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重如山的前一句

编者按：

本文作者柯惠新，兴宁一中62届毕业生，兴宁人民医院首任院长、著名医生柯蔚钦的女儿， 理学博士，曾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调查统计研究所名誉所长。本文是一篇有关育儿、感恩、待人处世方面的好文。文章体现女儿笔下的慈父形象，文笔细腻，感情真挚，令人感动。

父爱无言，却厚重如山，父爱是我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高尔基说过：“父爱就像一本震撼心灵的书，读懂这本书，就读懂了整个人生”。在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回首过往，历历在目；感悟今昔，浓情愈深。

著名医生柯蔚钦生活照

一、爸爸和病人—像对待亲人般的温暖

1、我到手术室门口等爸爸妈妈回家吃饭

小时候我们曾租住在位于医院对面几百米远的一个民房里，房东叫“王高佬”，我和三个弟弟加上两个保姆住在一起，印象中那就是我少年时期的“家”，周围有不少菜地和小土坡。爸妈在医院里面配有一间大概12平米的房间，由于工作忙，平时我和弟弟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们。记忆中常常是饭做好了，总是要等爸妈吃饭，经常左等右等也不回来。我猜想肯定又是手术还没有结束，虽然我从小就胆小怕血，但还是忍不住到手术室门口的走廊里去等他们。有时候等的时间实在太长，我就绕到后面的窗户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情景。有一次无意中看到爸妈在原由网给病人做截肢手术，吓得我赶快闭上了眼睛…。

好容易等到爸妈终于出来了，我的那个高兴劲就不用说了，马上扑了上去。在我后来的记忆中，这些镜头就永远定格了。

2、不管对什么样的病人，爸爸总是那么好脾气

我很喜欢在爸妈医院的那个房间里呆着，常常一边做作业，一边听收音机里的音乐，偶尔向外看看走廊前面的小庭院，里面长了几棵小树，还有可爱的花草。

那一排四个房间住着四位资深的医生，常常会有病人和家属找上门来要爸爸看病。我会告诉他们：“爸爸在门诊”或“爸爸在手术室”，“这是宿舍，不是在这里看病的”，但有些病人就是不肯离开。说实在的，有些农村来的病人，我当时真是觉得不太舒服，身上有些脏和臭，说话粗声粗气的，又怕他们的病会传染。

但是爸爸一回来，看到等候的病人，就会很和气地问他们：“哪里不舒服？”然后耐心地等待他们“啰啰嗦嗦”地说完，才慢慢地说，“别着急、别着急，来，我给你看看”。

病人们最后总是满意地、千恩万谢地离开，而爸爸总是那么温和地微笑着，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表现出一点不耐烦、或是有一点点嫌弃的表情。所以以后看到有些脏或粗野的农村病人，我也就慢慢习惯不再觉得不舒服了。

还有一些印象更加深刻的情景。当我兴高采烈地让爸爸拉着我的手觉得终于可从医院“回家”吃饭的时候，常常会在途中“杀出”病人及其家属，拦住爸爸要看病；甚至当我们正在“家里”吃饭的当中，也会有病人和家属“闯进”门来求医。尽管我会感到不太高兴，但是爸爸却从来不会表现出一点点不悦，总是那么耐心、和气地回答问题，尽可能地安抚他们、帮助他们。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对病人总是充满仁爱，从来不着急、不生气，总是那样温和、不紧不慢的。

3、把听诊器捂热了再放进病人胸前

去年（2013年）暑假，兴宁电视台为拍“宁江之子”的专栏节目，总编廖勇平先生与两位记者小罗和小朱前来北京家中采访我。在休息闲聊之时，廖先生提到我爸爸的一些往事，说是他的亲友告诉他的，其中有一件最让他动情的事情：“你爸爸给病人检查的时候，总是要把听诊器放在自己的衣服里面先捂热一些，再放进病人的胸前…”其实以前我也见过这样的场景，但都习以为常。廖先生说：“你爸爸真是一个充满仁爱的好医生，家乡的老人没有不记得他、没有不夸奖他的。…可惜现在这样有爱心的医生实在是不多了…”

其实每当遇到兴宁老乡，几乎没有不知道“柯蔚钦”“柯院长”“柯医生”并由衷称赞爸爸“医术精湛，医德崇高”的，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多温馨的细节，经过了几十年，仍然还被大家记住并传颂着。

