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表才情堪敬仰，仗朝不愧焕神容。
在恩师八十华诞之际，众弟子围聚一堂，畅叙师生情谊，追忆往昔峥嵘。求知问学之路、学术成长轨迹，在点滴记忆的碎片中得以复原，清晰可见。
稀奇：戴两副眼镜的大学教授
1980年9月，我成为杭州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新生。我在高中时眼睛一直很好，曾通过飞行员招考的视力测试，左右都是2.0以上。但是，大一时，我们班的教室在学校锅炉房的上面，二楼，暗无天日。不到一学期，我的视力就骤降至1.0以下。坐在第一排也难看清黑板上的粉笔字了。不得已，去配戴了一副近视www.58yuanyou.com眼。从此，我与眼镜结缘。
仓老师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眼镜。因为他上课时总是要戴两副眼镜：抬头面对学生讲话时戴一副；低头看讲稿时又要换一副。看得我不胜其烦，又不得其解。仓老师则抱歉地说，没有办法，一只是老花眼，一只是近视眼。当时心里就想，大概学问做得大以后，眼睛必然是发展成这样的。我戴一副眼镜就已经很不舒服了，何况要戴两副。
如今，49岁的我，已与恩师相像：既是近视300度，又是老花150度。远不能认人，近不能看字。特别是电脑打字时，看显示器屏幕时要戴眼镜，看稿子和书报时又要拿下眼镜；平时走路时要戴眼镜，突然来个电话或要拨个电话，又必须拿下眼镜才能看清手机上的号码；开大会讲话时，看讲稿要戴上眼镜，向下看参会人员时又要拿下眼镜。正准备去配两副眼镜时，店家说现代科技已经不需要戴两副眼镜了。一副眼镜上，镜片上半部分是近视，下半部分是老花。去配了一副这种二合一的眼镜，效果果然很理想。
告诫：少参加所谓的民主自治游行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是五届同堂。77、78、79、80、81，又是学生“民主运动”最热闹的时代。集会、游行，天天都有。校园内到处都是大字报、小字报。每天食堂门口，都是学生演讲，我们经常是聚集一起看热闹，敲着饭碗瞎起哄。根本不把心思用在学业上。仓老师总是在上课时苦口婆心地提醒大家，少参加所谓的“民主自治”游行，要多用心思在学业上，要多看书。做学问才是正道。一个人不读书是不行的，一个国家“政治运动”太多也是不行的。当时给我的感觉，仓老师的思想观念是不是有点落户，跟不上形势。
考研：近水楼台未必先得月
大三时，我决定参加考研。
但我当时的考研动机，是没有一个人能猜中的。我是为了寻找心里平衡而考研的。因为我考大学时，分数比较高，当年文科普通本科线是360分，重点大学文科录取线是390分，而我考了412分，以当时的分数，可以进复旦大学，但当时我填错了志愿。竟然连重点大学也没有能录取。记得在家等待录取通知书时，我很失望，等啊等啊，等到重点大学录取结束了，还没有等到。最后终于等到了迟来的录取通知书，邻居高高兴兴地通知我去拿挂号信，我一看落款是杭州大学的，却竟连打开信封的热情都没有了。失望之极！所以，当年我是以文科最高分进入杭州大学的。明明是重点大学的分数，却只进了普通大学。我心里自然很不平衡。大三时，身边很多人准备报考研究生，我心想，如果研究生毕业，那么与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总可以持平了吧。正是出于这种奇怪的想法，我决定报考研究生。
既然报考了，总希望能考上。为了提高命中率，就决定报考自己学校自己系。自己系当然首选“戴两副眼镜”的仓老师。他的史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方志学等课，都深深吸引着我。特别是他的学术风格，他的学术论文、论著，他谈写学术论文，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思想观念在那个时代可能显得有点传统，但他的学术观念却非常开放，主张学术开放，学术问题展开讨论。这在当时却是称得上学术思想解放的。
然而，近水楼台却并不能先得月。因为仓老师当时是首次招收研究生，史学史又是一门刚被重视恢复的新学科，所以，吸引了全国各大学校众多大学生报考。竞争十分激烈，只招2个名额，全国却有19人报考仓老师的研究生。同班就有7位报考仓老师。简直就是自相残杀。那个竞争激烈程度，比之于考大学还要强百倍。因为只有前2名才有希望。而考大学绝无这种白热化的竞争。那年暑假，我第一次在学校里备考，没有回富阳老家。人生第一根白头发因备战考研而出现。最后，同班同学中只有我和师兄钱茂伟考取了前二名，后学校扩招1名，考了第三名的安徽师大毕业生舒仁辉补招进来。就这样，我们仨有幸成了仓老师的首届研究生，开门弟子。
