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德亚瓦格尔（Udaya Wagle）是波士顿大学公共政策博士候选人以及公共与社区服务学院教员。他最近发表的论文有：《民主政策学：方法论和公民参与问题》（载 Policy Sciences, 2000, 33(2), 207-223）；《发展中国家的市民社会部门》（载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 An Interactive Journal, 1999, 4(4), 538-559)。Email:udaya.wagle@umb.edu.
导 言
贫困问题引起了发展实践工作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毫不奇怪，如今有各种办法研究和理解不同时期各个社会的贫困问题。例如，一些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几乎完全依靠收入和消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人文福利指标——来理解和衡量一个人的贫富状态。就这个意义而言，经济福利的概念源于一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收入以满足基本消费和福利。另外一些社会科学家把贫困视为个人能力匮乏的结果，例如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不足以达到基本生活水平。还有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特别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关注人类生活水平的社会、行为和政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反常行为和社会排斥固然被认为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但究竟是个人还是制度造成了穷人反常和受到社会排斥，则众说纷纭。
虽然贫困研究采用了这三个宽泛的定义和衡量方法——经济福利、个人能力以及社会排斥，但却还没有人找到有效的办法对这三种方法进行整合。定义何谓贫困的复杂性表明，对贫困定义的这种简化方式因为过于强调一个方面，使我们无法充分理解哪些因素是贫困问题的内核。这些贫困研究方法无法得出有效而令人信服的解释，恰恰说明更全面的研究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只有整合的方法才能够真正推进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因为社会问题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多面性。
贫困问题是20世纪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在21世纪也将继续如此。几乎没人认为，在一个富足的时代，当集体行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这种苦难是可以容忍的。下面，我将考察定义和衡量贫困的三个主要方面，指出未来的贫困研究必须采用更加整合的而不是简约的方法。
经济状况
使用最广泛的贫困定义和衡量尺度的是经济状况。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倡导的贫困研究倒是尝试了各种定量的方法。文献记载的经济学量度有三类：收入、消费和福利。另外，这三种量度还用绝对、相对和主观的概念来定义。
经济状况的最底层是绝对贫困，意思是缺乏基本的生存手段。这里，一个人的非贫穷状況，跟他避免绝对贫困的能力相关。但是，基本生存手段的定义包含硬性标准，因为生存问题与生存质量直接关联。关于什么是生存的最基本成分，人们争议很大，例如，一个人的生存可能需要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和政治的条件，其中不少无法量化，更不用说折合成钱了。
尽管如此，贫困还是可以根据一些生存标准来定义的，通常是以下标准：用于满足最少单位卡路里摄入的食品所需的收入、最低数量的消费品，或者基本生活所须达到的个人福利水平或所需的生活资料（Hagenaars 1991; Macpherson and Silburn 1998）。从这个意义上看，收入、消费和福利的概念既存在差异又相互关联，都指向食品和服务（I原由网ILS 1996）。例如，如果忽视消费和福利需要，就无法设定非贫困的收入下限。消费和福利在化作经济和收入数字时并不是一回事，福利的概念不止于仅像非穷人那样消费。尽管如此，确定个人福利水平或用于基本生活的资料实在是一项复杂的事情，因为对于非消费品如娱乐、休闲、社交以及人文资本的状态，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Hagenaars 1991）。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时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用1天1美元的绝对收入来定义贫困的（World Bank 1999, 2001）。下面的绝对消费方式与此相类似，罗文特利（Rowntree 1901）也采用绝对消费的方法，他在20世纪初制定了英国的贫困线。美国官方的贫困线，特别是它的原初形式，采取了又一种根据生活费的绝对消费标准。而国际劳工组织则吸收了以需要为取向的绝对消费标准，以最低数量食品、住所、衣物和其他基本服务如交通、卫生、健康和教育来确定贫困线（ILO 197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00b）将绝对贫困分为赤贫（指缺少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和综合贫困（指缺少收入以满足食物和非食物需求），并主张以前者代表绝对贫困。今天，这些基于收入或消费的绝对贫困线几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成为了规范。至于说到绝对福利贫困概念的运用，虽然在制定贫困线的过程中也采用了更综合的测量标准，但以福利为取向的贫困线还有待于更充分的发展。