1987年6月1日儿童节，柯医生就诊

一点感悟：我以前有些不解，为什么一提到我的爸爸，都会听到大家类似“医术精湛”“了不起的好医生”之类的非常一致的高度评价。但在我的眼里，爸爸很“平凡”，而且有些“懒散不努力”，因为我很少看他钻研读书，也许是一天工作下来太累了，回来后总喜欢半躺在床上？他不像我妈妈那样总是抓紧一切时间看医书、不断学习新知识。但是随着目前社会对紧张“医患关系”的讨论和关注，以及我两次到医院求医并动了小手术的亲身经历，我理解到了什么样的医生才是“好医生”：他/她不仅需要学识、经验和技术，更需要怜悯心、同情心和仁爱心。我常常想，如果医生们都能学习爸爸一点点，对病人稍稍态度“温和一些”、“耐心一些”，如果不会“微笑”，至少也不要那么“冷冰冰地扳着脸”的话，那么病人和家属就一定会感到好受得多，病痛也许就能减轻多半。

二、爸爸和我—殷切期望和无尽的爱

1、爸爸考我“鸡兔同笼”的算术题

我五岁就开始上小学，而当地小孩一般七岁以后才开始读书的。从我记事开始，爸爸就总喜欢在吃饭之前考我数学。

童年全家照

开始是简单的加减法、小九九，我好像从来也没有被问住过，总是很顺利就能给出正确的回答。爸爸似乎总想难住我而“没能难住”，这个时候，爸爸和我就都特别开心地哈哈大笑，每天的这种“考试”就像做游戏般好玩。不过当我做了妈妈和老师之后，我知道爸爸“难不住”宝贝女儿的秘诀了，只要将“题目”出得难易度适当即可，用心的父母/老师都会的。

后来爸爸就开始考我“鸡兔同笼”之类的算术题了，问题类似：“一些鸡和兔放在同一个笼子里，现在一共数出有**个头，**只脚。问：这个笼子里应该有多少只鸡？多少只兔？”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爸爸的问题一开始都是比较简单的，比如“2个头，6只脚”，我马上就能得出正确的答案“1只鸡，1只兔”。爸爸大大夸奖我一番，然后就加大难度，变成“3个头，8只脚”或“3个头，10只脚”，不过这也难不倒我。偶尔爸爸也会突然来个“难题”，看我一下子答不上来，他就显得有些“洋洋得意”，说：“爸爸我是研究过大代数的，这些都是大代数上的题目”。不管怎样“难”，最终我都要算出来才肯罢休。我想，这就是爸爸激将法的作用吧。

不过，等我上了中学开始学习“一元一次方程”或“二元一次方程”，爸爸就再也考不住我了。他每出一个“难题”，我几乎都能马上就给出正确的答案。以后，爸爸就再也不考我“大代数”，也不考我其他的数学问题了。

这一段的记忆真的很美好，每天爸爸的“考问”就像做游戏一样的好玩，是爸爸的爱心、耐心和智慧，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就培养起了对数学的浓厚兴趣。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记住了爸爸给我指出的道路是：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出国留学。

2、爸爸托人从香港给我买英文故事书

我从小就喜欢读故事书，开始是看少儿故事、童话，后来就开始看近代小说，外国名著。我从初一开始就住校，白天在课间很快做完作业后，晚自习和其他业余时间几乎就都用来看小说。我有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县图书馆就在“兴民中学”附近，初中期间我几乎看遍了里面的藏书。

不知道爸爸是怕我看“杂书”多了“走火入魔”？还是为了引导我学好英语？他煞费苦心地托在香港的朋友，精心挑选并购买了一些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好玩有趣的故事书，还有英汉大字典等必要的工具书。我当然很快就爱不释手地迷上了这些英文的故事书，尽管有不少单词都不认识，但是为了尽快地看故事，我就尽量不查字典往下看；同时也尽量不去看中文翻译。这样，不知不觉就提高了我对英文的学习兴趣和阅读水平。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像我这样有条件拥有这样的英文故事书的中学生，据我所知在当地的学校里很少或几乎没有。所以在高中学英语的时候，我能很轻松愉快地就在同学中遥遥领先，爸爸用他的睿智和爱心，使我迷上了英语，爸爸的功劳大大的，我很感谢他。

