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头不语用文言文怎么说

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历史的绝笔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大宝藏，你不知道的，以及想不到的名人故事，都在这里：

陈云夫人于若木、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毛泽东长媳刘松林、蒋介石女婿陆久之、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美国科幻巨头海因莱因、“童话大王”郑渊洁、“三毛之父”张乐平、著名诗人汪国真、音乐家贺绿汀…………

叶永烈见证了这许多名人的传奇人生，抓住了许多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他用温情的笔触、不长的篇幅清晰记下一段段人生，随手一翻，人物带着历史的烟尘扑面而至。一边是恍悟，一边是感慨，这样的绝笔，该有多少历经沧桑的人会读到唏嘘辗转。

历史的绝笔，写绝了，以后也绝少有人写了。

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级作家，教授。1940 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 岁起发表诗作，19 岁写出第一本书，20 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 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50 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 200 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采访记录。此外，还有《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钱学森》等。

书摘正文：

毛泽东长媳刘松林的信

我的手头保存着一张便笺，全文如下：

刘松林同志：

上午我在黄河路301号市交通运输俱乐部作讲座。电话：。请上海图书馆赵景国同志转告我即可。下午我有空，可陪你去公安局政保处三科，我已与他们联系。

叶永烈

1986年12月23日

这一便条，当时是我留给刘松林的。

刘松林，又名刘思齐，嫁给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而她的妹妹张少华（即邵华）则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为伉俪。这样姐妹俩嫁兄弟俩的亲上加亲的巧事，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曾有过“先例”：贺子珍跟毛泽东结婚，而贺子珍的妹妹则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合。

刘松林为什么要我陪她去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三科”呢？

那是在20多天之前——1986年11月25日——我在北京刘松林家中第一次拜访她。她家位于北京市中心，和邵华同住一座独立的小院。她很热情，那天一直谈到晚上11时。很巧，那天正值杨开慧的侄孙女孙燕来访，谈及关于杨开慧的许多情况。

12月16日，我在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处理好一部书稿，飞回上海。翌日——12月17日——晚上，从北京出差上海的刘松林来到我家。那时候，不时兴“打的”，她在上海又没有专车，她是乘坐公共汽车来到我家的。

她说，这次她来上海，住在上海空军招待所（因为她后来的丈夫杨茂之在空军工作），希望能够顺便查清在“文革”中她关押在上海何处——当时，她被蒙上双眼，用汽车送进监狱。

她在“文革”中怎么会被关进上海的监狱呢？

刘松林是被江青下令关押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有一天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便下令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当时，杨茂之在苏北盐城空军基地，刘松林也在那里，所以被押送到上海的监狱。

第2页 :毛泽东长媳刘松林的信

我问她，那个监狱有什么特点？

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被关押在一幢楼房的三楼，窗上安装了铁栅，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

她的这一句话，使我明白她那时候关押在上海何处。由于采访的原因，我几乎跑遍当时上海各监狱。她所说的“窗上安装了铁栅”，表明是正规的上海监狱，不是临时关押的场所；她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表明是上海郊区的监狱。当时上海各监狱差不多都集中在市区，能够“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表明她关押在位于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漕河泾一带属上海郊区，即上海县。

在“文革”中，上海少年管教所关押了许多老干部以及文艺界人士。那里关押过陈丕显、曹荻秋。我在采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说他当时就关押在那里，成了“少年犯”。贺绿汀回忆了一个细节：在关押期间，他到监狱理发室理发，发现地上有很多白发，表明那里关押的大都是老干部。

我当即把我的判断告诉她：在“文革”中，她很可能被关押在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

12月18日晚上，我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位于上海巨鹿路的上海空军招待所，在15楼203室看望刘松林。她希望能够去上海少年管教所实地看一看，“求证”一下。我说，我可以帮助联系。

那时候，我家没有电话。12月19日晚上，刘松林又乘坐公共汽车，第二次到我家。我告诉她，已经与上海少年管教所联系，明天去他们那里。刘松林很高兴。那天她在我的书房里饶有兴趣地翻看我所收藏的江青（蓝苹）20世纪30年代的上百篇报道的剪报以及诸多剧照。

12月20日，考虑到要走访监狱，上海空军招待所给刘松林派了一辆越野车，驾驶员叫小王。上午，刘松林与小王来到我家，然后我陪她乘越野车来到漕河泾，来到高高的围墙以及电网包围之下的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上海少年管教所里还关押着很多少年犯，所以进门要办理相关手续。1985年那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少年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上海少年管教所所长张谷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张谷雷所长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工作多年，他根据刘松林所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带着我们来到2号楼，上了三楼。我们沿三楼的走廊往东走，走到尽头朝北的一间屋子——这间囚室当时已经被改用为队长办公室。

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张谷雷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张谷雷和刘松林几乎同时说道。

就像做地下工作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都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张谷雷说道。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里，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旅游照片都珍贵！”

在找到了“‘文革’纪念地”之后，刘松林提出，希望提审当年押她进上海少年管教所的造反派头头戴立清以及王洪文的机要秘书廖祖康。我知道他们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我采访上海提篮桥监狱多次，跟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王启和、政委牟德欣以及办公室主任都熟悉。于是我们驱车从上海西南的漕河泾，穿过上海市区，来到东北角的提篮桥监狱。

戴立清和廖祖康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定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头目。1982年8月21日，戴立清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廖祖康则是王洪文贴身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他在“文革”中追随王洪文造反，成为王洪文心腹。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作为王洪文的机要秘书也进入中南海。粉碎“四人帮”之后，廖祖康被定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头目。后来，在1988年4月5日，我在上海一家劳改工厂采访了廖祖康。

当我陪同刘松林来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办公室，监狱长说，戴立清确实关押在这里，廖祖康则在劳改工厂；需要向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办理相关手续，才可以提审戴立清、廖祖康。我答应为刘松林办理相关手续。

中午，我和刘松林回到巨鹿路上海空军招待所，在那里吃了中饭，刘松林用车送我回家。刘松林告诉我，她在12月21日早晨去苏州，两天之后就回上海。

在去苏州之前，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叶永烈同志：

下午我给上海市监狱打了电话，答案是：已请示过市公安局政保处，政保处的意见是最近公安部有个通知，说“这些人不宜接触”，因此不同意。

我已定25日返京。明日到苏州去，下午我去买了票。本打算买票后乘15路车到徐家汇转车赴你处，没想到4点钟上车，6点多才到北站，买完票到华山站已9点一刻了。太晚了，只得作罢。我估计22号返沪，最晚23号。

我回来后若时间尚早，即去你处。请你在22号晚和23号给我来次电话。

假使你认识公安局的同志，方便的话，请帮帮忙。不过，他们这两天大概也顾不上了。

问候你的母亲和夫人。

刘松林

1986年12月20日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刘松林当时要买上海至苏州的火车票，是她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到北站（当时的上海火车站）去买的。

接到刘松林的信，12月22日，我去上海建国西路75号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原社会处）三科，朱先生接待了我。我去过那里多次。我在上海采访在押或者假释的政治性人物，通常要事先到那里征得同意，这叫“挂个号”。例如，我在1984年11月13日采访陈独秀机要秘书、托派领袖郑超麟之前，便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挂个号”。

这一回，朱先生和我一起研究了提审戴立清、廖祖康事宜。朱先生说，你要去采访这两个人，在我这里办好手续，就可以去。但是刘松林作为当事人，去提审戴立清、廖祖康，恐怕不合适。她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组织，让监狱方面要求戴立清、廖祖康做出交代。她不便直接与戴立清、廖祖康见面。

12月23日上午，我路过上海空军招待所，给刘松林留下那张便笺。不久，刘松林从苏州回来。中午，我来到上海空军招待所15楼203室看望刘松林，一起在招待所吃了中饭。下午，招待所派车，送刘松林和我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三科，与科长张世民谈。张世民的意见与先前接待我的朱先生一样。刘松林谈了自己需要了解的问题。张世民表示，可以请上海有关部门提审戴立清、廖祖康，然后把提审记录通过组织途径交给她。刘松林表示感谢。

离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之后，我陪刘松林游览上海徐家汇，然后到我家。这是她第三次来我家。我的母亲请她在家中吃晚饭，她很高兴。她每一回到我家，见到长辈，都很尊敬。

她说，这次上海之行，终于找到了“文革”中关押她的监狱，弄清楚了关押她的来龙去脉，为写作回忆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她告辞之后，就回北京去了。

两个多月之后——1987年2月14日——刘松林从北京给我来信：

叶永烈同志：

您好！

到上海时多次打搅您，真不知该怎么说才能表达出我对您的谢意和我内心的不安。你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但却为我花去了那么多！您的夫人和老母亲对我的热情款待也使我难以忘却。

这次到上海多亏了你，否则我真会一事无成。春节后我还未与政保处联系，我想他们也够忙的，还是往后拖拖再说吧。我同你谈的关于我们在“文革”中，尤其是在上海的遭遇，不知你是否准备用，要用的话，请给我打个招呼（事先）。我已找到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不知是不是你所说的那部书，你好像告诉我是友谊出版社出的，但这部书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的。

什么时候到北京来时，请给我来个电话，届时或是我去看你，或是你到我家来。问候你的母亲和夫人。

祝

好

松林

1987年2月14日

我在收到刘松林的信之后，于1987年2月17日写了回信：

刘松林同志：

2月14日来信收到，谢谢。

照片已冲出，寄上，作个特殊的纪念——回首不堪当年！

关于您的情况，由于我正忙着别的写作，加上觉得还谈得不够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谈一次。如要发表，当然事先请您阅定。

《青春》月刊今年第1期发表了王若望一篇短文，受到批评，波及《青春》丛刊。《蓝苹》一文已付印，临时抽下——虽然此文与王若望毫无关系，但主编怕再出什么差错。最近似乎缓过一口气儿，说改排在第2期。

政保处那里，如需要，我可代您再催问一下。

信中所说的《长征》，就是那部书。

我常去京。春节前本要去京一趟，因我去温州了，未能成行。以后去京，再打电话给您。

问全家好！

叶永烈

1987年2月17日

后来，我多次在北京看望了刘松林。

2008年12月18日，我接到刘松林的电话，告知她和儿子杨小英一起来上海。她邀请我和妻翌日上午10时在上海威海路毛泽东故居见面，出席在那里举行的“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开幕仪式。

我和妻如约来到威海路583弄（原公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78岁的刘松林戴一顶雪白的羊毛帽子，黑色皮风衣，围一条彩色围巾，显得很精神。

在弄堂里，有一幢二楼二底、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建筑面积520平方米。她告诉我，这幢石库门房子中的7号，便是毛泽东故居。

那是1924年2月，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带着两岁的儿子毛岸英和出生才三个多月的毛岸青落脚在这里，一直住到年底。

毛泽东一生中曾50多次来到上海，其中1927年之前就曾10次到过上海，这里是毛泽东第9次来上海时住的地方，也是携妻带儿住得时间最长的地方。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除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之外，还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杨开慧除了照料孩子，还在工人夜校讲课。

由于这里也是毛岸英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所以“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也设在这里。在举行了“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开幕式之后，刘松林作为毛岸英的妻子，为陈列馆揭牌。

中午，陈列馆杨继先馆长在静安梅园村宴请刘松林，请我和妻作陪。刘松林拿出数码相机，把存贮卡里的她的第三代的许多照片给我看。这时候，刘松林的脸上漾着幸福的笑容。看得出，她的晚年生活在温暖的家庭之中。

第3页 :低调的毛泽东侄子贺麓成

低调的毛泽东侄子贺麓成

我手头保存着这样一封简短的书信：

叶永烈先生：

非常抱歉，有急事出去，晚上我找你。

贺麓成即日

这个“即日”，是1997年8月4日。

贺麓成，大约由于身份敏感，很少接受采访。他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而职业又是保密性甚强的导弹工程师。由于友人的介绍，他愿意在出差上海的时候接受我的采访。我在8月3日与他通了电话，约好8月4日上午8时见面。

那天一早，我从浦西赶往他下榻的浦东由由大酒店。这家酒店，是由由集团兴建的。由由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怪，一打听，方知那里原先是一片农田，如今“田”上崛起高楼，出了头，成了“由”，所以取名“由由”。

我准时在上午8时来到由由大酒店1904房，第一次见到贺麓成。他中等个子，中等胖瘦，虽说长期在军队系统工作，却有着知识分子的儒雅。他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湖南口音，倒是夹杂着“江西老表”的语调。他的眼睛对于强光不适应，所以总是习惯于戴一副墨镜。他嗜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茶几上放着好几包烟。就这一点来说，倒是酷似毛泽东。

我对贺麓成进行录音采访，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他很详细给予答复。那天他原本只准备谈一两个小时，没有想到一上午我录了四盒磁带。中午一起就餐，边吃边聊，又录了一盒磁带。正是暑天，说好午休之后从下午2时起继续再聊。午睡醒来，我就收到贺麓成的便笺，说是“有急事出去，晚上我找你”。不过，下午他很快就从外面回来，我在由由大酒店1904房继续对他进行录音采访，又录了两盒磁带。这七盒磁带，表明我对他的采访持续了七小时。他说，从未接受这么长时间的采访。

此前，1991年7月20日，我趁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从江西回到上海，前去上海他家采访。面对我的采访，毛远新也是不断地抽烟。烟灰缸里放着许多烟蒂，表明他的烟瘾颇重。毛远新常常长时间沉默，陷入思索之中，然后跟我说了几句。接着又是沉默。

我的采访，就从贺麓成特殊的身份说起——他怎么会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

毛泽东有两位弟弟，即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毛泽民长脸，高鼻梁，长相颇像父亲毛顺生，而毛泽东、毛泽覃圆脸，大眼睛，则多半像母亲文七妹。

毛泽民有一子，即毛远新。

毛泽覃有过两次婚姻，生两子。毛泽覃与周文楠结婚，于1927年8月13日生一子，即毛楚雄。后来毛泽覃与贺怡结婚，于1935年2月1日生一子，即贺麓成。三个月后，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遭到国民党军包围，英勇牺牲，时年29岁。

所以毛泽东总共有三位侄子——毛远新、毛楚雄、贺麓成。

在毛泽东的三位侄子之中，毛远新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曾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所以广为人知。

毛楚雄于1946年8月7日牺牲于陕西省镇安县文家庙，年仅19岁。

贺麓成一直低调，鲜为人知。

我一开始就问他，你既然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为什么姓贺不姓毛？

他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回答我。毛泽东说过：“在我的家里，该姓毛的不姓毛，不姓毛的反姓毛！”

确实，“该姓毛的不姓毛”，像毛泽东的两个女儿就姓李，分别叫李敏、李讷。贺麓成也是“该姓毛的不姓毛”。至于“不姓毛的反姓毛”，指的是毛泽东亲属中有的是养子，本来并不姓毛。

贺麓成说，他的名字是母亲贺怡取的。他本来叫“毛岸成”。“岸”是辈分，表明他与毛岸英、毛岸青同辈。“成”是革命事业必定成功之意。但是，贺怡又给他取了贺麓成这名字。贺是母姓，麓是湖南岳麓山之意，表示对故乡的怀念。为什么他长期以来用贺麓成这名字，不用毛岸成呢？一是他年幼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姓毛会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他成年后不姓毛，其中的原因与李敏、李讷不姓毛一样，因为毛泽东成了中国人民的领袖，他不愿意暴露与毛泽东之间的近亲的关系。

贺麓成告诉笔者，在单位里填表，他在父母一栏里只写“亡故”，连“毛泽覃”`“贺怡”的名字都不写。他尽量不让人知道他的身世。

贺麓成怎么又是毛泽东的外甥呢？

这是因为贺怡嫁给了毛泽覃，而贺怡的姐姐贺子珍嫁给了毛泽东。也真巧，刘松林和妹妹邵华，则分别嫁给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

贺麓成的命运颇为坎坷。

前已述及，他出生才三个月，父亲毛泽覃牺牲。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他从小被寄养在永新县花汀村贺调元家（贺怡是贺调元的干女儿）。

直至1949年8月，贺麓成14岁了，这才被母亲贺怡接回去。

然而，又是才过了三个月——1949年11月21日——他随母亲贺怡一起乘坐吉普车，遭遇车祸，母亲贺怡当场死亡，他腿骨骨折。

从此他从1950年初起，就生活在上海贺子珍姨妈家。众所周知，江青极其忌讳贺子珍，因此贺麓成也就从不提及他是毛泽东的侄子。

贺麓成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由于学业优秀，他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就在准备前往苏联留学之际，中苏关系恶化，他被分配到国防系统工作。

他成为导弹工程师时，按营级干部分配了一套居住面积为20多平方米的住房。这房子他一住就是20年。房子里没有煤气，他常常为煤炉熄火而苦恼。后来，随着他成为中国优秀的导弹专家，在导弹事业上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大，他被提升为团级、副师级、副军级。这全然是凭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提升的，与“皇亲国戚”无关。

他的工作单位，长期不知道他是毛泽覃之子，直到1983年，他的真实身份才被单位同事所知。

那是在1983年，有人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说自己是贺怡之女。

贺麓成确实有一个妹妹，名叫贺海峰。更准确地说，贺海峰是贺麓成的异父同母的妹妹。除了贺海峰之外，贺麓成再也没有别的仍然健在的姐姐或者妹妹。这时，怎么会冒出一个贺怡的女儿呢？

不过，这位自称是贺怡女儿的人，也来历不凡，列举的证据也相当充足。

为了查清这一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出了专人。经过向贺子珍、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人仔细调查，查清了情况：她小时候，确实曾由贺怡带过，但并不是贺怡的女儿。她是烈士遗孤，父亲叫杨楠，母亲叫李梓华。父母亲牺牲后，为了保护烈士后裔，贺怡曾细心地照料她。后来，由于战争环境中无法带孩子行军，只得寄托在江西老乡家中。老乡认得贺怡，误以为那孩子是贺怡的孩子。

这一查，还查出贺怡在当年极为艰难的岁月，曾带过项英的儿子和刘伯坚的儿子。也是贺怡把他们寄养到可靠的老乡家中。

这一查，当然也就把贺怡究竟有几个孩子、谁是贺怡亲生的子女查清楚了：贺麓成的身世这才被人们知道。贺麓成是毛泽覃和贺怡之子，得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完全的确认——虽说贺麓成的这一身份本来就是清清楚楚的，而且贺子珍在1978年来到北京之后，就亲自向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贺麓成系毛泽覃和贺怡之子。

也就在1983年，民政部要给毛泽覃发烈士证书，中共中央组织部为贺麓成开具了正式介绍信，以毛泽覃之子的身份前往故乡湖南，领取毛泽覃的烈士证书。

为了纪念毛泽覃烈士，有关部门准备筹建毛泽覃烈士铜像及纪念碑，由烈士之子贺麓成写信给邓小平，请邓小平为纪念碑题词。邓小平在收到贺麓成的信后，写了“毛泽覃同志纪念碑”八个大字。

这样，贺麓成是毛泽东之侄，也就在贺麓成的工作单位以及他四周的朋友中悄然传开来了——尽管他本人从不愿意张扬这些事。

第4页 :耄耋罗章龙忆往昔

耄耋罗章龙忆往昔

1995年2月3日17时25分，99岁（虚龄100岁）的罗章龙在北京病逝。

我接到罗章龙治丧办公室寄来的讣告。通常中共元老的讣告，总是在逝者的名字之前列上一大堆“头衔”以及“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的话，而罗章龙的讣告上写着的“头衔”很简单，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罗章龙的“工作单位”是中国革命博物馆，所以罗章龙治丧办公室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讣告称，“遵照罗老生前遗愿和家属的意见，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致电中国革命博物馆罗章龙治丧办公室，向罗章龙亲属转达我的哀悼之意。

可能是由于评价罗章龙的一生比较困难，在罗章龙去世之后第18天，新华社才发出关于他去世的新闻稿。《人民日报》于1995年2月22日刊登了新华社电讯，标题为《罗章龙同志逝世》。罗章龙去世之后无悼词，这篇电讯可视为中国官方对罗章龙一生的评价：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一级教授罗章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5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罗章龙同志的遗体于2月21日火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受李瑞环主席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参加了遗体送别，并向家属表示慰问。王兆国同志委托刘延东同志代表中央统战部前往送别。

罗章龙同志1896年11月生于湖南浏阳，早年参加毛泽东同志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曾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后，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他先后参与领导陇海铁路、长辛店、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斗争，主编《工人周刊》。1923年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3年参加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1924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该会的中国书记。罗章龙同志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曾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1927年秋，任中共湖南省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配合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此后，曾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主编全总机关刊物《中国工人》，著有《中国职工运动状况（1928年~1930年）》。

1934年后，罗章龙同志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等校任教，撰有《中国国民经济史》。1978年，罗章龙同志调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他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虽已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出版了回忆录《椿园载记》等著作，为抢救和搜集整理党的历史资料工作做出巨大努力。

记得，1989年9月15日，我在罗章龙之子罗平海陪同下，赴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第一次采访九旬高龄的罗章龙老先生。

时值酷暑，高干病房里开放着冷气，罗章龙穿着一身灰白条子相间的病员服，头发剃得光光的，双眼乌亮，精神很不错。他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记忆清晰，看不出老态。

他说，他向来处世坦然，不斤斤计较于得失，“举世非之而不加诅，举世誉之而不加劝”，所以他的心态一直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况。心宽则体健，年已九旬，他仍那样硬朗。那天他谈了自己与毛泽东的交往、身世，也谈了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印象。

此后不久，我收到罗章龙孙女罗星元寄自武昌的来信——

叶永烈先生：

您好！8月下旬，我到北京探望我爷爷罗章龙，看到报刊文摘8月20日第608期，上面转载了您的文章，介绍了国际代表马林，我把这张报纸拿给爷爷看，爷爷看后很高兴。

我爷爷这几年出版了几本书：《椿园载记》《椿园诗草》《京汉工人流血记》《非宗教同盟》《康德传》等，这些书您看过吗？如果您想看，我可以送给您。

我很想看您的近作《倾城之恋》，可惜未能买到。我希望我能早日买到这本书。

希望能认识您。

此致

敬礼！

读者罗星元敬启

1991 年9 月4 日

我打算再度赴京采访罗章龙先生。我给罗星元去信，得到她的回函：

叶先生：

您好！收到您6月6日的来信，知道我1991年12月31日谈“二大”的信和1992年5月5日谈刘仁静的信您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

关于您想来访我爷爷的事，我很支持。他虽然已经96岁了，但头脑清晰，记忆力尚好。但是对于某些敏感问题他可能不愿意谈。他的谈话一向谨慎，所以如果您专程赴京访问，我难以预料是否成功。

您的著作《红色的起点》一书，我邮购了两册，托人给爷爷带去了一册，我想我爷爷一定会重视您的这本书。您若在访问他时，您可告诉他您是《红色的起点》一书的作者，他一定会重视您的访问的。

今年春节和暑假，我本想去看爷爷，可惜因为我生病未能去得成，我感到很遗憾。

我跟爷爷曾经一起生活了30年，他的事我知道得比较多。我很愿意与您合作，但愿未来我们能够合作。

我是山东人，说话直率，一心喜欢追求真实，所以我很看重您的著作。

请常来信。并祝愿您

访问成功！

星元敬启

1992年6月13日

我已经把您的意思告诉我爷爷，等待他的答复。

1993年11月1日，我在北京罗章龙寓所第二次采访他。

我事先给他挂了电话，约定吃过晚饭见面。可是，我在晚上6时多到了他家，家人却说他正在睡觉。原来，他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吃过晚饭后要睡一会儿，到了10时多反而要起床，看书，写信——他一直用毛笔亲笔回信。我看过他写的信，那遒劲的字，看不出是年近百岁的老翁所写。

正说着，里屋的门开了，罗章龙披着一件棉大衣，拄着手杖，戴着一顶罗宋帽，踱了出来。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定，跟我慢慢地聊了起来。

这两次采访，罗章龙这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幽默风趣的谈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说他小毛泽东3岁，生于1896年11月30日，湖南浏阳人。乡音难改，他讲话仍是一口湖南腔。

我问起他的身体近况，他不无自豪地说：“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慢性病！”

罗章龙早在1920年便加入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亦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说他后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现在像他这样在1920年加入中共的健在者，已是绝无仅有了。

年事已高的他，对往事的记忆远远胜过近事。好在我所感兴趣的正是他的往事。跟这位世纪老人长谈，我仿佛在历史中漫游…………

罗章龙，湖南省浏阳县东乡沔江村人，出生于丙申年十月廿六日，即1896年11月30日，字章龙，号、笔名文虎，学名璈阶，1934年进大学任教授之后，易名仲言，号沧海。

罗章龙的胞弟名舞阶，字章凤。兄弟俩的字，取自唐朝诗人吴筠之诗：“凤舞龙璈奏。”

罗章龙的曾祖父罗尚含（可贞）是农民，祖父罗凤楼也是农民。父亲罗泰钧，1899年曾赴上海高庙江南制造局当锻工，1911年之后在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山工作。

在早年，罗章龙跟毛泽东有着颇深的友情：

1915年，罗章龙19岁，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秋天，他忽地在学校会客室外，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友启事》。罗章龙回忆说：“启事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这一启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转交”。陈章甫即陈昌，当时在一师附属学校任教员。

罗章龙看了之后，给“二十八画生”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回信，照启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愿见一面。信末，也署了个化名，叫“纵宇一郎”。

信扔进邮局，约莫过了三四天，罗章龙收到了“二十八画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

“二十八画生”约这位“纵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以手持报纸为互识标志。

那时的罗章龙叫罗璈阶。罗章龙的同班同学陈秋园，是罗章龙的同乡，听说此事，生怕有诈，自告奋勇陪罗章龙同去，以防不测。

到了那里，罗章龙才知道“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三字（繁体）总共28画。

罗章龙回忆说：“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站在走廊上，见到我们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我们说，我们到里面谈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陈同学就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我们上午9点开始直到图书馆12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临分手他对我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就这样，罗章龙成了“二十八画生”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他们一起寻访长沙古迹，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我问起罗章龙，这别名“纵宇一郎”的来历。据告，纵宇一郎乃日本古时候的著名学者。他那时崇拜纵宇一郎，便以这个日本名字作为别名，与“二十八画生”相对应。

我又问，为什么要取“纵宇一郎”“二十八画生”这样颇为奇特的名字？他笑道：“那时候的风气如此，总要取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

第5页 :

毛泽东在1936年跟斯诺谈话时，是这么说的：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其实，李立三头一回跟毛泽东见面，一则因为比毛泽东小6岁，二则刚从县城来到长沙，一时语塞，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罗章龙问起我在采访中，见到过哪些历史老人。我说起了96岁的李达夫人王会悟，91岁的郑超麟…………他显得很有兴味，很详细询问这些他同时代人的近况。

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班，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知道我也毕业于北京大学，忽地问了一句：“你参加五四运动了吗？”他的话，惹得我大笑。我说：“五四运动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我！”他听罢，也大笑起来。在他的眼里，我当然是晚辈，但是这晚辈晚到什么地步，他似乎已分不大清楚了——他毕竟是年近百岁的老人了！

他说着，从桌子的抽屉里又取出一本书，书名叫《椿园诗草》，那是岳麓书社1987年印行的他的诗集。他喜欢诗，喜欢李白、杜甫的诗，也喜欢歌德、海涅的诗。他喜欢写诗，他的诗记录了他的人生脚印。所以，他的诗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部回忆录。眼不花，手不抖，他在诗集扉页上题字，然后赠我。他抱歉地说，《椿园载记》出版较早，样书送光了，不能再赠。

回到住所，我细细翻阅《椿园诗草》，书中收有他和“二十八画生”互赠的诗。此外，书中还收入他答董必武的诗、何叔衡赠诗，他赠刘志丹、鲍罗廷、俞秀松、萧楚女、张太雷、向警予、苏兆征、恽代英、方志敏的诗，展示了作者漫长的革命经历和广泛的交际面。

最使我惊讶的是，书中误排之处，他均一一亲笔改正。我数了一下，竟有39处之多！他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我…………这样的“作者签名本”兼“作者改正本”，而作者又是九旬长者，弥足珍贵。

罗章龙跟毛泽东在早年有过不错的友谊，毛泽东曾与他互相酬答诗篇。如今收入《毛泽东诗词选》中写于1918年4月署名“二十八画生”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就是写给罗章龙的：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罗章龙来到上海，预订了去日本的船票，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18年5月7日，日本政府军警在东京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并要他们回国。

罗章龙打消了赴日的念头，在上海寻找《新青年》编辑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图书公司，才知编辑部已迁往北京大学。

罗章龙带了好多册《新青年》杂志回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在《新青年》上见到华法教育会登的文告，鼓励青年们到法国勤工俭学。于是，毛泽东率20来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其中便有罗章龙。这批青年，大部分进入北京的留法预备班，而毛泽东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罗章龙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这么一来，罗章龙成了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学生。

在毛泽东早年的书信中，有好多封是写给罗璈阶的。罗璈阶便是罗章龙在北京大学时的学名。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亢慕义斋”聚首，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亢慕义斋”，又叫“康慕尼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那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不久，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逐渐扩大到十人，但是其中多人是无政府主义者。随着张申府去法国，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最后只剩四人，即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和刘仁静。

罗章龙曾写《亢慕义斋吟》，其中有这么几句：

亢慕义斋倡崇议，

科学民主启鸿蒙。

主张无产者联合，

实行天下真为公。

工团广布遍环宇，

大地万邦平提封。

雄才大略挽世运，

风起云蒸四海从。

民主政制新建后，

一扫旧史古人空。

大公至正无私业，

传诸万世以无穷。

1920年相继在中国各地出现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所以，罗章龙是为数不多的1920年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罗章龙年仅24岁。

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不过，那时的“负责组织”，并非今日的组织部的工作范畴，而是指导、组织工人运动。

从此，罗章龙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成为职业革命者。

罗章龙命运的转捩点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10日，罗章龙接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通知，来到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今上海南京西路）一幢花园楼房住下。

翌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那里召开，出席者约五六十人。米夫发表长篇讲话，他以“太上皇”的口气说：“现在只有王明才适宜于担任党中央的领导。”他威胁出席会议的王明的反对派人士说：“你们如果服从四中全会产生的临时中央的领导，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将你们统统开除出党。”

罗章龙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他们反对王明，反对米夫。“要求共产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来领导中国革命”。

历史证明，罗章龙领衔反对王明、反对米夫是正确的，但是罗章龙在策略上犯了一个原则性的大错误——另立中央。这是组织纪律所绝对不允许的，为此罗章龙被开除出党。

罗章龙脱离了中共，成为大学教授。

1971年夏，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谈及：“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毛泽东历数这十次路线斗争，数到了罗章龙。毛泽东说：

“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

“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这样，毛泽东把罗章龙列为党内斗争的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罗章龙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居然很风趣地对毛泽东的话作了别出心裁的“注释”：

“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成了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至于我，姓‘罗’，头上顶着个‘四’字，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说笑归说笑，当罗章龙说及他那次党内斗争，说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变得严肃起来。

罗章龙去世之后，安葬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墓盖上刻罗章龙自撰的一副对联：

章龙文虎 有道亢斋一支笔

浪起潮落 不愧椿园百岁翁

为了研究罗章龙的生平，我与罗章龙孙女罗星元有着诸多通信。罗章龙曾经把许多珍贵史料交给罗星元，而罗星元则复印或者转抄给我。

2007年8月4日，我在武汉采访罗章龙孙女罗星元。

经过多年的访问、通信以及研读罗章龙的诸多手稿，我开始对罗章龙这位中共元老级人物错综复杂、时浮时沉的一生，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第6页 :《红樱桃》•烈士遗孤•罗西北