大学毕业，请老师题字签名留念。仓公的题词：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其专精。这是章学诚的一句治学名言。恩师以自勉也常以此勉励我们。
羡慕：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
正是受了仓老师学术开放观念的影响，大三写大学毕业论文时，我选了史学批评的课题进行研究，并确定《论〈文心雕龙〉的史学批评》这样一个选题。仓老师很认同这个选题，并给我提出了具体的写作思路。初稿完成后，又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仓老师还建议我向杭大中文系著名教授蒋祖怡求教，蒋先生是刘勰《文心雕龙》研究专家，出过多种研究论著。我到杭大南区宿舍找到蒋先生家。蒋先生非常热情，把多年的研究资料全都提供给我，毫不吝啬。特别是其中有一份他自己手写的资料也提供给我参考。我用好后原由网，赶紧归还给他。这种对后学的无私帮助，实在令我感动。
考上研究生后，仓老师又帮我修改，然后向学校的《杭州大学学报》推荐我的论文。学报编辑部的责任编辑老师又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全文发表2007年第二期上。手捧学报，激动万分。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啊！师兄师弟们也都羡慕不已。
也是因为第一篇论文写了史学批评方面的选题，我已越来越沉浸于这一领域。当时全国史学史研究也才刚刚恢复不久，而我却准备研究“史学史之史”即“史学批评史”。并立志写出全国第一本“中国史学批评史”专著。这是十分大胆的一个设想。但却已到了非提不可的时候了。因为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已经如日中天，专著已有十余种。而史学批评史的研究却缺如，没有一本专著。
搬家：庭院深深象征学问深奥
仓老师家原住在一幢老式建筑的一楼，终日黑暗不见阳光。后来，学校分配给他一个二楼，还是老式建筑，前面庭院深深，花草丛生，幽静安宁。记得搬家那天，一帮师兄弟七手八脚，忙得不亦乐乎。中午吃罢饭，仓老师叫大家休息一下，77届留校的大师兄陈仰光老师躺在一张椅子上竟呼呼大睡起来。睡眠效率这么高，令我这个正在饱受失眠痛苦的感叹不已。而如今我已非常理解了，因为我也已有了高血压，虽然是轻度的，但也总是一躺在沙发上就会睡。我母亲、我岳父也都是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便打磕睡的高血压患者。
研究生：不要成为“烟酒生”，要喝就喝洋河大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研究生的业余活动并不丰富。除了打牌跳舞没有其它的。周末基本上就是打扑克、跳舞。还学会了打桥牌、搓麻将。学校成立了首届研究生会，我被推选为首届研究生会委员，担任生活部长。成立了义务理发小组，配备了理发工具；成立了联谊俱乐部，购买了时髦的双卡收录机。茂伟兄天生具有音乐细胞，自告奋勇担任联谊俱乐部部长，负责保管收录机，举办舞会。
考研时，因压力太大，大家都发明用香烟提神，由此抽上了烟；读研时，相互之间又经常请客喝酒。所以，当时的研究生大多与烟酒紧紧相连。学校一些本科生则讥笑我们：研究生就是“烟酒生”。特别是仁辉兄的烟瘾很大，一天一包还不够，只能抽最便宜的烟。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熄灯后，大家讨论将来结婚送礼之事，仁辉兄说，如果他结婚，最喜欢大家送他香烟。仓老师则时常告诫我们：不抽烟，少喝酒。要喝就喝洋河大麯。仓老师每逢请客都是拿出雪藏在床底下的洋河大麯招待。成为洋河大麯的义务宣传员。海内外许多学者都是因为仓老师才认识洋河大麯的。我想，如果洋河大麯公司知道的话，应该赶紧聘请仓老师为名誉员工才行啊！
游学：三人行游遍大江南北
为了撰写硕士论文，国家规定可以有一笔科研经费到外地调研查阅资料。我、茂伟、仁辉三人结伴而行，北至北京、天津、南京、登泰山、游苏州、上海复旦、华东师大。这是人生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等。临行前，仓老师给我们写了好几封信，叫我们带着方便我们拜访学术名流，向学术名家请教。我们除了拜访多位学术前辈外，在各大图书馆查找到了许多珍贵资料，都是在杭州查找不到的资料。我的硕士论文课题是《朱熹史学研究》，大部分资料和观点都是在游学期间获得的。这次游学其实对自己一生的治学都有很大的帮助。大开了我们的眼界。