3、爸爸宠女儿，弟弟们很大度，不生气、不争宠

我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哥哥们自幼外出读书没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可能由于我是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也可能是因为我从小比较听话、爱读书、成绩好，所以在家里特别得到爸爸的宠爱。

爸爸从不掩饰自己对女儿的偏爱，总用“妹抵”（客家话“女儿”的意思）的爱称叫我，遇到熟人就说：这是我的“妹抵”。亲戚朋友们都知道我爸爸有个宝贝女儿。这个称谓一直叫到最后一刻，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爸爸来北京看我，我都快四十岁当了两个孩子的妈妈，爸爸还是牵着我的手叫我“妹抵”。

当我稍大懂事些时，有时候就会觉得爸爸有些偏心了，比如爸爸对我从来都是笑眯眯的，但是对淘气的弟弟们，他偶尔也会发点脾气，或是唉声叹气的。我有时会担心弟弟们不高兴，但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弟弟们都很大度，对此他们好像从来不生气的，更不会与我争宠，尽管他们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矛盾。

比如爸妈让我负责每天分牛奶。因为我们从小都不喜欢喝牛奶，所以我必须十分小心，将四份牛奶分得很均匀，否则弟弟们会为了抢到最少的那份而吵闹。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不会和我吵的。

为了让我们长好身体，爸爸还有不少规定，比如：每天要吃鱼肝油，吃饭时每口饭要嚼至少30次、甚至50次。由于我小的时候显得比较瘦弱（据妈妈说是下半夜生我的时候，爸爸接生没有注意到脐带有问题，结果一直流血直至天亮时才发现），爸爸就特别注意我的饮食，总是要让我多吃饭，长胖一些。走路的时候，爸爸会注意我有没有驼背或含胸，会不时地将我的双肩往后扳动，试图让我保持“挺立优美的身姿”。

在我14岁初上高中期间，曾被初次萌生的少女情愫所困惑。爸爸没有批评指责我，而是牵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很委婉地告诉我一些“常识”，例如：“100个男人中有99个都会喜欢你的”，“不是人家喜欢你，你就一定也要喜欢人家”，等等。虽然当时自己并不太理解，但是这些话和场景已经深深印在了心里。

4、爸爸说：“喜欢数学那就去学吧，做学问就要到北京去读书…”

上高中的时候，老师让我做化学课代表，尽管自己更喜欢数学、物理，但觉得当个科代表帮老师做事也应该。化学老师是在广州的大学毕业后调进来的，视野比较开阔，他告诉我说：“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当时就决定，高考时要报北京大学。

填报志愿的时候，爸爸曾表示过，如果我能继承父业就最好，因为弟弟们都有色弱/色盲将来不能报考医学专业。爸妈指着书架上的大量中外文医学书籍，希望我能接他们的班。但是当我表示自己胆小，怕出血、怕死人时，爸爸马上就转变了态度。

他说：“喜欢数学那就去学数学吧”，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是想让我继承父业的…。

当时我真是“无知者无畏”的，认准了要报考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爸爸马上表示支持：“做学问就要到北京去读书，广州不行的…”，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是很想要我离家近一些的，广州或梅州…。

宝贝女儿喜欢什么，爸爸就支持什么。女儿的理想，便是爸爸的心愿，这就是我亲爱的爸爸！

5、最能让爸爸开心的事：写信、寄照片、报告好成绩/好消息

1962年高考上北大前，全家福。

1962年17岁考上北大之时，从未走出过小县城、从未看见过火车的我，就背着行李、穿上人字拖鞋（之前一直是光脚的）、拎着一个白桶（平时洗澡用的），一个人坐汽车、坐火车，颠波来到了北京

女儿是爸爸的心头肉，女儿不在爸爸身边，爸爸也是女儿的唯一牵挂。做女儿的深知，最能让爸爸开心的事，就是给他多多地写信，报告自己的好成绩/好消息；另外，就是多多地寄照片回家。从62年离开故乡，直至1997年爸爸去世，期间35年，不管是在北京、东北，还是在日本、美国，不管是在正常年代，还是在爸爸妈妈受难的“文革”（除了被关“牛棚”不允许对外联络期间）我都基本上保持了一周给爸爸写一封信的频率。

