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朱光亚，卫辉一中61届校友，1955-1961年在汲县一中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后考入天津大学建筑系，再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读研，后留校执教至今。现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www.58yuanyou.com文物学会传统建筑与园林分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住建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本文《花样年华》为2002年10月在卫辉一中100周年校庆前，朱光亚教授写的一篇对母校汲县一中的深情回味、岁月回眸和殷切展望的长篇文章，全文7288字，从完稿的十五年以来一直未公开发表。2017年9月8日，在母校卫辉一中建校115周年之际，朱光亚教授同意《咪饭视角》原文首发，并以其中学挚友耿玉华珍藏的多张老照片配图，一并发布。
花样年华
朱光亚
一个世纪以前，在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开办三江师范学堂即后来的中央大学的那一年，在中原的古城卫辉也办起了一处学校，此即今日的卫辉中学。人生一经百年，沧桑阅尽，校亦如此。倘卫中能言，那将有怎样一部长剧。前边那五十年，中国经历了几多苦难，卫中子弟可歌可泣处必不在少数，可惜今日在世者能娓娓道出的恐已无多。在那前后五十年交接的时刻，我随家庭来到了卫辉，待跨入卫中已是1955年，我十三岁。那年头偏偏又是一个要了断过去的时代，对旧世界避之唯恐不及，王谢堂前之燕，再飞入已是寻常百姓之家，却应了朱熹的话，竟不知所自出。而今这后五十年又过去了，适逢百年庆典，使人得以追忆前贤记录往事，引为镜鉴。
2016年11月，朱光亚教授与汲中老同学耿玉华在南京。
2016年11月，朱光亚教授与汲中老同学耿玉华、张新凤夫妇在南京。
《卫辉一中校友名录》，1961年，朱光亚、耿玉华、张新凤同在高中部二班毕业。
一、天地人间
明代万历年间，卫辉因潞王之故，恩荣有加，但到了四百年后我走进当年府衙所在的卫中时，早已繁华尽去。除了几处街名和校北的城墙可供暇想之外，已看不到什么有形的痕迹，不像卫辉师范，里里外外都邂逅着古人的遗物。但文化的积淀和历史的凝聚力总是给人意想不到的惊讶。不但有遗老之气的老教师语带珠玑，连似乎乳臭未干的青年学子也气宇不凡。汲中和城东的汲师作为当时这一带的最高学府，其影响力一如当年的潞王府，引得附近县的学生也投奔过来。
初中时我己住校，班上既有已为人父的兄长，也有仍然尿床的少年，几十个人睡在一大间宿舍里，使你有成熟了的感觉，但到了夜晚就不同了，大宿SqVeAUg舍门口的尿桶已经灌满却还能听到不管三七二十一飞流直下的声音，门口总是一股气味。
那时我最喜欢的功课其实是体育，因为除了5分成绩之外，它还有原由网劳卫制等级运动员以及运动会上的名次与光荣等等。体魄的健美还带来身心的愉悦，所以我喜欢早起又喜欢课外体育项目。体育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霍老师，我很惊讶，他个子那样小何以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我就是从他那里学会了滚式和剪式跳高(那时刚有俯卧式，还没有背越式)，他脸上满布的皱纹使他像一尊刚毅的摩西雕像，以至于一位同学刚从语文课中学到“错综复杂”一词就在第一次造句时用它来描述霍老师的脸庞。另一位体育老师是雍老师，他那笔直的倒立展示了男子汉的阳刚之美并终于引领我成为业余体操运动员和后来的大学体操队长。我从初一时就喜欢运动会，写过一篇描述长跑比赛中高潮叠现的情景，还记得在一次汲中后操场举行的县运动会上，短跑比赛时，一位岁数不小的运动员，在后援队的鼓励下一口气吃了五个煮鸡蛋，以为每多吃一个鸡蛋就会快一秒似的。
