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花宜人宜风雅
释证宋代青铜琮瓶初始功用及符号义涵的叠加性
贾国涛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
研究领域：中国艺术史论
摘要：青铜琮瓶，宋代初创仿先秦玉琮形制的新式仿古器，其初始功用乃宜花之良器——器型、器质皆为花器之上品；符号义涵的叠加性体现于宜人之瑞器——圆通无极卜凶吉、助祥和、辟异祟、人家宜畜之，宜风雅之美器——化古维新莫如铜、与三代同风。
关键词：宋代；青铜琮瓶；花器；瑞器；仿古器
琮瓶，两宋始创由先秦玉琮形制而来的新式仿古器，亦称琮形瓶、琮式瓶，有青铜（图1）、青瓷（图2）、青石（图3）三种材质，其中青铜琮瓶造型别致、铸造精美，尤以彭州窖藏的一式2件(高22.4*径5.5厘米，高17.5*径4.8厘米)最具代表：方体圆口、圈足，瓶身四角两边为长短互迭的乾坤驵纹及云雷底纹、中间通槽为飞龙纹，堪称两宋新式仿古青铜器的典型样式和琮瓶谱系之元范。
图1.青铜琮瓶及其结构
图2.南宋官窑青瓷琮瓶两式
图3.宋代窖藏青石琮瓶一对
一、“宋人”的视角——青铜琮瓶非礼器
宋代仿古器主要包括礼器和赏器（花器、陈设）两类，通常是先有铜制品后衍生其他材质，以青铜琮瓶为元范的宋代琮瓶初始功用及相关寓意的探讨，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为宋代新式礼器（主要依据是良渚玉琮为上古礼器的考古认识及两宋仿古礼器基本样式），少数认为花器兼宗教、巫术用器[1]。从名物考的角度，今人将先秦外方内圆中通的管状玉器称作“玉琮”是沿用了清末吴大澄《古玉图考》（图4）的说法：“得黄琮、组琮，始信徐叔重‘琮’……似车釭之说、郑司农‘外有捷卢’。”[2]若论宋代青铜琮瓶及琮瓶系列是礼器还是赏器，首要辨明的是晚清以来言及“似车釭”的玉琮是否为宋之礼器。
两宋文献中有关“似车釭”玉器的史料仅见于《续考古图》：“玉色不纯，以曾经火。以黍尺校之，通长六寸，中方，长四寸，径三寸，上下圆口，各出一寸，径三寸，外方内圆。”[3]但又注“制度未详”。（图5）宋在军事上的失势所导致的国家危机使其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历史传统转而为“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国之大莫重于祀”的礼乐实践，通过完善礼乐制度和频繁的祭祀活动不断加强统治的合法性与文化的正统性，仅礼地玉琮的使用制度就曾发生过多次讨论，尤以徽宗崇宁四年夏祭皇地祇用器问题最为详细：“‘黄琮礼地……请黄琮两圭有邸，并施于皇地祇。’……‘黄琮，郑康成及梁正《三礼图》皆谓八方以象地；聂崇义言：黄聪比太琮，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长八寸，厚寸。盖厚寸乃大琮之制，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长八寸，玉经无见。《考工记》有大琮、玉琮、瑑琮、驵琮之制，独不言黄琮广狭厚薄之度。今方泽并用坤数，而黄琮乃礼地之器，则黄琮宜广六寸，厚二寸，为八方而不剡。”[4]类似讨论在《宋会要辑稿》《政和五礼新仪》《续资政通鉴长编》亦有多处，虽最终都采用“八方以象地”之制，但其广、厚、纹、色一直未成定制，这说明宋人对《周礼》《考工记》等典籍所载黄琮制度已不甚明晰。
图4.清吴大澄《古玉图考》组琮与大琮
图5.宋《续考古图》“制度未详”器
图6.宋《新定三礼图》中驵琮、大琮制度
图7.明《三才图会》各式琮，作者提取
南宋“渡江之初，历年未远，绍兴赐鼎，已淆彭城之传器，……是知中兴诸贤，数典已昧。”[5]朝廷为尽快重建礼乐，由文思院依北宋礼书及《宣和博古图》礼器制度设计图样，重铸新器，同时为弥补金石不足，高宗四次下诏命临安府、越州等地以陶代铜“仿旧制随宜制造”祭器，但在《宣和博古图》及《中兴礼书》《宋会要辑稿》《皇宋通鉴纪事本末》各类祭器单上都未载“似车釭”的玉琮及仿其制的各式琮瓶 [6]。宋《新定三礼图》所录的驵琮、大琮已明确为八方圆角制（图6），明礼乐多袭宋制，明《三礼图会》（图7）所绘玉琮亦无此式，即“似车釭”之玉琮不仅与宋、明礼地玉琮非一物，更不在礼器之列，而对于求义理、倡导“观其器，诵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遗风”[7]甚至颂许“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8]的宋人来说绝不会将“制度未详”及其仿器（琮瓶）作为纳入国家祭祀之中，明人则将仿此“似车釭”玉器的瓶形器称为“蓍草瓶”或简称“蓍草”，并用“宜”来说明其使用方式——与堂相宜、书室之妙品宜插花、宜作清供、铜器插花极似合宜[9]。然，明代蓍草瓶的功用是否沿袭于宋，或者说以青铜琮瓶为首的宋代琮瓶系列是否为花器（陈设器）及其是否蕴含着尚未被破译的“意义世界”？都需更为确切的史料支持与系统释读。