《红樱桃》•烈士遗孤•罗西北

2002年3月25日，从北京寄给我一本新出的书，书名为“我嫁了个烈士遗孤”，副标题是“记罗西北的水电生涯”。

与此同时，还附了一封信，署名是“罗西北的老伴赵仕杰”。一看这名字，我记起与她曾经见过面。

罗西北的父亲，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烈士。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在上海壮烈牺牲时，罗西北才1岁半。在中共党组织的关怀下，在自己的刻苦努力下，烈士遗孤罗西北成为中国著名水电专家，高级工程师，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兼党组书记，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

赵仕杰女士给我的信，写在方格稿纸上。我注意到稿纸上方有一行小字——“中国水电顾问有限公司稿纸”。

她的信是这样写的：

叶永烈作家：

你好！为你写的《陈伯达传》谈到罗西北的情况有不实之处，我曾写信给《南方周末》要求更正。你的态度很负责任，专门到我们家来过一趟。当时我对（你）说过，罗西北的事，我曾写过一点，以后还会写，写成后告诉你。现在有关罗西北的书已写成，我不失当时的承诺，特寄一本给你。

我只是偶尔将自己多年的感受写了出来，水平很低，请你赐教！

祝

好！

罗西北的老伴赵仕杰

2002年3月25日

她如此看重当年的一句话，很使我感动。她的信和书，是寄到上海作家协会的。虽说上海作家协会是我的工作单位，但是作为专业作家，我不是天天去单位上班，何况当时我又出差在外。过了些日子，我才收到她的信和书，当即细细拜读了长篇传记《我嫁了个烈士遗孤》，并致函表示谢意：

赵仕杰女士：

我刚从深圳回到上海，收到您的来信和所赠大作《我嫁了个烈士遗孤》。谢谢您还记得当年的“承诺”。

我收到后当即拜读大作。诚如李锐先生在序中所说，妻子为丈夫所写的传记极为少见（据我所见有梅志为丈夫胡风所写的《胡风传》），常见的倒是子女为父母所写的传记。子女毕竟是下一辈，而妻子是丈夫的同时代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更为深切，更为感人。

这本书使读者明白，“烈士遗孤”也同样命运坎坷，也被打成“分子”、也受批判，并不因为是“烈士遗孤”而有着“政治保险”。然而，又毕竟是“烈士遗孤”，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迎来了“今夜星光灿烂”。

从书中得知你是北京大学校友，所以读这本书的开头格外亲切，因为我熟悉那样的时代与环境。

只是书中关于“烈士”本身写得不多。如能再详细些，也许更好。

问罗西北先生好！

祝

万事如意

叶永烈

2002年5月21日上海

赵仕杰女士的信和书，使我记起1991年7月12日在北京对罗西北和她的录音采访。

当时，罗西北年已花甲，仍忙于水电工作。

那天的采访，从父子俩的名字说起。

他说父亲罗亦农本名罗善扬，字慎斋，又名罗觉，后来参加革命，改名罗亦农——发动农民群众之意。如今人们只知罗亦农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

罗西北说，父亲罗亦农还有一个雅号叫“大口”。这是因为罗亦农擅长宣传鼓动，有着如簧之舌。“工友们，农友们！”每逢集会，罗亦农便登台演讲，激情如沸，使听众深受感染，于是得了“大口”之称。

至于他的名字，原叫罗西伯，是父亲给他取的。“西伯”，就是周朝的圣君文王姬昌。《孟子•离娄上》：“吾闻西伯善养老者。”这“西伯”便是指周文王。后来，他要前往延安，为了避免沿途的国民党特务知道他是罗亦农之子，改名罗西北，竟一直沿用至今。他后来留学苏联的时候，取的俄文名字的中文译音为“四维•亚沙”。这“四维”是什么意思？繁体汉字“羅”是“四”下面一个“维”字，也就是人们常说“四维罗”。

在说完父子俩的名字之后，罗西北谈起父亲的身世。

他说，父亲罗亦农是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雷公塘人，跟毛泽东、刘少奇的家乡相距不远。罗亦农在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罗亦农是介绍人之一。

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设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该校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杨明斋负责，俞秀松（同时兼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担任秘书。1921年春，19岁的罗亦农和刘少奇、任弼时等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

1921年秋，外国语学社罗亦农等20名学生先后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学习。到达莫斯科之后，罗亦农在东方大学学习，五年后回国。1926年1月，24岁的罗亦农出任中共江浙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不久，他和周恩来、赵世炎一起，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罗西北说，父亲罗亦农当时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红色政权的首任上海市市长。这使来自上海的我，倍感亲切。

罗亦农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

1928年4月16日，上海各家报纸刊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消息：“首要已擒，共祸可熄！”

报道说，共产党的“首要”罗亦农，已于昨日被捕。

六天之后——4月22日——上海报纸又醒目报道，罗亦农于21日在龙华刑场枪决，年仅26岁。

罗亦农，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确实是“首要”。他的被捕、被杀，使中共中央为之震惊。一个月后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悼罗亦农同志》一文，指出：“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英勇的战士。”

罗西北告诉我他父亲罗亦农牺牲的经过，他说，罗亦农在上海的名声很大，成了国民党特务追捕的重要目标，他们悬赏光洋5万，捉拿“匪首罗亦农”。

这巨额重赏，买去了一男一女的灵魂。这一男一女都是四川人，男的叫霍家新（又称贺家兴、何家兴），女的叫贺治华（又称贺稚华、贺稚璠、何芝华）。

贺治华曾是朱德的妻子。朱德一生，有过五次婚姻：

1912年，26岁的朱德和18岁的萧菊芳结婚。她是师范学校的学生。1916年，萧菊芳生下一子，取名朱保柱。不久，她死于类似于赤痢的热病。

1919年，朱德和陈玉贞结婚。她是朱德朋友的妹妹，受过良好的教育，21岁。

此后，朱德在上海结识贺治华，相恋。1922年9月初，朱德携贺治华同乘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前往欧洲。朱德赴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留学，36岁的朱德和19岁的贺治华在那里共同生活。贺治华原是四川开江县女子中学的教员，其兄是朱德的部下。贺治华漂亮、聪明、善交际，而且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1925年7月，朱德前往苏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军事，贺治华一起来到苏联。1926年4月18日，贺治华在莫斯科生下女儿朱敏。

1926年5月，朱德奉组织之命回国，去四川万县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贺治华、朱敏留在苏联。贺治华在莫斯科移情别恋，与从法国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青年霍家新相爱。贺治华就让她妹妹把女儿朱敏送往成都。1926年底，贺治华跟朱德分手。

此后，朱德直至上了井冈山，才和伍若兰结婚。伍若兰在战争中被国民党军队抓去了，砍了头，高悬于城头示众。

1929年底，朱德和康克清结婚，共同度过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贺治华在莫斯科另嫁霍家新之后，1928初经组织安排回到上海。他们的任务是“住机关”，即住在中共秘密联络机关里看守机关。当时，上海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060弄望德里有一处重要的中共秘密联络机关，霍家新、贺治华就负责这一联络机关。望德里有一条不长的弄堂，两边总共35幢统一模式的石库门房子。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常常选择这样的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建立秘密联络点，因为一大排外貌一样的房子不易辨认，便于隐蔽其中。望德里的中共秘密联络机关是两层小楼，霍家新、贺治华住在楼下，而楼上则是中共地下组织办公、开会、接头之处。罗亦农便常在这幢小楼楼上办公，与地下工作者接头。

不过，霍家新、贺治华不愿在上海做这种非常危险的地下工作，他们期望着前往法国过“自由生活”，却又苦于囊中羞涩。他们听说提供“匪首罗亦农”线索可以获得巨额赏金，也就觉得出国有望了。

于是，贺治华就秘密来到英租界英国巡捕房，用德语、英语告知他们，可以提供“匪首罗亦农”线索，还可以提供一份上海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她的要求是巡捕房给她和她的先生提供出国护照、签证和5万元美金，让她和先生到他们愿意去的国度。英国巡捕洛克一口答应。作为第一步，就是抓捕罗亦农。

不过，贺治华说，罗亦农三天两头来望德里，但是什么时候来，说不清楚。于是，英国巡捕洛克在望德里一带部署了密探。

4月15日上午，罗亦农来到望德里的中共秘密联络机关，先是与邓小平接头。邓小平走后，罗亦农仍在那里，因为约定中共山东省委代表前来会面。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邓小平刚走，而中共山东省委代表未到，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巡捕洛克带人包围了望德里中共秘密联络机关，罗亦农落入英国巡捕之手。罗亦农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便随英国巡捕走了，以使等一会儿要到达此地的山东同志免遭毒手。

周恩来迅速得知罗亦农被捕，立即召集特科紧急会议，着手营救罗亦农。陈赓认为极可能是霍家新、贺治华出卖了罗亦农，周恩来也有同感，因为罗亦农曾经批评他们生活奢华，经常出入酒馆、舞厅。但是周恩来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应通过内线查明真相，并立即把霍家新、贺治华转移到安全地方，并严加监视，但不要惊动他们。

特科得知，4月18日罗亦农从英租界巡捕房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

罗亦农在狱中坚不吐实。在狱中，罗亦农用隐语给中共中央写信，交代未尽的工作，勉励“在外的同志继续奋斗”。罗亦农给妻子李文宜写了遗书，要她“学我之所学，以慰我”。罗亦农还写下绝命诗：

慷慨登车去，

相期一节全。

残躯何足惜，

大敌正当前。

特科原以为国民党当局要押解罗亦农到南京，便计划在上海火车站附近劫囚车。

据罗亦农夫人李文宜回忆：“当时计划买口棺材，伪装送葬，在棺材里暗藏枪支，让我披麻戴孝，作为死者的家属，随伪装送葬队伍的工人，走在棺材后面。等到囚车经过时，猝不及防地从棺材中取出武器，把亦农抢下来。”

不料蒋介石于4月20日下达了“就地处决”的命令。次日，罗亦农穿戴整齐，神态自若，走向刑场，在龙华枫林桥畔慷慨就义，年仅26岁。特科晚了一步，已无法营救他了。

中共中央特科通过英国巡捕房的内线，迅速得知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女人，长得漂亮，话带四川口音，说一口流利德语”。不言而喻，那就是贺治华——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霍家新、贺治华。

当时，霍家新、贺治华被安排迁往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178号。特科查明，那份上海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尚在霍家新、贺治华手头，还没有交到英国巡捕房。

4月25日清晨，也就是罗亦农牺牲之后的第四天，蒲石路上出现一支迎亲队伍。数名中央特科队员，闯入霍家新、贺治华住处，一人把守后门，三人登楼。一阵枪响，霍家新被击毙于床上，贺治华急忙躲入床下，被打成重伤，瞎了一只眼，从此得了精神病。

与此同时，迎亲队伍响起了响亮的鞭炮声，既掩饰了枪声，又表达对清除叛徒的庆贺之意。

这一事件，又一次轰动了上海。

据1928年4月26日《新闻报》报道：“（昨天）上午7时许，其家所雇乳媪吴刘氏，因贺氏夫妇业将起床，正并坐床上阅报，乃手提水壶，开门出外，往附近老虎灶买水…………迨乳媪买水归来，则见有四人已经入门。穿本国装者三人，直奔楼上。西装者一人，禁止其行动。初尚以为遇盗，不敢声张，惟时只闻该屋后门忽大放边爆无数…………无几何时，三人下楼，偕另一西装者出门扬长而去。吴刘氏惊魂甫定，遂上楼观看，见贺嘉兴及其妻…………均已倒卧于血泊之中…………”

边爆，即鞭炮。

我在上海采访郑超麟先生时，他曾这样回忆：“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将报纸送给他。”

对于贺治华的结局，据《邓颖超传》载：贺治华后来回到四川老家，又嫁了人，在解放前病死。

在罗亦农牺牲之后，罗西北作为烈士遗孤，受到中共党组织的关怀。1938年，12岁的罗西北被送到延安，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1941年，15岁的罗西北被送往苏联，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没多久，苏德战争爆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也参加军事训练。罗西北还负责递送前线战士死亡通知书给他们的亲属。在1995年上映的电影《红樱桃》中，那个专门送发阵亡通知书的“黑色信使”罗小蛮，其原型就是罗西北。

1948年罗西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水能利用专业。回国之后，他三次全程考察金沙江，四次考察澜沧江，七赴贵州研究开发乌江，为中国的水电事业作出诸多贡献。

在“文革”中，罗西北遭到康生点名，这位烈士遗孤竟然被诬为“苏修特务”，关了五年零八个月。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托朱德之女朱敏转去，朱敏想方设法把信转到了周恩来手中。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使罗西北的冤案得以解决。罗西北曾笑着对朱敏说：“你母亲出卖了我父亲，如今你却救了我！”

2004年夏，罗西北病重，他却对医生说：“我的五脏六腑都是和水电相通的，我的肾脏就像水轮机，心脏好比发电机，血管就像输电线路，脑子相当于中央控制系统。”

2005年11月17日，罗西北病逝，终年79岁。

第7页 :紫光阁风云中的“小米”

紫光阁风云中的“小米”

1990年3月13日，我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信，信封上印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拆开一看，信很简短：

叶永烈同志：

您好！

来信收到，文章亦拜读，谢谢您的好意。信中谈及您经常来京，要与我当面言事，我很是高兴。我的电话是，欢迎您的到来。

因前一段工作较忙，现又党员登记，您的信没能及时回复，请原谅。

顺祝

一切好！

米士奇上

1990年3月13日

米士奇，在中南海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叫他“小米”。米士奇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机要员，后来成为王洪文办公室工作人员。

1976年10月6日晚上，中南海风云突变，“四人帮”落入法网。此后不久，米士奇写的一份揭发王洪文的材料，被收入中共中央印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当时，这一中共中央文件成为各单位揭批“四人帮”的首要学习文件，米士奇顿时成为闻名全国的人物。正因为这样，我在采写长篇《“四人帮”兴亡》时，米士奇成为我必须采访的历史当事人。

1990年7月15日，我在北京米士奇家中采访了他。我刚刚坐定，他就向我声明：“很多人称我是王洪文秘书，这不符合事实。我只是王洪文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不是秘书。”

在采访他之前，我从中共中央1976年12月10日印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揭发材料，查到米士奇揭发王洪文的材料，全文如下：

9月10日晚7点多钟，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求的问题，要及时请求，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按反党分子王洪文的黑“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电话。

米士奇

1976年10月7日

在同一文件中，还收入各地接到米士奇电话时的记录。例如，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年9月12日上午10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治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求。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李瑞山接

我采访米士奇，话题就从这一中共中央文件切入。

据米士奇告诉我，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是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轮流值班的。其中华国锋、张春桥一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24小时一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翌日，王洪文意欲夺取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让秘书廖祖康带着米士奇进驻中南海紫光阁值班室。米士奇记得，他来到紫光阁，用那里的两部电话——一部红机、一部黑机（不是曾经传说的“17部电话机”），往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其中不包括上海和北京，因为廖祖康关照他，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也就是说，当时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在毛泽东主席治丧期间发生重大问题，负责人都要用电话跟米士奇联系，而米士奇则随时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报告。这样，王洪文就可以掌控全局，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排除在一边。

在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之中，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米士奇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打去的电话之后，觉得蹊跷。用当时的话来说，湖南是“毛泽东生活过的地方，华国锋工作过的地方”，毕竟与众不同。张平化当即给华国锋挂了电话。

“什么？重大问题要找米士奇联系？我不知道呀！”华国锋感到吃惊，他告诉张平化，“米士奇是王洪文那里的工作人员！”

华国锋明白，王洪文要米士奇向全国各地打那样的电话，显然是为了抢班夺权。

华国锋问另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也不知此事。于是，华国锋马上要秘书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发出通知，发生重大的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王洪文不得不缩回已经伸出来的手。

米士奇在讲述了“紫光阁风云”之后，应我之邀，讲述了他的身世。

很巧，米士奇与我同龄，1940年1月4日出生于河北保定徐水农村，是普通农民的儿子，没有任何亲戚是高干。他怎么会进入中南海呢？

米士奇告诉我，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国的政治神经中枢。

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南海发生了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那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认为毛泽东主席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很重要，提议装个录音机录下来，以便整理、保存。那时的录音机很大，显眼地放在会议桌上，压根儿不是什么“窃听器”。有一回开会，毛泽东看见负责会议事务工作的刘吉顺在摆弄录音机，就问：“这是什么东西？”刘答：“先进设备，给首长讲话时录音用的。”毛泽东说：“我叫安的时候安，我不叫安的时候不要安。”

这件事就一飞而逝，直至“文革”风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绎成安装“窃听器”，变成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自从毛泽东说了“我叫安的时候安”那句话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意识到毛泽东不大喜欢录音。为了能够完整地记录毛泽东等首长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加强速记工作。

于是，着手物色八名速记员。从哪里物色呢？从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八名“根正苗红”的学生。

米士奇恰恰在1961年从北京二中毕业，正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意外地被中南海选中了！

米士奇确实是“根正苗红”的学生。他被查过“三代”——爷爷是工人，父亲是中农，本人是学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学六年，他六年当选“三好”学生，五年当选优秀共青团团员，两度当选北京市优秀学生。

像米士奇这样“根正苗红”的应届毕业高中生，最初选了八人，后来筛去一半，剩下四人，米士奇仍在其中。这四人被送去学速记，不久调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为中央的会议作速记。米士奇还负责整理过毛泽东讲话的录音带——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录音，大约两三百盒录音带。

1965年8月23日，米士奇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他是四名速记员中第一个入党的。此后，他一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1974年，米士奇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文件组副组长时，2月1日被调往王洪文办公室临时协助工作。这样，他成了“王办”的工作人员。

米士奇还告诉我一个重要的细节：1976年10月6日晚，王洪文在落入法网之前在干什么？他在看电视！

米士奇回忆说：

10月6日晚上，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住处，电视室在王洪文办公室旁边。本来，我一个人在看。王洪文从办公室里出来，看了一下手表说还早，就坐下来跟我一起看电视。看了一会儿，快8点了，警卫员王爱清对王洪文说：“王副主席，该走了！”

王洪文站了起来，我看着他走出去…………

就这样，王洪文坐着轿车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从米士奇的回忆可以看出，王洪文在来到怀仁堂之前，一点也没有想到，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什么…………

据米士奇告诉我，到了夜11时左右，他吃了夜宵，洗过澡，准备回家。这时，他忽然见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来了。往常，邬吉成跟“王办”没有什么工作联系，他来干什么？

邬吉成发出通知：“王洪文办公室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16楼，出席紧急会议！”

等到“王办”人员到齐，邬吉成宣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命令，米士奇才知道王洪文已经被捕。

命令说：“王办”工作人员要参加学习班进行学习。全体留在钓鱼台，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

米士奇当即表态：“拥护中办命令，执行中办命令。”

就这样，米士奇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夜晚…………

米士奇跟王洪文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正因为这样，在第二天——10月7日——米士奇就写了一份揭发“反党分子王洪文”的材料，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米士奇笑着对我说，这恐怕是全国最早的一份揭发“四人帮”罪行的材料。

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刻，米士奇虽然曾奉王洪文之命“进驻”紫光阁，但是在中共中央1976年12月印发他的揭发的文件上，称他为“米士奇同志”。这“同志”两字表明，他并非王洪文党羽。

在我采访他的时候，“小米”已成为“老米”。在他家，他和妻子张素花（当年在钓鱼台工作）跟我笑谈往事，颇为感慨。

2010年5月15日，米士奇去世，终年70岁。

第8页 :与红色特工面对面

与红色特工面对面

从早年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到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到2015年的热门电视剧《锋刃》，反映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的影视作品，那跌宕起伏的情节，那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总是会吸引众多的观众。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直接访问隐蔽战线的英雄们。

如果不是上海国家安全局的介绍，我难以结识平日与媒体“绝缘”的国家安全部的离休老干部田云樵。

自从1991年7月3日在北京采访了田云樵之后，我收到他1991年8月11日的来信：

永烈同志：

您好！

大作《红色的起点》和《周佛海的浮沉》已收到了。您如此讲信用，使我很感动，十分感谢。

大作我们正在拜读中，一个初中的孩子一定要抢先看，只好（答）应孩子的要求。他看完后说：“此书正如内容提要说的史料丰富、翔实，而且文笔流畅，其中故事引人入胜，令人爱不释手。”（孩子）要求他姥姥给他买一本。他们到北京作家书店去买，据书店说已售完，正拟给上海出版社去函索购。我们现在正在阅读，的确是一开始就有引人入胜之感，获知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知识，请允许我们再一次向您道谢。

原锦江饭店的老板，现全国政协委员董竹君先生，她20年代末期以来，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对党的贡献很大，这人很值得一写。她自己本人已写了几十万字的详细经历，行将写完，很想请一位作家写成小说传记，或想在您的笔耕之下，一定会写出一部生动而又动人的小说。不知意下如何？是否会影响您的计划？如获允准，我就告诉老太太，她会很高兴。

祝

夏祺！并祝

阖府安康！

田云樵

田夫敬上

1991年8月11日

田云樵是怎样的人？他为什么如此推荐董竹君？

记得，在1991年7月3日，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来到田云樵家，已经82岁的他很欢迎我的到访。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您很守时。”他说，守时是秘密工作的重要原则。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会面地点，就意味着可能出了意外，要马上准备转移。

他家客厅的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幅《岁寒三友》国画，我一看，画上署名“正鸿画”，但是落款这么写着：

田云樵同志八旬大寿

田夫同志七旬大寿

遵竹君亲嘱，画此岁寒三友图致贺

画上还写着“董竹君”三字，盖着她的图章。

“哦，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的女老板！”我说道。看得出，董竹君跟田云樵的交情非同一般。

我对田云樵的采访，就从董竹君开始。

田云樵告诉我，他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其中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联络董竹君。

田云樵说，董竹君乃女中豪杰，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盟友——其实，她早在1935年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独力在上海滩打拼，1935年3月15日创办了锦江川菜馆，1936年初又创办了锦江茶室。国民党军政要员以及青帮、红帮的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锦江川菜馆的常客。然而董竹君心向共产党，掩护、赞助了许多中共地下工作者。

田云樵记得，他第一次与董竹君见面是在1945年夏天。当时，他在新四军敌工部工作，秘密从苏北来到上海，先是会见了董竹君手下的中共地下党员任百尊，然后约定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上锦江川菜馆跟董竹君见面。当时他以顾客“宋老板”的身份走进锦江川菜馆，董竹君在二楼一个小房间里与他谈话。董竹君知道“宋老板”是从“里面”（指苏北根据地）来的，显得非常高兴。当时，董竹君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出资创办了永业印刷所。“宋老板”跟董竹君商议，秘密在永业印刷所印刷新四军的宣传品。为了便于工作，“宋老板”就住在永业印刷所，名义上是那里的业务经理。那时候，董竹君称他“宋先生”，而他则称董竹君为“董先生”——尽管董竹君是女性，但是锦江上上下下都称她“董先生”。

田云樵完成任务之后，回到苏北根据地。1946年元旦，田云樵奉命携妻来沪“安家”，这一回要长期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刚来上海，无处落脚，董竹君就让田云樵夫妇住到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163弄6号自己家中。住了三个月，才另迁他处。从此，田云樵成为中共地下党与董竹君之间的秘密联络员。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反蒋的“2•28事件”。当“2•28事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2•28事件”的领导人、台湾共产党负责人谢雪红遭到追捕，谢雪红和她的中共党员丈夫杨克煌从台湾逃到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党打算让她秘密前往香港。1947年5月，田云樵受命执行这一任务。当时，从上海到香港，陆路关卡重重，比较可靠的途径是搭乘轮船。然而，让这样处于追捕之中的“红色人物”上船，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田云樵求助于交际广泛的董竹君。董竹君想及锦江的律师刘良跟航运界熟悉，终于找到一艘从上海驶往香港的轮船的船长，打通关系，在开船前夕护送谢雪红、杨克煌通过码头军警的岗哨，秘密上船。谢雪红到达香港之后，1947年11月在香港发起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1948年，谢雪红北上，进入解放区。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站在毛泽东身后的，便是谢雪红。

解放后，董竹君多次受到陈毅、周恩来的接见。1951年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在上海设立一个招待中央首长、高级干部及外宾们的安全而有保卫工作的高级食宿场所，选中了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于是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合并，在长乐路89号成立锦江饭店。那里原本是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13层楼”），从此锦江饭店创立，直至今日…………

田云樵1909年7月29日出生于山东潍县西关田家大院，说话带有明显的山东口音。田家大院是一座清朝的老院落，这里出了三位颇有成就的人物：一是“田老二”——田云樵的二哥田仲济——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教授，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二是在田家大院出生的李燧英（原名隋家干，他的姐姐隋培素后来成为田云樵的妻子），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至于“田老三”——田云樵——则鲜为人知，因为他一直在秘密岗位上工作。

田云樵告诉我，其实“田云樵”是他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想不到这化名一直用到今天。他原名田荩宽，而做地下工作时，要不断改名，他用过田忠符、田修华、田逸村等名字。他有一时期连姓都改了，化名“宋硕吾”，所以人称“宋先生”“宋老板”。我问他当年化名“云樵”的含义，他笑着说，“云中樵夫”，时隐时现。

这位山东大汉，是1931年11月入党的资深中共老党员。据云，他入党不久，在山东济南做政治交通员。他在山东益都师范学校求学时用本名田荩宽，这时改名田忠符。他的任务是掩护、保卫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最初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叫“老柳”，真实姓名叫武平。后“老柳”在青岛被捕、叛变，上级派来新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老马”。

有一回，他陪“老马”去澡堂洗澡，“老马”特地嘱咐要一个单间。单间的费用当然贵，他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老马”在经费不宽裕的情况下坚持要单间。他陪同“老马”进入单间，见到“老马”遍体鳞伤，方知“老马”为什么要单间。后来他才知道，“老马”原来是任弼时的堂弟任作民，不久前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时被捕，受到敌人严刑拷打，敌人用皮鞭抽、烙铁烫，他坚不吐实，才终于获释。田云樵从任作民身上，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1932年12月，田云樵的住处遭到警察搜查，他的一件行李中有他和一些同志的合影。任作民的警惕性很高，一方面批评他做秘密工作不能拍照，一方面令他当夜和妻子一起乘火车转移到上海。

田云樵告诉我，他是在1929年结婚的，当时他20岁，新娘是潍县田家大院隋家的18岁长女隋培素。隋培素也是中共党员。

这是田云樵第一次来到上海。按照任作民的嘱咐，田云樵和隋培素来到上海福建路吉祥里，住在那里的吉安大旅馆。任作民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会派人到这家旅店跟他联系，还交代了接头的暗号。

田云樵在吉安大旅馆苦等了半个月，所带的经费都用光，隋培素也因水土不服而病倒。正在焦急万分之际，上海地下党的联系人终于出现。

之后，田云樵夫妇转移到另一处安身。不过，他俩有浓重的山东口音，而且对上海陌生，不易在上海开展工作，而北平那里需要人。在上海住了两个月，田云樵夫妇奉党组织之命，到北平工作。中共上海地下党给田云樵写了接头用的信件，田云樵把这张字条缝在毯子里。途经天津时，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搜查。士兵用刺刀挑开毯子，田云樵安之若素，处之泰然。还好，国民党士兵没有发现那封信件。

到了北平，按照联络地点以及接头信件，田云樵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一位姓李的同志接上关系（后来才知道，这位李同志就是李培南，解放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交给田云樵的任务是建立秘密联络点。在北平，他改名田修华，在北海附近开了一家“艺海书店”。从此，那里成为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一个接头、开会、交换情报、掩护同志的场所。

正当田云樵把北平的“艺海书店”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突然接到地下党派人急急送来的字条：“党内有14名同志被捕，请火速转移。”

田云樵立即把“艺海书店”关闭，和妻子迅速回到故乡山东潍县。这时，田云樵失去了中共组织关系，只得在潍县中学当代课教师。1936年4月，田云樵到上海协助李一凡筹办《文化报》，终于在上海寻到党组织。

1937年，田云樵进入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习。此后，他在八路军115师工作，转战苏鲁豫皖。后来他到新四军工作，担任过江苏淮安县大队、县总队、县武工大队的队长。

1945年，田云樵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敌工部（后来改称城市工作部）工作，部长为张登（即沙文汉的化名，解放后沙文汉任浙江省省长）。受沙文汉派遣，田云樵来到上海，跟董竹君建立了联系。在上海，他化名宋硕吾。

在上海，满口山东话的人容易引起特务怀疑。为了让田云樵在上海长期立足，沙文汉给田云樵配备了一个助手，她便是来自上海的女学生、中共党员张朝素（化名方寺）。张朝素出身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在上海长大，熟悉上海。

党组织要田云樵在上海建立一个地下联络站。田云樵打算重操旧业——在上海开设一家书店，作为地下联络点。

1946年初，田云樵来到上海，在董竹君家住了三个月，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

“宋老板”看中上海市中心淮海路的一幢三层房屋，便在那里开设了书店。楼下是书店，楼上是住家，三楼则是地下党开会以及电台工作的地方。这时候，为了便于在书店用上海话接待顾客，张朝素的身份是“宋太太”，而生了孩子的隋培素则成了“奶妈”。

淮海路人多眼杂，书店很快引起特务的注意。隋培素有一次外出，回来时书店里出现搜查的特务，而“宋老板”与“宋太太”不见了踪影。

隋培素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不得不回山东老家，从此一直在山东潍县生活，直至2007年去世，享年96岁。

“宋老板”与“宋太太”躲过了警察的搜查，却无法回到淮海路书店，只得在外借住旅馆。

很巧，此时田云樵的二哥田仲济也从重庆来到上海工作。抗战期间，1942年田仲济在重庆任东方书社编辑主任、总编辑，并与臧克家等合编《东方文艺丛书》。抗战胜利之后，他前往上海，担任现代出版社总编辑兼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文艺教授，住在上海虹口多伦路202弄71号一幢三层楼房里。由于田仲济是专注于学术的知名学者，不会被特务们所注意，于是，“宋老板”与“宋太太”便搬来同住。这时，兄弟俩一个姓田，一个姓宋，怎么行呢？于是“宋硕吾”改名田云樵，而张朝素则成为名副其实“田太太”，跟田云樵结为夫妻。

之后，田云樵调往中共中央上海局从事特工工作。

田云樵从张朝素的胞兄张朝杰那里得知重要情报：周佛海之子周幼海是张朝杰的中学同学，希望通过张朝杰寻找中共党组织。众所周知，周佛海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叛党成为国民党要员，后来又成了汉奸，出任日伪的上海市市长。尽管周佛海堕落为汉奸，但是他的儿子周幼海却与父亲背道而驰。田云樵得知，周幼海在重庆的时候便曾经来到中共办事处求见董必武，因为他知道周佛海和董必武同为中共“一大”代表，有过交往。董必武的秘书接待了他。他提出希望到延安去，秘书称赞了他的革命热情，但是由于他没有带任何组织介绍信，不便马上安排他去延安，秘书只得说“现在去还不方便”。

周幼海千方百计寻找中共组织，在1946年6月初来到上海。这时，他得知母亲杨淑慧已被军统特务押回上海，正在逼她交出财产。他不敢回家，躲在上海复兴公园附近的一幢公寓里。他得知老同学张朝杰的妹妹是共产党员，喜出望外，要求见面。