汲中的音乐老师也是好样的，他唱多来米时，整个房子都发颤，若在今天，他没准就是中国的帕瓦罗蒂，我虽然考5分但其实五音不全，敬佩老师的科班水准，课外是不去光顾的。对美术则有天然的亲近感，跟着杨老师画冒烟的火车，冒烟的工厂，那就是现代化，谁知如今竟叫污染。对美术的兴趣不仅使我参与墙报和节日宣传栏的绘制，后来还成了大跃进年代写标语的好手，开始还打格子起稿子，后来就直接用板刷写了。
每一位老师教的功课都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观察另一个世界的窗户，比如几何，欧几里德的逻辑与理性奠下了我一生的工作基础，又如化学，段佩华、刘玉堂老师的讲课使我曾憧憬过献身原子化学，路亮夫老师讲授大气压时激发了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兴趣，我在那幢半欧式的洋楼的教室前办过诗歌专栏，我写的一副楹联得到过毛季浩老师的欣赏。还有我们的高中班主任潘泰澜老师，他既像老师又像兄长。我为汲中老师的教学所吸引。不过初中时最感兴趣的则是住在西厢房中一位孤零零的俄国老太太，她教俄语。我大约知道她是白俄，但纳闷何以别的白俄住在东北和上海而她却飘泊到了这尘土飞扬的中原小城。不管怎样吧，她教给学生的那种语言是当时我们视为“老大哥”和“明天”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使用的，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工作，简直可以与伟大划等号。一次我看到高中—位同学与她用俄语交谈，真是令我羡慕不己。然而，有一天早上当我到校后别人告诉我，出事了，老太太昨夜在自己房间里上吊了。这消息使我震惊万分，后来得知，苏联当局给学校领导写了—封信，当然是用俄文写的，没有人能看懂，于是信交给老太太去翻译，老太太读了此信，信中告诫学校，要严厉提防这位白俄反革命，这其实是一封对她的判罪书，而明天她还要帮别人翻译与解释这一宣判，她终于明白，在十月革命近四十年之后，在远离她的祖国万里之遥的中国的一处小城中，她依然未能逃脱布尔什维克的追逼。几年之后我又得知，那位与老人交谈的高年级学生，因家庭等原因后来进了劳改队并死在了那里。人的智慧曾是那样的光采，而人的生命又何以如此的脆弱呢。
多年之后， 当我了解了中国30年代到60年代的许多人才辈出的中学之后，深感到出类拔萃的教师与教学，宽松的学习选择，全面发展的培养模式，尤其是人文精神的薰陶是办好中学的关键，而50年代前期的卫中原本是具备这种条件的。多年后我读到了易经上的一段话：“通天地者谓之伎，通天地人者谓之儒”。这也正是我回顾中学生涯对其教育教学想说的话。
耿玉华珍藏了将近60年的朱光亚学生时代的老照片，风华正茂。
朱光亚教授在汲县中学上学时的恩师宋福刚在其回忆录里对朱光亚的回忆和评价，回忆甚深，评价甚真。
朱光亚教授帮助高中恩师宋福刚汇集编印的《岁月回眸-宋福刚回忆录》。
二、落花、流水
1957年夏天证明我对人的智慧的估计同样是偏高了。回想起来，那场反右的风暴明明在报纸上登得清清楚，从章罗联盟到丁玲、刘宾雁，几天之内无不身败名裂。识文断字的老师们何以在听到继续整风的号召时又写出那样多的大字报并且又是那样热情洋溢呢。那年暑假我作为班干部在校值班，终于有一天晚上，好多办公室彻夜灯火通明，好多老师一夜未眠，奋笔疾书，第二天挂出的却是检讨和认罪书，汲中的反右斗争就这样揭幕了，教历史的赵老师、李老师虽观点不同却一律作了右派，教语文的李老师，他讲课时带有浓重的安阳口音，几次说到他如何推荐别人购买稼轩文集，1956年学校在订科学规划时要他这位留过洋的老师表态，在几年之内成为教授，如今何以不到一年就要他成了右派呢。李老师的独生子是我的同学，成绩颇佳，因父亲的株连，始终未进大学，后来投身土木工程，在西北工地上死于一次事故。我不知道老年丧子后的李老师夫妇是如何度过他们的余生的。最令人不解的是教过我数学的高老师，运动中一张大字报未写，也定为右派。后来才知道，他的问题是在看别人的大字报时笑了一声。
