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文学创作的富矿
张 伟
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异彩纷呈 ，成为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地理环境和自然疆域内形成的具有强烈区域特征和明显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系统。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自然就已不再是原初的自然，而是历史的自然。历史也从此不会是单一的历史，而是自然的历史。历史和自然的这种必然而然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人地关系”，即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就说过：“（居住在酷热气候里的）人们比较北方人活泼些和健壮些，他们的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同时，热带所有的产物比寒冷的地方要好一些……在这样温度里居住的人们，他们的心灵未受过生气蓬勃的刺激，身体也不遭受急剧的变化，自然而然的使人更为野蛮，性格更为激烈和不易驯服。因为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迅速转变能焕发人们的精神，把他们从无所作为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海洋决定论，指出：“海洋使国民的思想中充满了商人的气质，以及不可靠的、虚伪的性格。这就使得不仅在他们的市民之间，而且在他们与别人交往时变得不可信和敌对。”孟德斯鸠曾到北欧和南欧进行过实地考察，他从反宗教神学出发，站在启蒙思想家的立场，对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了肯定。他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纬度的高低、地域的大小，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风俗、道德、精神风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我国政治与学术关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地理环境决定论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遭到盲目的批判。其实，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不是可以轻易否定掉的。任何生存者皆生存于特定环境之中，生存环境对生存者具有强大的、不可超越的制约作用，人类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同样对人类具有必然的、强大的、不可超越的、千百万年来如一的制约作用，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客观真理。今天， 面对日益严重的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人类的理性正面临着一个必然的警醒：对于人类古老的生存信仰——地理环境决定论，清除迷雾，回归主题，是目下人类mgszkU明智的也是必然的抉择。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应该是大体不错的，即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有着一定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不仅在生理特征、性格、心理、生产、经济上，mgszkU而且在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地方法律乃至政体上有着深刻影响。就文学艺术创作而言，地域——文化——作家——心理——作品，勾勒出这样的一个生态链，眉目就比较清晰了。
（内蒙古自治区评协副主席、包头师范学院教授）
社会心理进而烙印于作家的个体心理，是重要的中介因素。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过：“集体无意识主宰和支配着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一切艺术作品都不过是集体无意识的体现，透过人类艺术丰富而繁杂的历史，冥冥之中集体无意识的神秘力量在操纵着艺术家的手去描画和显现那亘古不变的原始意象。”根据荣格的学说，对人的行为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的“潜意识”，其形成是有着深远的原因的，它主要的并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世代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一个民族集体的和历史的文化心理积淀。一个民族的祖先们的某些共同的意识将作为集体无意识遗传下来，潜隐在这个民族的后裔们的意识深层，以潜意识的形式制约着这些后裔们的行动。因而，同一个民族的各个成员，无论他自觉与否（即意识到与否），他的行为都先天地受到某种共同的制约，体现出某种民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上的共同性。从而，也就提供出一种形体、肤色之外的借以区别的标识。按着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术语来说，艺术品是一个“自令情结”，其创造过程并不全受作者自觉意识的控制，它归根结蒂并不是反映作者的无意识的内容mgszkU，而是植根于超个人的、更为深邃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民族的”或民族性的含义未免显得空洞与抽象了一些，我们应该进一步地讲，越是地域的就越是富有民族性的，也越是世界的，这种地域文化色彩，作为文学作品的个性或独特性，具有不可低估的审美意义及价值生成作用。这不仅体现在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所表现的风貌的独特性上，还体现在，特定的地域文化可能直接地塑造或改善作家的包括直觉或感受方向在内的主观世界，使他的精神面貌、气质构成、情感底蕴乃至他的思维方式、表情达意方式，直接地受制于地域文化传统或地域文化氛围的熏陶，从而使他成为这种文化的体现者和代言人。“内模仿作用”的理论给我们的论述以有益的启示，它将人被环境创造的心理过程作一描述：首先是“体验”，生于斯，长于斯，日夕只接受这一方地理环境的赐予，不知不觉，日浸月淫地体验，接着是“内模仿”，即“内化”；再就是“认识”，由潜移默化地模仿，而上升为一种理性的认识，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石涛说：“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识然后受，非受也。”如果从小开始“受”然后“识”，“识”然后“化”，即是天性所得，终其一生有“根”了。生命不没，根不可除；只可枝上嫁接，融入新质，不可连根拔除。
中国的文学艺术，自古就有以南北分论者。北音比较质朴，抒情直切，南音则比较婉转，抒情含蓄。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西楚“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累……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隋书.地理志》则说：庐州“人性躁动，风气果决”，徽州“地杂殴骆，性刚强”。《汉书.地理志》则说，吴国“自寿梦称王六世，阖庐举伍子胥、孙武为将，战胜攻取，兴伯，名于诸侯”。颜之推《颜氏家训.言辞》说：“南方沙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肤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化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隋书.文学传序》也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讴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个例，是从南朝到北朝的庾信，除却命运播迁，官场沉浮不说，期间外部地域文化环境的变动是很大的。刘师培在《南北文mgszkU学不同论》里是从两个方面谈及庾信的：一方面说由于他和江总“身旅北方”，在他们的影响下，“南方清绮之文，渐为北人所崇尚”，另一方面也充分注意到了身仕北朝之后庾信诗文风格的趋于深沉，所以又说：“子山（庾信字子山）继作，掩抑沉怨，已非南音，而哀艳之词，遗响犹存。”
综上所述可知，西部文学要大有作为，要求西部作家踏踏实实地走在这片热土上，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从文化系统历史沿革的大背景下看取社会、人生，以理性精神厘清良莠，并加以取舍。看韩剧，有一点深刻的感受，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光大了，而我们自己的某些作品，恰恰展示的是劣根的一面。过去强调感受、感情比较多，其实，作家的理性精神同样重要。要准确把握并反映社会变革，就要打通历史和现实，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文化与社会人生的联系中，捕捉艺术灵感，获得独特发现。这样，文化就不会成为包袱，不会拘囿作家，而构成一个支点。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传播媒介的突飞猛进，空间在贬值，地球在变小。一次文艺演出、一部电影或一篇小说的传播，可以立即传遍全球，成为远隔重洋的观众、读者在同一时刻共同享受的精神产品。由之，民族、地域意识与世界视野、全球眼光应该是并行不悖的，而不像某些论者那样总把二者对立起来。我们要努力汲取世界先进文化，并寻找与民族、地域文化的恰当的契合点。用艾特玛托夫的话来说，“到了用概括的世界观、时间和人类范畴，去丰富对具体的历史、现实进行反映的时候了，以便给作品增加新的层次，新的容量，新的信息。”以艺术经验的民族性为坚实基础，原由网以艺术思维的现代性为引领导向，从而走向当代文艺的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