张朝杰马上把情况转告了田云樵。于是，张朝杰带周幼海来到江西中路的永康大楼，在那儿的一个写字间里跟田云樵见面。周幼海表示了要求投奔革命根据地的愿望。事后，田云樵请示上级，同意了周幼海的请求。

这样，在1946年6月底，周幼海由田云樵安排来到淮阴，找到了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热情地接待了周幼海。他改名周之友。

1946年8月2日，是周幼海人生的转折点。这天，经扬帆、何荦介绍，周幼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身份是“特别党员”，候补期两年（1948年3月由田云樵向他宣布转正）。举行入党仪式时，恽逸群也在场。

入党之后，周幼海被扬帆派回上海，在田云樵的领导下工作。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只和田云樵保持单线联系。

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张执一任书记，田云樵、李正文、王锡珍（即陈约珥）等为策反委员。策反工作委员会在辣斐德路（今复兴西路）租了一套公寓作为联络点，由张朝杰、叶佩仪夫妇住在那里。机关的支部书记为陈黄瑛，交通员为刘敏兰。周幼海在田云樵领导下从事策反工作。张朝杰于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便是田云樵。

那时，周幼海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的交易所里做投机生意的商人。他在中央大楼租了写字间，化名“周开理”，在永大银行开了户头。表面上，这位“大公子”正忙于生意，整天跟“孔方兄”打交道，而实际上，他是在“孔方兄”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

形势日益吃紧，不知内情的朋友不断地提醒他：“陈公博的子女到国外去了，汪精卫的子女到国外去了。”言外之意，劝他赶紧滑脚。他呢，也就顺着这些话，说自己正打算去“英国留学”。

周幼海曾参加“国民政治协会”活动，与李洁、胡伯敏、汤济溪等策反了浙东税警大队长。他也曾策反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策反工作。

他还竭尽自己的能力为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据不完全统计，周幼海交给地下党黄金12根（大条）、港币375万元、美金5000元，还有翡翠6块、红蓝宝石2枚。在1949年4月，又交给地下党2000美元。解放初，杨淑慧“分家”，分给周幼海1万美元，他又全部通过赵铮转交扬帆。据估计，周幼海总共向共产党组织上交了总额约为10万美元的资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于革命的一片赤胆忠心。当杨淑慧知道他把钱交给了共产党，曾气急败坏地说：“这么多的钱，够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的。你都交掉了，将来怎么办？”

周幼海曾以周佛海家属身份陪伴杨淑慧，“名正言顺”地前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周佛海。当时，在战场上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垒的国民党将军之中，有好几位是周佛海的旧部下。周幼海从父亲那里探听情况，为策反工作提供重要情报。

周幼海在上海秘密地收购手枪，逐批交给地下交通员运往苏北。有一回，风声甚紧，家中面临搜查的危险，周幼海和妻子匆忙把手枪藏在地毯下面。

1947年夏，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田云樵任书记。上海是青帮红帮的发源地，田云樵混入帮会，做统战工作。

田云樵从青帮女帮主李志慎那里得知，她收养了一个孤儿，乃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烈士蔡和森之子蔡林。田云樵立即报告中共中央上海局。不久中央来电报证实，蔡和森遗孤确实叫蔡林。田云樵马上采取措施，把蔡林安排在汾阳路的白公馆保护起来。

田云樵记得，1948年底的一天，著名诗人臧克家突然来敲田仲济家的门，因为他当时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不得不前来老朋友田仲济多伦路家中躲避。田仲济理所当然收留了臧克家。

然而，田仲济并不知道弟弟田云樵是特务们更为关注的人物。黎明前，最黑暗。由于担心特务们追踪臧克家而使自己暴露，田云樵当即决定搬离多伦路。

田云樵回忆，那段时间，由于情况多变，他和张朝素不断迁居，在上海北四川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太原路等处都住过。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横渡长江，田云樵受命策反驻在上海的国民党伞兵第3团。伞兵第3团大约2000人，团长刘农畯经过策反，成为中共秘密党员。4月12日，伞兵第3团集结，在上海杨树浦上船。部队按计划原本是要驶往厦门，但经过田云樵策划，伞兵第3团在驶出黄浦江之后，宣布起义，向北驶往连云港，投向解放区。这件事后来曾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通电嘉奖。

随着南京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朝上海进军。田云樵被中共党组织任命为沪西人民保安队大队长，马纯古任政治委员，组织沪西地区的工人护厂，迎接解放。

就在这时候，田云樵接到紧急任务，策反守备上海的国民党第51军。当时，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已经带着他的5万精兵在吴淞口准备从海上逃跑，而把守护上海市区的任务交给第51军。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推进到苏州河南岸时，国民党第51军布防于苏州河北岸，两军隔河相对。如果国民党第51军顽固地凭借上海的高楼大厦展开巷战，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在巷战中无法发挥作用，那么面临的将是一场恶战，不仅将牺牲很多战士，而且会损坏上海很多楼房。所以策反第51军，就可以使上海市区避免一场灾难。第51军军长是王秉钺中将，田云樵过去曾经了解过他，并试图策反，但是没有成功。眼下第51军已经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田云樵认为策反有十足的把握。

5月25日上午10时，田云樵派出国民党军队的投诚人员、王秉钺的老朋友王中民（原国民党少将）作为谈判使者，打算走过苏州河上的造币厂桥，走向国民党第51军阵地，但是第51军射来密集的枪弹，使王中民无法上桥。王中民急中生智，手持写着“和平使者”的牌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位参谋的护送下，走过苏州河上的造币厂桥，走向第51军防区。田云樵告诉王中民，他守在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解放军第81师师部的电话旁，如果在谈判中出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

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出乎意料，在第51军军部王中民见到的不是王秉钺，却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后来才知道，5月16日在浦东白龙港战斗中，第51军军长王秉钺被俘，汤恩伯让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兼任第51军军长。王中民向刘昌义说明来意，说是共产党派他来商议起义之事。刘昌义问，谁相信你能够代表共产党？王中民说，可以跟共产党代表直接通话。于是王中民让刘昌义接通了苏州河对岸第二劳工医院的电话，田云樵正等在那里。田云樵在电话中对刘昌义说：“王中民是我们派去的。现在形势逼人，突围是绝对不可能了，放下武器是唯一出路。”田云樵陈明利害，讲明政策，欢迎刘昌义过桥谈判，并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刘昌义非蒋介石嫡系，属于杂牌军，在田云樵的策反下，同意过河谈判。在5月25日下午，刘昌义与王中民、军法处长魏震亚乘坐吉普车，在两辆坦克的保护下，通过造币厂桥，驶向南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临走，刘昌义对留守在军部的参谋长王震潭说：“如果汤恩伯司令来电话，就说我到前线视察去了。”

在田云樵陪同下，刘昌义先是与解放军第81师师长罗维道谈判，然后又与军长聂凤智谈判。谈判成功之后，田云樵送刘昌义过造币厂桥，进入国民党第51军阵地。

刘昌义毕竟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他向第51军下达了起义命令，第51军执行了他的命令。就这样，第51军在5月26日中午终于起义。在刘昌义指挥下，第51军沿苏州河向北撤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使上海市中心避免了一场血战。

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这一天，成为上海的历史性的日子。田云樵这位隐蔽战线上的红色特工，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解放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总指挥聂凤智将军曾这样说过：“追忆此次对刘部的策动工作，确为田云樵同志在枪林弹雨中，亲临两地前线奋不顾身所努力进行的成果。”

刘昌义起义有功，解放后受到优待，而被俘的第51军原军长王秉钺则成为战犯，直至1975年获释，在美国度过晚年。

上海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兼社会处处长。社会处下辖三个室，田云樵为二室主任。

当年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的人员转入社会处。他们接到通知，聚集一堂。这时，他们才彼此知道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工作——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只有垂直的单线联系，没有横向联系。田云樵记得，当时周幼海非常惊讶地对他说：“有这么多的同志呀！”

田云樵还担任了上海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处长。遗憾的是，1955年6月，田云樵受“潘汉年、扬帆冤案”株连，被捕入狱达七年之久，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获得平反，先后担任上海市新浦机器厂副厂长、党委书记，上海市机电一局复查组组长等职。田云樵于1983年12月离休。1985年，张朝素病故。

我与红色特工面对面，深为他讲述的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感动。

此后，我写了关于周佛海之子周幼海的报告文学，给他寄去：

田云樵、田夫同志：

大函敬悉，谢谢。

关于周之友的报道最近已发表，附上。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今天，正值上海国家安全局40周年大庆，将给到会的扬帆、何荦等老同志一一送上这份杂志。

董竹君女士的情况，过去从《团结报》及文中资料上见过。不知她现住何处？北京我常去的，以后当可前往拜望。

祝

如意！

叶永烈上

1991年9月11日

田云樵依然关注着董竹君，期望我能够为这位传奇的巾帼豪杰写一部长篇传记——

永烈同志：

信和大作已收阅。因近抱采薪之忧，未及时作复，望恕宥。昨接上海家里电话，始知您为此很挂记，曾两次给上海家电话询及，实在对不起，十分抱歉。

您的大作我们已拜读，史实相符，内容生动，文字流畅，很感人，对青年人很有教育意义。

据闻您的作品已出版一百几十部，堪称多产作家。除《红色的起点》外，其他作品我们都未读过，很感歉然。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汇款去，请您烦神代选购几本。当然，要是购书有难处，也不必强求。可能出版时间太久，书店已无存货，就不要勉为其难了。如《红色的起点》北京作家书店就已卖光了。

董竹君老人处我近日曾去拜访过，她的初稿约30万字左右，只是最后两章尚未脱稿，她的意思待她最后脱稿后，欢迎您驾临采访，她很乐意接见您。

您有机会到北京时，欢迎到我们家做客。有什么须在北京办理，可函告，我们当尽力而为。

祝

阖府安乐！

云樵

田夫

1991年10月11日

田云樵于2003年10月7日病逝，享年94岁。

第9页 :“蒋介石女婿”传奇

“蒋介石女婿”传奇

2014年12月，我在整理文件时，从一个书柜下方不大用的抽屉里，见到三封写给我的信。信封下方印着一行红色的字：“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老年旅游服务公司”。我以为是旅行社的什么信，差一点被我扔进碎纸机。我顺手打开其中一封，看见信笺下方的“陆久之”三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哦，蒋介石女婿！”这三封写于1985年的信，立即被我装入塑料文件夹，作为书信珍品保存起来。

陆久之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传奇，光是列举这三条，就可见一斑：

其一，他广为人知的身份——蒋介石女婿，同时也是国民党少将；

其二，他不为人知的身份——从1927年起就在中共领导下，长期从事秘密工作；

其三，他一生坎坷，曾因潘汉年事件身陷囹圄，却享年106岁，与宋美龄“并驾齐驱”。

关于他是蒋介石女婿这一点，有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其一是质疑——蒋介石只有儿子蒋经国、养子蒋纬国，没有女儿，哪来女婿？

其二是认同；

其三是他本人，从不自称是蒋介石女婿，但是别人称他蒋介石女婿时也从不否认。

要写清我为什么会采访陆久之并与他有书信往返，还是要从他是不是蒋介石女婿这一点说起。

蒋介石一生有过四次婚姻：

1901年，14岁的蒋介石由父母包办，在家乡奉化溪口与年长他5岁的毛福梅结婚，育有一子，即蒋经国。1939年毛福梅被日本飞机炸死于奉化溪口。

1911年，蒋介石在上海结识了姚治诚，两人结合，但未举行正式婚礼。姚治诚没有生育，后来收养一子，蒋介石视如己出，取名蒋纬国。1966年姚治诚病逝台湾。

1922年，蒋介石在上海由张静江作伐，与陈洁如相识。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举行婚礼，由戴季陶主婚，孙中山“礼贺连礼”。婚后带了陈洁如常住广州，当时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而姚治诚则带着蒋纬国住在上海。陈洁如也没有生育。

1927年，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婚，解除了与元配毛福梅以及姚治诚、陈洁如的婚约。

1971年1月21日陈洁如在香港去世。

从蒋介石四次婚姻之中可以看出，他并无女儿。

然而，蒋介石却确实有过一个养女。那是蒋介石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去参观广州平民医院，见到一位华侨太太连生了几胎女儿，欲得一子，却又产一女婴，打算送人，何香凝收养了这女婴。不久，陈洁如去看望何香凝，见到这个女婴活泼可爱，非常喜欢，何香凝便把女婴送给了陈洁如。陈洁如为女婴取名蓓蓓。蒋介石得知有了女儿，也很高兴，为她取学名蒋瑶光。

所以，蒋介石有一位养女蒋瑶光，这是确实无疑的。

这女婴长大之后，嫁给了陆久之。虽然那时候蒋介石与陈洁如已经离异，但蒋瑶光仍是蒋介石养女，如同姚治诚与蒋介石离婚之后，蒋纬国仍是蒋介石养子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作为蒋瑶光的丈夫，人们称他为蒋介石女婿，这也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只是陆久之本人作为资深的中共党员，不愿自称蒋介石女婿，这同样言之成理。

我对陆久之的传奇人生甚有兴趣，打算采访，为他写一部长篇传记。我得知他是上海文史馆馆员，1985年8月20日便骑自行车来到上海文史馆，受到热情接待。在那里，我大致了解陆www.58yuanyou.com久之身世，上海文史馆确认了他的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上海文史馆表示支持我的采访，即告知位于上海的陆久之的寓所地址以及电话。

我随即致电陆久之。他知道我，很爽快就答应采访。但是，当时已经83岁的他似乎很忙，约定8月29日下午采访。

我如约来到位于上海闹市淮海中路的陆久之家中。年已八旬的陆久之，一头银发梳得条理分明，一丝不乱，脸色红润，温文尔雅，气度非凡，一望而知是很有修养的长者。由此也可以想象，年轻时他必定是“帅哥”一个。

我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南方口音，讲话声音不大，不紧不慢，但是很清楚。

他于190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名叫陆翰。他出生不久，随父亲迁往江苏常州。父亲先在浙江军阀卢永祥那里担任幕僚，后来出任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的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他在上海读完中学后，1922年，到杭州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这是一所在清末洋务运动之后出现的工科学校。在陆久之之前，夏衍就曾经就学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

1924年，突然传来噩耗，父亲因正直而得罪人，遭到暗害。陆久之从杭州回到了上海。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蔡叔厚。

一听蔡叔厚这名字，我马上记起来了，问道：“是不是上海机电一局的蔡局长？”

他感到惊讶，反问：“你怎么会知道上海机电一局的蔡叔厚？”

我告诉陆老，我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上海的电影厂工作，蔡叔厚那时候是电影厂的顾问，由我负责联系，所以我多次去位于上海四川中路的上海机电一局（全称是“上海市第一机械电机工业局”）拜访他。当时，他是上海机电一局副局长，我总是喊他“蔡局长”。他是机电专家，而对电影厂的业务却非常熟悉，因为他在解放初曾担任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我去拜访他时，他已经是头发灰白，似乎工作清闲，总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看书。电影厂每一回请他，他几乎必定出席顾问会议…………

我这么一说，在不经意之中，拉近了我与陆久之的距离。陆久之说，如今知道蔡叔厚的人很少，没有想到你竟然认识蔡叔厚。

对于陆久之来说，蔡叔厚是改变他命运的人。蔡叔厚是浙江诸暨人，比他年长4岁，1916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21年考取留日官费生，入日本电机专门学校，继而又攻读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科研究生，1924年毕业回国，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迁善里（今北京西路1004弄）创办绍敦电机公司。绍敦是他的名，叔厚（肃候）是他的字，只是人们叫惯他蔡叔厚而已。绍敦电机公司，也就是以他的名命名的公司。蔡叔厚是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人称“蔡老板”。蔡叔厚有很好的机电学识，又善于经营企业，所以绍敦电机公司不仅制成紫光电疗仪、烘花机等新机械，而且首创在上海大世界、新世界屋顶设置电动新闻广告，在上海机电行业也算是小有名气。

由于陆久之与蔡叔厚是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先后校友，蔡叔厚邀请陆久之加盟绍敦电机公司。进入这家绍敦电机公司，陆久之渐渐发现，蔡叔厚思想“左”倾，张秋人（中共早期革命家）、徐梅坤（中共“三大”中央执委）、杨贤江（上海“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常常来公司做客。1927年，蔡叔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绍敦电机公司变成了中共地下交通联络机关，曾经先后掩护过叶剑英、李维汉、廖承志、夏衍、冯雪峰等许多共产党人。

后来，中共成立了特科，其中第四科为电讯科，科长李强，负责创制无线通讯器材。蔡叔厚被调入中共特科，协助李强工作。绍敦电机公司秘密为中共生产了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

蔡叔厚在1932年被调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先后隶属肖项平（时任地下党北平市委秘书长）、罗伦斯、史沫特莱领导。1936年初，蔡叔厚因新任领导史沫特莱突然离华，失去了中共组织关系。解放后，蔡叔厚竟然原由网成了非中共人士。陆久之对我说，正因为这样，如你所忆，蔡叔厚在上海机电一局工作清闲。“文革”中蔡叔厚以“特嫌”罪名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1971年5月6日死于狱中。“文革”后蔡叔厚冤案得以平反。1978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蔡叔厚恢复党籍，党龄从1927年起算，而此时蔡叔厚离世已经七年！

陆久之回忆说，自从参加上海中共地下交通联络机关工作以来，他掩护过陈赓、项英等重要共产党干部。1926年，他结识了周恩来，被安排到上海市总工会秘书处工作，担任周恩来地下信使的联络人。受蔡叔厚影响，出身国民党官员之家的陆久之在1927年春向中共地下组织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闻讯之后，曾经亲自找陆久之谈话，说：“你要求入党我赞成，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可我总觉得，你留在党外，比在党内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1929年冬，组织上告诉他，要安排掩护一位日本友人——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当时佐野学从苏联开会回来，途经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处境危险。陆久之让佐野学住到自己家中达35天之久，直至紧张的风声过去，才让佐野学安全返回日本。

虽然佐野学安全回到日本，而陆久之的身份却暴露了，不得不在1930年1月紧急逃往日本。陆久之先是就读于日本铁道学院，后来转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直到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陆久之才回到中国。在日本八年，陆久之日语流利。

陆久之回国之后，公开身份是《华美晨报》社长，暗里仍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他的公开身份是海安信托公司经理，暗中为苏北新四军运送很多物资…………

陆久之说起他的婚姻。他与蒋瑶光是1946年圣诞节在上海结婚的，当时他44岁，蒋瑶光比他小22岁。其实，此前两人各有自己的家庭。陆久之元配夫人为陈宗蕙，陈宗蕙的父亲陈国权是孙中山的好友。1926年，陆久之与陈宗蕙在上海结婚。婚后两人曾经一起留学日本，虽然膝下无子女，但是夫妻感情融洽。1945年，陈宗蕙因精神分裂症去世。蒋瑶光则曾嫁朝鲜人安某，育有两子，抗战胜利后安某因曾是日本特务而离家逃逸，致使蒋瑶光无所依靠。经女友周安琪介绍，陈瑶光结识了丧妻的陆久之，爱上了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何况当时陆久之是国民党京沪卫戍区总司令汤恩伯上将的至交，是汤恩伯手下的少将参议，上海滩的“红人”。陈洁如亦喜欢女婿陆久之，赠他以金表。这只金表来历不凡，乃1925年俄国顾问鲍罗廷送给蒋介石，而蒋介石又转赠陈洁如的。陆久之与蒋瑶光婚后育有一女，陈洁如搬来与女儿、女婿住在一起。从此，人称陆久之为“蒋介石女婿”，而这一特殊的身份也便于他在国民党高层活动…………

那天，陆久之很详细跟我谈及两件事，一是创办《改造日报》，二是策反汤恩伯。这两件事，都跟他与汤恩伯非同一般的交情有关。

汤恩伯，人称“汤司令”，当年担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可谓权重一时，是上海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然而汤恩伯能够成为“汤司令”，陆久之的父亲陆翰曾经起了重要作用：汤恩伯在1922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他极想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改学军事，但是需要有人保荐。1923年回国时，托陆久之帮忙。陆久之是汤恩伯好友，用陆久之的话来说，是“总角之交”。陆久之把汤恩伯的请求告诉父亲陆翰，陆翰带汤恩伯去见闽浙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然而孙传芳嫌汤恩伯讲话有点口吃，不愿保荐。陆翰只得又带汤恩伯去见孙传芳手下的浙军第1师师长陈仪，陈仪愿为汤恩伯保荐。汤恩伯带着陈仪的保荐书返回日本，终于如愿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第18步兵科学习。所以在汤恩伯人生的关键时刻，陆久之和父亲陆翰帮了大忙。

1926年汤恩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回国出任陈仪的第1师少校参谋。后来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第7期第1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写出《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受到蒋介石赏识，从此青云直上…………

1945年3月，汤恩伯出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与日军作战。8月15日，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受蒋介石派遣，汤恩伯于9月初抵达上海，主持京沪地区日军受降。1946年2月，汤恩伯升任上将，出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

陆久之和父亲陆翰有恩于汤恩伯，所以汤恩伯1945年9月来到上海之后，别人见汤恩伯很难，而陆久之求见，汤恩伯马上接待。陆久之告诉我，当时他穿一身西装，乘坐自己的黑色轿车，前往上海的九江饭店——汤恩伯刚来上海时住在那里，后来司令部设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

在九江饭店，两人畅叙往事之后，汤恩伯便任命陆久之为少将参议。

陆久之对我说，他当时思忖，他这少将参议该做点什么呢？他不熟悉军事，但是他编过报纸，对于文职工作很有经验，而且他曾经留学日本，日语流利。在日本投降之后，有120多万日俘、日侨尚在中国，他打算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创办日文报纸，向他们宣传中日友好、揭露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陆久之这一构想，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同意。于是，陆久之正式向汤恩伯提出：“这么多日军俘虏滞留中国，他们手中的枪虽已被缴，然而思想上的侵略之枪依然存在。古人云：‘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请司令重视。”汤恩伯赞同陆久之的建议，商定报纸的名字叫《改造日报》，并由陆久之全权负责。

陆久之拿出《改造日报》一叠剪报复印件送我。其中有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即1945年10月5日）出版的《改造日报》创刊号，刊头“改造日报”四字是汤恩伯手迹，这可以说是《改造日报》的“金字招牌”。报头下方印着报社地址：“上海汤恩路一号”！还有一份剪报，是署名改造日报馆社长陆久之发表的文章，清楚表明《改造日报》由陆久之主持笔政。《改造日报》还刊登了汤恩伯司令在陆久之社长陪同下视察报社的新闻。

在《改造日报》上，我看到刊登题为《战犯群像》的漫画，也刊登来自延安的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新闻。

那时候，他穿少将军服，出入于汤恩伯司令部，也经常出入于汤恩伯在上海的官邸“蒲园”（今上海长乐路1221号内）。汤恩伯初来上海，家里的佣人、司机和厨师都是委托“老上海”陆久之选择“可靠之人”聘用的。

在陆久之的主持之下，《改造日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日本新闻界也大量转发《改造日报》的报道和文章。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刘少文向陆久之传达了《改造日报》办报方针：“要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上多发表言论；对日本问题要依照《波茨坦公告》精神做文章；对国内问题则要根据国共和谈原则进行宣传。”

1946年初夏，周恩来在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改造日报》总经理金学成出席会议。会后，周恩来把金学成留下来，对他说：“《改造日报》很有意义，要把它办好。”周恩来建议《改造日报》请郭沫若写一篇“寄日本文化工作者”的文章。《改造日报》马上向郭沫若约稿并刊登他的文章。接着，又约请茅盾、夏衍、田汉、翦伯赞、于伶等左翼作家为《改造日报》写文章。

《改造日报》的“左”倾化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国民党当局先后收到两封抗议信，一封来自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原本是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战败之后被指定负责中国战区日俘、日侨的遣返。冈村宁次在信中宣称：“《改造日报》必须取缔，不能再向日本士兵和日侨分发，否则，一旦在华日军有变，日方概不负责。”另一封来自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为《改造日报》有反美倾向。

这两封抗议信惊动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抨击《改造日报》是“打着国民党招牌，为共产党宣传”。这样，在1946年9月，《改造日报》不得不停刊。所幸陆久之有汤恩伯这把“保护伞”，面对这样的抗议、抨击，竟然无恙，照样在1946年圣诞节举行婚礼，跟蒋瑶光结婚。

陆久之告诉我，当时他家有两辆名牌轿车。有了“蒋介石女婿”这招牌，他更加安全，在上海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

陆久之很详细地向我讲述的另一件事，是策反汤恩伯。

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后，1946年7月汤恩伯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1947年3月，汤恩伯转往山东作战。5月，由于汤恩伯麾下以张灵甫为师长的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没，汤恩伯遭到降职查办。

1948年8月，汤恩伯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百万雄师即将渡江，直取南京、上海。蒋介石重新起用汤恩伯，欲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12月，汤恩伯再度担任京沪警备总司令。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锐不可当。1949年4月21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红旗在南京总统府飘扬。

汤恩伯率30万大军退守上海。这时，中共地下党把策反的目标瞄准了汤恩伯。在大军包围北平时，中共地下党成功地策反了傅作义，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前，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部署策反汤恩伯的工作，并制订了策反计划。

策反汤恩伯的任务，落在了陆久之肩上。

此前，陆久之用金钱买通戴笠手下的一个特务，弄到了上海防御工事图，送到中共地下党员张登手中，迅速转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攻取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陆久之说，张登就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的沙文汉。我当即说，解放后沙文汉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是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解放前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她），他们的独生女沙尚之是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的同班同学。沙文汉、陈修良在“反右派斗争”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

陆久之回忆说，1949年4月中旬，他忽然接到老朋友蔡叔厚的电话，请他立即到懿园一趟。陆久之知道，位于上海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的懿园是蔡叔厚公馆。陆久之乘坐私家轿车来到了懿园，蔡叔厚迎他入内，悄声告诉他：“稍候，老沙等一会儿就到。”

蔡叔厚所说的“老沙”，就是沙文汉。沙文汉当时除了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之外，还兼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这次就由沙文汉执行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策反汤恩伯的工作。但是，当时蔡叔厚和陆久之都不知道老沙为什么突然找他们。

蔡叔厚自1936年失去中共组织关系之后，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1942年他在重庆曾家岩面见周恩来、董必武，以为接上了党的关系，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没有及时对蔡叔厚这批情报人员履行组织手续，以至这位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一直游离于党外。即便这样，回到上海之后，蔡叔厚仍然积极在中共地下党刘少文（曾任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委副书记）、沙文汉领导下从事方方面面的工作，多次掩护中共干部。1946年，刘少文遭敌追捕时跌伤，蔡叔厚闻讯把刘少文接到家中疗养。在1955年，刘少文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这次，沙文汉也基于对蔡叔厚高度信任，请蔡叔厚出面给陆久之打电话。当然，沙文汉找蔡叔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蔡叔厚跟汤恩伯私交也不错：1923年蔡叔厚在留学日本时与汤恩伯相识。1926年汤恩伯回国之后，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住过一段时间，蔡叔厚还给过汤恩伯经济接济。

在陆久之到达懿园不久，沙文汉来了。

沙文汉跟陆久之、蔡叔厚都是老朋友，所以他直截了当地对陆久之、蔡叔厚说：“奉党的命令，有重要任务交给你们。”

陆久之和蔡叔厚一听，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沙文汉对陆久之说：“需要你去做汤恩伯的工作。希望他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明大义、识时局，举行起义！”

然后，沙文汉对蔡叔厚说：“老蔡配合久之，完成任务。”

策反汤恩伯，当然要比弄到上海防御工事图艰难得多。陆久之深知策反任务的艰巨性，也深感这一使命的重要性。

陆久之受命之后，前往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上的三井花园，那里原本是日本财阀三井集团上海总部所在地，有许多别墅。当时正值4月春浓，院子里樱花盛开，美不胜收。汤恩伯喜欢三井花园，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然而那时候汤恩伯很忙，总是在外巡视、奔波，司令部里难得见到这位司令官的身影。再说，司令部人进人出，人多眼杂，也不是合适的秘密谈话之处。于是，陆久之改为前往汤恩伯官邸蒲园。

蒲园里的佣人、厨师、司机都是陆久之帮汤恩伯寻荐的，所以陆久之对那里熟门熟路。汤恩伯夫人黄竞白也是陆久之的熟人，她告诉陆久之说，汤恩伯肩负重任，处于高度忙碌之中，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是在深夜。黄竞白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汤恩伯结识，当时她是日本蚕桑学校学生。黄竞白是浙江绍兴人，与国民党二级上将陈仪同乡。汤恩伯与前妻离婚，迎娶黄竞白。

陆久之在“蒲园”客厅坐等汤恩伯，一直没有见到汤恩伯回家，心中万分焦急。他征得黄竞白同意，干脆在“蒲园”的客房住下来。三天之后，汤恩伯终于在深夜回到“蒲园”。虽然他满脸倦容，但是听太太黄竞白说，陆久之已经等候他多日，随即把陆久之请至二楼书房。

陆久之跟汤恩伯是老朋友，也就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对他说明来意：“司令官曾对我说过：上海是我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我不会去毁坏它。但战端一开，炮火无眼，大上海将夷为废墟焦土，岂不有违司令官初衷？况身担祸国伤民的罪名，去打一场没有前途的战争，自己将今后的退路堵绝了，于仁于智，司令官都欠谋虑。”

汤恩伯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依你之见，该怎样？”

陆久之明确地说：“我看可走傅宜生（傅作义）将军的路。”

对于陆久之“亲共”，汤恩伯其实早已心知肚明。抗日战争初期，汤恩伯任第13军军长，要指派一位心腹担任驻南京代表。汤恩伯曾经考虑派陆久之去，但是遭到反对，最终派了别人。当时，汤恩伯指着桌子上的一个红包对陆久之说：“久之，你别让人家说你是这个颜色！”不过，毕竟陆久之跟他的情谊很深，汤恩伯从不加害于“亲共”的陆久之。

这一回，陆久之竟然成了中共劝降的说客。即便如此，汤恩伯对陆久之依然以老朋友相待，只说“容我考虑”。

汤恩伯向来反共，当年在江西，第一个攻下红都瑞金的就是他。正因为他坚决反共，所以蒋介石多次委以重任，直至这次在危急关头，任命他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也正因为这样，策反汤恩伯并不容易。

翌日清早，汤恩伯邀陆久之在蒲园散步，共进早餐。汤恩伯依然不对是否愿意成为“傅作义第二”表态，只是叮嘱陆久之在此多事之时好自为之。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取南京之后，大军东进，直逼上海。策反汤恩伯的工作，更加显得紧迫，沙文汉要求陆久之抓紧策反汤恩伯。

陆久之对我说，4月26日晚上，他又一次前往蒲园——那是他最后一次与汤恩伯密谈。他记得，汤恩伯告诉他：“久之，你今后不能来了！委员长亲自到上海来了，我刚到复兴岛去接他们。”

那天下午1时，蒋介石从浙江乘坐“泰康”号军舰进入吴淞口，抵达上海黄浦江边的复兴岛，汤恩伯到码头迎接。当晚，蒋介石住在复兴岛上仅有的一幢西式洋楼。据告，翌日要迁往汤恩伯司令部所在的金神父路。蒋介石手下特务众多，所以汤恩伯告诉陆久之，不能再来。

汤恩伯说，在复兴岛上，蒋委员长问他：“上海怎么办？”他回答三个字：“打到底！”蒋委员长说了一个字：“好！”

汤恩伯还说，蒋经国、蒋纬国随蒋介石一起来到上海。

陆久之对汤恩伯说道：“在上海，何不把蒋氏父子三个一起抓起来，立一大功！”