一个人的收入、消费和福利需要，取决于社会中其他人的需要，因而评价一个人富//www.58yuanyou.com裕的程度也依赖于社会其他人的状况，于是经济学家也要用相对测量标准来制定贫困线。正如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1958）指出的那样，一个人是否贫困，不仅仅取决于她或他本人拥有多少收入，还取决于社会中其他人的收入。既然贫困标准在一个社会中不断变化，那么贫困线，不管是根据收入的平均值还是中间值还是根据收入或消费分布的最底层来确定，都需要相应的变化（Fuchs 1965）。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收入的分布，特别是最贫困那部分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比较。为了描述一个社会的贫困状态，可以简单地计算贫困人口的比例。但也有人采用更复杂的方法，特别是在做跨国研究的时候。从资源支配的观点来看，正如唐森（Townsend 1970, 1999）一贯认为的，贫穷是指缺少足够资源以获得某些食品、参加某些活动、享有某种标准的生活和舒适。焦点在于资源的分配，它把穷人从社会其他人群中区别甚至分离出来。
相对贫困是以收入、消费或福利来衡量经济福利的方式www.58yuanyou.com。运用相对贫困概念来衡量，当人们的收入低于既定社会中的平均值或者中间值收入，那么他们就被定义为贫困。福克斯（Fuchs 1965）很久以前建议，将美国那些低于平均收入50%的人定义为穷人。这个贫困线目前在国际贫困研究（UNDP 2000a）中被广泛采用。以相对消费标准设定贫困线的办法，也适于勾画那些低于和高于平均值或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消费水平的情况。美国的官方贫困线——至少在刚被使用的时候——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00b）的“总体贫困”（overall poverty），都被视为“不完善”的相对消费贫困线。至于以相对福利标准设定贫困线的方法，尽管由于衡量的问题尚无上善的例子，但社会显然越来越倾向于将贫困与个人福利的相对水平联系在一起。
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依据的是收入、消费和福利的客观尺度。而斯特里藤（Streeten 1998）所谓自我评估方法却是主观性的，它采用不同形式的贫困概念，货币的和非货币的，由大家自己评估。研究者通过民意调查，让受访者自定收入、消费或福利的底线，从而制定主观贫困标准。考虑到不同家庭的特征，研究者尝试着通过询问生活费是否充足的问题来制定贫困标准。同样，也采用了收入以及以福利为导向的主观贫困标准，让受访者从福利的角度来评估具体的收入水平是“不够”或是“还好”，抑或“很好”。主观贫困标准反映了文化以及其他需要上的差异，其长处自不待言；但它无法进行跨时段、跨社会的比较，且调查资料可信度有限，因而颇遭非议。
虽然经济学家明白有许多因素影响了一个人的收入、消费和福利，但是他们仍然容易相信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用经济状况——或更准确地说，用收入——来把握。根据这种以经济状况来定义贫困的思路，显然贫困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增加收入的能力和提高消费的能力而得到有效解决。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是通过加速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World Bank 2001）实现，还是通过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模式（Townsend 1999）实现，一直存在争论。基于经济状況的贫困观的重点主要在于收入和消费，而对发展中世界的研究则表明，不管经济是否增长，不管就业率是否提高，都未必能改善穷人的经济状況（Friedman 1996; Gaiha and Kulharni 1998）。关于这一点，这些研究和其他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00a）的研究都表明，人文状況的观念超越了经济状况的观念。原因是人文状况涉及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起因于各种因素，如消费、能力以及社会参与。
能 力
贫困定义和衡量的第二个方面，是能力贫困，它强调收入、消费和福利之外的因素。能力贫困的概念得到阿玛蒂亚森（Sen 1987, 1992, 1999）的积极提倡，而且最近经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00a, 2000b）的运作，为以超越收入和消费能力的眼光看待贫困和非贫困提供了方便。
不限于经济状况的衡量标准，能力贫困的概念倾向于考察那些导致个人无法达到起码人文水准的因素。一个人的能力包括许多方面，如教育、健康等，它们对生活状况（包括为原由网增加物品和服务所必需的收入）有着更大的影响。