社会上一些人的叵测人心也在这次游学中经历。记得在泰安火车站广场等火车时，离上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三人就到广场打台球。跟老板说好2元一局。结果明明才打了12局，老板说21局。简直是开天价斩客。我们跟他理论，他叫人来要打我们。我们只好硬吃哑巴亏，认他斩了。
硕士论文初稿：60多条批注
游学回来后，硕士论文的写作就顺利多了。很快完成了4万多字的初稿。交给仓老师审改。过了几天，仓老师叫我去他家，当面提了许多修改意见。在还给我的初稿上有许多红字的批注。回到学校一数，竟有63条之多。小的如改一个字、一句话，大的则是补充一段一段的史料，或者是大段大段的评语和修改建议。我心想，我们三篇论文，仓老师每篇都这样认真修改，那得花多少精力啊！当时仓公因高血压眼底出血治疗还没有痊愈，却依然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审改我们的硕士论文。
论文评审：苏渊雷大师把酒赋诗
硕士论文定稿后，由学校组织论文评审委员会。评委会主任必须是全国著名专家，而且必须是外校的。当时担任我们三篇论文评审委员会主任的是著名历史学家、书法家、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华东师大史学研究所苏渊雷教授。当时已70多岁。苏大师早在上世纪60年代发表的史学史论文一直是我学习的范文。由于他又是书法大师，我们三位师兄弟都事先向仓公提出能否请苏大师给我们写一幅书法。师母也在旁帮我们说话，说机会难得。仓公说，那大家先准备好笔墨纸砚，要趁他酒过三巡时才能提出要求。否则可能不会答应。
论文评审通过的当晚，仓老师在家请苏大师吃饭，我们则在书房静候佳音。故然，酒过三巡后，仓老师向苏大师提出了为弟子们题写书法的请求。想不到苏大师爽快答应了。于是笔墨纸砚一齐上。我是研究《朱熹史学》的，他给我题了朱熹的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又给我题了一幅字，八个字。当时龙飞凤舞的书法，我们竟不能认识。仓老师则一下子认出了是司马迁《史记》里的一句话。但回到学校后，我又完全不记得了。仔细辨认，还是不能认全，总有几个字认不出。直到我工作后，把两幅墨宝裱起来，装入镜框挂到书房，还是认不出第二幅书法的每个字。再后来有了互联网的搜索，我输入其中能认出的几个字后，终于找到了原文。原来是《史记》中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个字。
如今两幅墨宝挂在我新房子的书房，很有气势。异常珍贵。
拉煤气：师母做的饭真好吃
恩师生了两位漂亮聪颖的女儿，没有男孩儿。在研究生即将毕业时期，单位终于给恩师家分配了煤气指标。恩师家终于用上了瓶装煤气。但煤气瓶很重，空瓶子有20多公斤，装满煤气后至少60多公斤重。这可难煞师父师母了。总不能让两位小女儿去拉吧。仓师自己勉强拉了几次，摇摇晃晃太危险。我就自告奋勇。一开始仓公还表示怀疑，能行吗？这可是要用大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才能装得上煤气瓶啊。我说没问题。说实话，我嘴上说没问题，心里却着实犯毛：从来没骑过这么古老、这么破旧、这么高大的自行车。我们自己用的都是26寸的小自行车。先拉了一次，尽管跌跌撞撞，却是有惊无险，汗流浃背，安全送到家。仓师、师母一个帮我端水洗手洗脸，一个帮我煽扇子，又切西瓜给我吃。然后端上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叫我吃晚饭。一碗吃了一定要再加一大碗，菜也是拼命往我碗里夹。以后每隔四五十天，我就帮恩师家换一次煤气。恩师先摇一摇瓶子，估计一下有没有用完，然后决定去换。换完后，留下吃晚饭。撑饱肚子才让我回去。每次这样。现在我的胃口很大，估计是那段时间在恩师家撑的。再后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多了起来，家政服务业也多了起来，花几块钱就可以叫民工拉煤气了。于是恩师就再也不肯让我辛苦了。再后来，恩师家里装上管道煤气了，就更方便了。