陆久之清楚记得，汤恩伯连声说道：“不许乱讲！不许乱讲！”

汤恩伯还说，上海难以坚守，国民党势必败退台湾。汤恩伯反过来劝陆久之随他前往台湾。陆久之连连摇头。

汤恩伯借口公务繁忙，当即把陆久之送走。

陆久之策反汤恩伯，至此画上失败的句号。

中共地下党考虑到陆久之多次出入汤恩伯司令部以及官邸蒲园，可能已经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虽然汤恩伯无意加害于陆久之，但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不会放过他。于是中共地下党决定让陆久之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到了日本，陆久之受命执行一项新的策反任务，即策反国民党当局派驻日本的军事使节团团长朱世明。就在朱世明犹豫之际，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国民党当局免除了朱世明的驻日本的军事使节团团长之职。

汤恩伯无法抵挡中国人民解放军锐利攻势。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陆久之欢欣鼓舞，从日本返回上海，与蒋瑶光以及不愿去台湾的岳母陈洁如一起生活。陈洁如还成为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每月领200元生活补助费。

意想不到的是，1954年12月31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突然被捕，1955年的4月3日，中共地下工作的元老、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又突然被捕，由此爆发清查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陆久之受到牵连，也被捕入狱，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61年，陈洁如前往北京，向周恩来请求宽恕女婿陆久之。周恩来熟悉陆久之，指示假释陆久之。1962年陆久之出狱。1965年，陆久之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经周恩来特批，陈洁如于1962年获准移居香港。她到香港改名陈璐，隐居于铜锣湾百德新街。蒋介石获知陈洁如赴港，曾于1963年致函陈洁如，称：“曩昔风雨同舟，举案齐眉，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蒋介石的另一函称：“遗簪不弃。”赞扬陈洁如：“一向温良敦厚”，“不愧巾帼须眉”。可见蒋介石对陈洁如仍然颇有感情。蒋经国获知陈洁如赴港，用10万美金为这位“上海姆妈”在九龙窝打老道购买了一套豪华公寓，并通过戴安国（戴季陶之子），每月接济她500美元，使她生活无忧。

在“文革”中，陆久之被挂上“牛鬼蛇神”“狗特务”之类的牌子批斗，遭到一次次抄家，还被“勒令”在街道工厂劳动。后来，他受到中共统战部门保护，才算“隐蔽”起来。

1971年2月11日，陈洁如病逝于香港寓所。经周恩来批准，蒋瑶光赴港奔丧，从此定居香港。

“文革”之后，陆久之的冤案得以平反。1983年，蒋瑶光60岁诞辰，陆久之获准前往香港探亲，住香港九龙窝打老道公寓，生活优裕。很多人以为陆久之一去不复返，蒋瑶光也希望他能够在香港定居。然而，他在1983年11月返回上海。

陆久之跟我畅谈他的传奇人生。我问起他，如今从事什么工作？他依然相当“神秘”。

他对外公开使用的身份是“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老年旅游服务公司”的董事长。所以他给我写信，用的是“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老年旅游服务公司”信封、信纸。他接待客人，通常是在这家旅游公司的办公室。他愿意在家中接待我，表明他不把我当“外人”。

在那次采访之后，过了些日子，我于1985年10月22日致函陆久之，再约见面时间。1985年10月23日，我接到陆久之回信：

永烈同志：

10月22日来函收到。近日因有友人从海外来，我忙于接待，可能还要陪同旅游一番。10月为日无多，待至下月上旬，我们再约期晤面如何？一再迁延，实非得已，尚希见谅，并此道歉。

即颂

撰安

陆久之

1985年10月23日

我明白，这家“旅游公司”，也便于他接待那些在海外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诚如他在信中所说：“近日因有友人从海外来，我忙于接待，可能还要陪同旅游一番。”

我在复函时，挂号寄他四本书：

陆老：

23日复函敬悉，谢谢。

另邮挂号寄上《蒋党真相》《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杨度外传》《在蒋牢中》四本书。后三本，您有空翻翻，您看写成哪种样式较好？

希望能有一段时间集中采访，录音。对于您来说，花费一段时间，把毕生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传之后人，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正在查阅一些背景资料，做好准备工作。多保重。

问全家好！

叶永烈上

1985年10月24日

（长篇完成后，可先在《解放日报》或《文汇报》连载，再出单行本。）

他于1985年10月26日复函，非常热情：

永烈同志：

您好！来函敬悉。我一定争取在11月上旬安排一段时间与您长谈，藉以答谢您的盛意与关怀。

承赐借我四本书甚感（《杨度外传》我已阅读过了），至于大作拟写成哪种样式，悉听尊裁。阁下才华出众，有（妙）笔生花，我相信肯定能达到真善美三个条件，我将拭目以观，便是现在也感到心头热乎乎的。匆复。即颂

撰安

最近出版的734号《团结报》及《新闻记者》有关我的文章想已看到了。

陆久之

1985年10月26日

我原计划要为陆久之先生写一部长篇传记，作家出版社也来信非常愿意出版我的这部新著。后来得知另一位作者也在采访陆久之先生，写作长篇传记，我也就取消了原定的写作计划。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那位作者并没有写出作品，以致陆久之先生至今没有一部长篇传记。

2002年秋，陆久之与蒋瑶光把陈洁如的灵榇安葬在上海福寿园。我在上海福寿园看到墓前矗立着陈洁如雕像以及陈洁如与蒋介石当年的合影。深红色的墓碑上刻着金色墓志铭，上书“母仪军校”四个大字。

2008年，陆久之走完他106个春秋的漫长人生之路。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他去世消息：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正局级（享受副市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陆久之先生因年迈体衰，不幸于2008年2月12日21时12分在家逝世，享年106岁。

第10页 :特别党员杜重石的风雨岁月

特别党员杜重石的风雨岁月

我与上海的“五七战士”杜重石先生有许多交往，他曾赠我在香港出版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岁月》。

他在《风雨岁月》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赠我：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写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而我正是遭遇这种厄运的人。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对于一个从1957年那大劫大难走过风雨岁月的他来说，借用亚里士多德和托夫勒的话，道出了内心深处的声音。

他用黑墨水钢笔写字，字字珠玑，简直可以让年轻人当作字帖临摹。他写给我的信，竖行写在白纸上，纸上无格无行，却写得字距、行距极为均匀，称得上是一幅书法作品。

杜重石是何许人也？

杜重石先生有着不平常的来历，人称“特殊少将”“中共高级特工”“中共密使”，而我以为对他最准确、最恰当的称谓应是中共“特别党员”。

仅从1986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给他的一封短笺，便可觑见他传奇人生的一斑：

杜老：

您好！我们在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看到一份大概是1950年9月1日周恩来同志发给贺龙同志的电报，电文中道：

与支电称杜瑞石想系杜重石之误，杜的工作，同意来电意见。

周恩来

1月9日

请您证实一下，这份电报是否发于1950年，建国后您的工作是如何安排的，以及您的简历。

请您在百忙中回忆一下，并早日函复，谢谢。此致

敬礼！

通讯地址：北京信箱联系人：李静

周恩来一眼就看出，电文中“杜瑞石想系杜重石之误”，可见周恩来对他非常熟悉。

杜重石告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50年，他在四川，贺龙给他安排工作之前，曾致电北京请示过周恩来。

这一细节，充分表明周恩来的细心，也表明杜重石来历不凡。

杜重石，1912年出生于四川广安，与邓小平的弟弟邓铿是初中同学。在上海新华艺大卒业之后，1933年，20岁的他便担任国民党第20军军长杨森的秘书。

1938年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他作为杨森的代表，派驻延安。在延安，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同学会副主席。

在延安，经杜重石本人申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记得，在抗日军政大学，一位姓李的指导员请示领导后让他填写了三张油印的入党申请表格，吸收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取代号“王杨”。

他还回忆说，离开延安前夕，分别受到毛主席的再次会见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以及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还由朱德介绍认识了周恩来和潘汉年。

从此，他与中共高层有了许多秘密的联系…………

翌年春，26岁的他，出任国民党第20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议。

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时候，他扮演了重要角色。驻守四川的是国民党第20军。他从事秘密工作，受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派遣进入成都，策反国民党第20军。

12月中旬，奉周恩来之命，杜重石随贺龙入川，担任贺龙的政治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进成都，杜重石就给贺龙送去国民党在成都的潜伏特务名单清册…………

然而，1957年，在上海工作的他，却在大鸣大放中陷入“阳谋”。他回忆说：

“整风学习伊始，‘戏’的导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帮助党整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即使有说错的，也必须从团结愿望出发，和风细雨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再团结。我对这些话，真是洗耳恭听，字字句句都信其为真…………我是懵懵懂懂地被他们强扮着他们所需要的‘角色’。”

他遭到大会批，小会斗。

他回忆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帮助党整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有什么错？不知哪位如黑松林里突然出现的‘剪径’者，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什么言者无罪，言就是行动，你已经有了行动，怎么无罪？我反驳说：言就是行动，毛主席从没说过这样的话。

“我当时确是孤陋寡闻，不知道‘言就是行动’典出何处，事后听说这是郭沫若这位名人的‘言即行动’的名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就是据这句‘名言’来指导反右斗争的。”

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在家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是那样的感人：

我素知妻子最疼孩子，从不用打作教育孩子的办法，即使孩子有了错，也只是对孩子讲明道理，改正错误、不要再犯，更不会让孩子一人在楼下哭泣而不予理睬。我一边叫茜茜跟着我，一边把咪咪抱着边上楼边说：好孩子是不哭的。我们去向妈妈讲道理，为什么要打挂红领巾的孩子。

我走进卧室，眼前的情景将我愕住了：妻子靠在沙发上低头沉思，眼眶也含着晶莹泪珠。我惊诧地坐在她身旁，轻声地说：“蓉（妻名素蓉，生肖属猴，蓉是我对她的爱称），怎么你打了咪咪，自己也在哭？”同时咪咪从我怀抱中下地来紧偎在我身旁。妻仍低头不语。

经我再三说：“蓉，我知道你从不打孩子，这次打她，是不是咪咪过分淘气了。”咪咪听到我这样说，像受到更大委屈，抽咽得更厉害，断断续续地说：“爸…………爸，我没…………没淘气，我要唱歌，妈妈不许我唱。老师教的歌，我唱不好，就得不到五分。”我说：“爸爸教你唱，保证得五分。”咪咪的小脸呈现出希望的喜悦。妻子用不耐烦的语气说：“我就不许她唱这支歌。”

“什么歌呀？”我问。

“社会主义好。”妻答。

我说：“社会主义是好嘛。大人也在唱，孩子要唱，用不着打她。”

妻子用略带埋怨但仍含柔情蜜意的音调说：“唉！小牛，你知道这支歌词中的‘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已改为‘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吗？我叫这小东西不要唱，爸爸听到会难过的。她偏不听话，还要唱。”

妻子说着说着，她的泪珠竟克制不住一滴滴落下来。这时我感到袭击我的是妻子对我体贴入微的蜜情深爱，我也情不自禁地紧偎着她饮泣起来。孩子们张大着小眼望到爸爸妈妈相互饮泣，用手绢互擦泪水。咪咪反而止住哭声拉着妹妹紧紧靠着妻和我，拉着我和妻的衣角说：“爸爸、妈妈不要哭了，我和妹妹都不哭了。我一定听妈妈的话，不唱歌了。”

他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他的历史被颠倒，居然成了“历史反革命”！

这样，他在1958年被上海黄浦公安局逮捕入狱，押送安徽劳改。作为“右派”加“历史反革命”的“双料分子”的他，蒙受了双重的屈辱。

他直至1976年才回到上海，1980年终于平反昭雪。

他在1996年9月15日给我的信中，深刻地说：

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便从黑暗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回顾我的人生历程，我心中充满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然而却遭遇妻离家破、骨肉分离的不应遭遇的厄运。难道犯罪的是那制造光明的人？这在我思维逻辑上弄不通…………

他心胸豁达、乐观，走过风雨人生，依然健康长寿。2013年，101岁的他，仍然每天读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关心国家大事。

在我看来，他简直是蒋介石女婿陆久之先生的“拷贝”，他俩都从事中共秘密工作而功勋卓著，又都蒙受不白之冤，却又长命百岁。就连他与陆久之先生写给我的信，都是那样字有风骨，可谓字如其人。

第11页 :“民国大律师”吴凯声

“民国大律师”吴凯声

“当年他与人谈话两个小时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可购一辆汽车。”短短这一句话，便勾勒出“民国大律师”“上海头牌律师”的身价和气度。

这位大律师是史良吗？史良声名鼎沸，当年是“七君子”之一，后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部长。

尽管史良与他同龄，然而史良是他的学生。

他才是真正的“民国大律师”“上海头牌律师”。他便是吴凯声。

1985年9月25日、1989年8月11日，我两度采访年已耄耋的吴凯声大律师。尽管每次谈话都超过两小时，不过他并没有要我付给他金条。

曾经“一字千金”的他，还多次给我书信。其中之一，便是1990年4月16日，九十高龄的他所写的亲笔信：

永烈：

你好！

今春久未见面，念甚。自前日由天津塘沽回沪，参加了法总领事为法国商务参赞告别招待会。今日下午接得《共鸣》杂志一本，内有您写的《营救廖承志》一文，拜读之下得悉您对这一事实的调查及内容之详尽，深为钦佩。关于廖案虽早有各报陆续发表，但均未详尽报导，因事隔太久。当时沪上各报也未能如实发表，今有该文传世，足见您对事实负责态度，不愧为当今一个名作家。专此表达以志敬仰。专此顺颂

著安

吴凯声

一九九○年四月

十六日灯下

上海寓所

吴凯声的信，用竖行书写，书法漂亮，年月日用中文数字，通篇一气呵成，无一字圈改。

我因久闻吴凯声大名，所以前去采访。晚年的他，虽瘦削而精神矍铄，目光炯炯，反应灵敏，丝毫没有老年人的呆滞。

吴凯声号丹农，生于1900年11月12日，江苏省宜兴市和桥镇人。他的话音之中，带有明显的苏南吴语腔调，而他恰恰姓吴。

吴凯声先生在1990年4月16日给我的信中提及，“参加了法总领事为法国商务参赞告别招待会”，这表明他与法国有着很深的渊源。

1984年11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夫人访问上海，曾在法国驻沪总领事馆，特地宴请吴凯声和夫人吴敏，表明法国格外看重吴凯声。

吴凯声原本出身自江苏宜兴商人之家，只是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道败落。贫困的他，怎么会走上与法国结缘之路？法国总统密特朗怎么会宴请他呢？

吴凯声在18岁的时候从宜兴来到上海，进入仓圣明智大学学习。这个仓圣明智大学鲜为人知，我因为采访乒乓名将庄则栋同父异母的姐姐庄则君得知，仓圣明智大学在哈同花园爱俪园（原址位于今日上海展览馆），是哈同在1915年创办的，设在哈同花园里，庄则栋、庄则君的父亲庄肇一就是这所学校的教务主任。所谓仓圣，即仓颉，传说中的汉字创造者，仓圣明智大学奉仓颉为先师。虽说号称“大学”，实际上没有正规的大学课程，只是学生均由哈同免费提供食宿以及学费，算是哈同的一项“善举”。正是这所免费的学校，使吴凯声打下学业的基础，尤其是学习了英语。

当时，著名学者王国维也是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吴凯声曾师从王国维学习《人间词话》，钻研诗词。后来吴凯声有所感便写下诗词，竟然达484首之多，被誉为“法界诗人”。

吴凯声的运气真好。当他在仓圣明智大学学习了三年，遇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法国里昂创办中法大学，招收官费生。吴凯声考上了。1921年7月，吴稚晖带领120多名官费生乘船前往法国留学，21岁的吴凯声是其中的一个。中法大学当时正处于草创时期。吴凯声在中法大学读了一段时间，便转往里昂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宪政史》。这时候，他失去了“官费”，便兼任上海《申报》、新加坡《新国民日报》驻欧特约通讯员，以写稿“打工”，维持生活。1924年，24岁的他在法国里昂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奠定了这位“民国大律师”一生的事业基础。因博士论文《中国宪政史》受到好评，当年就由巴黎齐亚法律出版社出版。

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吴凯声前往巴黎，任巴黎大学最高国际法学院研究员、巴黎比较法学院通讯研究员，世界比较法的权威华特•龙培儿成为他的导师。他的研究从法学兼及政治、外交、经济，开始写作论著《中国不平等条约史》。

1925年至1926年，吴凯声任英国伦敦大学校外研究员，并在巴黎圣拉萨中法银行任高级职员，同时又到巴黎最高国际法学院研究外交。

从21岁到26岁，五年法国求学，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带着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宪政史》《中国不平等条约史》两本专著，吴凯声戴着一副圆形近视眼镜，留着小胡子，穿一身笔挺西装，回到上海。吴凯声在上海租界开办了律师事务所。虽说吴凯声初出茅庐，但是那时候“留法法学博士”寥若晨星，何况他是用英、法语言出庭辩护的第一位中国律师，他还兼任上海法科大学教授，博士、教授的头衔使他的律师事务所胜人一筹。

吴凯声作为律师，第一次在上海崭露头角，引起广泛注意，是1926年的“陈阿堂案件”。陈阿堂是一位人力车夫，一个日本水手喝醉了酒，要陈阿堂拉他到十六铺码头，到了那里，日本水手不付车费，陈阿堂向他讨要车费，日本水手竟然恼羞成怒，动手殴打陈阿堂，以致陈阿堂被打成重伤，送往医院之后死去。吴凯声闻之，立即挺身而出，义务为陈阿堂家属打官司，并出面与日本驻沪总领馆交涉，要求严惩凶手，给予赔偿。吴凯声的义举，受到上海媒体的关注与赞扬。日本长崎法庭最终判那个日本水手有期徒刑三年，并给予陈阿堂家属以经济赔偿。

“陈阿堂案件”之后，吴凯声的律师事务所在上海滩很快就风生水起。“陈阿堂案件”表明，吴凯声是一位具有政治眼光的律师。他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担任了北洋政府法律顾问。1928年，他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兼任外交部、中央银行法律顾问，使他的律师事务所声望倍增。

此后，吴凯声走上仕途。1929年夏，他离开上海前往瑞士日内瓦，出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办事处秘书长，兼任中国驻瑞士特派全权公使。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吴凯声先后提议并通过了《外国在华设厂应受华人检查案》《华人海员在外籍轮船八小时工作案》等法案，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国际国籍法》《国际海洋灯塔公约》和《禁烟条约》等。

吴凯声在瑞士工作了四年，于1932年回国，在上海黄金地段——南京东路36号——开办“吴凯声法律事务所”，成为当年上海滩规模最大的私人律师事务所。他又兼任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上海法学院、东亚大学等校校董及教授，并任中外文化协会理事长。这时候的吴凯声，亦官亦律师，声名鹊起，成为“上海第一大律师”“头牌律师”，他担任了几十家单位的法律顾问，其中包括中央银行、哈同洋行、上海工商联合会、码头工会、印刷工会、电车工会等法律顾问，其中特别是担任明星电影公司法律顾问以及影后胡蝶等名演员的私人法律顾问，他的名字不断随明星的绯闻、离异之类案件而见诸媒体。

吴凯声进入了他律师生涯的顶峰，所谓“当年他与人谈话两个小时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可购一辆汽车”，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大把大把赚钱，在上海市中心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附近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612号购置了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内有亭台楼阁，还有一个网球场。吴凯声周旋于三教九流之中，吴公馆成为上海达官、富贾、名流以及青红帮头目出入之处。中共地下党也看重吴大律师，以拯救被捕的中共干部。

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吴凯声1990年4月16日给我的信中提及的“廖案”——廖承志案。

1933年3月29日，吴公馆来了一位江西口音，留着小胡子，穿一身西装的中年男子，此人便是杨杏佛。杨杏佛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32年，他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担任副会长兼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多次营救非法遭捕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

吴凯声跟杨杏佛很熟，他受宋庆龄之邀，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义务法律顾问，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五人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沈钧儒和吴凯声）委员。

吴凯声记得，杨杏佛当时十分郑重地对他说：“我受何香凝、孙夫人、蔡元培先生的委托，聘请你为廖公子的律师，出面营救廖公子。”

吴凯声当即慨然允诺。

廖公子，即廖承志。廖承志之父廖仲恺，乃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左臂右膀，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右派势力所暗杀，举国痛悼忠魂。廖承志之母何香凝亦为国民党元老，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廖承志为廖仲恺、何香凝之独子，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大久保，父母希望他长大后继承革命先辈之志，取名“承志”。

1925年，17岁的廖承志加入中国国民党，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19岁的他脱离了中国国民党。1928年8月，20岁的他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廖承志被派往德国从事海员总工会工作，转入了德国共产党。他担任“国际海员工会”执行委员，汉堡国际海员码头工人总工会俱乐部支委、书记。

1930年夏，廖承志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蒋经国成为同学。1931年春，廖承志到荷兰鹿特丹，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西欧分会，组织并领导那里的中国海员。

虽然年纪轻轻，廖承志却远涉各国，懂得多国语言：他生于日本，自幼学日语；回国后学了英语；赴德国、荷兰工作，又多懂了两门外语；在苏联学习，懂得了俄语。加上汉语，他掌握了六种语言。

1932年，廖承志回到上海，担任了中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他身穿旧西装，在上海工人中间奔走，从事秘密工作。

但是，这个短发、八字眉，28岁的小伙子，终于引起国民党密探的注意。

1933年3月28日下午，当他走进上海市中心山西路五福弄9号秘密联络处时，猝不及防，便被一群密探抓获。那密探是国民党的“老闸捕房探员”和法租界的“法捕房探员”。

他不会讲上海话，广东口音，密探从他身上搜出好多张字条，有的是借据，有的是收据，其中有一张写着“反帝盟”字样。密探暗自得意，因为“反帝盟”即“上海反帝大同盟”的缩语。显然，小伙子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

就在这一天，在他被捕之前，在五福弄9号被抓的还有一个福建男青年和一个河南中年男子。三人随即被秘密押往老闸捕房关禁，罪名是“共党分子”。据云，他们还是“要犯”。

在当时，这样秘密逮捕的“共产要犯”要严格封锁消息的。可是，翌日上海各家报纸却醒目披露了这一原本“秘而不宣”的新闻：

老闸捕房搜捕共党

廖仲恺子承志被逮

罗敦贤余文化同被捕

何香凝致电中央营救

标题中“廖仲恺子承志被捕”字体格外粗大。上海滩马上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居然逮捕国民党先烈遗孤，岂有此理！

这一消息怎么会走漏的呢？

廖承志颇为机智，他在上海，并不住在母亲何香凝那里。他突然遭捕，深知唯有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才可能运用母亲的社会影响来营救他和他的战友。怎么办呢？他在被捕之后，诡称“有一伙计，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敌探大喜，以为廖公子愿供出同伙。于是，就在廖承志被捕的当天夜里，由“三名西捕、两名华探”陪同，前往“伙计”家中。

廖承志把敌探带到辣斐德路辣斐坊（又称光裕坊）8号楼上。原来，那里是他母亲何香凝的住所。何香凝见儿子戴着手铐，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廖承志巧妙地把“绝密”消息外泄。就这样，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当夜便传到新闻界。翌日，报纸飞入千家万户，上海哗然…………

国民党密探怎么会得知廖承志的行踪呢？

廖承志一落入虎口，便编好了一套假口供：去山西路五福弄9号，为的是找茶商欧阳纯订购茶叶，打算运往东北，慰劳艰辛抗战的将士们。审讯总是在茶叶问题上兜圈子。敌人不得不亮出了手中的“王牌”，要一个名叫王其良的丑类与廖承志对质。

王其良其人，自称“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任支部书记，现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在上海闸北共和路被敌探密捕，面对带血的刺刀和高举的皮鞭，他屈下了双膝。王其良表示“愿意悔过”，并“愿提供共党的秘密”。作为他的“贡礼”，便是泄漏了廖承志、罗登贤（当时报道曾误为罗敦贤）、余文化三人将去山西路五福弄9号开会。

王其良清楚地“交代”了三人的政治身份：“皆为中共党员。罗登贤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余文化系红军军长张国韬（即张国焘）之叔，而廖承志则为全国海员总工会之书记。”

敌探据王其良的密报，在五福弄布下了罗网…………王其良的情报倒是确凿的，因为这个叛徒曾与廖承志等共事。三人之中，以罗登贤的党内职务最高。他比廖承志大3岁，早在1925年春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余文化则是中共中央委员。

面对王其良的对质，廖承志直摇头，说道：“我与王某从未相识，自有生以来，今日尚属第一次见面。彼之供词，尽属莫须有之词。”廖承志矢口否认，弄得王其良颇为尴尬。

55岁的何香凝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充分运用她崇高的社会威望，开始了营救工作，因为何香凝以母亲的身份公开出面营救最为恰当。何香凝是资深、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连蒋介石也奈何她不得。1927年11月，当蒋介石与宋美龄准备在上海结婚时，曾恭请何香凝为“证婚人”，被何香凝一口回绝，连他们的婚礼也拒不参加。

1933年3月29日凌晨，何香凝拟就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长”汪精卫等的电报，全文如下：

小儿承志，在沪昨晚被外国捕房拘捕，但未悉拘留何处。余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外国人囹圄，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请示复。

何香凝

这便是3月29日上海各报报道的“何香凝致电中央营救”。

首先闻讯赶来的是杨杏佛先生，他向何香凝表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将着手营救廖承志工作。营救廖承志，需要聘请一位律师出庭辩护，伸张正义。杨杏佛与何香凝商议，定下了律师人选——吴凯声大律师。

吴公馆就在何香凝家弄堂对门，杨杏佛与吴凯声商讨如何营救廖承志。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捕房律师声称：“本案（指廖承志等三人）为危害民国之案件，依法可处死刑。”

廖案既已披露于报端，万众关注，捕房便把此案交“江苏省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当时简称“高二分院”）审理。“高二分院”的院长郁晔宣布，3月31日下午2时，开庭公开审理廖案。郁晔又名郁华、郁曼陀，即郁达夫之兄，比郁达夫大12岁。

第12页 :

作为律师，吴凯声事先到河南路老闸捕房看望了廖承志，很详细地听取了廖承志的诉说。廖承志虽然身陷囹圄，却镇定自若，很有条理地叙述着案情，并签署了委托书交给吴凯声。

3月31日下午，位于四川北路的“高二分院”尚未开庭便已座无虚席，旁听席上坐满上海各报记者、各界代表、廖的亲属及关心此案的群众。最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柳亚子带着女儿柳无非，也坐在旁听席上。柳亚子是廖仲恺、何香凝挚友，正在为营救廖承志奔走。

2时整，法庭宣布开庭。出庭的有赵钲堂推事、张隽青检察官等。吴凯声和马常担任廖承志的律师，察晓白、陈炳煜为罗登贤、余文化的律师。

开庭后，法警带出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三人，全场注目。

第一个发言的是捕房律师甘镜，他称廖承志等三人都是共党，“危害民国”，应解往南京，“依法制裁”。接着，“上海市公安局”法律顾问詹纪凤律师又对廖承志一案的严重性论述了一番。不过，即便如此，也不得不说：“因廖君是先烈廖仲恺先生之子，在理论上想似不至有反动行为。”叛徒王其良居然作为“证人”出庭，一口咬定廖承志等三人都是中共党员。会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终于轮到吴凯声发言了。吴律师言词恳切，为廖承志辩护道：“廖公子为先烈仲恺先生之嗣，且仅此一子，自被捕后其母何委员思念异常，致旧疾复发，昨已晕迷一次，今仍卧床，忍泣以对。党国有殊勋之人，而使其后嗣遭此牵累，能不痛心？”

由于吴凯声事先晤访过廖承志，预料到王其良会出庭做证，便作了准备，当场驳斥此人：“王其良因在经济上与廖公子有私怨，竟诬告廖公子是共党。王其良空口无凭，焉可做证？只有拿出十足证据，才令人信服。如今，王其良一人做证，又无实据，绝不可信。”

接着，吴凯声拿出何香凝当天上午在病榻上写的亲笔信，当众宣读，驳斥甘镜提出的“地址问题”。吴凯声念道：

敬启者：小儿承志，被捕拘押，香凝本拟到钧院，关于住居、买茶及给伊银洋各点，有所陈述。惟因宿疾复发，不克离床，故做书面证明，钧鉴。

一、小儿承志，自欧归国，即住舍间。日前捕房人员到舍调查，香凝因刺激过甚，未能明白答复。

二、因我国东北军为国家求生存，血战日寇，饮食甚苦，故令承志往欧阳君处商如何运送茶叶，以壮士气。

三、香凝曾给银洋与小儿，以资抗日。惟小儿生性慷慨，或借友人。

总之，予与廖先生为国奋斗，其目的求民族国家之生存。香凝甚愿小儿一本此志，为国报效。此次被捕，盼钧院秉公办理。因病草此。谨呈。

何香凝

三月卅一日

吴凯声念毕何香凝的信之后，逐条加以说明，指出关于廖承志的种种“共党嫌疑”并不存在，廖承志确实是“奉母命为东北军采购茶叶”。他还严正指出：“犯罪者必有犯罪行为，始可定罪。即使被告为共产党或曾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法律允许，苟无特别行动，应立即释放…………”

吴凯声一席言，讲了一个多小时。

法庭辩论进行到下午5时。庭长宣布休庭片刻，与推事、检察官磋商，然后宣布：“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三犯移交市公安局。”

廖承志等随即被押入“上海市公安局”的一辆红色汽车。这时，吴凯声急忙跳入自己的黑色轿车。轿车里除了他的司机外，还坐着他的保镖赵志和，以防万一。当红色汽车扬长而去，黑色轿车紧紧尾随。本来，从“高二分院”到位于南市的“市公安局”应朝南行驶，大约那辆红色汽车发觉了后面的车子，竟向北朝虹口方向开去，从虹口又朝南，驶过外白渡桥，折向十六铺，转入南市，最后终于驶入“市公安局”。那黑色的轿车，也跟了进去…………

吴凯声为什么要紧盯那辆红色汽车呢？因为何香凝、杨杏佛和他曾一起分析过形势，最担心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把廖承志等人秘密押往南京。一旦到了南京，连个下落都弄不清，营救就困难了。总算还好，那辆红色汽车兜了一个大圈，并未驶往南京。

吴凯声进入“市公安局”之后，当即去找该局局长。这位局长姓文，他的哥哥跟吴凯声在法国留学时是同学，所以吴凯声在他面前算是有点“面子”。吴凯声要文局长给市长吴铁城挂电话，明确给予答复：“放，还是不放？”

大约晚7时，吴铁城在电话里告诉公安局长：“廖承志可以‘责付’释放。罗登贤、余文化仍旧看押。”所谓“责付”，即由律师负责，保证在被告保释之后随叫随到。如果被告逃跑，则律师受法律制裁。

“由我‘责付’。”吴凯声说道，“另外，中委何香凝、柳亚子两人愿做廖公子担保人。”

柳亚子当即赶来，办理担保手续。考虑到何香凝正卧病在床，未敢请她来——因为保释廖承志之后，反正要送到她家，可在她家补办担保手续。大约到了夜11时，总算办毕有关手续，从狱中解出廖承志，当即由吴凯声陪同，驱车前往光裕坊。

吴凯声记得，下车之后，他走在头里，见到何香凝正卧病在床。他大声地报告好消息：“何香老，承志回来啦！”

