臣子们尽情直言心中所想，
竭尽全力辅佐帮助，
仍然会担心他会恐惧而不能尽忠。
如果像陛下的诏书那样，
就是一方面要臣子顺从自己言行，
一方面又要臣子能够直言敢谏，
不知道这样臣子应该
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进退呢？
要想使臣下大胆进谏，
关键在于君主是否真正喜好这样做。
因此过去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
结果国境之内的臣民
再没有穿其他颜色的服饰。
楚王喜欢细腰的美女，
结果后宫佳丽很多都因节食而饿死了。
像这些供耳目之娱的行为，
国人尚且宁愿豁出性命去追求，
何况是明君征召天下忠诚中正之士，
那些忠诚中正之士不远千里来应招，
必定并非难事。
如果只是一句空话罢了，
而没有切实实行的打算，
却要想听到臣下的忠言，
是万万不可能的。
—太宗回复—
看后，唐太宗亲自写了诏书作为答复：
我仔细看了你前后几次讽喻的奏疏，
都情正意切，这本来就是我对你所寄予厚望之处。
我当年生长在民间，
年幼时，没有得到老师的训诫，
更很少听到先哲的至理名言。
正遇到隋炀帝荒淫无道，
隋代分崩离析，
生灵涂炭，天灾人祸，
老百姓流离失所。
我十八岁，
就怀有拯济天下之心，
投身军旅，手持刀枪，
不畏寒暑，东征西讨，
劳碌终日，
没有一天过得安宁。
幸而苍天护佑，
遵守庙堂的韬略，
使义军所到之处，
都能所向披靡。
弱水、流沙这些偏远蛮夷之地都派遣使者来进贡；
风俗大相径庭的异族，
也都身穿华夏服装。
国家法律颁布之后，
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
我接管天下登上皇位，
继承先帝留下的基业，
休养生息，崇尚无为而治，
四海升平，尘埃不起，
已经十几年了。
这全都仰仗众位大臣运筹帷幄，
善战武将竭尽骁勇，
戮力同心，
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业绩。
可是我是一个寡德少能的人，
却享受着如此洪福，
因此一想到自己肩负天下重任，
忧患责任深重，
于是总是担心政治得失，
不能兼听四方民众的疾苦，
因此常常战战兢兢，
夜不能寐。
我常常询问公卿大臣，
甚至是下臣小吏，
对人推心置腹，
以希望自己能够耳聪目明，
做出一番能够垂范后世的功德，
将其刻于钟鼎碑石之上；
让我们大唐的德行，
能够永垂史册。
能够协助我传播盛名伟业的人，
我一直把你当成第一个。
我因为自己才德微薄，
愧对前世圣君明主，
如果不能依靠贤明大臣的辅佐，
怎么能够建立起宏功伟业呢？
就好像如果不使用船和浆，
怎么能够渡过大江大河？
如果不依赖你们做的盐和梅，
我怎能调出五味？
因此，赐给你绢三百匹以示嘉奖。
——节选自《贞观政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