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讨论汉语会话中的“分类”话语行为。“分类”行为包括明确或隐晦地将人或事物划分为不同类别的谈话活动。会话中的分类活动有比较系统的言语表达形式，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类：客观描述、主观分类和主客观混合分类。分类活动常常不单是说话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受制于多种互动因素。从互动功能上看，说话人常常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而是利用分类这种手段表明自己的主观意愿或立场，达到与听话人的交互主观性。本文最后讨论了研究分类现象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语言单位及其本质的理论意义及在汉语语言教学中的可能应用。
关 键 词：分类；语言单位；指称论；交互主观性；临时范畴；汉语篇章教学
作者简介：陶红印，男，河南新野人，博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互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基金项目：本文部分资助来自于洛杉矶加州大学教师科研基金“汉语互动语言学”研究项目（Academic Senate Faculty Research Grant 2019-2020）。
一、引言
语言通常是被看作一个交流信息、传达意义的工具，而能够传递基本信息的最小单位一般被认为是句子；基于这种原因，传统上的句法分析单位通常以句子为主（Fodor et al 1974）。从Wittgenstein（1953）开始到近期的会话分析学派（Schegloff 2007；Levinson 2013）和互动语言学派（Couper-Kuhlen & Selting 2018）则试图将关注点从以指称为中心（referentialism）的研究转向以人际互动行为（action/activities）为中心的研究。关注言语行为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开放的眼光理解语言单位及功能，因为言语行为所对应的单位常常超出传统语言学所关注的语言结构单位，而这种视点无疑也需要我们通过具有高度互动性的自然谈话材料考察语言现象。
本文讨论日常谈话中的一种常见活动，即分类（categorizing/classifying）活动。分类活动指的是在会话中谈话人或明确或隐晦地将人或事物划分为不同类型，而且在谈话中对所涉及的类型用不同方式加以提及。如在例（1）中，说话人从言语上表明外国人可以“分几种”，就是一种较为明确的分类活动：
（1）针对一条新闻报道的谈话①
这里说话人在第2行用动词“分”把来华外国人分成几类，但具体划分标准比较隐晦。如果根据说话人第6行的话语我们大概可以推知，说话人很可能是以“隶属跨国机构，有身份地位”等作为划分标准的。例（2）则代表了另一种分类行为，即说话人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在进行分类，但分类的标准在谈话中是明确给出了的。
这里A和B、C都认为A的专业人数较少，大家相互之间容易比较熟悉和相处（第1-4、8和12行）。而C认为自己专业人多，相互不容易认识（第13行）。虽然谈话参与者都没有明确地用言语形式把学生/专业分成几大类型，但一个专业里人数的多和少两种特征及其相关后果在谈话中逐渐被确立为分类的标准。
谈话中也有把人或事物归成某种特别类型的（可以称作“归类”活动），但说话人没有点出多个类型或对相关类型加以描述，这种言语活动虽然也很有考察的价值，但暂不作为本文讨论的对象。例如：
这里谈话人把开车两个小时内的距离看作“比较正常”的距离，所对应的隐含类型应该是超出两个小时的属于不太正常的距离，但是说话人没有对此专门进行分类或讨论，因此不属于我们讨论的内容。
综上所述，分类活动常常涉及到“分”“N种”等动名成分。也常常有“这种、那种”“你们、我们”以及后面将会看到的“左、右”“男人、女人”和“老年人、年轻人”等平行或对立形式。在谈话组织方面一般会跨越多个话轮（Sacks et al 1974）和多个说话人。