至于能力是指可能性还是指现实性，森（Sen 1987, 1992）认为，评估一个人生活状况的重要指标是能力，如做出有根据的决断、过一种健康长寿的生活的能力。收入多或富裕，并不一定能改善生活环境；收入少或不富裕，未必就过得更糟。在缪耶鲍尔（Muellbauer 1987, p.43）看来，能力的视角“强调人体指标，强调健康与否，强调技能教育以及居住环境之类”。按照森（Sen 1987, p.37）的说法，比收入和富足更重要的是“死亡、疾病以及营养不良等的相对状况”，这一切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各异。至于现实成就，它固然反映了个人状况，却难以——当然不是无法——衡量。可行的办法是衡量获得改善或维持一定生活状况所需要的一套功能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00a, 2000b）便是以识字率、营养状况、预期寿命、贫困母亲健康以及可预防疾病来定义贫穷。
不过，人们确实需要收入来获得基本必需品。能力的观念也乐于承认——就像所有以收入为标准的贫困理论一样——高收入者更有能力实现高水平的功能。收入与能力之间的功用性关系，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如年龄、性别、社会角色、地域和健康状况（Sen 1999）。见多识广的人可能更有能力，比如说，把自己的收入转化为更高的功能。同样，相对缺少收入，可能意味着绝对的缺少能力。工业社会中“收入”上的穷人尽管囊中充裕，但他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里能力上的穷人。尽管收入与贫穷有一定的关联，但森（Sen 1999）认为是能力决定了收入和贫困。
能力概念超越了收入以及物质的贫乏。在更深的意义上，它将自由的理念注入到个人生活之中。森（Sen 1987, 1992, 1999）认为能力直接与积极自由意义上的自由相关。不同于消极自由观（免于受什么限制的自由），积极自由观（要怎么样的自由）认为，自由就是“有足够的基本资源去选择想要的而不是必要的东西”（Stone 1997, p.57）。这里把积极自由作为可以“进行选择的能力来源”（Stone 1997, p.129）。于是，高水平的能力便实现高水平的自由，享受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在这里，绝对主义的理路为森的能力思想添砖加瓦，罗尔斯（Rawls 1971）的公平即正义理论也提供了有益的哲学支持。罗尔斯就原本状态下个人行动的思想实验提出了两条原则。其中第一条原则涉及基本权利义务方面的平等的分配，特别有意思。要满足（根据社会总状况而定的）社会一定功能的基本权利，需要一定的能力。如果这个社会总体认为，在全球水平上，60岁为基本的预期寿命，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低于该水平的权利是被否定的。同样，任何对普遍独立宣言的违反，都意味着对基本权利的否定。于是，森的绝对主义理论便也是基于社会的相对位置。
森认为，能力概念要比基于收入的贫困概念更全面，更有意义。例如，低收入的影响并不比失业更大。失业除了造成低收入外，还会导致心理压力、无精打采、缺乏技能、缺乏自信、多病状态、家庭关系破裂、社交停止、社会排斥和歧视的加剧。对收入不足的补救，要比对失业问题的解决简单得多。也可以在收入与健康、营养状况之间做类似的比较：缺乏健康和营养的影响，甚于收入不足的影响。健康和营养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生活状况，而且还通过影响一个人的收入能力间接地、更深刻地影响其生活状况。在这方面，反映生活状况和贫困状况的疾病率以及预期寿命率是可以直接做跨社会比较的。但是困难在于，以疾病率和预期寿命率来衡量的真实贫困程度可以由潜在能力以及现实成就来反映，但后者可能并不现实。
虽然能力贫困理论较好地将个人因素吸收到贫困定义和测量中来，但批评者认为它过多地强调了个人因素，而对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的作用重视不足。唐森（Townsend 1970）关于外部的、看不见的社会力量的观点指出，个人能力不可能在独立于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生活状况，一定的能力——如良好的教育和健康——并不一定保证个人得到好的生活。制度机制的作用即便不比个人作用大，却也不比它小，因为在能力转化为好生活的过程中，前者不是铺路，就是拆桥。
社会排斥
贫困定义和衡量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社会排斥。比如，一些人尽管拥有足够的收入和足够的生存手段，也就是说足以满足消费，包括衣、食、住，但他们可能依然很穷。同样，一些人尽管拥有能力，他们也可能依然很穷。一个人如果被排斥在主流经济、政治及公民、文化的活动（这些活动已经深深植入人类幸福的观念之中）之外，那么即便拥有足够的收入、足够的能力，他也依然可能很穷。所以说，社会排斥的概念超越了经济学的和能力方面对幸福的解释。
社会排斥的观念首先流行于欧洲，特别是法国，如今它以其独有、不言而喻的形式被广泛运用于其他许多国家。虽然尚在萌芽阶段，它的含义已经随时间而扩大。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排斥概念被用来指许多人因长期失业而被排斥在市场之外。90年代这个概念的意义被拓宽，指某些群体部分地或全部出局，享受不到人类权利（Strobel 1996）。