何香凝翻身下床，病容顿消！

翌日，就在何寓一片宽慰之际，突然又传来紧急消息：下午有记者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罗登贤、余文化以及另两名政治犯被秘密押上火车，前往南京。那另两名政治犯，即不久前在沪被捕的红军军长陈广（陈赓）及其妹陈淑英。记者迅即赶往“市公安局”，该局守口如瓶，对此只答“无可奉告”。

何香凝并不因爱子获释而停止斗争，她决心为解救“罗、余、陈、陈”而继续与国民党当局周旋。她马上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联系。

第二天——4月2日——由宋庆龄、蔡元培共同署名，给汪精卫发去了电报：

南京，行政院汪院长、司法行政部罗部长勋鉴：世日（即3月31日）沪特二法院判决移提共产嫌疑罗余陈陈四人，今晚（即4月1日晚）由公安局解京。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属违法，务望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以重民权，而保司法独立。敬候电复。宋庆龄、蔡元培，冬（即4月2日）。

4月3日下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亚培尔路331号（今陕西南路）举行会议，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郁达夫、胡愈之、吴凯声、王造时等30多人出席。会议一开始，先由杨杏佛报告营救廖承志的经过。接着，着重讨论营救“罗、余、陈、陈”问题。当场推选出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四人为代表赴南京进行营救工作。另外，组织了“营救政治犯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吴凯声、王造时、沈钧儒、陈彬龢七人组成。

无奈，手握屠刀的蒋介石正在加紧“安内”：

6月18日，为了营救别人的杨杏佛先生，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吴凯声冒着生命危险出面处理杨杏佛身后事宜，并在法租界巡捕房找回杨杏佛记录众多民主人士名单的笔记本，转交给蔡元培，保护了许多的民主人士。

8月29日，罗登贤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陈赓因当年救过蒋介石一命，经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等营救，终于获释，在1933年5月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55年陈赓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1933年8月，廖承志突然离开了上海。行前，他留下三封信，一封给母亲何香凝，一封给柳亚子，一封给未婚妻经普椿。他说，他“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走了”！

廖承志走了，他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担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后廖承志历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党组书记，港办主任，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何香凝为了表达对吴凯声大律师感谢之情，当年曾亲笔作《猛虎图》相赠，赞许他在法庭上勇猛如虎。

吴凯声在红得发紫、如日中天之时，却似乎晕头转向，一失足成千古恨。吴凯声受到汪精卫的赏识，邀他加盟汪伪政府，他居然答应了：

1939年，吴凯声成为汪伪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940年3月，吴凯声任汪伪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0年6月，吴凯声任汪伪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

1941年9月，吴凯声任汪伪驻意大利大使；

1942年2月，吴凯声兼汪伪驻克罗地亚公使；

1943年9月，吴凯声任汪伪外交部次长，同年又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1945年1月，吴凯声任汪伪撤废各国在华治外法权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吴凯声被国民党当局投入了监狱。这位大律师从云端摔落地下，偌大的吴公馆也不再姓吴。

吴凯声入狱之后，婚姻也宣告破裂：吴凯声的第一位夫人是一位留日的新女性，由于个性极强，与吴凯声离异。作为大律师，吴公馆不可没有女主人。此时，上海名医杨妙成与妻子爱伦离异，爱伦入主吴公馆，与吴凯声结为连理，生下吴立峰、吴立岚、吴立岗三子。在吴凯声被捕之后，爱伦在上海江苏路另购花园洋房，带着三个儿子在那里生活，宣布与吴凯声脱离关系。不言而喻，爱伦也是无奈之举。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吴凯声依旧落寞，再度入狱，不过此时关押他的是共产党的监狱。1951年，吴凯声被送到江苏盐城大丰农场劳改。吴凯声曾说，在大丰农场，往往早晨4时就要起床去摘棉花。他说他活到那么大岁数，身体依然硬朗，多亏了那段时间的“锻炼”。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视察上海时，得知吴凯声关押在大丰农场，说道：“在30年代初期，上海有位大名鼎鼎的律师，叫吴凯声，他身为国民党党员，却能在国民党的法庭上维护正义，为共产党人辩护…………我见此人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实为敬佩。”

陈赓，即当年“罗、余、陈、陈”中的“陈”。陈赓大将的一席话，使吴凯声得以获释。

出狱之后的吴凯声无法重操旧业当大律师，而是在上海外国语职业学校担任法语教授，算是发挥他的一技之长。

然而，在“文革”中，吴凯声作为“历史反革命”再度入狱。陈赓大将已经于1961年故世，已经无法再替吴凯声说话。周恩来总理关注吴凯声的情况。早在留学法国时，吴凯声便与周恩来相识。当吴凯声成为上海滩“头牌律师”时，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几度请吴凯声为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提供帮助。正因为这样，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吴凯声得以出狱。出狱之后，吴凯声仍被强制劳动，每天扫大街。

吴凯声生活困苦，曾写下《穷愁诗》：

萧萧雨雪满窗前，

斗室寒寒孰为怜；

三十年来无别物，

只有白发与残篇。

“文革”之后，吴凯声的境遇得到改善。他受聘为外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文学研究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顾问。1982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1983年，吴凯声得知廖承志去世，写下《悼念廖承志——忆往事》：

五十年前一儒生，门庭冷落订新盟。

仲恺遗恨成千古，承志蒙荫享大名。

今日几多人凭吊，他年赢得客心惊。

江山依旧春风里，花落能无惜两京。

前文提及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夫人1984年11月访问上海时，曾在法国驻沪总领事馆特地宴请吴凯声和夫人吴敏，使吴凯声受到各方的重视。我在1985年9月25日第一次访问吴凯声时，他回忆往事，侃侃而谈，但是对于他的汪伪经历，则讳莫如深。

在我1989年8月11日再度采访吴凯声之后，1989年12月11日，是吴凯声90大寿（虚龄）。吴凯声为此设寿堂寿宴于静安寺，为他祝寿的有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芬、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石巴和、法国外贸部驻北京代表罗曼以及上海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

1997年8月27日，吴凯声在上海辞世，享年97岁。引人注意的是，为他在报纸上刊登讣告的是吴征与杨澜，称他“无疾而终”。

吴征，吴凯声之孙——吴凯声次子吴立岚之子。吴征夫人杨澜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吴征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法国萨伏大学，获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博士学位。吴征是阳光媒体投资事业集团创始人，创建红岩资本集团。

吴征回忆说：“1970年，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和我爷爷一起生活，直到1985年分开，一共有15年的时间。”

吴征说，他的爷爷吴凯声“生于江苏的宜兴，却是蒙古族的血统，据说祖上是元代蒙古人的后裔，世代武将”。“我爷爷1997年去世，去世前他亲眼见到了自己四世同堂”。

吴征又说：“当年，在上海，中共需要我爷爷营救人员时，每天早上倒马桶的人叫喊之前，会有一名女工出现在我爷爷门前，送来信封，里面装着大洋。当时的中央特科有四名合作律师，但周恩来说，最大的案子还要找吴凯声。他营救过陈赓、陈延年、罗登贤，以及开国将军中的四五位将军。”

吴征说，爷爷“总是随遇而安，他写了很多的诗，还常说诗是听觉的画，画是视觉的诗”。

吴征还说，爷爷称自己的一生“像天上吹过的风，就像桥下流过的水”。这句话，也许是吴凯声对自己漫长的一生的最形象的描绘。

第13页 :张灵甫长子忆张灵甫

张灵甫长子忆张灵甫

我在整理书信时，见到一封1992年4月24日寄自西安的信：

永烈先生：

近好！

有幸在西安见到您，我和爱人深感高兴！

将手头存放的几张照片先寄给您，我和杜老师合影洗后尽快给您寄去。

感谢您的关心和诚心帮助！

以后有机会再来西安，请到我家做客，我和杜五灵尽力相待。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张居礼

1992年4月24日

这封信使我记起1992年4月11日在西安对张居礼的采访。

张居礼，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并不多，但是一提他的父亲大名——张灵甫——很多人都熟悉。

张灵甫是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师长，中将。张居礼是张灵甫将军的长子，是张灵甫元配邢凤英于1936年所生。

那天，张居礼拿出了一本相册，其中有张灵甫戎装照片，张灵甫和家人的合影。他说起了自己的家史…………

张居礼告诉我，张灵甫曾有过四次婚姻，每位夫人各成活一个孩子，除了他之外：长女张芳云，吴海蓝生；次女张慧君，高彦玉生；次子张道宇，王玉玲生。

那天采访的话题，是从他的父亲的身世说起的。

张灵甫，1903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大乡东大村。张灵甫的父亲，是一米九几的关中彪形大汉。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因子，张灵甫是一米八六的高个子，长得英俊潇洒。

虽说张灵甫是农家子弟，但是读书用功。张灵甫“先文后武”“先北大后黄埔”：1923年，20岁的张灵甫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两年之后却又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所以张灵甫乃文武双全之才。

作为武将，张灵甫还写得一手好字。早在西安上中学的时候，张灵甫就爱好书法，常去碑林临摹碑帖。当陕西的国民党元老、有着“千古草圣”之誉的于右任得知，便召见张灵甫。当着于右任的面，张灵甫写了五幅字。于右任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称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此后，已经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张灵甫，打算投笔从戎，正是听从了于右任的建议，报考黄埔军校的。

张灵甫有智有勇，他从最初的步兵排见习官做起，而连长，而营长，而团长，而旅长，而师长，而军长，一步一个阶梯，直至从军长改任蒋介石嫡系的整编第74师师长。这个王牌师居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首，清一色美式装备。

张灵甫效忠于蒋介石，其政治倾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一是抗日，二是反共。

在抗战八年中，张灵甫参加了一系列对日会战，包括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两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等，他曾多次负伤。

张居礼说：“1939年3月，父亲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在一次战斗中，右腿中炮弹负重伤，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不久之后的上高会战中，他腿部再度被炸伤。从此他留下了残疾，走起路一跛一拐，被人称作‘跛腿将军’。”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灵甫的枪口从瞄准日本兵转向共产党，最终走向覆灭。

张居礼的四妈王玉玲（张居礼喊她“小妈”）及他的弟弟张道宇后来居住在台湾和美国。1990年张道宇从美国来到北京，张居礼从西安赶去，兄弟俩阔别40多年，终于见面。张道宇kKMQU给张居礼带来了张灵甫的绝命书手迹影印件，才使张居礼知道张灵甫之死的真实情况：

那是1947年5月16日下午，整编第74师在山东临沂北面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团团围困在孟良崮，已濒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崮，山东一带对四周陡峭而有着蘑菇状山顶的石山的称呼。张灵甫的师部设在崮顶岩下的山洞里。

张灵甫面临最后的抉择：要么降，要么死。他选择了“杀身成仁”。

张灵甫写下了绝命书。其中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妻子王玉玲。这两封绝命书，交给了随从参谋杨占春。杨占春穿上解放军服装，混出孟良崮，带到了南京。王玉玲珍藏着张灵甫的绝命书，由张道宇从美国带来的，便是这份绝命书影印件，全文如下：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决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亲来京未见，痛极，望善侍之。幼子生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灵甫绝笔

五月十六日

孟良崮

张灵甫的绝命书，用铅笔写，字迹工整。

绝命书中提及的“仁杰”，即副师长蔡仁杰。

蒋介石得知张灵甫战死，曾说这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考虑到张灵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皮定均命令政治部负责购棺材予以安葬，此事落在在政治部工作的吴强头上。

吴强亲历了孟良崮战役，又负责安葬了张灵甫，所以他在1956年写出长篇小说《红日》，后来又由瞿白音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红日》记述了孟良崮战役，记述了张灵甫之死。

张居礼拿着相册，讲起了张灵甫家庭的历史。

他说，他的生母是张灵甫的结发妻子邢凤英，也是陕西长安县人氏，由父母做主婚配。邢氏住在长安县皇甫岗，侍奉张灵甫父亲。

张灵甫后来又在西安娶吴海蓝为妻，生一女。当时他担任团长带兵驻扎在汉中，风闻吴海蓝跟他的副官常常一起去看电影，不由得勃然大怒。张灵甫回到西安，对吴氏说，一起前往长安县看望老父。于是，张灵甫和吴氏同坐一辆马车，来到了西安市南面的长安县。到家后，张灵甫带吴海蓝到后院看花，掏出手枪，置吴氏于死地。

张灵甫悄然返回军营。不料，西安报界捅出他杀妻之事，一时舆论大哗。西安市妇女联合会给宋美龄发去电报，要求保护妇女，严惩张灵甫。正在帮助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宋美龄当即向蒋介石报告此事，于是蒋介石下令逮捕张灵甫，押往南京受审。

据云，张灵甫临行时，把钱财全部留给老父、发妻，不带分文而赴南京。他擅长字画，自信卖字卖画足以维持生计。到了南京，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的谴责，将张灵甫关押。不过，为了减轻罪行，张灵甫称吴海蓝偷看了他的军事机密文件，而吴海蓝有“通共”嫌疑，所以杀了她。

两年后，王耀武向蒋介石“疏通”，要求起用张灵甫，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放了张灵甫。张灵甫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效忠效力，不断得以晋升。张灵甫在跟日军作战时脚受伤，蒋介石当即派人送他去香港医治。

在吴海蓝死后，张灵甫娶了第三位妻子高彦玉，高氏生二子一女。高彦玉爱看小说，一天夜深，仍在帐中秉烛看书，怠倦而眠。不料，水火无情，蜡烛倒下，点着帐子。她在慌乱中抱小女逃生，二子被火舌吞噬。张灵甫得知后，怒发冲冠，跟她一刀两断。

于是，张灵甫娶了第四位妻子王玉玲，湖南长沙人氏。王玉玲生一子。

这样，张灵甫的四位妻子，各成活一个孩子，所以张灵甫共有二子二女。

张居礼回忆说，1947年父亲战死时，他只11岁。他跟母亲正住在西安，忽接通知，说父亲“挂彩”，要母子俩急赴南京。路过徐州时，他们才听说第74师全师覆没，知道事情不妙。到了南京，小轿车把他和母亲直送蕉园一号，出席张灵甫追悼会。这时，张居礼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四妈王玉玲以及躺在摇篮里的小弟弟张道宇。

当年年底，王玉玲带着张道宇去了台湾。张居礼和母亲邢凤英仍住西安。

解放后，张居礼在西安上中学。他念高中时，母亲双目失明。他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得到了助学金，终于在1959年得以大学毕业。

张居礼被分配到西安第41中学教物理。他工作勤勤恳恳，年年被评为先进。

“文革”陡起风波，“张灵甫的儿子”成了他莫大罪名——尽管张灵甫死时他不过是个孩子。学生们尊敬他，同事们爱护他，在狂风恶浪中保护着他。不过，毕竟“张灵甫的儿子”目标很大，在那样荒唐的岁月难以逃脱荒唐的命运。他被隔离审查150多天，审来审去，他能“交代”点什么？他曾闪过自杀的念头，想到老母，想到妻子、孩子，最终没有走上那条绝路，尤其是学生们、同事们的一片爱心，使他在严寒中得到慰藉。有一次他得肺炎，昏倒在学校，醒来时已躺在西安第一人民医院。他的同事、学生已凑了50元人民币，为他付了医药费…………

噩梦终于过去，作为人民教师，张居礼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他又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上，像一支红烛，燃烧着自己，点亮着孩子们前进的道路。

“文革”后张居礼在政治上也大翻身。“张灵甫的儿子”，一度如同沉重的十字架，压得他抬不起头来。然而，“文革”后也正因为是“张灵甫的儿子”，他在政治上受到重视。张居礼被调到民革西安市委，担任专职秘书长。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

台湾朋友络绎不绝访问西安，因为这里是古都，也是“西安事变”发生地。他们得知张灵甫的儿子在此，不断要求会见。台湾朋友告诉张居礼，他的四妈王玉玲及弟弟张道宇住在美国，也不时来台湾。这样，张居礼终于跟四妈、弟弟有了联系，终于会面。

张灵甫战死之后，安葬在山东沂南县董家庄。到了1992年，王玉玲请人在沂南县董家庄找到了张灵甫遗骨，并决定移葬上海。2003年12月末，在上海浦东玫瑰园举行张灵甫灵安葬仪式，张居礼作为张灵甫长子，与四妈王玉玲、弟弟张道宇一起出席了安葬仪式。从此，张灵甫长眠于上海。

第14页 :弟弟忆罗隆基及其三位夫人

弟弟忆罗隆基及其三位夫人

我忽然收到一封署名罗兆麟于1986年5月23日寄自南京的信件：

永烈先生：

最近从彭燕妮同志处欣悉先生以王造时先生的生平事迹所撰的佳作早已付印，最近又将以同样的格式编写彭文应先生的生平事迹。燕妮同志还说：先生也拟将四家兄努生的情况摘要加以介绍。对此，深为感激。本应来沪晋谒，面聆教益，奈因体质较弱，步履维艰，难以前来，乞谅之！

据燕妮同志谈：先生将于下月初赴北京参加会议，并拟路过南京时，在宁作短时间之逗留，极为欢迎。驾莅宁后，除有缘拜见及能面聆教诲外，还能将四家兄的情况作简要的介绍，及提供搜集资料之线索。

我原在河南郑州粮食学院任教，今年3月间才来南京。现住在我儿罗全欢家。抵南京后，请以电话罗全欢联系，以便前来迎（接）。因此，请早日将来宁期赐知。专此。并请赐覆。

敬颂

大安

晚生

罗兆麟敬上

1986年5月23日

罗兆麟何许人？罗隆基之弟也。

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同为江西省安福县人，被称为“安福三杰”。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安福三杰”皆沦为“右派头目”。尤其是罗隆基，他与章伯钧并列为“右派领袖”，即所谓的“章罗联盟”。我当时打算写“安福三杰”，先是在王造时夫人鼎力支持下写了王造时传，接着在彭文应子女帮助下写了彭文应传，接着就要写罗隆基传。我正要找罗隆基之弟罗兆麟，他却主动给我来信，当然喜出望外。

罗隆基曾有过两次婚姻，都离异了。后来，跟《文汇报》那位著名的女记者浦熙修有过同居关系，但由于浦熙修在“反右派斗争”中“反戈一击”，揭发了他的一些言行，他认为与事实不符，从此再也不理浦熙修。罗隆基没有子女，所以，晚年孑然一身。他唯一的亲属，是同父异母的弟弟罗兆麟。罗兆麟在信中表示“将四家兄的情况作简要的介绍，及提供搜集资料之线索”，正是我所期待的。

我当即在1986年6月2日复函罗兆麟：

兆麟先生：

大函敬悉，不胜感谢！

我将于5日飞往北京，大约在京逗留三天即返。如接待单位订了飞机票，则无法赴宁。若购火车票，当在路过南京时下车，前往拜访。不然，今后自沪专程前往南京亦可。特此草复。即颂

大安！

晚

永烈上

1986年6月2日灯下

由于我6月10日是从北京乘坐飞机回上海，未能途经南京拜访罗兆麟。他于6月24日来信，告知他从南京回郑州了：

永烈先生赐鉴：

13日手示早已拜悉。迟覆为歉，乞谅之。

最近王造时先生的侄儿、我的上海浦东中学初中同学王钧天同志来南京时并带来《青春》丛刊一册，拜读了先生的大作《斯人独憔悴》一文。

传记文学是要敢于按照本人的历史面目，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而先生撰写王造时的传记则是按他的本来面目，直言不讳。先生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实使人万分敬佩！

我这次来南京后，本应趋前求教，实因体弱，是以不果，深为抱歉！

我定于今晚乘车返郑，回家后拟将四家兄努生生平事迹就我所了解及所收集的部分材料加以整理后邮寄先生。

四家兄于1928年回国后，即在上海光华大学及中国公学任教，并兼《新月》杂志总编辑。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论人权》。《新月》杂志在上海图书馆可能查到。1932年他任天津《益世报》主撰社论后，因他的社论主要是主张武装抗日及反蒋独裁，虽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但受国民党的封锁，除京津等少数地区则看不到。所以上海或南京图书馆是否有天津《益世报》尚有问题。

由于我在“文革”时被查抄财物尚未解决，须回家一走。俟有机会，一定来沪晋谒。并请先生不遗在远，时赐教益，则不胜感激之至。专此敬上并颂

教安

晚生

罗兆麟敬上

1986年6月24日

赐示请寄：河南郑州粮食学院信箱。

此后，我与罗兆麟保持联络，并在1986年11月28日专程去到郑州，拜访罗兆麟。他很热情地接待我，并尽自己所知帮助我。

罗兆麟瘦削，岁月的风霜在他脸上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皱纹，74岁的他头发花白。他对着录音机跟我畅谈往事。

罗兆麟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

罗兆麟说，罗家是江西省安福县车田村人，祖居离县城12里地。他的祖父原本在江西袁州（今属宜春市）经商，爱做善事（也就是今日的公益事业），穷人死了他就捐口棺材。祖父后来破产了，回到安福县，死在安福县车田村，但是葬在袁州。

罗兆麟说，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他的父亲，叫罗念祖，字调卿，是清朝秀才。次子务农。

罗兆麟称罗隆基为“四家兄”，因为罗隆基排行第四——罗隆基有三兄、一姐、一弟。大姐是在“文革”前死去的。大姐和姐夫是指腹为婚，姐夫曾经做过县长，娶过姨太太。

罗隆基的三个兄长依次是：

大哥，罗传曾（兆瑞），是个老秀才，古文很好，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江西会馆工作，后来患胃癌，1955年死于北京。

二哥，罗继曾，没有念过书，做生意，20多岁就死了，他有一个女儿，在农村。

三哥，罗暮曾，也没有念过书，做生意。由于打了老板一个耳光，就回家了。他抽鸦片，花费多。妻子是上饶人，有一个女儿。

罗兆麟说，他的号为学曾。1955年8月由汉口调北京，全家随迁，1960年筹建郑州粮食学院调郑州工作，但全家1966年3月才迁郑州。

罗兆麟记得，大哥的生辰是壬午年五月二十五日午时，即1882年7月10日中午，比罗隆基大14岁。罗隆基以及三兄、一姐，都是嫡母所生。嫡母是安福人，名字不知道。他是庶母刘春英所生。罗兆麟记得，他12岁的时候，父亲罗念祖去世。庶母刘春英生于1876年，1973年病逝，享年97岁。

罗隆基的三兄、一姐、嫡母、庶母都已经去世，所以他是罗隆基唯一在世的直系亲属。

那天罗兆麟谈了很多关于“四家兄”罗隆基的回忆。其中他谈及“四家兄”先后两位嫂子的情况，鲜为人知。

罗兆麟说，“四家兄”最初的夫人叫张舜琴，华侨，出生在新加坡，父亲是老同盟会员，跟孙中山很熟。张舜琴去英国留学时，结识罗隆基。1928年夏，她和罗隆基在新加坡结婚，然后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1014弄15号一座复式三层楼房里。罗兆麟记得，那一带住的大都是外国人，或者是留洋归来的人。罗隆基的邻居——1014弄14号——住的是梁实秋，也是复式三层。罗兆麟记得，霞飞路1014弄是当时的地址编号，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和善钟路之间，西侧是吉士裴尔路。

张舜琴只会英语，连一句汉语也不会讲。那时，罗兆麟在上海浦东中学上初中，放寒、暑假就住在“四家兄”家。他和嫂嫂谈话，要罗隆基翻译。那时候，罗隆基穿西装，而张舜琴则穿旗袍。在罗兆麟看来，张舜琴不算很漂亮。当时，跟罗隆基一起上私塾的罗家衡，在上海当律师。张舜琴也开办律师楼，为外国人代理诉讼。不过，她的律师楼好像没有什么生意。

罗兆麟说，罗隆基当时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当政治系主任，校长是胡适，经济系主任是周新民。罗隆基通常早上离家，傍晚才回来，中午不回家，只在家吃早餐和晚餐。即便如此，由于张舜琴不会做饭，家中雇有一位厨师。

罗兆麟说，当时，罗隆基与胡适关系很密切，有时候罗隆基在家中请胡适吃饭，有时候胡适在家中请罗隆基吃饭。

罗兆麟说，张舜琴和罗隆基共同生活三年多，性格不合，离异了，但是没有办理离婚手续。

罗兆麟说，后来罗隆基和王右家结合。王右家，罗兆麟记得她的名字应写作王右佳。王右家比罗隆基小12岁，他们是在王造时家打麻将的时候认识的。罗隆基和王右家依旧住在上海霞飞路1014弄15号。罗兆麟在暑假去“四家兄”家里时，仿佛一切如常，只是换了女主人。在罗兆麟看来，王右家要比张舜琴漂亮。她跟张舜琴相比，最大的优点是会讲汉语，他跟嫂嫂谈话就用不着“四家兄”翻译了。因为王右家是湖北人，留学美国回来，不像张舜琴从小在新加坡长大。

1932年，“四家兄”和王右家从上海搬到天津。那是1932年1月，罗隆基接受刘豁轩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他又接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这样，罗隆基就在天津住下来。

当时罗兆麟仍在上海上学，由于浦东中学关门了，转到复旦中学。罗兆麟搬到上海马思南路刘俉叔家去住了几个月，拿到了毕业文凭，这文凭仍是浦东中学发的。

由于“四家兄”迁往天津，罗兆麟也跟随“四家兄”去天津。罗隆基给罗兆麟寄来去天津的路费，罗兆麟很快就花光了。手头缺钱，罗兆麟就到罗家衡那里借钱。罗兆麟说，“四家兄”对他花钱卡得很紧。他常吵着跟“四家兄”要钱，“四家兄”多次对他说：“多给你十元钱（银元）在我不算什么，但是你大手大脚用惯了，就不好了。”

罗兆麟到了天津，住在“四家兄”家，在天津上高中。

罗兆麟说，罗隆基还在北平《晨报》兼职，在北平也有住宅，常带着王右家往来于天津与北平，过着“双城”生活。王右家喜欢看好莱坞电影。王右家曾经两度流产，罗隆基花了1000多美元，才把她从北平妇婴医院救了回来。

当时，罗隆基的收入颇丰：罗兆麟记得，天津《益世报》每月给罗隆基500银元，北平《晨报》每月给他500银元，南开大学每月给他300银元，所以罗隆基每月工资达1300银元！当时，上海工人每月工资大约是20银元。罗隆基的收入，相当于上海工人65倍！

1935年，罗兆麟在天津上完高中，考取北京农学院，从天津来到北平上学。

罗兆麟说，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北平沦陷，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梁实秋，让妻子、子女仍留北平，他孤身一人从北平乘坐火车到天津避难，住在罗隆基天津家中。不久，1937年8月，天津被日军占领，《益世报》停刊。

罗兆麟回忆罗隆基逃离天津的经过：因为罗隆基在《益世报》上发表那么多抗日社论，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在日军占领天津之后，《益世报》总经理生宝堂被日本人抓走。罗隆基与妻子王右家急忙乘坐小轿车，从住处前往天津意大利租界《益世报》报社躲避。为了避免沿途日军岗哨检查，罗隆基在轿车车头上特意插上意大利国旗。到了意大利租界之后，罗隆基换了一辆朋友的轿车，再到另外一位朋友家，再换一辆轿车。考虑到妻子王右家不受日本人注意，罗隆基把她留在天津。翌日清早，罗隆基和梁实秋化装成难民，从天津到塘沽，然后从那里乘坐轮船到青岛，再从青岛经济南前往南京。

罗兆麟当时在北平上学，挂念“四家兄”，他知道日军占领天津，“四家兄”处境会很危险，于是他赶往天津探望。他和侄女婿、姑夫周厉生以及罗隆基在北平的听差，四个人从北平结伴赶往天津。他们上午离开北平，下午才到天津。一进天津，就受到日军的检查。听差第一个出来，而他们仨则在那里等候盘查、审问，大约花费了两小时。罗兆麟最后一个出来，当时问他身份，他就说是生意人。罗兆麟知道，不能说是学生，日本人最注意学生。四个人过关之后，听差雇了三轮车，他们来到罗隆基家，四嫂王右家正在家里。

天津非久留之地。罗兆麟陪同王右家辗转从天津来到南京，在南京到处找罗隆基，终于找到。罗隆基和王右家在南京住在东瓜市1号。不过，南京方面对于罗隆基并不很欢迎。不久，罗隆基和王右家从南京前往武汉，然后从武汉到达“大后方”重庆，在重庆住了下来。罗隆基的前妻张舜琴也来到重庆，要与她的一个学生结婚。直到这时，张舜琴才同意与罗隆基办理了离婚手续。于是罗隆基和王右家1938年在重庆结婚。罗兆麟见过罗隆基和王右家的结婚证书，还有孙科、宋子文送的大衣等贺礼。

王右家和罗隆基共同生活了十来年，离婚了。据罗兆麟所知，当时罗隆基在重庆，而王右家则到了昆明。王右家要去英国学新闻，罗隆基不同意，于是两人在1943年分手。

据我所知，王右家和罗隆基离婚的原因，是罗隆基与杨度的女儿杨云慧（笔者同事）发生婚外情，于是王右家在1943年6月28日与罗隆基分居，然后从重庆到成都再去昆明，经印度前往英国。王右家曾说：“我一向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主张，既然骡子（王右家对罗隆基的昵称）与她相爱，我就成全他们也无所谓。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离开了骡子的家，永远也没有回去过。”

抗战胜利之后，王右家从英国回来，在上海与罗隆基办理了离婚手续。1947年，王右家嫁给已故电影演员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成为唐季珊的第五任太太，人称“王又嫁”。当时唐季珊做茶商，收入不错。1948年，王右家随唐季珊到台湾。后来因唐季珊与一酒吧女发生关系，王右家与唐季珊离婚。唐季珊茶叶生意一落千丈，流落街头。王右家则到香港创业，亦不尽如人意。1967年，王右家在台湾逝世。

罗兆麟说，解放后，罗隆基春风得意，入住北京王府井附近的迺兹府12号四合院。罗兆麟说，那是“四家兄”一辈子最好、最宽敞的住宅。

罗兆麟记得，大门是红色的，上面有铜环。他注意到，四合院四周的围墙之上架有电网。据说，那里原是曾任国民党政府秘书长、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的公馆，原先并无电网，是罗隆基入住之后才架设的，因为罗隆基当时是政务院委员，属于需要重点保护的高官。当时公家给罗隆基配备了秘书、护士、司机、通讯员、警卫员、厨师，还有负责烧暖气和清洁工作的勤杂工。当时，罗隆基是四级干部（章伯钧是三级）。

罗兆麟记得，迺兹府12号的四合院，北屋共五间，当中三间是客厅，右侧是罗隆基的卧室，左边是护士工作室。东屋是罗隆基书房、秘书办公室。其余是餐厅、厨房、客房、工作人员住房等。

在北京迺兹府12号四合院，罗兆麟见过跟“四家兄”同居的浦熙修。罗兆麟以为，他的这第三位嫂嫂并不十分漂亮，无法跟王右家相比，但是浦熙修跟罗隆基志同道合，尤其是政治见解相同，所以罗隆基对浦熙修是有真实感情的。

罗兆麟说，他在迺兹府看见罗隆基对浦熙修很好。有一回，罗隆基出国，他曾经到过《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看望浦熙修。他记得，那时候《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在灯市西口，离迺兹府很近。

罗兆麟说，罗隆基的家庭生活是不幸的，不像章伯钧有着李健生那样白头偕老的妻子。尤其是晚年，罗隆基在与浦熙修分手之后，陷入了深深的寂寞之中。

1965年12月7日这个日子，罗兆麟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前往迺兹府12号罗公馆给罗隆基注射胰岛素的护士王小姐，发现罗隆基在夜里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享年69岁。当天，罗兆麟作为罗隆基的亲属，在中午接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的电话，告诉他罗隆基去世，并要他立即到北京料理后事。