二、宜花宜人宜风雅——青铜琮瓶之功用及符号义涵
2018年元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宋代花笺展”上有一幅南宋杜良臣的家书——《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贤弟尺牍》（25.7*36.3厘米，图8），又名《勤顾贴》，文曰：“询问医者，盖有未至也。妈妈今日欲已不甚熟，然不敢投药，且喫粥糜。今日且不劳见过，候柴医欲相闻，同商议投药。”该尺牍笔法精到、结体隽彦，所用笺纸工艺精良、底纹印制更是再现宋画神韵，为宋代砑花笺之上品，而花笺底纹“琮瓶水仙图”及相关书写文化不仅使宋代青铜琮瓶及相关琮系列初始功用的判定有了直接证据，也为其结构、材质、纹饰等符号隐喻的释读提供了线索。
（一）宜花之良器
图8. 《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贤弟尺牍》
图9.琮瓶水仙图，作者复原
图10.日本14世纪备前窑“算木手”
《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贤弟尺牍》笺纸上的琮瓶，长方体，瓶体正中为竖通槽，四角两侧是长短交替的驵纹，圆口，圈足，安置于方台之中。瓶内为带状长叶植物，枝叶呈“束”状，花势为盛开、待放、含苞，根据植物花叶特点，应为水仙之“玉玲珑”，因其生长及花叶特性，宋人诗云“得水能仙天与奇，寒香寂寞动冰肌。仙风道骨今谁有？淡扫蛾眉篸一枝。”故又有“花中仙”之誉，被视为君子花、瑞应草。该图中琮瓶虽无法判定其材质，但其为兼有观赏性的花器应是无疑的，而现存的宋代各式琮瓶结构、体量、口径尺度也的确适合贮插水仙等小型花木，后世以蓍草瓶作花器应由此而来。
另，日本学者藤岡了一认为，日本现传世的南宋官窑琮形瓶（图2），是镰仓（1185 -1333年）以来流行的茶道花器，宋元时期与青瓷槌瓶、古铜觚等一起传入日本，由模仿上古“琮”而来，高妙精美，为御前、将军的日常陈设、插花器，室町、天正(1336-1593年)备前窑已烧制大量仿中国式的时尚花器——“算木”[10]（亦有称经筒）（图10），佐々木三味也指出日本茶道花器范型中的“四方”源于“唐物”（宋）青瓷花器，由铜器演化而来[11]，并以“花器典范”载入《万宝全书》。
目前可见的各式宋代琮瓶，分对瓶与单体两种呈现方式，据唐宋瓶花对器供堂、单体置室的陈设方式，成对琮瓶应作堂花之陈，而单体者多为房室清供之设。
青石、陶瓷作花器由来已久，以古铜器或以旧铜再加工新造仿古器贮养花木却是宋才流行的风尚，青铜琮瓶便是其中一类。从器皿材质与植物生长关系的角度赵希鹄《洞天清录》里已有详述：“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且“古铜器灵异”——“多能辟异祟，人家宜畜之，盖山精木魅之能为祟者，以历年多耳。”[12]植物学家周肇基对古铜器宜于植物生长进行了科学论证：铜本是植物生长的微量元素之一，它既可作为植物体内参与氧化还原过程的多酚氧化酶的辅机，又可以使植物因铜素营养充足而增强抗旱能力。此外，古铜器表面因水和二氧化碳的长期侵蚀而生成铜绿，乃是碱性碳酸铜，原有杀虫、杀菌和防腐之效，铜瓶插花，瓶里的水因此不易变质，瓶里的花则可以吸收铜离子以为营养。[13]宋徽宗《听琴图》仿古铜鼎蓄花、洪咨夔《夏初临》：“铁瓮栽荷，铜彝种菊，胆瓶萱草榴花”、刘过《沁园舂》“自注铜瓶，作梅花供，尊前数枝。”等皆为宋人喜以古铜质器作花器的真实反映。南宋人《百宝总珍集》里说：“古铜元本出周时，旧者花粗人眼稀。丁角句容花儿细，此物应当价例低。古铜坚者颜色绿，多犯茶色，多是雷原由网纹，花样皆别，今时稀有。鼎、花瓶、雀盏之属，丁角、句容及台州亦有新铸者，深绿色，多是细少回文花儿，不甚直钱。”[14]说明宋人选择以古铜质器插养花器木既有对土壤学、植物学的深入研究，也有经济成本上的考虑，青铜琮瓶的生产应用亦与此有关。
（二）宜人之瑞器