虽然社会排斥有各种定义，但它意味着“这样一种过程：个人或群体被全部或部分地排除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European Foundation 1995, p.4）。一些人倾向于更宽泛的定义，包括“被拒绝获得使人们得以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服务”（Taylor 1999）。另外一些人倾向于更实用的定义，如强调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恶劣的居住条件、家庭压力和社会疏离等（Paugam 1995）。社会排斥还被贴上高度政治化的标签，很难有一个具体而微的定义（Oyen 1995）。在西尔维尔（Silver 1994）看来，这种模糊多义的状态为理论阐释提供了机会。西尔维尔提出了三个不同的社会排斥理论范式：团结、专业化和垄断。团结范式的排斥是指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纽带的废弛，专业化的排斥涉及个人行为和交换，而垄断则指不同的、而且彼此竞争的群体将其成员的利益最大化。
一些文献认为，社会排斥勾画的贫穷更全面。国际劳动研究所（IILS 1996）针对贫穷和社会排斥的方方面面开展区域研究，举行研讨会。该研究所发现，在秘鲁，社会排斥被看作贫穷的原因，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中的排斥使人丧失了获得资源的能力。而在印度，贫穷却似乎是造成社会排斥的原因，因为贫穷使人们得不到使之能够参与社会的物品和服务。在也门，贫穷和社会排斥看来难分彼此，这一个必然要影响那一个。虽然还不很肯定，但一般研究认为贫穷和社会排斥相互作用，互为因果（IILS 1996）。
社会排斥过程既有个人的一面，也有制度的一面，它对贫困的影响既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公民权的、文化的。首先，在经济上，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作为社会排斥的执行机构，阻碍某类人和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如进入劳动市场，开办企业。在许多地方，社会排斥的经济形式表现为种族、性别、空间或其他种类的歧视，一些个人和群体被或明或暗地排斥在一些活动之外。劳动市场的排斥具有渗透力，导致了社会的和公民权上的隔离，使个人脱离重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纽带。再就是（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通过设置正式和非正式的障碍，限制某类人群进入正式经济活动，把他们限定在非正式甚至非法的、高风险、低收入的经济活动之中。
第二，一些个人和群体被排斥在公民权利和政治平等之外，不得参与诸如加入政治组织、组建政党和投票这样的政治活动和过程（IILS 1996; UNDP 2000b）。研究者在大谈特谈社会政治权利、平等自由之际，应当还能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将社会排斥和贫穷的话题同人民参与政治活动、政治过程结合起来。这样就超出了选举制民主的范围——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照理都拥有政治平等和政治权利，如选举和参与政治活动。一些社会存在着显性的障碍，禁止某类人加入政治组织和成为政治候选人。而在另外一些社会中，障碍是隐性的，如缺少从事政治活动、竞选或投票的必要资源。研究结果显示，穷人的政治参与程度要大大低于富人，甚至在民主制度下的美国也是如此（Verba et al. 1993）。那些倾向于参加选举的人，他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政策需求、政策选择与那些不大会参加选举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也很说明问题（Verba et al. 1993）。因此，某些人很少参与政治，这件事对穷人尤其不利，因为要经过政治过程的公共政策和计划不能反映他们的需要和利益（Wagle 200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目前强调从人权角度解释贫困，可以说是要对社会排斥的政治甚至非政治意义进行可操作性分析的一个典范。
第三，哪里的个人和群体被拒绝参与公民的或文化的活动，如公民协会、会员组织、社会网络和其他社会文化团体及活动，哪里就发生了社会排斥。社会归属的作用很重要，因为它通过组织、动员和赋权来增加社会资本，并有助于抵制不平等和社会排斥（White 1997）。社会资本的概念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交换、合作、团结和集体主义，它们共同造就的协同效果，在完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的（Putnam 1993）。事实上，在经济社会脆弱、人们得不到社会权利和保护的国家（White 1997），个人就特别需要进入一些社会网络或文化团体。而那些被排斥在社会网络和文化团体之外的人，将在社会、心理、政治甚至经济上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会使一个人变得贫穷或长期不能摆脱贫穷。
社会排斥的概念如今已扩大到用社会和制度安排来解释贫穷。但要明白，如果过分强调社会秩序和制度，就会低估个体的经济上的作用和能力。责怪宏观社会因素而忽略个人能力问题，就等于说该由社会来照顾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对个人的经济状况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别忘了，我们说的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的经济状况，它跟个人努力和能力是有关系的。