回想起来，老师们之所以失算，原因之一是读了报纸，认为反右斗争已经告—段落，现在属于帮党整风，原因之二是以为自己的大字报与报上登的右派言论风马牛不相及，回答他们的是：反对党总支就是反党，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对总支。这个逻辑直到文化革命才正式被另一逻辑代替，新逻辑就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把他拉下马。新的逻辑使57年反右的一批化身式的领导也成了走资派或反革命，甚至先于他们立功的对象命赴黄泉。“罪”与“非罪”的区别竟然取决于一个人或若干人的一念之差，虽然这在今天看起来荒唐与愚蠢，而在那时不仅是严酷的现实，也是中国脱离清王朝不过四十余年，脱离军阀不过数年的胜王败寇的社会心理定势的惯性延续，汲中既不比它处逊色，也没有超过它处多少。
不到15岁的我意识到“政治”的严峻，我本来常写点东西，例如对班上某些不良现象以寓言的形式加以讽刺，很难保证不涉及到某个班干部，此时学习几何学所确立的逻辑性使我对此打了个冷战。我读鲁迅的杂文，忽然觉得他的早死实在是一种幸运。面对着难以把握的人生，不少同学比我更加成熟，一天我和—位同学在操场的沙坑旁锻炼，休息的时候他忽然谈起了我们的命运，他指着我引用了课本上范缜的神灭论里的话：“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 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 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因出身之故他已预感到命运将会驱赶他到何处，却认为我不会。刹那间我哑口无言，我既不敢苟同，也不肯辩驳。我的家庭命运使我何尝不是早早飘出了墙篱呢，但此时此刻，我也的确是学校的三好学生。我是否已从墙外又飘回了墙内呢? “少年不识愁滋味”，这场由无神论引向宿命论的事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对于中国的多数人来说，57年后，人生发生了转折，心灵的交流被围上了一道栅栏，民族思维的火花被浇灭了大半，从此在崇高的盾牌下一场大规模的造假运动开始了。
四十五年过去了，在金钱与权力的游戏场上久经磨炼的当代英杰可能会说，那时的人太傻了，上述所有的困境以今日的手段，一律搞定，何至于家破人亡。似乎言之在理，其实是反历史的狂妄。那个年代的所有伤害行为的发出者和受难者，就整体而言都是理想主义者，不能排除他们个人带有私心，但无不心存魏阙，赖昌星若在那时犯事，没等他出国，早已下在死牢里了。
1962年，朱光亚在其照片上摘写欧阳修诗一首赠送耿玉华，诗言志，一直惠存到如今。
【宋】欧阳修《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三、筋骨、心志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代的斯巴达人更是将其男性后代送到角斗学校提高其竞争能力。若以这样一种眼光看待58年到60年的汲中的生产劳动倒也值得回味。本来小城的生活与农业息息相关，每年麦收学生都下乡劳作，腰酸腿疼之后睡在麦场上的一觉是无比的甜美。与劳动相关的活动常常隐蕴众多的故事。每天从贡院街出发上学的路上，我最先看到的是一位挑水的老人，他的腰早就驼得像一张弓，但挑水是他唯—的收入来源，他为了生活依然每天劳作，我们相邻几家也全仰赖着他。我总奇怪为什么他不可以做些别的，那怕种地。接着看到的是一位挑着豆腐叫卖的，他很潇洒，因为豆腐不重，挑担子时总是挺着腰板，别人买豆腐不交钱他只需用刀在旁边的墙上划一道就行了，数学显然比我们学的简单可行。到了秀才胡同，常常看见一位头上缠着前清长辫，跪在地上托泥坯的老人，我很想问他那条长辫对他有何意义，因他整日沉默且混身是泥使我不敢走近。56年、57年，到58年，角色逐渐都消失了，轮到我进入角色。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方针的一半赫然写在学校的围墙上，学校那时有胶皮大车，养着大骡子大马，解决学校的运输问题。高中的第一节劳动课就是割草，学校门前还种着庄稼，好在许多同学来自农村，农业生产对他们并不陌生。汲县也有工业，在城北的纱厂做工是城里人最羡慕的职业，纺织工人的工资比小学教师都高。记得在初中时我们就去纱厂劳动，干的是建新厂房时运土方的工作，一位管理严谨的工头搬着指头算我们的工作量，说达不到他的定额要求，无奈同学们谁也不理它，我们学生何尝拿过他的工钱，好玩而已。倘或是今天告他一状，说他违反劳动法雇佣童工。高中时觉得拉水一事还多少有些竞技意义，学校用的饮用水要从校门前的井里打出来，一桶桶倒入用汽油桶做的水车中，再将水车拉到水房，灌满就可以了，用水桶打水需要臂力，拉车需要脚力，算是锻炼身体了。