罗兆麟先生向我讲述了关于罗隆基的种种回忆，并提供了诸多关于罗隆基的资料，使我顺利完成了《撩开历史的迷雾——罗隆基传》。

1987年11月6日，罗兆麟从郑州给我来信说：“自去冬起我体质逐渐虚弱，并经常生病，记忆力也差，行动也不方便…………今年10月病情转重，11月6日即往河南医学院治疗。”

此后，他又接连几次给我来信，说是患病，但他在病床上，仍回复了我的一些问题。我很感动，保存了他所有写给我的信件。

1988年12月2日，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及贺年片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人的书信了。他在信中说：“5月间因事曾去北京一次，在京住了一个多月，次后因突发心脏病，旋即回郑住医院治疗。住院达半年之久，心脏病虽已痊愈，但出院后左脚又发生毛病，行走不便，直至两个月前才逐渐痊愈。但目前我个人还不敢外出，不仅如此，记忆也逐渐衰退。恐不久于人世矣。”

据罗兆麟先生之子在2013年12月22日告诉笔者，罗兆麟先生在1989年从郑州来他家。罗兆麟先生先是摔了一跤，后来因脑出血于1990年7月病逝。

第15页 :他曾是陈独秀机要秘书

他曾是陈独秀机要秘书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4时29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8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27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这里是按照中国习惯而言，“享年98岁”是虚龄。

香港《亚洲周刊》发表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予以转载。由于《参考消息》发行全国，据晓方告知，许多郑超麟的亲友都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郑超麟去世消息的。

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7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27年共产党的监狱。”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对这两种监狱能够有一种‘比较感’的人，非你莫属！”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从1984年11月13日第一次骑自行车前往上海郑超麟先生家中采访，成了忘年之交，从此多次登门采访，彼此书信往返不断，直至1998年8月5月出席郑超麟先生追悼会，对于郑超麟先生可谓有始有终。

我如期赶往龙华殡仪馆为郑老送行，见到满墙满地都是花圈。表示悼念的，不仅有郑超麟的亲属，而且有中央电视台、中共党史研究部门、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郑超麟的家乡——福建漳平市政府。

我注意到，郑超麟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我不由得记起，1984年10月，我在上海市监狱采访，得知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曾经在那里关押，便决定前往采访这位历史老人。上海市监狱告知，郑超麟虽然获释，而且已经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但是要采访他，必须持组织介绍信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说明采访理由，这叫“挂号”——不然的话，连你也将成为政保处“关注”的对象！

托派，在中国曾经有过可怕的名声，等同于“反革命”，被称之为“托匪”。记得，我的家乡温州曾经是托派活跃的地区之一。我在温州念中学的时候，我的一位表兄因“托匪”嫌疑受到审查好几个月，后来才终于获释回家。他反复对我说及他的审查结论：“确非托匪！确非托匪！”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托派极其“危险”。

到了1984年，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但是对托派依然“外松内紧”。我对托派的历史进行了研究，这才弄清楚托派的来龙去脉。托派，其实是共产党的党内反对派，其源头在苏联。列宁在遗嘱中，指定当时担任红军总司令的托洛茨基为接班人，而斯大林却抢班夺权，成为俄共布尔什维克领袖。斯大林极力排斥打击托洛茨基。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游行时，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斯大林从此把托洛茨基派定为“反革命”。当时的中共深受斯大林影响，把以陈独秀为首的党内反对派定为托派，也作为“反革命”。

郑超麟作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被定为“托派骨干”，于1952年12月22日被捕，关押于上海市监狱，他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1972年9月28日，郑超麟获释，被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新居（也就是我采访他时所住的两居室）。

这样，我来到他当时鲜为人知的住所——偏远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楼房。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那时，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檐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缓。

我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郑超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知道知道。他当时显得很惊讶，我怎么会去采访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几乎与世隔绝。他的福建口音很重，如他自称“一个南腔北调人”。

当时郑超麟家几乎无访客，我的到访使他感到意外。他向我说起自己的身世：

他是福建省漳平县人氏，出生于1901年4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1919年他中学毕业，正遇陈炯明（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来福建招考留法学生，每县两名，半官费（即每年费用600大洋，官方给300）。他考取了，当年离乡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赵世炎、李慰农、杨士彬、尹宽等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时，郑超麟是18名代表之一。

1923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赴苏联学习，周恩来同行。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1924年春，他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主持了他的入党仪式。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此后他参加上海工人的第二次、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的四一二政变。8月7日，中kKMQU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会后，郑超麟在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

此后，郑超麟追随遭到批判、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担任陈独秀秘书。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40多天后出狱。6月，他参加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年底，郑超麟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中国“托派”召开了“统一大会”。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部长。

此后，郑超麟命运乖戾，先是被国民党关进监狱，接着又被共产党长期关押。然而他一直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仰。在陈独秀去世之后，他成为中国“托派”领袖…………

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也是“托派”，于1979年6月与郑超麟一起离开劳改营，不幸的是她在获得自由之后不足半年逝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77岁。他们的儿子弗来（郑超麟告诉我弗来是法语中“自由”的谐音），生于1938年，夭折于1945年。

我在郑超麟家的墙上，看到他与妻、儿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下面，是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 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经历长期的监狱生活之后，他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接受我的访问之时，郑超麟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床头柜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一书，那是美国罗伯特•艾森•丹尼尔斯写的。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书柜里，整齐地放着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选集。此外，还有《三中全会以来》《苏共野史》《布哈林选集》《陈独秀年谱》《新文学史料》《卡德尔回忆录》《权力学》《龚自珍集》，等等。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这几年，他就这样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忆陈独秀、忆瞿秋白、忆茅盾、忆尹宽，等等。他手头还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离任），每月有工资，生活是安定的。他的住房共两间，24平方米，在上海已算不错的了。本来他独自鳏居，考虑到他年迈体衰，1984年，政府同意把他的侄孙女郑小芳（后来改名郑晓方）的户口从福建迁入上海。那时，晓方一边照料他，一边在上海某大学念完中文系。后来，晓方成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甚至成了我的一本书的责任编辑。

他每天夜里一两点睡，上午八点多起床。天气晴朗的话，他吃过中饭就外出散步。市政协开会，他一般都出席，借机会见老朋友。平日在家，他就是两件事——看书、写作。

他谈锋甚健，一口气跟我谈四个小时也无倦色。只是他福建口音较重，谈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时，往往要请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除了长谈外，他还把一些回忆文章借我参阅，使我对他的身世逐渐了解…………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行了录音采访，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1000多字写了郑超麟。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1000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全文予以了转载。

一次次采访，一封封书信，使我对郑超麟逐渐由陌生到熟悉。

郑超麟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是有一次郑超麟在上海被捕，当时有人劝陈独秀赶紧搬家，以防万一郑超麟供出他的地址。陈独秀却很坦然，仍住原处。陈独秀说：“郑超麟绝对不会出卖我！”

二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儿子病重，急需一笔钱。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这本《郑超麟回忆录》在当时没有出版，1986年作为内部发行的图书在北京出版，我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见到这么一段非同凡响的文字：“作者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我当时有一种震慑感，一个因“托派”问题而被单独囚禁达27年之久的老人，在出狱后仍公开声明“完全坚持托洛茨基立场”！据告，出版社曾经再三劝告郑超麟，请他删去这段话，他却坚持要在书前写上那样一段“说明”。这使出版社感到为难。郑超麟说，如果不加上那段“说明”，他宁可不出！据说，为了书前要不要这段“说明”，出版社向上请示，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使这本书迟迟不能印行…………

三是记忆力极好。比如，我向他请教鲜为人知的朱锦棠其人。他头一句话就说，朱是江西安源人！他说，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他结识朱。那时，郑和张伯简一起担任大会的记录，大会发言十有八九是他记录的。我问，是叫“朱锦堂”，还是“朱锦棠”？他答，“叫朱锦棠，海棠花的棠，不会错。”他还记得，朱是知识分子气质，不是工农分子。中共“四大”时，约30来岁，长得很漂亮。开会时，朱坐在后排。每一次开会，朱都到会。此后，他就不知朱的消息——将近70年前的往事，郑超麟记得清清楚楚。

四是爱憎分明。1988年5月24日，我给他去信，写及：“最近，王克全的女儿王成芳来找我，谈及她父亲的历史情况。王克全去世时，她才3岁。您的回忆录212~213页谈及王克全，她想拜访您，未知可否？便中望复一函。”郑超麟于5月26日即回复我：“王克全，我认识，我的回忆录中两处提到他，除您信中提到一处外，尚有P233和P234一处，我对他本有好感，但他以后做了叛徒，我就没有好感了。对他的女儿尽说无好感的话，是不合中国人为人之道的。还是不见面好。”

郑超麟是陈独秀的秘书，我曾经向他“盘问”起关于陈独秀的种种细节。他略作沉思，回答道：“陈独秀讲一口安庆话，怎么想就怎么说，习惯动作是用手拍脑门；不大讲究衣着，但很干净；长袍、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难得穿西装；烟瘾重，但不抽香烟，而抽雪茄；文章写得快，有学问，但口才并不好…………”郑超麟谈毕，笑道，你问这些细节有什么用？从未有人向我问这些问题。我却认为，要勾画陈独秀的形象，他谈的这些细节颇为珍贵。

我为郑超麟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谁都不敢发——不言而喻，“托派”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谁敢发表关于“托派领袖”的报道？！

终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向我约稿，我当时正忙于长篇，没有万把字的文章可供杂志发表。我忽地想起压在抽屉里的那篇《一个特殊的人物》，便对他们说：“我手头倒是有一篇现成的稿子，只是你们恐怕不敢发！”经我这么一说，他们倒是非要看看这篇文章不可。《炎黄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杂志，他们不仅在1992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标题改得非常鲜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这样，终于把郑超麟先生从“冷冻库”中推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我把《炎黄春秋》寄给郑超麟。1992年1月26日，他给我复函：

昨收到你寄来的《炎黄春秋》，谢谢！

用放大镜仔细读了大作，很好。比前几年写的那一篇好多了。不褒不贬，只叙说事实，最为得体。

文中所叙事实，几处错误，但都无关大局。例如，我去蒙达尔橡胶厂做工时，邓希贤早已在那里做工，你认为他在我以后才进橡胶厂的。这类错误虽无关大局，但为了避免后人致信为符合事实，我打算一一加以订正，以使大作收入文集时用。

郑超麟晚年，由“冷”变“红”。在1997年，他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他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

他第二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他第三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3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他多次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是理所当然的。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还以97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20世纪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之上。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晚期肝癌。晓方不愿让爷爷增加痛苦，便一直瞒着他。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便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症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妇来沪，欲访郑老。我给晓方打电话，晓方告知，医生说，爷爷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医生的预言果然很准确。

郑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晓方。他把后事的细节，都一一安排妥当。

郑超麟在电话中，告诉他的朋友们：“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

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其中有他的镜头。他正惦记着在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晓方接到爷爷电话，急急从单位赶回家中，送他到附近医院，缝了六针。回家之后，他的头脑还清楚。到了晚上6时，他昏迷，被急送仁济医院，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此他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11天…………

郑超麟晚年，所幸晓方极为孝顺，细心照料，才使他如此长寿。我曾对郑超麟戏言：“邓小平比你小3岁，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比你好得多，却先你而去。你郑超麟如此‘超龄’，晓方的功劳‘大大的’！”他大笑说：“邓小平比我忙得多，我是‘闲人’一个！”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

当我问及他现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时，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就理论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见解。”

确实，郑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特殊的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历史自会评说。

所幸的是，我闯入“‘托派’禁区”，由于事先向有关部门“挂”过“号”，总算没有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也正因为我在采访中闯进了种种“禁区”，所以我在历史的“角落”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

第16页 :他曾是向忠发“同案犯”

他曾是向忠发“同案犯”

1980年，中央档案馆从上海邀请一位长者，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他为此在中央档案馆工作了三个多月…………

中央档案馆把这位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请来，为的是帮助中央档案馆对一批早年的中共中央档案进行辨认手迹等鉴定工作。

他一看这些文件，如同旧友重逢，感慨万千。因为其中有许多是他亲笔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还有许多文件是他当年经手保管的。在他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担任记录，在邓小平之后，记录工作由他接替。

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中央档案馆每天取几份文件，请他鉴定。

他记得，其中有一份支部工作报告，下面的签名像画了一个符号，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无法辨认。他一看，却马上说：“这是邓颖超的签名！”原来，当时邓颖超习惯于签一个“邓”字，而这“邓”字又写得“龙飞凤舞”，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几乎无法辨认。

有几份关于工会工作方面文件的手稿上，没有留下起草者的姓名。他一看，认出那是项英的笔迹。一核查，他的辨认完全正确，因为当时工人出身的项英，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

有一份是中共中央代表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的熊瑾玎的财务工作审查结论，中央档案馆不清楚那结论是谁写的。熊瑾玎，当时人称“熊老板”，是上海“福兴”字号的老板。他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加入中共。他以“老板”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尽管“熊老板”是绝对可靠的同志，但是对于来往账目，中共中央还是要派人加以审核的。

他一看那中共中央代表的笔迹，马上就说：“这是黄玠然的字！”

中央档案馆经过查对，那确实是黄玠然的笔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是李立三，审核账目本来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事，李立三很忙，就叫黄玠然去审核…………

他对于早期的中共中央档案如此熟悉，清楚表明他这个当年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是“货真价实”的。

他便是张纪恩。我在1992年7月7日、1992年7月15日、1995年10月1日、1996年1月5日、1998年6月16日多次采访张纪恩，还与他有过多次书信往返。

他向我说起这些中共中央文件的一个“惊险故事”：

这些中共中央文件，当时保存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那里是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机关，他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1931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派来两位地下党员，即徐冰和浦化人，从张纪恩所住的秘密机关运走两只大木箱，箱子里装的就是早期的中共中央文件。

就在中共中央文件转移之后的两天——1931年6月23日——凌晨1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

显然，来者不善。

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拥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即王明）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和妻子张越霞。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的，那些文件与他无关，但还是无济于事。

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住在楼上的周秀清是佣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纪恩的妻子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字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是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佣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

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庆幸，两天前那两大木箱的中共中央文件运走了，如果这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由于这两大箱文件及时得以转移，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场大劫难。解放后，这两大箱重要文件全部进入了中央档案馆。

敏感的中共中央，敏感的周恩来，当时就已经察觉到形势紧张，恒吉里的机关可能不安全，所以采取防范措施，预先运走了那两大木箱中共中央文件。不过，中共中央没有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在中共中央文件运走的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就被捕，而且向忠发在被捕后马上叛变，供出了恒吉里中共中央机关…………不然，中共中央会在运走文件时，也立即通知张纪恩转移。

张纪恩说，他出生于1907年。1923年至1924年他在家乡参加了爱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1925年，18岁的他，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团转党。

张越霞原名张月霞，跟张纪恩同乡，都是浙江浦江县人。后来，是张纪恩给她改成“越霞”，“越”是浙江之意。张越霞出生于1911年，1927年10月，由郭怀庆、徐素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17日（据张越霞回忆是8月17日），张纪恩奉组织之命前往上海，张越霞也去上海。他们分两条路从浦江到了杭州，张纪恩走旱路，张越霞走水路，在杭州会合，一起去上海。一到上海，张纪恩和张越霞先在一家小旅馆落脚。然后，张纪恩很快与中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并见到周恩来。当时，张纪恩不过21岁，张越霞只17岁，周恩来安排他们住“机关”。周恩来说，你们两个组织成一个小家庭，比较好，容易隐蔽。周恩来征求张越霞的意见，张越霞同意了。

于是，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住在上海永安里135号中共中央秘密机关。张纪恩和张越霞本来就两情相悦，这时干脆结婚，成了正式的夫妻，组成了真正的小家庭。张越霞负责油印文件、内部交通以及警戒等工作。那时，从事地下工作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张纪恩每月15块银元，而张越霞为5块银元。张纪恩回忆说，永安里的中共中央秘密机关，陈独秀住过，周恩来也住过。

后来，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浙江路清河坊住“机关”，这个“机关”，楼下开了个杂货铺。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及，“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而楼上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平时，张纪恩和张越霞就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住在这座楼里。小杂货铺，卖香烟、草纸之类。另外，小杂货铺还是一家“兑换店”，即把银元兑换成铜板。

张纪恩记得，这个“机关”对面，是一家土耳其按摩院——是指采用土耳其式按摩，并非土耳其人所开。“机关”后面是清河旅馆，抽鸦片的人常到这个旅馆里来，巡捕甚至还到这家旅馆里抓过强盗。中共中央的“机关”隐蔽在这样的地方，为的是不惹人注意。

张纪恩记得，李立三常来。那时，李立三很激动地在主张实行暴动。蔡和森那时则常咳嗽，后来发现患了肺结核。

在那样紧张的年月，面对特务的跟踪和追捕，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断地搬迁。据张纪恩回忆，三年间，他和张越霞在上海大约住过十个不同的地方。所幸那时上海租房很方便，只要付房租，到处有房子可租。他们因为要装成有钱人，所以租的大都是一楼一底或者二楼二底的房子。这样，楼上便于作为中共中央秘密会议的场所。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更有“家庭”气氛了。

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

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佣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常来楼上亭子间开会的有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以及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以及罗登贤、黄文容（黄玠然）等。

张纪恩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机要（又称文件一处）主任。

那天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共党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那是在22日上午9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尽管向忠发自称名叫“余达强”，但是巡捕却笑道：“你明明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何必装蒜！”巡捕指着向忠发右手断了一节的食指说：“你不是向忠发，谁是向忠发？”

向忠发被捕，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于这年4月25日在武汉被捕。顾顺章叛变了。由于顾顺章是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各秘密机关的所在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所，所以顾顺章的背叛，对中共造成极大的威胁。幸亏潜伏在国民党中统机关内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情报，迅速报告在上海的周恩来，中共中央急忙转移，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但是，顾顺章从武汉来到了上海，为了向国民党邀功，还是尽力在暗中对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跟踪。他终于从一个女佣那里得知与向忠发姘居的杨秀贞的线索，从而查到向忠发的行踪。这样，向忠发落入了巡捕之手。

巡捕们追往向忠发当时借住的静安寺一家旅馆，抓捕了杨秀贞以及当时做中共秘密交通员工作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向忠发在上午9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向忠发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张纪恩在白云观也见到了杨秀贞。他记得，杨秀贞是宁波人，当时穿着一件香云纱做的衣服。她不算怎么漂亮，但是也不难看。杨秀贞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并不知道内情。

当我问及对向忠发的印象，张纪恩说，他跟向忠发有过多次接触，向忠发当时50来岁，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中算是年纪偏大的。他个子高，讲一口湖北话，常穿一件棕色中式大衣。向忠发出身工人，那时由于共产国际强调要由工人出身的人担任中共中央领导，所以让向忠发当了总书记。向忠发因工伤，断了右手的一节食指。向忠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讲话简明扼要。张纪恩常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记录，他记得每次会议即将结束时，总是由向忠发把大家的发言加以概括。他发觉，向忠发很善于抓住别人发言的要点…………

张纪恩两度向我谈及，他在当年所住上海戈登路1141号恒吉里中共中央机关，曾拆开沙发秘密地放进两根金条，那是向忠发存放在他那里的党的活动经费。此事只有他知道，当他仓促被捕之后，两根金条仍在沙发之中。这两根金条后来的去向，他不知道。

在侦缉队，张越霞被过了两回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即自己叫“黄张氏”，不识字，从乡下来上海不久，什么都不知道，请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

半个多月后，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张纪恩记得，在那里，他关在2弄5号牢房，张越霞则在女监，相距不远，常常“打电话”。在牢房里怎么还能“打电话”呢？张纪恩笑着告诉笔者：那时，沿女牢里的一条通道，可以来到男牢的后门。张越霞来到男牢后门，从墙壁的缝里塞进一枚铜板，那动作如同现在打投币电话塞硬币一样。投进的铜板马上引起走过那里的男犯人的注意。于是，张越霞就请男犯人“传呼”：“请你喊一下姓黄的！”这样，“黄寄慈”——张纪恩——也就来到墙边，跟张越霞隔墙“打电话”…………

跟张纪恩关在一起的是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余昌生曾和向忠发一起到苏联出席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余昌生的妻子，是项英的妹妹项德芬。

在狱中，张纪恩还见到了陈绍禹的弟弟刘威。刘威关了两年半，死在狱中。他也见到了田汉的弟弟。

张纪恩作为“政治犯”，由国民党上海军法会审处主持审讯，首席法官叫姜怀素。

他在审问时把封面上写着“赤匪向忠发”的案卷拿到张纪恩面前，匆匆地翻了一下给张纪恩看。那案卷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的照片，另一张是向忠发被枪决后血肉模糊的身体。接着，是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两三页。然后则是同案犯审讯笔录，有黄寄慈、黄张氏、杨秀贞、陈琮英。

法官给张纪恩看一眼这卷宗，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你是向忠发的同案犯，向忠发已经落了个那样的下场，如果你不如实招供，也不会有好下场。

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

张纪恩说，解放后他曾在公安部门存放的国民党警察局档案中找到了他被捕时的照片，也找到张越霞被捕时的照片——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各自的名字。他还找到了他们的“指印档案”，只是很可惜，没有找到那份写着“赤匪向忠发”的卷宗。很可能由于那份档案被南京调阅，后来带到台湾去了。

张纪恩也曾查找过杨秀贞的下落。他从上海公安部门的人口卡片上，查过名叫“杨秀贞”而年纪、籍贯与那个杨秀贞相仿的人，结果没有查到。所以，杨秀贞后来的去向，至今不明。

张纪恩说，张越霞在狱中的表现不错，她和陈琮英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因证据不足，在拘留了半年后取保释放。

张越霞出狱时，对张纪恩说：“我出去了，等于你半个人出去了！”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狱那天，他和她当着狱警长紧紧拥抱，接吻数分钟之久，弄得狱警好尴尬。她“出去”了，仍几次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望张纪恩，送东西给他。

在张越霞出狱后，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陈云和她作了谈话。不久，她随中共中央秘书长陈铁铮（即孔原）到天津做地下工作。

张纪恩虽然被判了5年徒刑，但是只关了3年多便被释放。其中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1/3。5年，原本是60个月，被减去了20个月。

我问起张纪恩的“党龄”。他说，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没有填过表，也没有支部讨论这样的手续，只是组织上通知他已经批准入团。那时的团员到一定年龄，就作为党员。所以，他并没有专门办过入党手续，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被捕后，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对于张纪恩的党籍问题曾作重新入党的处理，不需要介绍人，也不要候补期。解放后在上海，重新审查张纪恩的党籍问题，作了仔细调查，论定张纪恩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

张纪恩晚年的“头衔”是煤炭工业部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顾问，实际上他是国家安全部成员。

他曾经送我一帧老同志聚会的照片，站在前排中心的是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和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其余还有于伶、王元化和他等。

他给我写过多封书信。其中1996年1月3日的信中写道：

永烈同志：

大稿我在仔细拜读，并再写些革命的浪漫主义，事迹更充实一点。

来信请不要再称我为“老师”，彼此都是平等的同志，不是什么老师。前赠《名人风云录》也称老师，不敢当，不敢当！

最好能拨冗来和我面谈一次，用你生花梦笔描述一些浪漫的情调，以增加生动的全书内容。

我买了一本《华克之传奇》，不知阁下见过此书否？华克之为1935年12月南京杀蒋之组织者，颇为传奇！当时蒋未出来，便向汪精卫射出一弹。当时轰动全国。

问夫人好！

新岁幸福！

张纪恩

（1996年）一月三日

2008年7月9日，历经坎坷的张纪恩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第17页 :张治中秘书提供“重要信息”

张治中秘书提供“重要信息”

首长配有秘书是常事，但是一位秘书在一位首长身边连续工作30年，直至首长病重时为他笔录口授的遗嘱，这样的秘书不多见。余湛邦便是这样的秘书，他从1939年担任张治中将军机要秘书，直至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病逝，兢兢业业做了长达30年的张治中秘书。

张治中将军故后，余湛邦又凭借30年在张治中将军身边的丰富阅历，写下《和平将军张治中》《张治中和毛泽东的交往》《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等长篇回忆录，仿佛在继续当张治中秘书。

关于余湛邦先生，一篇记述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故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1958年9月，张治中带着秘书余湛邦随同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他们在武汉下船后，张治中把余湛邦介绍给毛泽东说：“这是我的秘书余湛邦同志。”当时船上很嘈杂，余湛邦顾虑毛泽东听不清楚他的名字，便赶快迈前一步，握着毛泽东温暖的大手，紧张而拘谨地自我介绍：“我叫余湛邦。”他考虑到自己的名字不好念，容易听错，而且自己的广东腔吐字不准，便补充说：“是湛江市的湛，联邦的邦。”

毛泽东问：“是干钩于吗？”余湛邦心里责备自己太疏忽了，怎么报名而不道姓，于是赶快说：“是人未余。”毛泽东微笑地说：“yu姓很多，有干钩于，有人未余，有人则俞，还有虞姬的虞。”然后，毛泽东用手指一指长江说：“还有水里的鱼，其鱼甚多呢！”这句风趣幽默的双关语，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余湛邦那种紧张、拘谨情绪一扫而光，船上的气氛马上活跃起来，领袖与普通干部、群众就像老朋友一样，叙谈起来。

随后，毛泽东指着张治中笑着问大家：“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吗？”大家都说不知道。

毛泽东便说：“原来他在青年流浪时当过预备警察，取名警魄，后来不当警察了，此名不用了，就从警字中取一个‘文’字，魄字中取一个‘白’字，成为文白，他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顿时又哄笑起来。

不过，我与余湛邦先生素昧平生。1994年5月30日，余湛邦先生忽然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给我寄来一封信。大约是初次通信，他特地在信中夹了一张名片，如同作自我介绍。名片上印着他当时的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祖国统一会委员”。名片上除了印着他的姓名余湛邦，还印着他的字春山。

余湛邦先生的信，写在横条纸上，长达三页。长年担任秘书工作，他写得一手好字。

他为什么写信给我？信的一开头，他就开门见山：

叶永烈同志：

您好！拜读大作《胡乔木》，十分满意，钦佩之至！

我在这里为您提供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关于胡乔木入党问题。

他信中提到我的《胡乔木》一书，于1994年2月刚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离他给我写信不过三个月。年已八十的他，不仅已经读完这本新书，而且愿为我“提供一个重要信息”。

不过，他提供的“重要信息”令我惊讶，因为他作为国民党将军的秘书，却要对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的入党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大著30页叙述胡乔木入党是两次：第一次是1932年，介绍人嵇荫根。第二次是1935年，介绍人是陈延庆。就我所知，可能还有一次。

我的《胡乔木》一书，是在胡乔木夫人谷羽的帮助下写成的。书中写及，胡乔木经曾迪先介绍，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底，18岁的胡乔木经曾迪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他正式走上红色之路的起点。

据曾迪先之子曾昭凯告诉笔者：

“我的父亲曾迪先，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8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起担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1931年夏，因白色恐怖，离开北平。胡乔木那时是我父亲组织的读书会会员，并由我父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曾迪先于1991年1月18日病逝，胡乔木闻讯，曾于3月25日致函曾昭凯：

“接2月11日信，惊悉令尊迪先同志已于1月18日去世，深为痛悼。他是我参加革命的直接介绍者，他在清华大学最后一学期的活动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虽不在了，我仍希望上海市党组织能追认他的党籍。”

关于胡乔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我在书中是这样写及的：

嵇荫根（时任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决定找胡乔木谈话。谈了几次，胡乔木明白嵇荫根的身份，喜出望外：因为他自从失去了共青团的组织关系后，曾给北平中国大学一位姓陈的同学去信，那位同学是共青团员，胡乔木希望恢复组织关系。无奈，去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估计那个同学已离开中国大学。他想不到，中共盐城县委会主动找他，于是他详细陈述了自己曾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经过…………

不言而喻，胡乔木是很合适的发展对象。这样，由嵇荫根做介绍人，胡乔木于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胡乔木在镰刀铁锤大旗之下，奋搏了一生。

在书中，我还写及：

胡乔木初抵延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时，遇上了小小的麻烦：他是中共党员，这当然确实无疑，李凡夫、邓洁都能为他证明。然而，他的党龄从何时算起呢？

胡乔木是在1932年加入中共的，可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后来被捕、叛变，带人前来抓他，他在仓促之中逃离盐城，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在上海，1935年5月，由陈延庆介绍，胡乔木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

胡乔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说明了以上情况。由于他在盐城入党没有人证，组织部的组织科科长对他说，那就只能写1935年入党了。

从此，胡乔木填履历表，一直写“1935年在上海入党”。

在他1982年9月当选中共“十二大”政治局委员时，他的简历上仍写“1935年入党”。

后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调查，这才确认他是在1932年入党。这样，盐城党史上的“悬案”，也随之解决了：因为胡乔木在盐城发展了邱剑鸣入党，倘若他那时还不是中共党员，邱剑鸣入党又从何谈起？

以上关于胡乔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过，是胡乔木夫人谷羽讲述的，清清楚楚，即：1930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在上海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1982年之后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调查，确认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余湛邦先生怎么会说，“就我所知，可能还有一次”呢？

在信中，余湛邦先生详细讲述了他的依据：

王次青同志是我30年的知交，他生前曾明确告诉我：“胡乔木入党是我介绍的。”过了不久，政协全国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民革中央监委（与我同事）文强同志对友人说：“胡乔木入党是我和王次青介绍的。”我间接听了，信以为真，现在看了大作，心下生疑。

王次青，浙江人，是早期中共党员，大革命时自动脱离。从1940年起和我相识，历时31年，同任张治中将军秘书7年，1971年在湖北沙海文化部干校急性心肌梗死去世。王在建国后曾告诉我，抗战在重庆时，胡乔木曾访问他，希望王为党做点工作。王犹豫不决。1949年，王任兰州和平日报社社长，西北文化协会总干事，兰州解放时飞香港。曾有信与我连（联）系。同年某月，胡与张治中相遇，曾问：“王现在何处？”张答在香港。胡说：“他如愿来京工作，可通知他来见我。”张即让我函告王次青，王很快就到北京，被安排在出版总署任编辑。后因机构调整，合并文化部。其间多年与我常有往还。

王为人谦虚、谨慎、踏实，与我多年知交，他对我绝无戏言。至于文强，也是我的熟人，但非知交，对其所言，我未敢妄下断语。文现在京，其通讯处，从全国政协或民革中央均可查到，您如有意，可访问他，问个明白。

又：我曾连任张治中机要秘书30年，从1940~1949年王和我都在张治中直接领导下，我对张、王关系知道较多。您的访问结果，如愿意，甚盼便中函告其详，以释悬注。

专函布达，并致

敬礼！

余湛邦

1994，5，30

余湛邦老先生如此热心关注我的新著《胡乔木》一书并提供“重要信息”，令我感动。我细细阅读他的来信。

他提及的王次青、文强两人，其中文强颇具传奇色彩：他是文天祥的23世孙，而他的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经周恩来介绍，他在1925年加入中共。在黄埔军校，他是林彪的班长。文强1931年被捕之后脱党，此后加入国民党，并成为军统特务，国民党中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文强和杜聿明一起被俘，押入“战犯管理处”。他却拒绝写悔过书，自称：“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文强经历26年漫长的战犯改造生涯，出狱之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余湛邦提及的王次青，资格也很老。在余湛邦担任张治中秘书之前，王次青就已经担任张治中秘书。王次青还曾担任《新疆日报》社长。解放后，王次青确实曾经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后来调到版本图书馆工作。