毕业分配：首选搞研究的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三年很快就过去。1987年上半年，主要等分配工作。当时基本上还是以分配为主。个别自己找单位也是可以的。但很多计划性的规定不能突破：如必须有30%的名额下派到省城以外的市地去，支援地方院校；而为了吸引外地人才来浙江，凡外地生源的毕业生，则可以优先留杭州。这样，我们三人中，学业稍逊一筹的舒仁辉基本可以顺利留在杭州，因为他是安徽人士。我与茂伟兄中得有一位下派。当时我最看中的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因为感到那里是最最专业对口，做学术研究的机构。刚好那里有分配名额，于是学校和仓公都推荐我去。茂伟兄只好委屈去了宁波大学。当然，离开省城的不悦很快被激发为报考博士研究生，去宁波报到后的第十年，茂伟兄就成功考上了上海华东师大史学研究所的博士。那时的博士全国也为数不多，真真香悖悖。我们都替他高兴，这也是仓公的荣耀。
想不到茂伟兄一到大上海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博士毕业，又一鼓作气考了复旦大学的博士后。一步登//www.58yuanyou.com上学历的颠峰。博士后流动站结束后，师兄还是放不下在宁波的妻儿，竟然放弃了留在大上海发展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回到宁波大学，以最高学历身份傲居宁波大学，以最丰学术硕果领衔宁波大学。
口述实录：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工作后，我去恩师家，就是探讨学术。有时他身体不好，就口述我整理一些论著。如《章学诚评传》、《试论乾嘉考据学的历史地位》、《试论谱牒学》等。帮助一起编纂《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丛书》之《史记辞典》、《汉书辞典》等。而我的许多学术论著也大多是恩师推荐给各家著名报刊杂志的。如我发表在国家顶级杂志《文史》上的《论朱熹主编〈纲目〉》，发表在《史学史研究》上的《朱熹史学思//www.58yuanyou.com想研究》，发表在《孔子研究》上的《论孔子的史学批评》等都是恩师推荐的。
研究生毕业后的三四年，是我的学术黄金期。似乎三年研究生跟仓公学到的治学方法，三年研究生所积累的学术资料，一下子喷薄欲出；似乎每去仓公家一次，就会有许多学术灵感诞生。每年学术论著很多，写不完的写，根本不愁选题。最多的一年，是1989年，我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1篇论文，竟然有9篇被《报刊复印资料选编》全文转载。成为高产作家。省社科院每年学术论文评选，我每年都有获奖。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强大。被学术一致认为是学界新秀。仓公真是为我高兴。
学会理事：跻身国家层面的学术专家之列
随着自己的学问越做越大。恩师又不失时机地推荐我进入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是历史学界全国最最有名的三大学会之首。规模最大、历史最久、成果最丰、影响最大。我有幸成为理事，表明自己已进入国家层面的学术专家之列。师兄茂伟在宁波大学工作，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厚。但无奈当时浙江只有一个名额，被我占了。一次，师兄开玩笑说，如果你能让出来，我可以用钱来向你买。其实师兄茂伟“坐冷板凳”的功夫着实比我好，整天钻在古籍善本书中乐在其中。有多少世人罕见的善本书因为师兄茂伟的研究而焕发新春。他在国家甚至国外著名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填补了学术界的多项空白。后来他还应台湾、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地学术机构的邀请，前往讲学。论学问，恐怕仓公门下，已没有第二人可举了。后来他顺利成章地进入理事。
半下海：从社科院做学问到新闻单位写新闻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民下海风盛行。能坚守学术，苦守清贫的年轻人已不多。我突然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学问，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和专著。学术地位已在全国无可动摇。再往上也就是学问大小而已。于是1999年终于耐不住冷板凳，想去做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我之所以想半下海，离开学问，也与当时承担撰写《浙江通史》清代卷这一浙江省重大课题有关。这本60多万字的著作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却成了终结之作，也是颠峰之作。我的学术积累、学术心血可谓全部耗尽。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的那样：