80年代初期，我曾成功申请得到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Offer，爸爸也为我从香港亲友那里得到了资助，专程前来北京送行；但因所在学校的一些“规定”最终没能成行，爸爸很失望。为了让爸爸AmFJyGDzmd开心，我继续努力，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国家的英语考试，在80年代中期获得了教委公派去日本进修的资格。在日本进修期间，导师浅野长一郎先生建议我攻读“统计学”理学博士学位，当时我虽已年过40，但是为了让爸爸开心，经过所在学校的同意，我拼命努力，终于提前拿到了博士学位，了却了爸爸从小对我的殷切期望。

35年中，爸爸将我每次寄来的信件都编号珍贵地收藏起来；照片都按时间顺序整理在一本又一本的相册里。文革后期平反之后，爸爸妈妈住在小弟弟自建的小楼里。小弟告诉我：“每天爸爸都会将一摞相册从二楼搬到一楼的客厅/饭厅，晚上再搬回二楼的卧室里。天天如此，像宝贝般地守护着，不让其他家人帮忙”。结果在一次搬相册上楼的时候，不慎摔跤滚了下来。从此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加上后来又有一次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摔倒，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不久就去世了。

这是我心头永远的痛，如果不是因为每天都要细看宝贝女儿的照片，如果不是因为搬动相册而摔跤，身体不错的爸爸应该可以长命百岁的。没想到两次摔跤，爸爸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3岁。爸爸去世之后，我对照相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了，总觉得再没有像爸爸那样期待着看我照片的亲人了，照不照都关系不大似的。

一点感悟：在不少人看来，我好像是个幸运儿：身体好、学习好、事业顺利、生活幸福。只有自己知道，我是如何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认认真真地走过来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自己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总是想要让爱我的爸爸高兴。身体好是爸爸妈妈从小给自己打好的基础，学习上的兴趣也源自“好玩”，这都归功于爸爸对女儿无尽的爱、耐心细致的启蒙和不断的鼓励和培养。尘世间，也许一切都会改变，但是，爸爸对我的爱，我对爸爸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二、爸爸和我—平凡而高达、语拙而受尊

1、就这样把私人诊所献了出来

爸爸在医学院毕业后当了军医，期间无知地被集体加入了国民党，酿下了以后的苦果。

1944年，爸爸带着同在部队医院工作的妈妈回到了兴宁老家，在城里的兴田路上开了一家私人诊所。1945年我就出生在这个诊所里，此后5年，我的大弟、二弟、三弟相继出生。家里请了两个保姆，“八嫂”是说广州话的外乡人，主要负责做饭；“嫂嫂”是老家亲戚，主要负责照顾我们姐弟四人。我们都将两个保姆当作是自己的家人，一直到文化革命爸妈被关进“牛棚”，她们才不得不离去。但至今她们的家人仍与我们保持着亲人AmFJyGDzmd般的联系。

由于爸爸医术精湛，对待病人又亲切和气，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很快就声名鹤起。“柯医生”成了县城里最有名望的专家。

解放后，政府诚邀爸爸到新成立的“县民众医院”（后更名为“县人民医院”）任院长，爸爸没有多加考虑就答应了。政府给爸爸定的月工资是200元的“高薪”，为当地的最高水平，人们说：“比县长都高出很多”。那个时期，一般人员的工资大概就是20元左右。

很快国内就掀起了“抗美援朝”的高潮，政府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爸爸没有多加考虑，就将自家的那个“私人诊所”也是我们的“家”捐了出来。

童年的记忆是很美好的，不管住在哪里，不管是不是属于“自己的”房子，都很开心：

住在自家的诊所时，一层看病，二、三层住人，在街上和小伙伴们捉迷藏，听到晚上“好吃的油豆腐，煲滚”的叫卖声。

在医院的那间宿舍里，我有时候会撒娇不离开，和爸爸妈妈挤睡在一张床上；在医院附近的操场打秋千、爬栏杆，和男孩子们一起踢足球。

在租住的医院对面王高佬的房子时，与同租住的邻居兄弟姐妹们在土坡上挖洞玩游戏；第一次开始注意到“才子”邻居男孩。

2、能有地方住就算了

文革开始，爸爸是医院当然的“走资派”被揪了出来，妈妈后来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了20年徒刑。当时我还在北大等待毕业，爸爸没有了工资不能再给我寄每月20元的生活费了；在家乡，也无法再交租住了十多年的“王高佬”家的房租，三个十几岁的弟弟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后来就都到了农村插队落户。