此前关于分类的研究一般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的。例如Rosch（1978）关于范畴（category，即类别）的讨论，认为范畴是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在人的大脑中加工后的反映。Rosch进一步提出了认知科学中具有影响力的原型（prototype）理论，区分了核心成员和边缘成员的不同概念。而我们比较关注的将分类作为社会行为的研究，最早可见于会话分析的创始人之一Harvey Sacks的著述（Sacks 1972、1992）。他聚焦于指人的成员的类别，即互动过程中涉及的人的身份类别。虽然成员归类分析（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analysis，MCA）已成为一个独立领域，但一直没有受到过多重视，直到近期Butle & Weatherall（2006）、Schegloff（2007）、Fitzgerald etal（2009）以及Stokoe（2012）等人的研究出现，情况才有所改观。尤其是Stokoe（2012），更为成员分析提供了一套指导原则和核心概念，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更加具体化。Mayes & Tao（2019）则是较少的从会话互动的角度考察、比较英汉分类活动的一项研究。
我们关注分类活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分类活动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互动话语行为，其作用范围常常超出单句的范围，需要有多个话轮构建单位（turn constructional unit，Sacks et al 1974）完成。通过分析汉语会话中的分类活动的互动功能，本文将以汉语的材料说明，分类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仅仅是个体的心理认知行为，其中所涉及的语义特征常常带有临时杜撰（ad hoc）属性；分类的主要目的跟交互主观性有关，而反映的认知能力通常也可以看作是服务于人际互动的需要。这种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语言单位的本质及功能应当会有相当的帮助作用。同时我们也想以此说明，基于真实互动语言的理论研究应当可以为提高汉语教学提供新的视点。
本文所分析的汉语会话语料多来源于家人、朋友或熟人之间的日常会话录音录像。②
二、日常会话中的分类行为类型
对自然语料的考察发现，会话中的分类活动可以基于内容的客观主观特征分出三种常见类型：客观描述类、主观分类及主客观混合类。这里的主要划分标准与内容的属性有关，即：如果内容可以判断为客观现实，我们把分类对象称作客观分类；如果内容主要是说话人自己提出的甚至是“杜撰”的，这种分类就是主观分类。客观主观混合指的是两种要素都有。下面分别论述。
2.1 客观描述类
客观描述类的内容是通过相关信息可以确认的客观存在的事物。例如：
在这段谈话中，说话人C描述照片里所显示的她们居住过的香港旅馆里面的设施，即左右两边的开关，并对开关和房间分为左右两类进行描述。通过谈话我们可以判断，这里所描述的左和右的分别是照片里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因此这种分类活动可以归为客观描述类。不过在我们收集到的自然谈话语料中，这种情况通常比较少见。更常见的是各种含有主观意义的分类活动。
2.2 主观分类
主观分类中的内容一般带有明显的抽象性或含个人想象的成分，分类依据常常是自己临时杜撰的。例如：
这里说话人W把“傻子”分成两种，而且分类的标准（“热情、酷”等）也应当是自己“杜撰”的。下面一例出自同一个会话，但带有明显的想象特征：
“底层”与“非底层”家庭的不同显然是说话人所欲描述的对象，但是“底层”家庭的饮食生活特征及其细节，尤其是引语（“早晨儿起来说”）的内容（Mayes 1990），我们可以推测是说话人W在生活基础上通过想象而提出的。这两例中所体现的分类活动就是典型的主观分类。
2.3 主客观混合分类
有些情况下，说话人呈现的分类类型可以说是第一和第二类的混合：有些方面可以说是客观的，另外一些则有主观的特征。例如：
在这段对话中，A和B为C解释什么是表白以及表白的类型。在B所提供的类型中，口头表白跟书面表白可以算作是两个比较客观的类型，因为这些应该是一般人际沟通的常见方式。但是第三种表白方式则应该是说话人自己临时推出的，而且这种类型（“第三者”）在逻辑上跟前面两种不构成平等关系，因此也造成了C的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段会话中的分类可以看作客观和主观的混合。