宋虽盛行琮瓶，时之史料却不见名物，其造型系统中的符号寓意更无从可寻，明代开始频繁出现“蓍草瓶”或简称“蓍草”的记载，主要用于堂室陈设或清供花器且具有一定的文化隐喻。蓍草瓶之“蓍草”的元义，《本草纲目》援引历代“蓍草论”曰：班固《白虎通》载孔子云：蓍之为言也。老人历年多，更事久，事能尽知也。陆佃《埤雅》云：草之多寿者，故字从。《博物志》言：蓍千岁而三百茎，其本已老，故知吉凶。《别录》曰：蓍实生少室山谷，八月、九月采实，日干。……《史记》龟策传云：龟千岁乃游于莲叶之上。蓍百茎而共一根。所生之处，兽无虎狼，虫无毒螫。徐广注云：刘向言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茎也。……则此类亦神物，故不常有也。时珍曰：蓍乃蒿类，神草也。故易曰：蓍之德，圆而神。[15]
从李时珍历代“蓍草论”的综述可知：“蓍草”，其德圆而通，生于祥和之境、与千岁神龟相守，寓意长寿无极、能卜吉凶、天下太平……这与易学里通天彻地、卜算祸福的卦爻异曲同工，反映在琮瓶上即为瓶体正中联通天地方圆（方体、圆口、圈足）的通槽与四角两边的乾坤驵纹。然，不论是明人所称的蓍草瓶或“蓍草”，还是日本的“算木”，做花器时均无贮插蓍草植物本身者，而是以水仙、茶花、梅花、菊花等观赏性、文化性花木为主，故将其称蓍草瓶或“蓍草”已与蓍草植物本身不甚关联，而是取其义通，至于明人为何称其为蓍草瓶是延续的宋还是明人定名当另作考证。
从蓍草文化传统及明人对蓍草瓶的称谓反观宋人世界里的琮瓶是否与明人相一致就涉及到了宋代砑花笺书写文化中文字、书体、笺纸底纹之间的关系——“砑则为布纹、为绫绮、为人物、花木、为虫鸟、为鼎彝，虽多变，亦因时之宜。”[16]如宋张即之《上问尊堂太安人尺牍》文曰：“即之上问尊堂太安人，寿履康宁。亲眷内外 ，均介殊祉。小儿率妇孙以下列拜，长倩妇有微贽不敢以寒陋废礼一笑领略，幸甚！色线。翠小榧。各小。并附还介。轻渎知愧。老不能为役。不敢请委目。即之上问。” 因所书为长辈请安之用，故文字恭敬有加、情动于衷，笔法精谨凝练、点画顾盼生情，并选取了印有寓意多福多寿宜子孙的“千实荔枝图”砑花笺来书写请安贴是有意考虑了观者的心情。
又如宋薛绍彭以“铜瓶梅花图”花笺写《元章召饭帖》、黄庭坚用“蒲葵瓜蒂纹”花笺书《松风阁诗》……“虽多变，亦因时之宜”。再看《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贤弟尺牍》所述内容为杜母身体违和，致兄寻医问药之事，文字情真意切、笔锋疾促，足见其因母久病不愈、吉凶未卜之忧。“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综此文、此书、此图、此情可窥杜良臣以“琮瓶水仙图”应有隐含殷盼高堂逢凶化吉、长寿无极、瑞应庇佑之意，杜良臣以印有此图的笺纸写家书当是特意为之且对图意了然于心，由此可见，“琮瓶水仙图”之“琮瓶”所隐喻的符号意义与历代蓍草文化意象及明人赋予蓍草瓶的文化寓意是暗合的，即从符号“转译”的角度，蓍草及相关文化意象与琮瓶所比附的符号义涵具有互通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人赋予蓍草瓶的文化性很有可能延续的宋。
图11.宋徽宗《听琴图》仿古铜鼎蓄花
图12.张即之《上问尊堂太安人尺牍》“千实荔枝图”
因此，在宋代，琮瓶不仅具有普通花器（陈设器）的一般功用，更蕴含着与蓍草文化类通的义涵。从宋代砑花笺纸底纹制作来看，主要为当时盛行的各类绘画、装饰题材，宋人将琮瓶配合具有吉祥花木设计成多重寓意复合的图案，再以转印于日用花笺之上，说明其不仅为宋代砑花笺纸的常见图案类型，也是新式仿古器中的流行样式，而青铜琮瓶又因其材质特点，故兼具了蓍草文化意象与“古铜器灵异”的复合义涵——祈福辟祟宜人家之瑞器。
（三）宜风雅之美器
北宋中期以来考古、稽古、赏古、复古的文化思潮在北宋晚期礼乐复兴与南宋初期的礼乐重建之际逐渐转化为一种带有政治理想与文化精神的社会实践，并以化古的方式复兴“三代”文化传统于淳风古雅的新式仿古器。青铜琮瓶的设计不仅都谋合了两宋之际化古维新的文化思潮，又与《宣和博古图》商周尊、觚等经典纹饰样式共象同制而又有变化：“制造纯古，其上为龙首，四棱为凤形，周以为云雷，盖龙以升降自如，凤以取其因隐显，雷取其奋豫，云取其需泽，饮食燕乐而节文之礼，有在其中。”[17]及“四面皆饰虺纹，以裂纹间错。夫虺之求伸，呆雷而后动，而雷之震惊，必以其时。”[18]体现着宋代新式仿古铜器设计“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之精义存焉，有古今之所同然、百代所不能变者”[19]、“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而已”的造物思想[20]，而“对三代纹饰意涵的当代诠释，或许仅代表北宋末年官方的理解，但作为官方钦定本，其代表性及影响力不容忽视。