1997年初，当课题总负责人陈剩勇、金普森两位先生将《浙江通史》清代卷的撰写任务交给我时，当我没有怎么犹豫就爽快地接受这一光荣使命时，甚至于当我最初进入角色准备撰写时，我都万万没有想到，要争取写出一部精品著作，是那么的困难，那么的艰辛。摆在眼前的这部书稿，无疑是迄今为止耗费笔者心血和精力最多的一部著作。
遵照编委会的要求，笔者试图打破传统通史偏重叙述政治史的框架，着重突出环境、人、社会、文化诸要素，力图写成一部全面展示清代（1840年以前）浙江人的生产生活史、浙江社会的发展史、浙江土地开发和自然环境的演变史、浙江文化和文明的演进史。
根据这一撰写要求，史料搜集的范围无疑将大为扩大，其难度超过了一般的想象。忘不了的是，盛夏时节，单位集中休息一月，我却依然在图书馆“避暑”：西湖孤山顶上，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特藏室，我为查阅一部几乎被今人遗忘的历史稿本，正挥汗如雨，不停地摘抄资料。头顶上高高悬挂着一部至少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吊扇，每旋转一圈，必定发出咯咯的声响，我哪还顾得上它会不会随时掉将下来；担心的只是，豆大的汗珠像泉水般从额头涌出，趟过面颊，会不会滴到那至少在我看来是珍贵无比的历史稿本上。有许多资料图书馆没有，但打听到某位学者个人有藏，便按图索骥，向该先生借阅；有许多资料浙江没有，就四面出击，向北京、上海、香港、台湾甚至国外的学界朋友求救。千余张的摘抄卡片和稿纸，千余页的复印资料，累积在书房。
在撰写过程中，又时常遇到一个接一个的学术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有时自己解决不了的，就虚心请教专家。……
当时新华社浙江分社办的《浙江经济报》正红火冲天，要办成浙江省人民政府机关报。我心动了，提出要调到《浙江经济报》去。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坚决反对，不同意我调走。家属、亲朋好友也都一致反对。我却像头牛一样，拉不回。连续给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社科院党委书记、院长侯玉琪写信，要求调动。最后侯部长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放行。说了句“年轻人看了这山比那山高”。事后我想起来，侯部长还真是个好人啊。
最最被我伤透心的是仓老师。因为事先我不敢跟老师说，直到木已成舟，调动成功才告诉他。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恩师完全是含着泪花接受这个事实的。他当时最最得意的学生就此告别学问，这怎么不让人痛心呢？
而从身份编制来说，社科院是全额拨款单位，浙江经济报却是自收自支单位。两者差别也很大。当时我最大的感受是，社科院是吃喝不愁，而报社如果哪个月广告收入差就有可能影响下个月的工资奖金。这令我很不适应。
此后，我就一直不敢去老师家，怕面对老师，怕老师伤心。而老师却还是经常关心着我，得知我过得并不十分适应后，就开始到处帮我联系相关单位和大学院校，希望能帮我重新回归做学问的队伍。但随后我却在新闻界干得红红火火，写出来的许多深度报道震动社会。后来又创办浙江经济报第一份面向市场的大型周刊《新消费周刊》，又改名为《东方周末》，一度被读者誉为“浙江的《南方周末》”。我一直担任主编。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翻滚。在浙江报业市场上已小有名气。这样一晃干到了2003年。
半上岸：从媒体写新闻到机关做宣传
2003年初，新华总社开展“社办报刊整顿”。总社领导亲自到江苏、浙江等地调研考察，决定《浙江经济报》彻底面向市场，向江苏分社学习。此前，江苏分社已将社办报刊《江苏经济报》改名《现代快报》，一举成功，占领江苏都市类报刊市场。总社决定复制江苏经验，将《浙江经济报》改名《现代金报》，作为《现代快报》的姐妹报，并派《现代快报》的副总编来担任总编。原《浙江经济报》的人员作鸟兽散般，纷纷自找门路流失。因为我之前创办过《新消费周刊》和《东方周末》，在面向市场办报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南京方面聘我任《浙江经济报》编委，参与创办《现代金报》。一开始，我是唯一一位被“南京政府”吸收进入报社领导班子的原经济报员工。