三、日常会话中的分类行为的互动特征及功能
会话材料显示，分类行为并不单纯是个人的心理活动，而是在互动中通过多人协作、商议逐渐达成的，在人际互动层面，尤其是立场表达方面具有互动交流意义。换句话说，说话人对人和事物进行分类并不仅仅为了区别类型。下面我们对这两个问题分别讨论。
3.1 分类行为的互动特征
和前人主要关注分类活动的个人心理基础不同，我们认为分类在会话中常常受制于互动因素。
第一，分类是否成立常常取决于双方互动的结果。例（2）中分类的完成一直到C在第13行提及自己所处的情况时才实现。如果没有C的贡献这里只能是一方的陈述，也就很难看做是分类活动了。
第二，所分出的类型可能由于听者反应而在后续话轮中受到不同待遇。这可以从例（7）得到证明。这个例子中说话人B一次提到三种表白方式（“口头、书面和第三者”），但由于C在下一个话轮中只对第三个表白方式追踪，最后只有第三类方式得到阐述和发挥，其他两个没有得到进一步讨论。
第三，如果听话人不加追踪，说话人常常放弃讨论其他类型的标签和内容，即不追求类型齐全完善，只要能达到自己所要表达的目的即可（详情可见下节）。例如例（5）和（6）虽然各自都提到两种类型（“人之傻”和“高低阶层的家庭”），说话人只描述了其中自己真正关注的一种，而没有对另一种情况作出任何交代。
3.2 分类行为的互动功能
分类行为的互动功能可以根据内容特征总结如下。
第一，虽然第一种分类活动常常和描述客观事物或回顾一定的事实相关（如例4），客观的事物分类也常常带有主观意愿的属性。这在下面一个例子里可以体现出来。
虽然这里水果摊贩对所贩售的葡萄的描述应该属于客观事实（客观分类），但是摊贩刻意强调自己所售水果有多种不同类型（第3行），而且允许顾客随意品尝这两种类型的葡萄（第5行），显示出摊贩急于推销的（正常）商人心理。
第二，大多数主观分类行为的目的是与听者达到某种程度的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y）。交互主观性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概念（Wang & Tao即出）。这里我们把交互主观性理解为谈话者试图影响对方，使对方理解并支持自己的立场，达到立场一致。交互主观性在我们的语料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展示自己的视点并藉此影响听话人。如例（1）、（2）及（5）和（6）几例都是如此。在例（1）和（2）两例中，说话人指出一些事实或描述一些事实的若干方面，通过特征的选择影响对方。例（5）和（6）更是走向极端，说话人临时“杜撰”有关人或家庭的多种对比类型，目的是描述一种视点，通过这个视点使听话人理解自己所要表达的事件。这种视点显然有说话人主观的一面，但最终目的是要影响听话人的判断。
2.表示理解并同意对方的观点。例（2）中说话人C在第13行举例说明类型的另一个方面（即“自己专业人数多，不易加深交往”），给出这个对比类型在客观上达到了显示自己和前面说话人的交互主观性，即立场一致——虽然双方所处的情景刚好相反。
3.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手段，争取说服对方。下面是一例。
在这段较长的对话中，双方多次展开争议，用到的共同手段就是围绕着列举对立的类型展示自己的立场：第4行和第12行B1的话蕴含着正常人/一般人和女友（非正常人）的对立；第17和18行两人分别列举了男人和女人的对立；第28行女方举的是老年人（对方）和年轻人（自己）的对立，接着男方在第31行把对方（年轻人）置于和婴儿的对立。为了赢对方，说话人不惜调整各种立场和身份（包括（非）常态、性别、年龄等），在互动中连续提出多种不同的类型特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争议都是带有“敌意”的。语料中我们发现，有些表面上含有争议的片段实为基于礼貌原则，为对方的面子着想。Mayes&Tao（2019）分析了一个汉语谈话的例子，见例原由网（10），其中涉及好的公寓类型和不好的公寓类型的争议。参与这个谈话的是两对研究生夫妻，他们都住在学校提供的公寓里。在其中一家进行聚餐时，男主人首先向客人抱怨自己所住的这间公寓的厨房一个壁橱比较脏，进而引出其他问题，试图向对方证明自己的公寓不能算是一间好的公寓。