至于民间富贵人家的珍宝，引入三代有关纹饰，不无可能因重视其中赋予的修德养性意涵，是有意选样或订制的结果。”使得已失去生命力的三代纹饰得以重生。同时削弱唐以来外来因素及时尚因素的成分，而共存于宋代[21]——在古今互化的过程中法“三代意象”进而营造“与三代同风”、人文化成的理想世界，并凝聚于以青铜琮瓶为典型，可用、可赏、可寄托情思的新式仿古器的设计意匠之中。
三、青铜琮瓶投射文化造极之世
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2]的时代里，各类文化艺术物质技术相向峥嵘而彼此复合，造型古雅、铸造精美的青铜琮瓶虽不是两宋礼乐“铸鼎象物”之器，其宜花、宜人、宜风雅之义涵叠加性不仅是宋代“天人合一”思想新发展的物化表达，更是其社会风尚、科普应用、商品经济、符瑞介质、文化思潮……互为关联与彼此叠合的投射。
社会风尚催化合事之器
“四时插花”、“四季赏花”是宋上至王公贵胄下至黎庶百姓日常生活中最赏心之乐事，“花朝节”、“扑蝶节”、“壶蝶节”、“飞英会”、“看花局”、“金明开池”等都是当时常设大型花会活动，为此，宫廷成立“四司六局”专门管理“四艺”之“插花”（焚香、点茶、挂画），民间则有商品花卉经营，与之相应的新式花器层出不穷，铜器、陶瓷为时之流行器皿，青铜琮瓶便是新式铜花原由网器之典型。
科普知识应用生活习俗
青铜琮瓶充当花器既是社会风尚的催生，也是科学技术普及的结果。晋唐素有铜器供花礼佛之俗，宋以铜器作日常花器已蔚然成风，并产生了与之相关的科普知识，如宋陈景沂编撰我国第一部花卉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赵希鹄《洞天清录》等著作中多处提到铜为蓄花之良器，这些插养花木的知识借助发达的印刷出版术广传于世，有效地推动了花木业、铜花器制造业的发展，实为科普知识助推生活风尚的力证。
商业经济衍生日用造物
青铜琮瓶生产应用的物质技术条件主要得益于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采矿冶炼技术的发展。鼓风技术、胆水炼铜技术、铜合金技术的全面革新使得宋在铜冶炼及铜产品生产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且形成了一套采矿、冶炼、输出、生产、市场等严密的管理制度（列入“刑法”），而受商品经济的影响，政府又采取灵活管理方式，允许其控制范围内进行商品铜（成本较低的低纯度铜和废旧铜再加工）的生产与销售，如茶具业、铜镜业、响器业、祭器业及更为专门化的盆、壶、炉、镫、带钩、瓶等，其中也包括了以青铜琮瓶代表的时尚花器。
符瑞介质随宜人家所需
青铜琮瓶作为宋以来琮瓶谱系之元范，是将中国数千年“蓍草”文化传统的内涵精髓加以提炼，借上古玉器之形（外方内圆通无极），合两宋易学、道教符号意象（龙、云雷、乾坤八卦纹），造圆通无极、卜吉凶、助祥和、辟异祟、人家宜畜之祥瑞介质。从某种角度来说，青铜琮瓶既创造性地发展了先宋符瑞意象，又承载着宋以来中国吉祥文化新发展的——平民化、世俗化、艺术化、生活化。
当世之风化合三代意象
目前可见的宋代青铜琮瓶及相关琮瓶系列基本为南宋所造，青铜琮瓶虽为日常花器、陈设器，但其在结构、材质、纹饰等方面所体现的设计意匠——是把“三代”坐拥的家国重器、符号意象抽离，移入儒、释、道及平民社会的新情境中——在考古、稽古、赏古、复古、化古的审美文化里更兼有了“思古”的意味——化三代意象、忆旧都古韵、思东京梦华皆寄寓于器型中正端庄、纹饰古雅精致、工艺铸造精良、气质筋骨思理的美器之中。
丝路媒介汇通文化环流
以青铜琮瓶为代表的宋代新式铜质仿古花器及其异材质分化品从其诞生之始便被输往海外，并以其造型元范与文化意象在日、韩、越南等地衍生出了各自本土化的造型样式与功能分化——和风“算木”、韩风八卦瓶、越南方瓶，成为东亚文化圈风雅文化、吉祥文化跨地域环流的重要物象。
注释：
[1]谢明良：“琮瓶的变迁”，《中国陶瓷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出版，2007年，第119-143页；“琮瓶再认识”，《陶瓷手记》，台北：石头出版，2012年，第7-18页
[2][清]吴大澄：《古玉图考》，上海同文书局，1889年刻本，第58页
[3][宋]赵九成（传）：《续考古图》，文渊阁刻本影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2页
[4][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李之亮校点，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70-2271页
