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传承着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是地域文化的直接标志,也是历史文化认同的直接载体。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就表达了aacrhiamn乡音的亲切与地域血脉的归属感。
方言作为地域的文化载体,记录、保存、传播着地域传统文化,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生动的词汇,蕴藏着深厚的文学价值,最能体现一个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是研究一方文明的“活化石”。
山东方言作为汉语官话方言的一支,在北方方言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具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的的齐鲁大地上孕育与发展,早在西汉杨雄的《方言》中就收录了齐、鲁、青、海岱、东齐等山东方言。作为齐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山东方言的亲属称谓重秩序、重亲情、重礼仪、分亲疏、别内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征。
如今,山东方言属于北方冀鲁官话,在发音上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以北京话和东北话为代表的北部方言差异较大。有的人会说:“山东话,各地差异很大,根本就没什么统一的标准”。
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山东方言自鲁西到胶东是慢慢过渡的,山东人的发音习惯以郯城市、临沂市、蒙阴、沂源、莱芜向北,以东的所有地区(包括东部临沂,整个潍坊市、日照市、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的各县市)在发“r”这个音时,均为“y”,例如:“人,日头,热”发音为“银,易头,耶”;以西,特别是鲁西南地区(枣庄市、济宁市、菏泽市、聊城市、泰安市、临沂市的费县、平邑县)“shu”音发为“f”,例如“水”、“睡觉”、“说话”、“树”等发音为“非”、“费觉”、“佛话”、“富”。基本规律如此,但是在淄博市的博山、东营市的广饶,潍坊市的寿光,青州,临朐北部,济南市的章丘特有个例,这些地区对于“人”“热”等发音为“len”“le”,这在山东省是最为奇特的。
方言作为语言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种语言在某一局部地区的实际存在形式,其产生与发展跟人在不同地域的居民状况密切相关,它既属于地域文化原由网本身,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着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生活和民俗等方面。
因此,某些特殊的词语往往就成为研究某些社会现象的“活化石”,在山东方言里,就有几个与社会历史文化有关的特殊的词语。
“坐红//www.58yuanyou.com椅子”
新泰、济南、利津、金乡等地称考试最后一名叫“坐红椅子”,荣成叫“坐红漆板凳儿”,莱州叫“坐小椅子”,意思大同小异。旧时考试完毕后,一般按考试成绩排列学生名次,并张榜公布。榜上的名字写完后,用红笔打一个红钩儿,表示到此为止。这个红钩正好落在最后一名学生的名字上。由于红钩儿的形状类似椅子的拐角,故以此戏称。尽管是戏称,“坐红椅子”还是形象生动地描述出“排名最后者”的尴尬。《镜花缘》第六十七回:“紫芝把脸红一红道:‘舅舅还说不屈,单单把我考在红椅子上原由网!我还要同舅舅不依哩。’”《李宗仁回忆录》第二章:“现在考试又两次坐红椅子,使我分外觉得难为情。”《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为北京大兴人,李宗仁为广西桂林人,看来在近百年前,该词的通行范围还是较广,而到如今仍然如此活跃的,恐怕只有山东方言了。
“三本”
在博山方言里,人们管汉奸叫“三本”,外地人听了往往莫名其妙。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在博山方言里,“日”字的读音跟“二”字相同,“日本”读同“二本”。日本侵华期间,在博山一带作恶多端,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老百姓痛恨不已,而那些汉奸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老百姓自然也是恨之入骨,乃据“日本”之谐音“二本原由网”,称汉奸为“三本”,将其丑恶嘴脸形象地表现出来,这倒颇具蒲松龄先生“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笔法。
“识字班”
在诸城、安丘、沂水、临沂等地方言里,对姑娘有一个饶有情趣的称谓,那就是“识字班”。这个称谓可以说是一块活化石,记载着一段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村大众的文化水平极其低下,因此,解放初期,在全国掀起了广泛的扫盲运动,组织群众学习文化,成立了各种“识字班”,按年龄、性别分班。 由于女青年班坚持得最好,成绩也最突出,所以就习惯称女青年为“识字班”。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扫盲运动早已宣告结束,而“识字班”这个对姑娘的专称,由于其形象生动且深入人心,仍然存活在人们的语言中,鲜活地记载这段让人难忘的历史。
“待诏”