讨论和结论
传统上，特别是自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以来，贫困概念即意味着缺吃少穿。这种物质上的缺失往往靠满足基本需求的经济发展和其他福利政策原由网来纠正。目前的贫困标准是绝对意义上的，如世界银行、许多国家政府乃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采用的标准，也无非是把贫困看作物质的缺失。从经济状况来定义和衡量贫困的方法，不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也是基于物质缺失的概念。它因为太强调物质一面而受到尖锐的批评（IILS 1996）。许多学者批评世界银行的绝对衡量标准过于粗糙，脱离实际，容易造成误导，因为它没有考虑诸如家庭规模，社会、文化以及心理需求，价格差别，地区差异等因素。相对的和主观的标准也理应受到相当的批评，因为它试图削减绝对的、不能再削减的、每个人生活所不可少的内核（Sen 1987, 1992, 1999）。要摆脱贫困，固然需要足够的收入和消费，但如何获得这些收入和消费也许更为重要，应当在有关贫困的讨论中给予应有的重视。因为一个人是否有足够的收入和消费，取决于许多个人的和体制的因素。
人不只是要活着，要有“基本生活费”、最低食物卡路里标准，他还要活得好，活出尊严。能力贫穷的概念就是结合更广大的社会制约力量来考察贫穷的个人方面。教育、健康、营养、性别和民族状况显然影响着个人的成就和潜能。因此，任何贫穷的衡量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虽然能力贫穷的概念对于贫困的解释有所贡献，但它却没有能够看到导致人们陷入贫困的社会、政治和心理过程。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考虑经济、政治、公民权利以及文化方面的排斥，任何关于贫困的讨论都不完整。这是因为，这些因素与更广大的社会和体制力量一样，是我们获得的机会的主要来源，是我们面对的危险主要起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一些人拥有足够的收入、消费和基本能力，但他们仍然有可能陷入贫困，因为他们被各种社会过程所排斥。
虽然这三种概念——经济状况、能力和社会排斥——都与贫穷的衡量和解释有关系，但三者相互之间却还有待联系在一起。研究者过分忙于比较和对照各种不同概念的单个意涵，以及这些概念对于贫困有多大的解释力。他们孤立地看待这些概念理论，或者低估另外一些重要因素。
对于造成一部分人口贫困的三个方面，我们已有相当多的理解。今后，应该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这三个方面——商品、人、制度——毕竟是共同作用于贫困的。一个社会因为其特点而使某个因素突出，而另外一些因素可能在其他社会格外彰显。对于贫困问题，只通过一条路径，是不可能准确理解的。
事实上，一个人的生活状况有多个源头：收入和财富代表的经济资源；将经济和非经济资源转化为好生活的能力；阻碍或促进这种转化的大的社会秩序或制度。一个人尽管可能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如收入多，这固然是改善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如果其他方面跟不上，比如缺少能力和社会秩序的支援，那么改善生活的道路仍然举步维艰。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妇女、女性为首的家庭以及少数群体在当今种族冲突剧烈的父权社会中，生活状况一般都低下，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收入少，而是因为他们缺少能力，特别是因为他们容易遭受社会排斥。同样，反过来也可以说，一个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即便被社会接纳或能力不差，他也未必收入不菲。虽然一些人会把这个问题引导到宏观层次如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失业现象，但问题终究要表现为个人层面的收入。也就是说，在确定一个人的整体生活状况时，这三个方面其实是不可分开的。
要想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一些人贫穷而其他人却富有，我们就必须实事求是，超越意识形态。这就要求整合我们已有的知识。研究得出什么结果，取决于怎么做研究，而我们认为最要紧的是，结果对于更好地理解贫困是否有意义。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根据世界各处的实证研究产生更全面的知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00a, 2000b）目前所采取的方向是积极的，但它寻找贫困和匮乏的指标并非一帆风顺，而且成绩有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问题，是缺少定义清晰的指标和支持这些指标的适当资料。看来，需要有重点突出、方法完备的研究，需要整合定义与衡量贫穷的三种思路。也许可以从系统的分析开始，把收入、财富、教育、健康和营养状况、性别、种族、劳动力参与的程度和种类、政治参与以及公民权或文化参与的程度和类型等都包括进来。
〔刘亚秋译〕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9年第3期P191—P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