文革后期，爸妈先后得到了平反。分别从“牛棚”和“监狱”出来后，一开始真不知道去哪里住。好在弟弟们陆续从农村回到城镇，找到了工作，爸妈也补发了多年的工资，总算共同努力修建了一个小楼，爸妈也算退休了，与我的小弟弟一家合住在一起。

80年代中期，由于我要去日本进修，不得不将5岁的宝贝女儿阿宁送回老家请爸爸妈妈帮助照顾，爸爸很喜欢这原由网个乖巧可爱的小外孙女，就将他对远方女儿的爱全部转移到了眼前这个小孙女身上。阿宁没有辜负外公的期望，后来也考上了北京大学，拿到了北大的学士、硕士学位，之后又取得了香港浸会大学的博士学位。相信爸爸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很欣慰的。

不过这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包括小弟妹的老母亲、弟弟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和我的女儿共计7人，作为主妇的小弟妹实在太不容易，各种矛盾很难解决。

90年代初期，终于有了机会，小弟家附近一个两室一厅的一楼小房子急需出售，价格很低，小弟妹给我打电话，我就毫不犹豫地马上汇款回去，托小弟妹为爸爸妈妈购买了一个自己独立的“家”，尽管这个“家”很小甚至很“寒酸”。此时我也已经回国将女儿接回北京上学，生活似乎又走向了正轨。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把自己包括住房在内的诊所整栋楼房捐给了国家，我们全家却长期自己租房子住。虽然爸爸一直担任医院院长，又是数届县政协委员，县人代会的代表和副主席，却终生没有享受过任何“福利房”的待遇。全国可能也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子女们都觉得很委屈，想不开，爸爸却总是说：“现在能有地方住，就算了…”爸爸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不给领导找麻烦，有困难也不会找领导申诉；想想我自己，其实也是一样的。

每次回兴宁我都会专门去看看我童年时代在兴田路的“家”，那个无偿献给政府的“私人诊所”，后来被变成了“兴宁印刷厂”。快乐的童年AmFJyGDzmd记忆，当年幸福的家，想起来很心酸…

3、爸爸一直要求进步想入党，但终生未能如愿

解放后爸爸应邀担任了县医院的院长，后来又先后当选了兴宁县政协委员、县人民代表和副主席等。爸爸一直要求进步想争取入党，写过好多次申请书。听党的话，跟党走，好好工作，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一直是爸爸这一代老知识分子的朴实愿望。

也许爸爸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有“历史问题”？或是爸爸不懂得如何才算“要求进步”？或是太“单纯”“书生气”，当了十多年的院长，始终没能解决入党问题。

爸爸不但自己真心争取，还要求我和弟弟们也要积极争取入团入党。大学期间我按照爸爸的要求努力争取入团，但最终没有成功。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中受过那么大冲击的爸爸，被“炒家”、被剃了“阴阳头”、被“游街示众”、进“牛棚”，因忍受不了屈辱而“服毒自杀未遂”…，平反之后仍然痴心不变，不但自己继续争取，而且还是喋喋不休地教育我们姐弟几个要争取入党。平反出来之后爸爸妈妈选择与小弟弟生活在一起，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小弟是家里唯一的一位“共产党员”。

4、我印象中的爸爸

尽管在很多兴宁同乡的心目中，爸爸都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救死扶伤的高大英雄式的人物。但在我的脑海里，爸爸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好医生，一点都不高大。

爸爸老实、和善、简单、胆小、不善言辞、谨慎有余，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奇，爸爸当院长是怎么给大家讲话的？他会说“大道理”吗？他说话声音那么细小，大家能听得见吗？他那么温和不发脾气，大家会怕他、听他指挥吗？