听到男主人抱怨自己公寓房的卫生条件和整体结构不好，访客（GM/GF）表示异议，要么说自己家的公寓一样（GF 6行），要么说这间公寓其实不错，甚至还试图要表明比他们自己的公寓还好（GF 17行）。这个例子中，男女主人和访客夫妻所做的评价相当一部分都是表面上相互对立的。但是，双方参与者整个过程呈现出的互动并不是敌对性的，而是十分友好的沟通。这一表面矛盾可以用汉语的一条礼貌准则——卑己尊人准则（Gu1990：246）解释。这条准则又包含两条次准则：a）贬低自己；b）抬高他人。因此，HM将自己的公寓归为脏、布局差，因而是不好的，就做出了自我贬低的行动（次准则a）。另一方面，做客的夫妇，特别是GF（妻子），称赞主人的公寓并不差，从而“抬高了他人”（次准则b）。另外，第6行以及第17行中止的话语中，GF还试图采用贬低自己的策略，将她自己的公寓归为差的一类。第7-9行中，GM采用了与他妻子稍有不同的策略，避而不谈主人家公寓的脏，而提出公寓稍微“有点小”，从而表达了对HM评价的部分赞同，但同时没有对更加严重的关于脏的断言表达赞同。这也可以视为部分“抬高他人”的方式。
上述种种现象说明，分类行为或范畴化并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单纯是个人心理方面的活动，而是在互动中通过多人协作、商议逐渐达成的。在人际互动层面上，说话人常常利用分类这种手段表明自己的主观意愿、阐明判断事物的某些视点，或争取听话人改变自己的立场并认同说话人的立场等。换句话说，谈话中对人和事物进行分类并不仅仅为了区别类型，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程度的交互主观性。
四、小结及理论意义
上文表明，对话中的分类活动在形式上常常涉及到“分”“N种”等动名成分。也常常有“这种、那种”“你们、我们”等平行或对立形式。但是分类活动常常占据多个话轮，在谈话双/多方互动中形成。内容上，分类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类：客观描述、主观分类和主客观混合分类。从互动功能上看，说话人常常利用分类这种手段表明自己的主观意愿或立场，达到某种程度的交互主观性。
分类现象（以及其他会话言语行为）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语言单位的范围及其本质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传统的句法分析基本上是围绕着所谓最简单的有完整意义的单位即句子展开的。这种基于单句句法形式的语言单位对于分析话语行为或“计划”（Levinson 2013）来说，要么不完全实用，要么不总是相关的。这一观点与Ford et al（2013）基于话轮转接提出的主张不谋而合。虽然孤立的语言结构形式（con//www.58yuanyou.comstruction）（或单位）在一定层面上可能具有某种分析上的优势，但有时候将这些形式提取出来，单就指称意义方面进行分析，是不利于理解真实语言运用中的完整意义的。具体到分类现象来说，分类必然包含相对、并列和/或前后联结的元素，跨越多个说话人和多个话轮。如果不在这样大范围的语境中考察语料，貌似独立的个体单位的指称意义很可能也会被片面地理解。如例（8）的第5行水果摊贩所说的“这一种和这一种都是葡萄”这个单句，离开了前面第5行的“我们有两种”的上文以及可能伴随的身态手势就成了表意非常奇怪的语句。又如例（10）在评论公寓单元质量时，脱离了上下文对什么是“好的、差的”公寓进行判断也很难进行，因为这种判断没有绝对或客观的理由。说话人可能仅仅因为一个污点或某种室内布局就判断公寓是好的或是“一无是处”的。也就是说，在孤立考察语句的情况下，即使最基本的指称意义（如“这一种”或“好的/差的”等）也可能让人产生疑问或造成误解。
综上所述，过去我们习惯于考察的孤立范围的所谓“完整”的语言单位，还必须放到更大的语境、通过更大的互动活动的范围重新予以审视和分析。从另一方面来说，语言分析单位的范围是否需要扩大也是我们应该严肃考虑的问题。本文考察了汉语会话中的一个互动言语行为类型，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的言语行为类型值得深入探讨（例如Tao 2019所讨论的列举活动及相关手势）。我们希望借此说明，对不同情境中的言语行为的研究应当是促进句法语义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五、语言教学应用的思考