在胶南方言中意为理发师。其本意是等待诏命,又为官名。唐代不仅文辞经学之士为待诏范围,后医卜技术之流,亦供职于内廷别院,以待诏命。因供奉内廷的技艺人必须是技术超群的,所以宋元民间尊称手艺工匠为待诏。后来被胶南人民沿用,对于会技术活的理发师成为待诏。
“妗子”
在胶南方言中为舅母,是沿用宋时的称谓,在今日方言中比较罕见。《新方言释亲属》记载道:“幽侵对转,舅妗双声。故山东谓舅妻曰妗。”《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回中则有:“相妗子痛打甥妇,薛素姐监禁夫君。”
“两乔”、“连乔”
亦作“桥”,是山东济南、临沂、章丘、博山、枣庄、曲阜、济宁、聊城、临清等地区对于“连襟”的特殊称谓,而连襟的意思是分别娶了一对姐妹的两个男子称为连襟。该词可追溯到魏晋三国时期,据《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记载,孙策与周瑜在攻打皖城获得胜利后,“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在山东方言中,连襟还有别的别称,如德州的“一刀剁不断”,利津的“一条绳儿”、临沂的“两来拽”等。在聊城地区,“乔”甚至还能作语速构成的新词,如“乔外甥儿”意思为连襟的儿子。
在当今普通话推行的时代背景下,方言文化的传承日渐式微,近些年,有关单位和个人开始保护方言文化。而为什么要保护方言,首先要回答方言与普通话是否有矛盾。普通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是法定通用语言,这是国家统一与社会进步的需要。
从清末算起,推广官话到国语再到普通话,已经一百多年,但到目前,会使用普通话的仅占人群53%,普通话远没有普及,社会交往中还存在语言障碍,应当重视推广普通话不可停步。但是,普通话与方言是相依共存的关系,而不是竞争对立的关系,随着普通话的广泛运用,方言向普通话靠拢成为趋势,促进了互相融合;许多方言也被吸收进普通话,如上海话中的沙发、麦克风、马达、马路、洋房、自来水、电灯泡等等。可谓普通话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
对于方言传承日渐式微的问题,有关调查的原因是:“不自信,觉得家乡话土”占63.9%,“虚荣心作祟”占54.5%,“觉得家乡话难听”占50.9%,另有48.7%的人选择“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对于方言兴衰演变的现象,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去看待。
有些方言处于强势地位,如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有些方言则处于弱势地位。而山东方言由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群众基础庞大等优势、处于中间位置。但同普通话相比,方言总体上处于弱势,这虽属正常现象,但确实值得引起重视。
深究其因,是语言中存在权威语码,人们一般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由于升学、求职都讲普通话,所以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观念,从而使其在心理上认为应该只说普通话,不说方言,把二者对立起来,甚至以为说方言是不文明的,这些都不利方言的存续。但深究方言的传承价值,也有不可置疑的原因。
一,方言传承着中国古老历史文化,是地域文化的直接标志。不同的方言代表着不同的地域历史,象着了一种古老而悠久的文化,正因为有了这些各异的方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战争岁月里,中国才不会被外界所轻易同化,中华文化才得以较好的保存与传播。
二,方言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其多样性反映了文化的丰富性。如苏州的吴哥、昆曲,山东快板、评书等。
三,有利于民族的凝聚力。方言是表现民族感情、体现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基本手段,是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历史记忆工具。包含了现存社会群体对于历代先辈相连的延续之感。如他乡遇故知的亲切。
四,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基础,可以拉近人与人的距离。用方言表述更为流畅自然,可以拉近双方的感情距离,增添生活的色彩。如沈从文、老舍的文学作品中就恰当的使用方言俗语,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地方风情,读来亲切自然。
归结到底,华夏地大物博,语言林林总总,方言都是先辈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推动方言的传承与保护。当然,也不可绝对化,要与大力推广普通话有机结合起来,都不可偏废。
近些年,山东地区为传承与保护方言文化,齐鲁电视台还有专门以方言为主要语言的新闻、综艺节目《拉呱》,备受山东百姓喜爱,成为一档家喻户晓的大众节目,它为新时期推广普通话与方言的有机结合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最后送一段山东方言小段,博君一笑,体味方言魅力:
“喝酒“俺叫”哈酒“
”饿“俺叫”饥困“
”好吃“俺叫”岗灼好吃连“
”膝盖“俺叫”脖罗盖“
”昨晚“俺叫”夜来后晌“
”水饺“俺叫”包子“
”走廊“俺叫”夹过道子“
”庭院“俺叫”天净“
”女孩“俺山东青岛人叫”小曼“
”少年“俺叫”小青年“
“聊天”俺家叫“拉呱”
“哎,我说,那青年你别走过来和小曼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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