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爸爸，人缘特别好。到处听到的都是对他的满口称赞：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在人前、或是人后，不管是否让他看过病…。总之，从来没有听说对爸爸有过不好的或负面的评价。听说在“文革”中，对“走资派”的爸爸肯定是要批斗的，但是因为没有民愤找不到“把柄”和“材料”，没能成功。而倔强的妈妈因为脾气比较急躁可能得罪了一些人，结果妈妈成了“替罪羊”，不但被狠狠地批斗，还因在批斗会上“不认罪”而当场被“革委会”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宣布“判处20年徒刑”（没有经过司法庭审）。

爸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报喜不报忧，受委屈的事情从来不说。自从我离开家乡，爸爸也是几乎每周给我回一封信的。在爸爸的信中，从来都是报告好消息、高兴的事情，让我别牵挂，一切都很好，等等。即使是“文革”初期受冲击还允许通信期间，爸爸也从来不说运动中受到的委屈。只是在最后一封信上，简短地写着：“爸爸以后不能给你写信寄钱了，你要自己保重…”，我知道一定是“大难临头”，否则爸爸不会这样的。至于因忍受不了屈辱而“服毒自杀未遂”等事情，也是平反之后一次聊天中爸爸无意中说出的：“当年我和你妈妈也很傻，幸好自杀没有成功，…”还挺“幽默”“得意”似的。

总之，爸爸总是很温和的样子，没看见过他对我生气、发愁；最多轻轻一声叹气，唉…。唯一有一次看见他皱着眉头，很痛苦的样子，我当时很害怕，很心疼，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牙疼得厉害。1997年爸爸去世前的那次住院，我专程回家去探望他，可他像个淘气的孩子，我在床边一打瞌睡不注意，他就偷偷地拔掉管子；待我发现了看我很着急，他反而很“得意”甚至有点“幸灾乐祸”，连续了几次。我一直想不通，作为医生的爸爸怎么会这样对待治疗呢？也许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或许他想要与宝贝女儿再玩玩“游戏”？

四、爸爸给了我什么—我真挺像他的

几天来，我的脑子里充满了爸爸的影子，亲切、温馨、心酸，回忆爸爸的种种往事，怀念爸爸的一言一行，我突然感到：我和爸爸怎么这么像呢？之前我怎么没有想到？事实上，爸爸的美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已经成了我的宝贵财产。

作者、罗绍安医生、作者妈妈、小孩为作者女儿

我于去年（2013年）7月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在这前后，不少同行、朋友、学生先后通过讲话、文章、邮件、短信或电话等形式，借我的“荣休”对我做了种种的“评价”。我突然发现：怎么对我的这些“评价”和我在这篇文章中对爸爸的怀念是那么一致呢？

我知道了，源头就在这里：爸爸虽然没有和我讲过什么做人做事的“大道理”，但是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无形中深深地影响着我；爸爸似乎没有怎么“管”过我，但是他的德行和无言的爱感化着我，让我无形中时时以他为榜样：

真诚地对待我的学生、朋友和同事；认认真真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乐观面对人生：多记快乐、高兴的事情，忘掉以往的不愉快，给人以正能量；不爱表达，做就是了；和善平等待人，尊重每个个体，不管他/她是否“有用”；要善良有爱心，愿意帮助人；吃亏委屈也就算了，常用“吃亏是福”来安慰自己；宽容别人，谦卑自己；… …

还有，胆小害羞，人缘好等，也都挺像的。

我从来没有对爸爸说过“我爱你”，爸爸更是没有用语言表达过对我这个宝贝女儿的深深的爱。但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无不透露出对我深沉的爱，早已刻骨铭心。所以，我现在很想说一句：“爸爸，我爱你，我想你！”希望在天堂的最亲爱的爸爸，能够听到他的“妹抵”心灵深处的呼喊！

兴宁一中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邹新娴教授、柯惠新教授（作者）、曾利洁会长

作者简介

柯惠新，理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调查统计研究所名誉所长，2013年7月退休。

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统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信息协会市场研究业分会名誉会长，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副会长，全国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第8、9、10届北京市政协委员（曾任），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1995年曾获全国劳模称号。

多年来从事统计学和研究方法类课程的教学和相关的研究工作。

出版了“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市场调查”、“传播统计学”、“传播研究方法”等。

是数理统计应用的领路人之一，为我国市场研究行业的健康发展做了不懈的努力。

总编辑：陈志清（广州）

副总编：张淑琴（江门）

作者：柯惠新（北京）

编辑：深圳陈群安（深圳）

审稿：柯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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