对于余湛邦信中写及王次青、文强介绍胡乔木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存疑的。

胡乔木是在1937年来到延安的，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他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胡乔木一直在陕北工作，并于1941年成为毛泽东秘书，所以胡乔木在1937年来到延安之后，不存在再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在1937年之前呢？

我在1992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多次采访了胡乔木胞妹方铭。方铭本名胡文新，进入延安时改名方铭，因为她敬佩方志敏。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工作。她是胡乔木历史的见证人。从1932年至1937年，方铭跟胡乔木在一起，她向我详细谈了胡乔木的入党经过：

1932年秋，20岁的胡乔木在盐城经嵇荫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胡乔木入党之后，介绍方铭和袁玉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介绍邱剑鸣（又名胡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下半年，由于嵇荫根叛变，胡乔木和方铭相继离开盐城。胡乔木转往浙江大学上学，而方铭到苏州上高中。

1935年1月，胡乔木因组织学潮反浙江大学校长，被浙江大学开除，随后前往上海。方铭也从苏州来到上海，与二哥胡乔木一起住在上海闸北江湾路。方铭在那里附近的爱国女中上学，胡乔木则在上海寻找中共组织。胡乔木见到了原本就认识的同乡王翰（即陈延庆，解放后任监察部常务副部长）。他个子高，胡乔木喊他“大陈”。王翰是中共地下党员，正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工作。王翰向“社联”的中共党团组织反映了胡乔木的情况。经过“社联”的中共党团组织同意，1935年5月，王翰介绍胡乔木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方铭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实际上胡乔木不是再度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是接上党的关系。

胡乔木接上党的关系之后，担任了“社联”常委、“文总”（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宣传部部长，王翰则是“文总”组织部部长。胡乔木跟周起应（周扬）一起工作，直至1937年前往延安。

所以，从1932年至1937年，胡乔木不存在余湛邦所说的第三次入党问题。

如果说，胡乔木在1932年之前入党，他不可能在1982年9月当选中共十二届政治局委员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他本人提供的相关证明，确认他在1932年入党。

正因为这样，我对余湛邦信中所说王次青、文强介绍胡乔木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怀疑。

然而，余湛邦老先生向来谨言慎行，他在信中所陈述的情况是他自己亲耳所闻。我认为，余湛邦老先生给我的这封信，可以作为史料，供中共党史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2008年1月30日，余湛邦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

第18页 :陈伯达晚年速写

陈伯达晚年速写

我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字：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楚狂接舆歌

仲晦

记得，当我把这幅字拿到上海的裱字店装裱的时候，那人端详了一下，说道：“这字写得不怎么好，裱起来干什么？”

我没有吭声。

那人又细细看了一下落款：“这仲晦是谁？是你家的长辈？”

我依然没有吭声。

我付了装裱的定金，他开了收据，约好十天之后前来取货。

十天之后，我如约来到那家裱字店，字已经裱好，而且安装在定制的红木镜框里。交齐了装裱费、红木镜框费，我正打算离开裱字店，那人又问：“仲晦是谁？”

这时候，我不再不吭声了。我对他说：“你只要想一下与仲晦相对的字，就明白是谁了。”

那人到底是裱字的，见过的字画多，也有文学修养。他一拍脑袋：“喔，跟仲晦相对，莫非是伯达——伯与仲相对，达与晦相对。难道这是陈伯达的字？！”

我颔首微笑而已。

那人话多，又道：“如果我裱的时候，知道这是陈伯达的字，你就拿不回去了！”

我问：“为什么？”

那人开玩笑道：“我就说，对不起，裱坏了，赔你钱吧！”

陈伯达这幅字的珍贵，是双重的：

其一，陈伯达写这幅字给我，是1989年9月13日，那天正值中秋节。一个星期之后，即1989年9月20日中午，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诚如当时在场的他的儿媳小张所述：“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尽管医务人员在20分钟之后就赶到进行抢救，但已经回天乏力。因天气骤凉，陈伯达死于心肌梗塞。所以陈伯达送给我的这幅字，可以说是这位“大秀才”一生的绝笔。

其二，在于陈伯达的这幅字的含义。陈伯达的这幅字所写的《楚狂接舆歌》，出自《论语•微子》。“楚狂”，是楚国佯狂的一位隐士，据考证此人姓陆名通；“接舆”，原意为迎接孔子坐的车。《楚狂接舆歌》是陆通在迎接孔子乘车来楚时唱的一首歌。《楚狂接舆歌》的全文是：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其中的“凤”，指的是孔子。陈伯达删去了末两句。“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意思是说，“罢了罢了，如今当官的有多么危险！”大约是最后两句过于“惹眼”，陈伯达没有写上去。陈伯达写《楚狂接舆歌》给我，隐晦地表达了自己晚年反思一生的错综复杂的心情——既对自己一生“从政”之“殆”表示“往者不可谏”，但是仍对未来充满“来者犹可追”的期待。只是他写这幅字时，并不知道“来者”仅一星期而已！

陈伯达的字，写得端端正正。我忽然发觉一个奇怪的细节，对他说道：“你每一次写字，总是把第一个字写得很大，然后越写越小！”

他哈哈笑了，说道：“我上了年纪。写第一个字时，精力充足，所以写得大。写到后来，没有力气了，所以越写越小，‘虎头蛇尾’！”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陈伯达给你题字不盖章？记得，当时他为了向我解释“仲晦”的含义，曾经从书橱里拿出一方刻着“仲晦”两字的印章。

后来我才知道，陈伯达的习惯是当场题字之后是不盖章的，只有当你把他的题字裱好，他才盖章。在他看来，你裱好他的字，这表明你非常尊重他的题字，所以他才盖章。可惜，当我把他的题字请人裱好之后，他已经过世，无法给我盖章了。

在陈伯达晚年，我一次又一次从上海前往北京访问他。经过有关部门同意，我来到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甚至有一次因夜深无法回旅馆就住在他家。

陈伯达家居住面积有100多平方米，三房一厅，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儿子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儿媳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

寒天，抽水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

陈伯达的枕头，特别的大，又特别的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

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无微不至的照料。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7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他的视力不错，听力也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

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儿子给他买书。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

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都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曾回忆说：

父亲的稿费，他自己只说过1958年以后他没有再领取过，但这些稿费到哪里去了，他一次也没有说起过。他去世后，我才听到他以前的秘书说，他1958年以后的稿费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那份工资，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是秘书亲手经办的。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当时每月领生活费100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100元。

陈伯达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其中1/3，用于购书。这30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200元）。

陈伯达很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众多的藏书，但是，迟迟未能发还。在1981年11月16日，有关部门曾发还陈伯达一些被褥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陈伯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书，结果只找到几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而已。

直至1995年，有关部门请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这才发还了陈伯达的藏书，这时陈伯达去世已经六年。即便是发还的藏书，也只找到一小部分，不过1270册而已。

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即便《西游记》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的版本。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的书橱里的书：马克思著《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史》《隋唐演义》《五代史演义》《戊戌喋血记》《柳宗元集》《彭德怀自述》《苏联经济史论文集》《逻辑学》《美学》《罗马史》《西方美术史话》《哲学史讲演录》，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基度山恩仇记》…………一本打开在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书如海。从书海中撷取的这些令他产生兴趣的书，反映了陈伯达晚年的精神世界。

他，依然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他的思想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他在思索着。高楼清静，几乎没有什么杂音——只是偶尔听见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练唱时飘来的甜美的歌声。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管著文。虽然当时的他被剥夺政治权利，无法发表文稿，他却还是在那里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16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他的这些未曾公之于世的文稿，开列若干文稿的题目和写作年月，以供读者了解他独处高楼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2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

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

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

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

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

1982年9月26日，为上文写了《附记》；

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

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

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

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

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1985年3月，《基督教东来记——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史式微〈江南传教史〉二书述略》；

1985年6月17日，《读书四记》，即《辩证法和理性》《略说“尺度”》《关于唯意志论、反理性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等等》《记黑格尔、恩格斯、列宁谈形式逻辑》；

1986年1月，《长思》；

1986年春，《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

1986年11月4日，《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

…………

他也写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他一般先写草稿。从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画画，删删改改，画满各种修改记号。改定之后，他再整整齐齐抄写一遍。他保持着以往的写作习惯。

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北京市场上供应的那种绿格四百字稿纸上。文末签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但并不意味着是这一天写的。有的文章几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万字。他的字迹清楚，容易辨认，简体汉字中掺杂着许多繁体汉字。

陈伯达的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20世纪40年代作品的那股灵气，那种犀利的文锋。他往往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但是作为八十老翁，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也颇有见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从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写的。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读，加以评论。

晚年的他，变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别时，他忽然喊住我，说有两点补充。我站住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两点补充。才几秒钟以前的事，他忘了！他只得说，你明日早上来，我再告诉你。可是，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他家，他居然连昨日所说有两点补充这事儿也忘了，说自己没讲过要作什么补充！可是，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屏幕显得异常清晰，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向我讲述当年郁达夫怎么修改他的诗，就连郁达夫改动了哪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问起他与郁达夫的交往。

陈伯达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文学青年，写过小说，也喜欢写诗。因为向郁达夫投稿——投小说，投诗——结识了郁达夫。

1924年11月15日，20岁的陈伯达在上海忽然心血来潮，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短篇小说《寒天》。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唯一的小说。

60多年后，陈伯达还记得这篇小说，但是他手头已经没有这篇小说了。按照他所提供的线索，我在上海图书馆那座堆满发黄了的报刊的大楼里，查到了《现代评论》杂志。杂志编辑部的地址为“北京国立北京大学第一院转现代评论社”。经常出现于这份杂志上的作者名字有郁达夫、胡适、张奚若、郭沫若、汪精卫、刘大杰等。

我在“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2月7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1卷第9期上，在紧挨着俞平伯的文章《红楼梦辨的修正》旁边，看到了署名陈尚友的小说《寒天》。

陈伯达原名陈尚友，伯达原本是他的笔名。我把《寒天》全文复印，带往北京，送给陈伯达。

陈伯达对我说：“当时，我寄给郁达夫，郁达夫把小说登在《现代评论》上，那时候，我并不认识郁达夫，我知道他的大名，把小说寄给了他，郁达夫给我写了回信，还称赞了几句。《现代评论》是创造社办的。那时候，《现代评论》是‘名人’杂志，作者大部分是名人，我当时是个无名小卒。报上登了《现代评论》的目录，上面有我的名字，我很高兴，因为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嘛，能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怎么不高兴？”

我问他怎么会把小说寄给郁达夫的。

陈伯达回答道：“有一次，郭沫若到上海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好像是《文化的社会使命》。我去听了，跟郭沫若见了面。我们原先就有书信来往，所以就认识了。我去过郭沫若家，记得，他家当时在上海四环路。郭沫若刚从日本回来，带着他的日本老婆。郭沫若跟我谈起了郁达夫，说郁达夫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编刊物，你有什么文章可以寄给郁达夫。这样，我就把《寒天》寄给了郁达夫。”

陈伯达还写过好多诗。1926年，陈伯达（当时叫陈尚友）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很巧，从北京大学到武昌师范大学任教的郁达夫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陈伯达经郭沫若介绍，原本就跟郁达夫有过书信来往，得知郁达夫抵穗，陈伯达便去拜访。

陈伯达写了一首诗，向郁达夫请教。这首诗未曾发表过，时隔60多年，陈伯达还能背出这首诗，他当即默写给我：

莫问有穷或无涯

莫用欢乐或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去

莫要回首望乡家

郁达夫看罢，提起笔来，每句圈去一字，由七言变成六言，诗显得凝练多了。陈伯达当着我的面，把郁达夫圈去的字一个个画上圆圈，那诗变成：

莫问有穷无涯

莫用欢乐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

莫要回首乡家

郁达夫不愧为文学大家，改诗改得妙不可言，使陈伯达心悦诚服。

我保存了陈伯达的这一手迹。需要说明一句的是，在陈伯达的手迹上，莫问写作“莫向”，从前后文来判断，似应是“莫问”。

陈伯达对早年往事的惊人的记忆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19页 :此王力非彼王力

此王力非彼王力

叫王力的人真不少，其中有画家、演员、将军、科学家，就连防盗门的品牌也有叫王力的。究其原因，无非是力字笔画少而念起来声音响亮。在众多的王力之中，有两个王力最为出名，一个是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一个是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趣的是，这两个王力原本都不叫王力，都是后来改名叫王力的。跟我交往颇多的是后者，光是他和他的夫人写给我的亲笔信就达45封之多。本文中写及的王力，便是指此王力。

关于王力，后来他委托我编辑并联系出版他的著作，他寄给我亲笔所写的《作者简介》，可以说是王力关于他自己的最权威的简介：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生于江苏淮安。中国作家协会首批会员，发表过《晴天》等著作。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起，是在毛泽东、邓小平等直接领导下的“秀才”，意识形态评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中共中央钓鱼台写作班子即思想库的主要成员。理论家、国际问题专家。“文革”前曾任中联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革”开始时，中央常委和书记处决定王力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1月8日，任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1967年8月底作为替罪羊被打倒，宣布王力“请假检讨”，实际被隔离。1968年1月26日被送入秦城监狱，囚禁14年半，未被起诉，于1982年1月恢复自由。

王力是横跨“文革”前及“文革”初两个历史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都列席中共中央常委会和书记处会议的唯一的还活着的人。王力直接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决策的经过，并且直接听过毛泽东讲述中美关系、朝鲜战争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内幕，掌握着不少别人都不知道的第一手材料。

我是在采访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之后前去采访王力的。

1988年10月31日，我第二次采访关锋，我对他说起准备采访王力，于是关锋告诉我王力的电话号码以及住址。他还给王力打了电话，“介绍”我前往采访——其实，我在离开上海之前，就已经开好上海作家协会关于采访王力的介绍信。

我在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这是他在1967年8月倒台后21年间首次接受采访。

多年来，王力是不接受采访的。由于他知道我，而且关锋也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叶永烈打算采访你”，这样，他破例接受了我的采访。

那天上午，我先是去陈伯达之子陈晓农那里，上午10时，我叩响王力家的房门。门紧闭着，从屋里溢出洪亮的流行歌曲声。我猜测是歌声淹没了敲门声，便使劲拍门。门终于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20来岁的保姆模样的女孩，她正一边开着录音机，一边在灶间忙碌。她告诉我，王力生病，由夫人陪同去医院了，过一会儿才能回家。

我只得在附近逛逛，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再度来到那幢楼前，正巧，一辆漂亮的小轿车戛然停住，从车上下来两位老人，那男的一头皓发如雪、似霜，瘦削，一身笔挺的棕色西装，领带结得整整齐齐，那女的细心地搀扶着他，看得出是他的夫人。

他，便是王力。

他们回家之后，我上楼。房门紧闭。这一回，录音机早关了，屋里传出说话声，也许是小保姆在向王力夫妇讲述我刚才来访。

我再度叩门，屋里的说话声顿时沉寂。门上的窥视孔由亮转暗，表明有人在透过窥视镜看我。我多次访问过类似王力经历、身份的人的家，都是这样小心翼翼地透过窥视镜观察来访者。我理解他们对于陌生来访者的提防心理。

大约看清了是我，门开了，门口站着王力夫人和小保姆。我递上上海作家协会的采访介绍信，王力夫人便客气地让我进屋。

王力正在重病之中，由他的夫人接待了我。她说，王力先生接受化疗，身体很差，遵医嘱不能接待来访，只是考虑到我从上海远道而来，才同意先作一次简短的采访。至于我原定的对他的一系列采访，只能等到他病情好转的时候再进行。

他的家明亮、宽敞，在客厅里我们交谈着。墙上，挂着三个篆字——“十屉斋”。原来，客厅里一个立柜有十个抽屉，由此而取名“十屉斋”。

“你看，我还不是像香港记者所描写的住得那么拥挤吧，我的子女都成家了，有一户子女住在我隔壁的一套房子里。”王力用一口浓重的苏北话，向我讲述说，海外关于他的多篇报道，他都看过。

他显得有点气力不足，讲话声音不大。他的夫人告诉我，今天他空腹去医院验血，还没吃过饭。

“我在1987年9月查出癌症，是贲门癌，动了手术，现正在治疗。最后这三个月，对于我来说，是‘性命交关’的时候，能不能战胜癌症，要看这三个月了！”

王力说这些话时，神情坦然：“无非是两种结果——一种是我战胜癌症，一种是癌症战胜我。我当然希望能够战胜癌症，所以，我现在除了做化疗之外，每天下午还做气功…………”

“你的本名叫王力？”我请他从名字说起。

“王力是我的笔名，我的原名叫王光宾。”这时，我把录音机拿出来，放在他面前，问他可不可以录音。

王力对着我的录音机说：“我历来不怕录音，录音比笔记可靠，我对我讲的每一句话负责。”说罢这段插话，他言归正题，谈了起来。

他与中国共产党同龄——据他说，他生于“民国十年”，记得是阴历七月初八，换算成公历，亦即1922年8月11日。他出生在江苏淮安县崔堡镇（今属扬州地区宝应县）。

王力的父亲叫王宗沂。从王宗沂往上，王家五代都是秀才，但也仅仅是秀才，没有中过举，当过官，差不多都是教书糊口。王宗沂教过私塾，当过家乡的小学校长，20多岁时娶妻严氏。婚后不久，严氏病故，王宗沂一直鳏居。50岁那年，他到宝应县一户姓汪的地主家当家庭教师。汪老太太将家中的丫鬟许配与他。这丫鬟姓朱，年仅20岁。婚后，朱氏生一子。王宗沂半百得子，分外欢喜，取名王光宾，亦即今日之王力。

大抵由于生母出自丫鬟之故，王力过去从未说起这身世。他的妻子王平权似乎还是初次听到，她赶紧去拿笔记本作记录。王力告诉我，他后来曾打听过生母朱氏的身世，无所得。因为朱氏被卖到汪家，究竟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均不知道。

王力是长子，后来，朱氏又生一子一女。次子叫王光宵，现在盐城；女儿叫王光安，当年随第二野战军南下成都，从此一直在成都工作。

王力10岁（虚岁），亦即1930年，父亲去世。十多年后，母亲去世。王力在淮安县城度过童年。

1935年11月，王力14岁，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他不足18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谷牧。

“当时，我在东北军668团做统战工作，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代理书记。”他说道，“在东北军里，我叫王光宾。后来，1940年，由于形势的变化，毛主席决定不在友军中建立党组织，于是我们离开了东北军。离开后，为了工作方便，谷牧同志为我改了个名字，叫‘王犁’”。

“王犁”调往山东《大众日报》任记者、编辑、编辑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这时，他写起小说来，写了一本当时在解放区流传颇广的小说《晴天》。小说署笔名“王力”，取“王犁”的谐音，而“力”字笔画简单，写起来方便。

1945年，当他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时，干脆把笔名当作名字，从此大家都喊他“王力”。

“你当时知道有另一个王力吗？”我打趣地问道。

“不，不知道。那位语言学家王力，那时叫王了一。”此王力似乎对彼王力颇为熟悉，他笑道，“如果知道王了一也改名王力，我当时就不会改名王力了。两个王力，又都是笔杆子，多麻烦——弄得人家后来要分别称呼我们‘北京大学的王力’和‘中央文化大革命的王力。’”

解放后，王力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那位语言学家王力则是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来信写着“王力同志收”，人大、全国政协常常把信转错，把给他的信转到那个王力手中，这么一来，两个王力之间就有了来往。人大开会时，全国政协委员往往列席。有一次，两个王力在会场见面了，互致问候。

不过，有一次中国艺术团出访南美，团长楚图南，副团长王力，团员有刘淑芳、袁世海、张君秋、赵青、刘庆棠等，海外报纸在介绍副团长王力其人时，却赞扬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种种贡献，弄得此王力哭笑不得！

同名同姓有趣事，也有憾事：在王力出狱不久，曾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请他转告《人民日报》编辑部，注意加强校对工作，指出《人民日报》刊载的诗词的排印错误。《人民日报》在1982年4月24日二版，发表了王力的这封信，题为《“求木之长者”及其他》。

本来，这封信是王力在被打倒15年之后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亮相”。《人民日报》还为之加了编者按，称“王力同志”，照理会引起国内外注目。可惜，竟然几乎无人注意这一重要信息——因为那封信谈的是诗词错别字，读者们百分之百以为是语言学家王力写的！倘若知道此王力乃当年“中央文革”的王力，海外报纸会马上予以转载，当成一大新闻。可惜，这样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却因同名同姓而被人们忽略了…………

198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所载王力的《“求木之长者”及其他》，全文如下：

《人民日报》编辑部：

1982年4月2日第四版载《防止和消灭报刊上的文字错误》，我作为一个读者，深深感到问题提得很重要。但就在这一天的第三版的评论员文章《喜看老同志书写新篇章》中，在引用魏徵的一句话中，又有一个明显的错字，原来是“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错成“救术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了。又，我记得1982年3月11日第五版林焕平《简谈茅盾晚年的诗词》一文中似有两个错字：一个是引用茅盾1974年冬写的《读〈临川集〉》中的诗句，有“万般阻力如山岳，公自夷然终个屈”。这个“个”字，当是“不”字之误。再一个是《西江月》中“泰岱兼容抔土”，然而是“泰岱兼容抔土”之误。这两个错字，不知是作者弄错了的，还是编校的错误，因至今未见更正，也顺便提一下。

王力

《人民日报》不仅发表了王力的来信，而且还为王力的信加了以下编者按语：

除了王力同志的这封信外，我们还收到了吴世昌、孟方平等同志的来信，有的指出评论员文章引魏徵话的错误，有的指出《简谈茅盾晚年的诗词》一文引《读〈临川集〉》和《西江月》中的错误。经我们核对，王力等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错误是由于我们的编校工作疏忽造成的。

本报评论员文章引的魏徵的话，出自《旧唐书•魏徵列传》，原文如下：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评论员文章错成‘速’字）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读了以上《人民日报》所载的王力文章及按语，谁都以为那王力是语言学家王力。

王力在“文革”之后首次在《人民日报》上亮相，而且《人民日报》在按语中称他为“王力同志”，都因同名同姓而“淹没”了。

不过，此王力与彼王力，后来终于有了点瓜葛：此王力的一位女儿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女儿的导师正乃彼王力的高足。

听见此王力笑谈彼王力，也真别具风趣。

…………

那天，王力跟我谈了自己的经历之后，1988年11月13日他第一次给我写信。他的信，署名王平权，但是那瘦长而笔画僵硬的字，却明明是王力亲笔：

叶永烈同志：

王力同志说，认识你，交一个朋友，他很高兴，并认为你的工作精神很动人。那天，他正空腹抽血，身体欠佳，未能正式接待，你一定能谅解。明年春，他如身体允许的话，自当有机会交谈。文代会期间，上海的王若望和洪林（电影家）同北京的周保昌（出版家）和苏丹（外交家）四位老朋友一起来探望王力的病。上海的二位介绍了你的品格和工作，加深了我们的信赖。王力同志要我写一封信给你，并寄一份他向党中央领导人的一封建议信。11月1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关于文物考古应开放的提法，正是王力建议的一个内容。十年来，王力同志的许多建议，都成了别人的，人们都不知道是王力提的。这次，王力同志愿意通过你，用访问王力时交给你这封信的形式公开发表（在上海或任何地方都可以）。因为这个问题政治色彩不浓，可以此为中心，别的话，暂时少说一点，以后机会还很多。请考虑酌定。谢谢。

祝

安祺！

王平权

（1988年）11月13日

我在1988年11月20日晚上，抽空完成了《文物属于世界——王力谈文物政策改革》这一短文，交给上海《社会科学报》发表。

一个多月后——1988年底——我再访王力，下榻于离他家只一站地的宾馆，得以一次又一次地交谈，即便谈到夜深，郊区无车，我步行十多分钟亦可回到住处。他正身患癌症，医嘱不可接待来访，只是考虑到我是为了研究“文化大革命”史而对他进行录音采访，他还是支撑病体多次与我长谈。

他患贲门癌，贲门位于胃与食道之间，他与我谈话，不时打嗝。他告诉我，他所患贲门癌，属于腺癌，亦即具有腺体样结构的癌瘤。在癌症之中，腺癌是很危险的一种。腺癌又分低分化、中分化、高分化三种，以“低分化腺癌”最为严重，而他所患正是这种腺癌。

1987年9月初，66岁的他查出贲门癌，医生当即要他做切除手术。医生预言，手术的成功系数只有30%，而死亡的可能性为70%。

1987年9月22日，王力在上手术台之前，预立《王力遗嘱》：“我已确诊患贲门癌，定于国庆后手术…………人从一出生开始，便同死亡作斗争。这种斗争，贯穿在生命全过程。一旦死亡来到，生命便结束了。于是，人便发生性质的变化，由人变化为非人，由有生命的人转化为无生命的灰烟…………”

王力作出如下遗嘱：

“我的遗体提供医学解剖之用”；

“我的骨灰不必浪费一个骨灰盒，也不必撒到远处去浪费旅费，就便撒在我现在居住的小区的一棵松柏树下，以提供一点磷肥”；

“包括亲友在内，都不必向遗体告别，与其留下死尸的印象，不如留着以往活人的印象”；

“包括亲友在内，都不必举行任何悼念活动，亲属你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人民的事业，便是对死者最好的悼念”；

“除亲友外，其他人如无工作必要，一律不要到医院探视，以免浪费比黄金还宝贵的时间”。

1987年10月5日，王力上了手术台，做了大切除手术。他算是幸运的，居然从死神的魔爪下逃脱，活了下来。

不过，他仍日见消瘦。其实，他并未真正挣脱癌症的威胁，一年之后（1988年10月12日）经查验，王力癌症已扩散，大夫决定对他进行化疗。我初次看望他时，他正处于化疗之中，身体确实十分虚弱，谈话过程中不时打嗝。

此后，我一次次去看望他，他有时正躺在床上“打点滴”（静脉滴注），有时精神稍好一些。

王力把他未曾公开发表的大批文稿交给了我，授权我编辑《“文革”亲历记》，并代他联系出版。我安排了在上海出版简体字版，并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王力给我打过多次长途电话。1989年1月24日，王力给我来信，谈《“文革”亲历记》一书：

永烈同志：

1月21日来信收悉。就所提问题简复如下：

（一）同意目录的改动，改得好。

（二）同意标题的处理。我因病不能逐个斟酌了，可请编辑同志也提一点修改意见。

（三）同意删去苏共的那封信。

（四）同意删去致《文摘周报》的两封信。

（五）同意将致董边信中不宜公开发表的地方作删节。其他信中有类似的情况，也要删节。

（六）“”年改为“19年”，对。

（七）我有“文革”中照片，一张没有发过。

（八）不必要“王力年谱”了。

（九）同意“后记”由你来写。

（十）对当前国内国际问题12点看法，是1985年8月1日致邓小平的信。

（十一）前天去信，抽掉关于庄子问题的信，还可同编辑再考虑。

（十二）1月22日《光明日报》办的《文摘报》登了一篇纯属谣言的报道。平权已去信批驳，特选上一份供参考，不知上海或香港能否应用。

（十三）繁体字《“文革”亲历记》遵嘱写了，寄去。

我的病尚在紧张阶段，很多事只好劳驾了。谢谢。

祝

安祺！

杨蕙芬同志均此。

王力

（1989年）1月24日

然而，上海一家出版社原本已经决定出版由我编辑的王力《“文革”亲历记》，却突然取消。香港版因上海版不能印行，王力决定暂缓。尽管如此，王力仍不时给我来信，打电话。

1990年4月5日，王力给我来信，谈及去了山东：

永烈同志：

4月2日来信收到。祝贺你被聘为美传记所顾问并列入1989年《世界名人录》。

我的化疗已完成三个疗程，暂告结束。医生嘱我到外地跑几天，我就到了山东，在济南住了十多天，又到临沂市和莒南县看了一些战争时期的故地。那是我从十七八岁时到二十五六岁时期战斗的地方，包括我们老两口47年前结婚的那个村庄，还有我们寄养一个孩子（后死在那里）的村庄。随手写了沂蒙行四首，录奉如下：

一 重返临沂感怀

四十五年前，沂州记忆鲜。

义师歼敌伪，仁众扫顽奸。

北战关东地，南征江左天。

三千八百万，史册绘凌烟。

（注：临沂当时为山东及华东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

二 重游莒南

重游十字路，再返沂蒙山。

男继支前队，女承识字班。

民心真善美，人品朴淳憨。

大地翻新貌，红旗不改颜。

（注：莒南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分局和115师领导机关所在地。）

三 访南高庄

将近金婚日，又来南高庄。

洞房无处觅，社址有人详。

传话繁星密，亲情大河长。

“嫂子将分娩，小弟赶驴忙。”

（注：本村农民李守金说起，他曾赶驴送我老伴去医院分娩的故事。）

四 过扁山兼悼亡儿路镇

亡儿名路镇，埋在扁山坞。

生是蒙山育，死依沭水居。

青山添碧翠，白骨化燐枯。

怜子多英杰，无情不丈夫。

供一粲。我回京后，再检查一次身体，然后决定是否要治疗和怎样治疗。身体允许的话，我想在5月到8月搞一点录音回忆，包括你所关心的十下莫斯科。这是老中青朋友们的共同愿望。这一段时间，报刊提到我的作品，我都没有看，没有理睬。春节前写了两封信，除直送个人，也都请中央转呈…………《陈伯达传》，我想能先读到。

祝

撰安！

向尊夫人问好！

王力

1990年4月5日

看得出，王力的心境还不错。我在1990年4月23日致王力信中说：

4月5日大函敬悉，知您身体日渐康复，而且诗兴大发，可谓奇迹。因为您身患绝症，如此豁达，居然战胜了疾病，足见一个人的意志坚强是极为重要的。

1990年6月8日王力来信：

永烈同志：

6月2日来信收悉。前次的信和《马思聪传》早已收到。日前去河北省沧州地区看了一趟，那里是我在渤海区工作时的第一军分区。故地重游，那个林冲发配的地方，现在是石油化工城市了。回京后又是检查身体，未能及时复信。我们很想看到《尹宽传》。如有可能，我还想复制一份送给邓看看，因为他不仅关心王辩，也几次问及尹宽。尹宽还是1925年时期的山东省委书记，王翔千等是常委。请挂号寄给我们为感。

向蕙芬同志问好。另外，听说上海市的电话已改为全部程控，你的电话号码现在大概也变了，请顺便告知。

祝

撰安！

王力

1990年6月8日

1990年7月7日，王力收到我从郑超麟老先生处复印的《尹宽传》手稿，给我来信：

永烈同志：

郑超麟老人家所写的《尹宽传》，我和平权都已读完。书中有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我想和人民出版社有关系的老人建议出版，但不知能否成功。其中关于在法国的活动和在山东和上海的活动，叙述了或订正了许多事实。对于“托派”的叙述也说明了全面的历史事实。对于王辩，现在连他们家人也都不清楚了，因为她绝口不谈这段历史。总理和康生都只说过几句话。关于王翔千，可转告郑老，他考过末科秀才并未考中，他是北京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德文班毕业生，毕业后在济南做中学的国文教员，和王尽美、邓恩铭一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组，张国焘在济南挑选一大代表时，他说他年纪大了（30多岁），要他们两个年轻的参加吧！他是济南《劳动周报》和《晨钟报》的主编。尹宽任山东省委书记时，王翔千是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部长。他对尹宽的态度，平权只是听周恩来说过一句：“那时你父亲对王辩说过，你要是同尹宽结婚，我就要退党。”我们并不知其详。感谢郑老能记下这些史料。见到郑老时，请代我们向他祝贺九十寿辰，并祝愿他活过期颐之寿。谢谢你，并向尊夫人问好！