我因此被原经济报同事骂成投靠“南京政府”的“叛徒”。说心里说，“南京政府”的决策我是举双手赞成的，除非国家行政拨款，否则不面向市场办报是肯定不行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南京政府”决定主打宁波市场，我跟随“南京政府”组成的“内阁”人员一行6人到宁波住进招待所，开始报业市场调研，发调查表，开座谈会，策划研究新报纸的定位等。说实话，“南京政府”决定主打宁波市场的决策也是对的，因为当时杭州报业市场已有5份都市类报纸，竞争十分激烈，而宁波市场则不是很激烈。但我虽跟随去了宁波做改版前的调研，却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因为我根本不想去宁波，家小都在杭州，生活不方便。于是暗地下悄悄地开始放风声出去，想调离报社。一次与省工商局的郑宇民局长交谈，向他汇报自己的一些办报思路，想不到郑局长很赞同我的观点。后来我提出想调到工商局办的市场导报工作，郑局长又让分管宣传的黄笑苹副局长、分管人事的冯家平副局长找我谈话，进一步了解我。三位局领导找我谈话，我真是感动至深，调过去做牛做马都心甘情愿啊！
但我深知“南京政府”是不可能放我走的。于是人事档案申请调动表拿在手里等待机会。一个多星期后，终于有了机会，杨总好不容易从南京来杭州，我在一大批向杨总汇报要请他签字的材料中，夹了一张调动申请表。杨总也许没有细看就签下了大名。我如获至宝。等杨总一回南京，我就顺利启动了调动手续。据说，直到一年后，《现代金报》还在调查，究竟是谁放走了叶建华。对不起，辜负了杨总对我的信任。人事调动档案发给工商局后，木已成舟了，我约请杨总喝咖啡，畅露了自己的心声。杨总说：连你都调走了，这样只能下决心打宁波市场了。原来他当初攻宁波还是攻杭州还在犹豫的。他也谦虚客气地表示，如果半年或一年后，你能回来，说明《现代金报》成功了。他说有这个信心，问我信不信。杨总真是有大将风度啊！
2003年7月1日，我正式到省工商局报到，任《市场导报》编委。半年后，又调到局—机关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并参与筹建省工商局新闻中心，担任常务副主任。2011年6月起又主持《市场导报》工作，担任社长、编委会主任。
离开学术研究岗位的这些年，在工作之余却依然关注着学术进展。特别是平常逛书店，每次都会在历史学柜台//www.58yuanyou.com前久久不能离开。只要看到恩师的著作，就会马上购买一本。尽管也许恩师已经送我一本了，尽管也许自己已经买过一本了。总还会再买一本。似乎要给已经为数不多的坚持出版学术著作的那些可敬的出版社以信心，似乎要给那些坚持经销销量不佳的学术著作的书店以信心。再小的力量也是一种支持！虽然我明明知道，靠我买一二本，对书的销售数字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恩师八十华诞，龙年贺祖龙，寿比泰山松。桃李枝叶茂，史坛不老翁。
学而不已，健康相伴，松柏长青，恩情永随。
——选自钱茂伟叶建华主编《执着的史学追求——仓修良教授八十华诞庆寿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作者：叶建华，杭州大学研究生毕业，1987年-1999年，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任《浙江学刊》杂志编辑。1994年评聘为副研究员。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国谱牒学会理事。1999年-2003年，在新华社浙江分社《浙江经济报》任报社编委、《东方周末》主编。2003年至今，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任新闻中心常务副主任、《市场导报》社长、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编写出版学术著作8部。其中多篇论文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年获“浙江省现代社会科学腾飞奖”。2007年《浙江通史》（第8卷）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同时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奖”。1999年，与仓修良老师合著的《章学诚评传》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