最后我们还想探讨一下分类行为和语言教学的关系。我们一直认为，基于真实会话材料的理论研究也应该有益于汉语教学（Tao 2005、2011）。就分类行为来说，基于互动话语的研究至少在下面几个方面可以为提高汉语教学的质量提供新的视点。
第一，语言学习的对象。和传统语言学研究一样，汉语教学一般是以单句为核心进行。这在最初级阶段语言教学环节应该是合理的，但是学生稍微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语言教学应该朝合乎交际规律的复杂化方面拓展。传统语言学里的语句复杂化要么是强调单句内部成分（如定状补语成分）的复杂化，要么是朝复句方向复杂化，或是相关句式之间的转化（参看吕叔湘1979：句子的复杂化一节），鲜少有以互动行为为核心的复杂化设计，而后者也应该是语言复杂化的一个可行方向。
例如，即使在初级汉语对话设计中，我们也可以模拟真实对话的分类行为设计水平适合（level-appropriate）的相应的对话。如例（11）的购物对话可以作为一个样本：
第二，增强学生关于语言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认识，在学习者掌握了一定客观表达能力的基础上适当培养主观表达的能力。例如可以用实例告诉学生，分类活动可以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来加强自己表达的效果。例如，如果要求学生做口头报告，谈谈“为什么要学汉语”之类的话题。学生可以这样开始：世界上的语言有很多种，有的发音好听，有的语法简单，汉语呢，既好听又语法简单，所以我喜欢学汉语！也可以培养学生利用分类法提高自己论辩的能力。高级汉语课上可以让学生讨论诸如“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哪个更重要”之类的话题。学生可以引入“经济发展有N个阶段，或经济发展有N种模式，因此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一定是矛盾的”思路，并以之展开论辩或相互之间进行辩论。
最后，课堂活动、课外作业或测试设计也可以引进分类活动的要素。例如教师可以给出一种类型的材料，让学生补出另外类型的材料。或者在测验时给出简单的字词提示，让学生组句编排，完成篇幅稍长的组合。还可以设计一些材料，分散在不同的卡片或纸张上，让学生以相关类型（包括平行、对比等）为指针把它们以适当的顺序拼放在一起。这类练习和测试有诸多优势，一是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的篇章意识，以篇章内容突破传统教材里的只强调单句和复句的限制；二是同时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都属于语言和语言学训练的核心内容。
当然，和语言学理论研究一样，这里讨论的分类活动只是众多言谈话语活动的一个小小部分，其他很多活动类型及其教学应用还需要我们根据真实话语材料进一步做出有效的开发。
本文成文时适逢《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希望我们能以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结合为题的小文，表达对《语言教学与研究》强调理论研究与语言教学应用紧密结合的办刊宗旨的高度认同。
附录：转写规则及符号
1）为行文方便，本文引用不同语料库的语料时删掉了一些无关宏旨的转写细节但没有刻意统一所有转写规范，尤其是语调单位的转写（Du Bois et al 1993；Tao 1996、陶红印2004等）。
2）主要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分别如下：
- 说话人一个词语或音节未说完而中断。
-- 说话人一句话未说完而中断。
[词语] 两人说话重叠部分，可能是几个词，也可能是一个词的某一部分。
①有关口语语料的转写规则和符号，请见文末附录中的说明。
②除了作者自己收集的语料外，我们还用到了来自美国语料共建会（LDC）的电话谈话约100个（Canavan & Zipperlen 1996）；另外还有309个日常会话录音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姚双云教授的研究团队。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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