敬祝

撰安！

王力

1990年7月7日

他的癌症曾一度复发，又进行化疗。1991年6月23日，王力给我写信：

永烈同志：

我因癌症复发进行治疗，久未通信，现已稍愈，特寄上我新写的一封信和打印件，供参考。另外，我的文稿早已荡然无存，偶然发现我在解放初期在上海对展望杂志的讲话纪录稿，也打印奉上（未加任何修改）。我想到，解放初期，我是在上海演讲最多的人之一。第一，是在广播电台；第二，是对工人，主要在统益纱厂、国棉一厂、虬江机器厂；第三，是对中小学教师；第四，是在复旦大学；第五，是对文艺界；第六，是宣教部门。

此外，还有在上海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希望你有暇时代为收集一下，不知复制有无困难？我因身体不支，恐无力完成回忆录的工作了。

向尊夫人问好！

祝

撰安！

王力

1991年6月23日

我即回复：

王老：

顷接6月23日函，知癌症复发，殊深轸念。

我上月赴安徽、四川、贵州三省采访，下月去江西瑞金及井冈山。在四川成都，我访问了张耀祠同志（原中办副主任）；在贵州，访问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我的新长篇《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30万字，作为建党70周年献礼书，已在沪出版。另邮寄上一册，请教正（其中多处写及王翔千、黄秀珍）。

我想安排去京一次，看望您。您过去的著作，请您大致回忆一下发表年代、报刊名称，我可帮您查出。陈伯达的第一篇小说等文稿，都是我帮他查到并复印的。您已录音的回忆磁带，可交我整理。我仍认为，您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您的回忆是极为珍贵的。

新作《祝党七十荣寿》不知能否用毛笔题写赠我，以作永久纪念，并供日后制版用。代问夫人好！

祝

暑祺！

永烈上

1991年6月27日

王力在病中，为我用毛笔题诗，使我深受感动：

永烈同志：

遵嘱写了那一首诗，因身体不支，毛笔很久未用，已提不动笔了。此字上的“王力之印”，为邓力群所刻，“钓鱼台秀才”为梅行所刻，“饭寝居士”为齐白石所刻，“长春诗宫”为旧印为我所用。供一笑，请指正。冷西找到没有，他记的事情还清楚吗？你可以把我的那段录音记录告知他，趁他还健康，作为旁证来证实毛主席谈的这个大的轮廓。同样的，也可以寄给邓办和彭真办，要他们的秘书请老人们过目一下，因为1963年在武汉听主席讲遵义（会议）的活人，只剩下这几位了。

向尊夫人和全家问好！

谨祝

撰安！

王力

1991年7月16日

我收到之后，致感谢函：

王老：

16日大函敬悉。您在病中题诗赠我，非常感谢！已用照相机翻拍。

冷西同志因心脏病住入301医院，而我又行色匆匆（在京当时只一天时间了），打了电话未能及时安排上见面。他的家属接了电话，说会代为询查。

我近日即出发前往江西井冈山、瑞金采访，约十天左右。待返沪后，可能还会去京一次（前几天在沪晤毛远新）。

匆复。问师母好！

祝

康健！

永烈上

1991年7月25日

1991年夏日，我去北京看望他时，据云癌症已治愈，可谓死里逃生，在家中，他还庆贺了自己的70岁生日以及金婚之禧。

1992年3月4日，王力给我来信：

永烈同志：

送上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探索改革新思路》。我送给了小平同志、泽民同志和党中央参阅。理论界的朋友们认为，此文现在公开发表，很有用处。我同意，主张：

第一，要发表，就在上海或者深圳，因为这两地已经试行股份制。上海，我只愿意在《解放日报》或《文汇报》上发表。

第二，署名用王光宾，不用王力。但要告知编辑部这是王力原来写给小平等同志参阅的文章。用不着请示（关锋同志已用古棣的笔名，出版了三部著作）。

第三，对本文如有重大原则性修改需经本人同意。

这件事，我就拜托永烈同志负责办理了。谢谢。

陈沂同志夫妇来京时看望了我，他们也对此文有好评。

祝你和杨蕙芬同志

新春安祺！

附：一、1992年2月20日致中央的信。

二、1992年3月3日致邓榕的信。

王力

1992年3月4日

1992年10月4日，我致函王力：

王老：

在京匆匆数日，忙于会议，未及看您。知您癌症又发，望多多珍重。

寄上两份剪报，供您参考。

8日，我即飞往成都，出席第五届全国书市，然后赴重庆。估计下月会去京一趟，再去看您。

问王师母好！

祝

康健

永烈上

1992年10月4日

1992年11月，我飞往北京时给他打电话，他的夫人便很高兴告诉我，王力正在南京，准备回老家。

王力在病中写了不少诗词。据他说，最初，在秦城监狱，闲着无事，开始对诗词发生兴趣。后来，他选了180首，编成《王力诗词》。

1993年2月24日王力给我来信并寄《王力诗词》打印本委托我联系出版：

永烈同志：

寄去《王力诗词》定稿打印本和磁盘，烦请联系出版社出版。王年一来信并面嘱，版权著作权等需要讲明。他认为宜先订国内简体字版合同，海外版繁体字版外文版合同另订。经济方面也不可持清高态度，利益应依据惯例分配，不应让出版者独占。在这方面永烈是更加熟悉的，我完全信任，请接受我的全权委托。我虽然至今只拿生活费，入不敷出，但还是以能尽快出书作为主要考虑的角度，在经济上请适当争一争就可以了。

《王力温故鉴新录》如紧接着出版，我希望出版社派一位责任编辑来京待两三天，从公开出书角度，同我和平权共同磨一遍，并作技术上的处理。因为我毕竟早已是桃花源中人了。先寄目录一份，供参考。

《王力“文革”回忆录》暂不出版。如公开出版，要做很大的修改、删节和补充，还要看前两本书的反映和时机。

至于王力一生亲历的重大事件的回顾，只能想到一点谈一点了。我的体力已经不允许作为系统工程来进行了。

衷心感谢你的帮助。向杨蕙芬夫人问好。

谨祝

撰安！

王力

1993年2月24日

1993年4月，我和妻去北京时，曾一起去看望王力。那天，他戴了顶白帽子，看上去像回民，据云医生关照戴这种白帽子有利于康复。由于身体康复，王力居然能够离京回苏北老家看望。

我曾对王力说：“你一生有两件大事，一定要写下回忆录。一是十下莫斯科，参与中苏论战；二是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参与‘文化大革命’。”他表示赞同。

1993年4月23日，王力给我写信：

永烈、蕙芬：

我们在北京愉快的会面是难忘的。

我已同北京的外文出版社签了合同。这本书约40万字，他们争取快出。请帮助：

第一，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包销者。永烈的书，通过什么包销网，请代为联系，由他们直接同外文出版社联系。

第二，繁体字境外版权没有给他们，我可同时或稍后与台、港签合同。请永烈代为介绍，请他们直接同我联系。

此外，前说的“7•20”当时的报上原件复印一份给我。诸多麻烦，特此致谢。

谨祝

安祺！

王力

1993年4月23日

1995年9月中旬，一个瘦长的老头儿出现在上海。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戴一顶如今很少见到的黑色礼帽，那帽子上有一圈白色带子，据告，这是他1956年出访南美时的“出国装”。他足蹬一双白色旅游鞋，倒是新买的。他拄一根轻盈的铝合金手杖，是道地的美国货，是他的亲友送的。不过，他走路步履轻捷，其实用不着这根手杖，所以他自称这手杖是“道具”。此人便是王力。他感叹地告诉我，已经整整42年没有来上海了——当然，当中不包括他当年作为中央大员匆匆路过上海、住在锦江饭店。他说，他在1949年从山东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他在上海工作了四个年头，于1953年冬奉命前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从此离开了上海。

9月16日中午，我们是在一位既是他的老朋友、又是我的老朋友家中见面的。那天约好一起吃中饭，他姗姗来迟，原本说是11时半来，却直至12时才来。这是因为他上午去康平路了，那儿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他跟老朋友一谈起来就没个完，忘了时间。一到这家，他又是不停地高谈阔论。看得出，他跟患贲门癌时已是今非昔比了。他的胃口也不错，居然还有一番新的理论：“不要怕吃肥肉，不要怕吃蛋黄。一天吃五六个鸡蛋，一定能长寿！”

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不久，王力病了。

1996年2月4日，出差北京的我，由于忙，未能去看望王力，只能与他通电话。

我随手作了电话记录。王力在电话中告诉我，最近身体不怎么好，作了胃镜检查，幽门处出现很大的红肿块，糜烂。这里原本是癌灶，一开始就是这里长癌，经过治疗，已经去除，现在又长癌了。但是经过化验，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原来判断是癌，经过化验，证明那很大的红肿块，不是癌，是溃疡。”现在，他遵照医生的嘱咐，休养，治疗。即便是癌，也不怕，切掉就行了。他在认真休息，认真吃药，期望迟早恢复健康。

我问起回忆录写得怎么样，王力回答说，由于最近身体不好，回忆录的写作暂时放了一下，毕竟身体第一。

就在1996年2月4日，王力从北京给我来信，澄清关于他已经去世的传闻：

永烈同志：

接到你今日（2月4日）在北京的电话，我猜你是否有事？稍后又有友人来问询，说他看到台湾《联合报》上新闻，说“王力死了”。我想你可能也是为了探询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因此我立即打电话，准备请尊夫人转告。哪知是录音电话，我的话未说完，即中断了。

我知道，《联合报》是弄错了。的确山东有另一个王力于近日去世，“王力同志治丧办公室”发了一个讣告，我也收到了。这位王力是我54年前老战友。他也是115师的干部。在三反五反时被打成大老虎，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正在准备枪毙，有指示“刀下留人”，一核查，不属实。他也被冤枉，坐过牢，家破人亡过。

在开辟胜利油田中，在创办齐鲁石化总公司中，这位王力立过大功。

他同我友情甚浓。去年在山东，大夫不许他来看我。后来我要去看他，已经不许他下床了，他的肺癌细胞已经侵入脑部。他热望得到我的字和诗。几乎天天祷念着“王力同志的诗来了没有？”

我的赠诗是揣在他的怀里死去的。他的经历在讣告中容易被误认为我。王力很多，我们两个人，知道的人最多，其实我是江苏淮安人。人们称呼这位王力，都叫“大个子王力”。谨此告知，并请把这个故事公布，《联合报》就不必更正了。

王力

（1996年）2月4日

然而，癌症又朝王力扑来。1996年10月21日，王力病故于北京肿瘤医院。当天，王力亲属打电话告知这一消息，我马上把电讯发往香港，翌日刊登于香港《明报》。

王力在病故前几天还与我通了电话，只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死神正向他逼近。

在王力病逝之后，1997年4月18日我在北京看望了王力夫人。一见面，我就发现她明显的衰老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王力一死，我起码老了五年！”家中放着王力遗像，但是，王力遗像与众不同：按照中国的习惯，遗像围着黑框。然而，王力的遗像却装在红镜框里！据说，这是王力生前的嘱咐。

坐在王力遗像前，王力夫人向笔者详述了王力病逝的过程。

她说，王力1995年底从上海回来之后，发现黄疸。不过，精神还不错，胃口也不错。起初，医生以为他在旅行中传染上肝炎，嘱休息，服中药。又做了“B超”，发现胆管堵塞。于是，大夫以为，王力黄疸不是肝炎引起的，而是胆管堵塞所造成。这样，给王力动了手术，把胆管直接跟小肠相连，让胆汁直接到小肠里去。手术之后，黄疸消失了。王力出院了，以为从此又过了一关。

不料，出院后，他住到通县，又想写点东西。这时候，他开始呕吐。他的胃口变差，最初还能吃点饭，只是饭量很小。后来，吃不下饭，改为吃麦片、蛋羹以及小包子之类。他每天吃中药，服两回冲剂，三回汤剂。然而，仍时常呕吐。一天夜里，王力又呕吐，吐出许多发黑的东西。

翌日，他赶紧从通县回到北京，前往位于北京厂桥的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诊治。经过再做“B超”，开始注意起胰头不正常。有的大夫怀疑胰头发炎，也有的大夫认为胰头光滑，没有问题。最后，在病历上写“不完全肠梗阻”。

由于王力曾患贲门癌，担心癌症复发，于是又去肿瘤医院用“B超”检查，又做“钡餐”。大夫说可能是“胰头癌”。于是，王力住进肿瘤医院。大夫给王力打干扰素，反应很大，感觉不好，不打了。又换抗癌素，同样很不舒服，也没有打。改服中药抗癌冲剂——“抗癌一号”“抗癌二号”。有人说吃鲨鱼软骨、螃蟹壳可以抗癌，王力不相信，医生也说没有科学依据。

也有人说“洪景天”不错，某人患癌症，就是吃“洪景天”没死。然而，没几天，那人也死了。在肿瘤医院住了一阵子，王力要求回家。回家之后，王力的胃口越来越差，只能喝点牛奶。他不断地呕吐，一吐就是一纸篓，有时吐的东西带黑色。

王力不断消瘦，体力也越来越差。他坐在沙发上已经无法自己站起来，在房间里走动也要有人扶。夫人、子女照料着他，他的妹妹也从四川赶来照料他。

王力已经余日不多。然而，他却“自我感觉”良好，总以为自己能够战胜癌症——因为他在患贲门癌的时候，连遗嘱都写好了，却不仅没有死，而且居然东奔西跑，走了那么多的地方。不过，这一回，不是他战胜癌症，而是癌症征服了他。

他瘦得皮包骨头，头发成把成把地掉，全身表皮变得鱼鳞一般，成片成片掉下来。他成天咳嗽，夜里也不停歇。一天，在上厕所时，一进门便倒下。夫人扶着他躺到床上，他脉搏不正常，嘴唇发白。夫人连忙给肿瘤医院大夫打电话，医院派出急救车，接王力住院。经过输氧、打点滴，王力缓过一口气。护士给王力抽血，进行化验，居然在手臂上抽不出血，只能从脚上抽——他已经太瘦了。

他痰很多，堵塞了气管，大夫决定切开他的气管。王力戴上氧气面罩，处于垂危状态。当天夜里，王力停止了呼吸。终年七十有五。

王力去世之后，我整理与他的多次谈话，写出了50万字的专著《王力访谈》。

第20页 :一封华籍美国人的信

一封华籍美国人的信

1986年4月8日，我用英文打字机打字，给久居上海的霍甫斯•牟莉（Hoopes Muriel）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接受我的采访。

三天之后，我就收到她的复函。她的回复，用钢笔写在我给她的信上：“欢迎来访，什么时候都可以，我总在家——除了4月22日要去看望一位朋友之外。”她英文写得秀丽、流畅，一点也看不出年龄的烙印——她已是一位88岁耄耋老人了。顺便，她还给我改正了两处打字的错误…………

平时说惯了的是美籍华人，而她恰恰相反，是华籍美国人。

她是涂羽卿夫人，中文名字叫涂牟莉。涂羽卿博士（1895~1975）是物理学家，教育家，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涂羽卿先生因肺病于1975年9月11日逝世。

我去采访涂牟莉，是因为美国总统卡特1981年访问上海时，曾经专门找她谈话。在卡特总统看来，她是“中国通”，所以向她咨询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

既然老太太说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便在1986年4月14日去访问她。

雨后，绿树、草地环抱中的上海市中心的小洋房，显得格外幽静、清新。我按了门铃之后，过了好一会儿，响起开门声。开门的就是她，一头闪着银光的白发，步履迟缓，却耳聪目明。她个子瘦小，弯着腰，手里拿着一把小铲刀。她慢慢地领我上楼，指着墙壁对我说，她正在用小铲铲去墙上剥落的油漆。

她独自居住在楼上一套房间里，有厨房、客厅、卧室和安装着白瓷浴缸的卫生间。客厅宽敞，一排朝南落地的钢窗。

漫长的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不过，虽然她已88岁高龄，却像个8岁的孩子，喜欢各种玩具。在她的桌子、柜子上，摆着中国无锡“大阿福”、景德镇的陶瓷梅花鹿、南斯拉夫的稻草人、日本的木制猫头鹰、澳大利亚的袋鼠雕像、美国的洋娃娃。她也爱花，阳台上放着好几盆她自己栽种的花草，客厅里有五六个花瓶，插着塑料花、绢花，还有一棵从美国带来的圣诞树。

她的胸前，挂着一枚由中美两国国旗组成的纪念章。她讲话节奏很快，时而英语，时而汉语，那汉语明显地带着南京口音。

最使我吃惊的是，她一点也没有“老糊涂”的迹象，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说起几十年前的如烟往事，居然能准确地说出某年某月某日，一清二楚。她几次跟我长谈，有一次一口气说了四个小时，仍无倦意。

她富有幽默感。她拿出丈夫的照片给我看，总是称他为涂先生。她用大拇指遮住了照片的上半部，只露出他的下巴：“你看，像不像孙中山？”她又遮去照片的下半部，只露出他的前额和双眼：“你看，像不像邓小平？”说罢，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她说：“真巧，我的生日跟毛主席同一天，不过我比他小5岁——我出生于1898年12月26日。”

“霍甫斯家族”是美国的名门望族。她拿出比砖头还厚的三大册美国新近出版的THE HOOPES FAMILY RECORD（《霍甫斯家族记》）给我看，在第2卷中，有6页篇幅介绍她、涂先生和他们的子女，还刊登了他们一家摄于1943年的全家福。

她5岁半的时候，母亲去世。一年之后，父亲去世，她成了孤儿。父亲的弟弟收养了她。上小学时，她的老师的姐姐已经35岁了，还没有孩子，挺喜欢她，于是就收她做了女儿。

她说：“我的养父、养母待我挺好。他们的家很有钱，一座花园房子，两间汽车房，挺阔气。我在他们家长大。”

她告诉我，她跟涂先生原本不认识，只因为在地铁上她踩了他一脚，竟然改变了她的一生。她向我讲述着她的传奇故事：

你问我是怎么认识涂先生的？那是60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本来不认识涂先生。我的家在美国费城，1919年，我到纽约，住在亲友家里。

4月的一天，我坐101路公共汽车，然后换乘地铁回我亲友家。地铁很挤很挤，像沙、鱼罐头似的。我上了地铁，没有座位，就站在那里，手拉着车厢里的吊环。

车子开动了。突然，车子急刹车，我的高跟皮鞋踩在旁边一个人的脚上。

“很抱歉。”我说。

“没什么。”那人回答道。

我抬头一看，那人黄皮肤，黑眼珠，是个身材高大的亚细亚男人。

我问他：“你是日本人？”

那人的面孔，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用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不！绝不！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这个被我踩了一脚的中国人，就是涂先生。我们就是这样非常偶然地认识的。

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说他是日本人他会那么恼火。

他朝我看看，问我：“你没听说21个条件？”

哦，你们中国人，称那“21个条件”叫“二十一条”。可是，那时我才21岁，我只知道美国历史，哪知道你们中国的什么“二十一条”！

在地铁里，他给我解释什么是“二十一条”，我才明白日本人欺侮了中国人，所以他对日本人很反感。

真巧，我们在同一个车站下车。一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谈。

他告诉我，他是中国留学生，住在纽约的China China house（中国公寓）。

我呢，我也告诉他我住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就说：“再见、再见 ！”

在讲完“踩一脚”的故事之后，她开始讲“续集”——相恋：

过了两个星期——我记得，那是星期天——有人来敲门，我一开门， 是涂先生 ！

当时，我吓坏了 ！我为什么害怕？因为我住的那一家，常有日本学生来玩。那天，正好有四个日本学生在屋里。我自从懂得什么是“21 个条件”，知道涂先生一见到日本人，就会发生麻烦。

我告诉他，屋里有日本人，我们上外边说话去。

他答应了，我们来到河边的公园。

从那以后，我们常常在那个公园里见面。

那时候，美国流传中国义和团的故事，许多美国人都说中国不好，说中国人迷信。我认识涂先生以后，觉得中国人并不坏。

他常常带我到中国饭馆里吃饭。那些饭店不大，“夫妻店”，很多是广东人开的。哦，中国菜顶好吃。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世界上最好吃的是中国菜 ！

慢慢地，我们熟悉了。我把我的身世告诉他：我们霍甫斯家族本来是在英国伦敦，1620 年来到北美的波士顿。美国独立了，当时的首都在费城， 我们搬到费城…………

涂先生也把自己的身世告诉我：他比我大3 岁，1895 年9 月29 日生在湖北汉阳。他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本来的名字，叫“新堂”。后来， 他考上北京的清华留美预备班。那时候，学生们流行给自己取名字，他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羽卿”。1914 年9 月，他到美国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的是土木工程，得了硕士学位。

他在美国的学习期限是五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快要回中国了。

我们相爱了。

他对我说，他是规矩人，会爱我一辈子，决不会三心二意。但是，他又对我说，中国很远，嫁给他，要到太平洋的那一岸去，行吗？

我没有马上答复他。我说，让我考虑考虑，过几天才能答复你。

我的美国朋友听说一个中国人爱我，摇头了，一个美国姑娘，干吗去爱一个中国人？美国小伙子还不够你挑吗？

我亲友家的那些日本学生说，那个中国人太傲了，总是对他们不理不睬。

我没有跟我的养父、养母商量。我认为，我已经成人了，我自己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脑子。

接着，她讲起传奇故事的“第三集”——结婚：

过几天，我考虑好了。我跟涂先生见面了。

他对我说：“我知道，你答应了。”

我问他：“你怎么会知道？”

他说：“因为你的面孔在笑 ！”

我大笑起来，说：“你猜对了 ！”

他把一只白金的戒指，套在我的手上。

1919 年6 月7 日——就在我的鞋踩了他的脚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俩来到纽约礼拜堂，结婚了 ！

牟莉确实有眼光、有脑子，涂羽卿确实忠厚、老实、规矩——他俩婚后一起生活了56 年，果真从一而终，从无异心。

牟莉向我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自己的恋爱故事，沉醉在愉快的回忆中——她的面孔在笑！

她拿出了旧相册给我看：

“呶，你来看我年轻时的照片。我穿着棕色上衣，穿着长裙子，没有‘花花绿绿’，我不喜欢‘花花绿绿’。对啦，这就是踩了涂先生一脚的那双高跟鞋，黑色的。你看，这鞋跟比中国的高跟鞋要高得多——中国姑娘穿不了这么高的高跟鞋…………”

说到这里，她放声大笑起来。

我录音机的磁带盘在缓缓地转动着，窗外，除了枝头偶然传来鸟儿几声欢悦的叫唤外，一切都那么安谧。

她给我看过她跟涂先生当年结婚的那个纽约礼拜堂照片之后，又继续讲述着她的有趣故事…………

我们在6 月结婚，涂先生在7 月就坐船回中国了。我们说好， 他先回中国，找到职业以后，我再去中国。

他去了，他到遥远的中国去了。

我回到费城，我的养父发觉我的右手无名指上戴着白金戒指，便问我： “这是什么意思？”

我呢？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问：“你跟谁结婚？”

我说：“一个中国人 ！”

养母在旁边听见了，马上就说：“你疯啦 ！”

养父则说：“中国人？洗衣服的？”因为许多中国人在美国开洗衣店。

我大声地说：“大学生 ！”

我一边说，一边拿出涂先生的照片。养父、养母仔细看了看。养父说： “哦，长得不错，不像洗衣服的样子 ！他是不是加入了美国籍？”

我说：“没有加入美国籍又怎么样？我要去中国呢 ！”

养父、养母爱我，舍不得我走，他们希望我继承他们的产业。

我走了。我是很有个性的人——因为我相信涂先生是个好人，人品最要紧。我觉得，一个人的皮肤是白的、黄的、黑的，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他的心 ！

我在1919 年10 月16 日离开美国，独自上船远行。那时候，我从未出过国，但我并不害怕。

我来到日本，住了近一年。

1920 年夏天，涂先生到日本来接我，我们一起坐船到上海——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

涂先生带着我来到上海南京路的先施公司，住在那里的旅馆。招待员看了看涂先生，又看了看我，不知道我是他的什么人——他们想不到我这个美国人会嫁给中国人。

涂先生说：“她是我的美国新娘子。”涂先生拿出我们的结婚证书。

招待员一下子就热情起来，让我们住进一间漂亮的“红房子”——那里，被面是红的，沙发是红的，床是红的…………涂先生说，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喜庆，新婚夫妇要住“红房子”。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

我从窗口看下去，南京路上人很多。我发觉，中国人真奇怪，女人穿长裤，像男的，男人穿长袍，像女的 ！有些中国男人穿的衣服，像美国人穿的睡衣。我想，穿睡衣怎么可以上街？真是不可理解。

原来中国是这样的 ！

涂先生那时候在南京做事，给中山陵一带造马路。1928 年8 月，他带我来到南京，住在鼓楼那里，邻居是陆志韦、陈鹤琴。我在美国大使馆当秘书。

我听不懂中国话，一句也听不懂。我跟我们家的佣人——一个老阿姨——学习中国话。她指着桌子说“桌”，我跟着学一句“桌”；她说一声“床”，我学声“床”…………就这样，我学会了“洋泾浜”中国话，带有南京土话的口音。

就这样，涂牟莉在中国生活，先是随丈夫住在南京，然后随丈夫住在上海。她在中国生儿育女：

1925 年1 月3 日，长女涂莲英出生（她叫女儿为“妹妹”，涂莲英是“大妹妹”），接着在1930 年4 月23 日生下“二妹妹”。然后她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她和涂先生总共养育了五个子女。

涂牟莉告诉我，“涂先生的脾气很好，待我也很好。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他从来没对我发火。他常常给我做冰淇淋吃。我们曾一起到湖北看过他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很喜欢我。”

涂牟莉的思绪跳跃到上海的关键性时刻：

1949 年4 月29 日，一艘荷兰的轮船在黄浦江里驶过，我和涂先生站在家里的窗前朝轮船挥手。在船尾， 有两个人也朝我们挥手——他们就是“大妹妹”涂莲英和她的未婚夫吴肇光——他们要到美国去留学。

当时，如果我们想去美国的话， 完全可以跟他们一起走。但是我们不走，我们属于中国 ！

就在“大妹妹”走后20 多天，我听见了叭、叭、叭的枪声——上海解放了 ！

我申请加入中国籍，做一个中国人。我的申请，在1956 年得到了批准。

涂牟莉用双手往椅子扶手上一撑，站了起来。她慢慢走向卧室，一会儿， 拿出一张像奖状那样的纸，上面盖着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红色大印。

全文照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可入籍证书

涂牟莉申请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经审查准予入籍。特发给许可入籍证书，以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谢觉哉

公元1956 年4 月19 日

从此，涂牟莉成了一位美国血统的中国人，成为“华籍美国人”！

她还拿出她红色的工作证、紫色的上海公费医疗证给我看，不住地对我说： “我是中国籍，我是中国人！”

在她看来，那张证书，那些证件，是很让她引为自豪的。

牟莉把包在头上的紫色尼龙纱巾扎紧，停顿了一下，对我说：“我做了一个不好的梦！”（她不会说文绉绉的“噩梦”，只会说“不好的梦”。）

什么“不好的梦”呢？

她说起了那场席卷整个中国大陆的“文革”风暴。她的讲话节奏变得缓慢了，可是脸上没有悲伤的神色，双眼射出的目光依然是那么坚定…………

她说：

那时候，涂先生被当成“魔鬼”。对啦，叫“牛鬼蛇神”！红卫兵很凶，把他抓到学校——上海师范学院——审问他，不许他回家。红卫兵打他、骂他，问他为什么讨一个美国女人老婆？为什么在基督教青年会当总干事？

涂先生觉得生活变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意思？就在他生日的前一天夜里，上厕所的时候，他用刮胡子的刀片割开自己的颈动脉，倒在地上， 鲜血满地。

他被送到学校附近的上海第八人民医院抢救。

我和“大妹妹”到了那里，好多人站在他的病房里。红卫兵把他的汗衫拿给我看，上面染满鲜血。

接连好几天，我守在涂先生的床边。我一次又一次地劝他：“dad，你不应该这样，自杀不是好的办法，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

涂先生听进了我的话。

红卫兵对我很凶。我是一个很硬的人，我不怕。我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

他们一听，生气了，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我就不客气地讲，英文的“十六条”我看过，毛主席说过，“要文斗， 不要武斗”，你们打人，是“武斗 ！”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哪怕是枪口对着我的脑袋，我还敢说话 ！我不怕 ！

涂先生在1975 年9 月11 日因肺病死去。真可惜，如果让他再活十几天，他就可以度过他的80 岁生日 ！

又过了一会儿，她的情绪欢快起来了：

那个不好的梦，做完了。

梦过去了，我还是好好的，还是快乐的。你看，我现在的生活多快乐 ！

她拿出彩色照片簿，让我看她和一个穿横条汗衫的男人的合影。她和他坐在餐桌旁，亲切地交谈着。看上去，那个男人有点面熟。

“他是谁？”我问道。

“卡特总统！”她答道。

会见美国总统，是一桩快乐的事。牟莉说起了这桩事：

那是卡特总统在1981 年访问上海的时候，用车子把我接到美国领事馆，单独会见了我。

他很和气，问我：“涂太太，你在中国生活了那么久，你是在中国生活最久的美国人，你认为中国的未来怎么样？”

我说：“未来？谁能知道未来？”

我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把门打开。那是在夜里，外边什么也看不见。我对卡特说：“你看看外面，你能看见原由网遥远的地方吗？”

卡特说：“看不见呀 ！”

我就说：“中国的未来，就像遥远的地方一样，谁也不知道 ！”

卡特总统点了点头，称赞我说老实话。

是的，我是个老老实实的人。我不知道中国的未来，我就说不知道——我不会吹牛 ！

卡特问我中国的昨天，问我在中国的感觉，我倒说了好多好多——因为我在中国生活了60 来年，我知道中国的昨天，我知道中国的今天。

我感到有点奇怪：卡特总统怎么会知道她？

牟莉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

我在1981 年1 月28 日坐飞机离开上海回到美国，这是我来中国以后第三次回美国。我回到美国以后，好几家电视台的记者找我，要我在电视台讲讲中国的印象——因为我在中国生活了60 年，在美国很少有我这样的人。我在CBS 电视台（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以及其他几家电视台发表了电视讲话。我不吹牛。我在中国怎么生活的，我就怎么说。我说我喜欢中国，我是中国籍的美国人。卡特总统就是从电视中知道我的。

那时候，我的“小弟弟”在美国。涂先生的许多老朋友也在美国。我的亲友们劝我留下来，可是，我还是回中国去了——1981 年5 月24 日， 我又飞回上海。因为我是中国籍的美国人——我是中国人 ！

我一次又一次拜访她，她给我讲述了她一个又一个故事。

就在我最后一次拜访她之后，1986 年冬日，她到美国去过生日，原本说好过了春节就回中国，已经买好4 月17 日返回上海的机票，但她却于4 月12 日因患胃出血医治无效而在美国病逝，享年88 岁。

我庆幸在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记录了她的口述历史。她的声音，永远凝固在我的采访磁带上。

她的丈夫、子女是博士、教授，唯独她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她说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却认为，她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一个特殊的美国人，一个特殊的中国人。因为她用自己的生命，铸成了中美友好之桥上的一颗铆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