[5][清]孙诒让：“宋政和礼器文字考”，见《古籀拾遗》，《续四库全书》，第2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0页
[6]“(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勘会国朝祖宗故事，遇大礼其所用祭器并依三礼图用竹木制造，至宣和年做博古图，改造新成礼器……今看详欲乞先次将圆坛上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铜爵坫令建康府铸，其竹木祭器令临安府制造。”而祭祀所用各式玉器、716件陶瓷器、15件铜器、6903件竹木器及千余件铁器中并无“似车釭”的玉琮及琮瓶。见：[宋]太常寺卿编撰：《中兴礼书郊祀祭器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8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5-37页
[7][宋]吕大临：“考古图自序”，《考古图》，廖莲婷整理校点，上海书店，2016年，第2页
[8][宋]朱熹：“书释奠申明指挥后”，曾抗美点校整理：《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人杰编入《朱子全书》（1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9]明代用“宜”说明其使用制度且有大小之分，如高濂《燕闲清赏笺》写“龙泉蓍草大方瓶”，张谦德《瓶花谱》作“小蓍草瓶”、袁宏道《瓶史》称“蓍草”等。
[10]（日）藤岡了一：《日本の美術茶道具》（22），至文堂，1999年，第67-69页
[11]（日）佐々木三味：《茶器のその扱い》，谈交社，1995年，第38-39页
[12][宋]赵希鹄：《洞天清录》，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26-27页
[13]周肇基：《中国植物学生理学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第469页
[14][宋]佚名：《百宝总珍集》，上海书店，2015年，第51页
[15][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第934页
[16][宋]袁说友：《笺纸谱》，转：何堂坤：《中国手工业工程技术史》（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689页
[17][宋]王黼：《宣和博古图》，诸莉君点较，上海书店，2017年，109页
[18][宋]王黼：《宣和博古图》，第281页
[19][宋]吕大临：“考古图自序”，《考古图》，第2页
[20][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2247页
[21]陈芳妹：《青铜器与宋代文化》，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118页
[22]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77页
图引：
图1、3：中国国家博物馆、遂宁市博物馆、彭州市博物馆藏：《宋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原由网6年，第248，255页；图2、左,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宋磁》，朝日新聞社出版，1999年，第94页；右，日光美术馆：《宋磁》，日光美术馆出版，2018年，第111页；图6：[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高宗淳熙原由网二年（1175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图7：[明]王圻、王原由网思懿：《三才图会》，1609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100-2201页；图9、12：何炎泉主编：《宋代花笺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第140,146页。
本文已刊发在清华大学主办的《装饰》杂志2019年第8期
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