58年公社化后全民办农业，课停了，或者说只有劳动课了，我也记不清我们究竟去干了些什么，只记得十分热闹和壮观，县委书记和校领导都像生产队长一样，一级级开会、动员、派工，好像教育部长杨秀峰也到了汲县，说有一个小学生写了篇作文， 叫变、变、变，描述城乡的剧变。到了今天，我才知道那不变的可贵。最拼命的是大炼钢铁，我们的师生与公社社员一起上，我和一位壮年农民一起抬石头，他从家里拿的一条溜光的扁担给压断了，他也只是笑了笑，并未恼怒，使我觉得共产主义精神就是好。人们砌土高炉、拉风箱，炼焦炭，再炼铁，多少个昼夜下来终于烧出来一些像鸡屎一样的铁疙瘩，里面还包括了各家砸碎了的铁锅，晚上干活肚子饿了，就吃红薯，风一吹我就吐酸水，就这样我落下了胃病。59年夏，省委书记反而叫下面的人批了，下边的人反说书记反党，平时说话慢条斯理的李校长，忽一日在全校大会上激昂地表示拥护总路线，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不拥护，后来才明白从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到河南省批潘杨这是上边的精神，再往下就有可能轮到校长挨批了，不仅如此，再往下还准备了一批学生挨批，据说我也上了名单，但终于校长以下的批判，嘎然而止。
到了60年，劳动增加，粮食定量减少，学校为了师生过冬不饿肚子，组织去乡下拉菜，胶皮轱轳大车前边走的不是牲口而是十几名同学，常常要跑几十里路，往往拉一趟就是大半夜，深一脚、浅一脚，拉绳子的同学尚可自我调节，那“驾辕”的则要紧把方向，掌握平衡，松懈不得，因而这个岗位总是由身先士卒的班上的一、二把手或劳动班长担任。但忽然有一次平日体弱多病的王同学坚决要求担负这项工作，驾辕时不管道路如何崎岖巅簸他都没有含糊，且始终面带笑容，精神昂扬，后来我才知道，他那被评为模范教师的父亲因私下表示了对当时运动过多的不满，被人听见和告发其言行“反党”， 已于某夜自杀。我不知道王同学在得知其父死讯后的那两天是如何度过的，我只是看到两天以后的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没有病症，没有哀怨，没有劳累，我无法得知他心志之苦与筋骨之劳，我知道的是他也是一片落英，努力把握着不落入粪溷之中。
耿玉华珍藏了将近60年的朱光亚学生时代的老照片和老笔记本，花样年华。
四、桃李无言
1958年夏，学校新添了两名从上海来的男老师，都毕业于华东师大外语系，后来又来了一名从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的女老师，他们组成了外语教研室的骨干，卫中有了上规格的俄语老师。教我们班的是宋福刚老师，他高高的个子，眼镜上一个又一个圈圈，一摘下眼镜就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不厌其烦地带大家练发音，练变格变位和念句子，使得我这个舌头不会打转的学生后来到了大学以标准和流畅的读音让从大城市来的同学也敬佩不已。同学们都喜欢这几位老师，他们既年青又有朝气和干劲，课又教得好，但我们也心存一个疑问，上海的优秀毕业生何以会分到当时还相当落后的中原小城呢。很快，在两位上海来的老师愉快与热情的工作背后，我感受到一种沉重，再后来就知道两位上海老师是“政治”上有“问题”的，教我的宋老师是一个“右派”。我们今天都知道了那场全国性的冤狱是何等的荒唐，而宋老师实际上也因他辛勤而诚实的工作与劳动赢得了师生们的称赞，一年后就摘了“帽子”，但如同所有的政治歧视是终生的一样，虽然我们看到他愉快地参加各种工作，包括宣传工作，但他心灵与亲情中受到的创伤却长久无法康复并发展着。我读书时，这些创伤他从不外露，或者即使外露了我们也不懂得去体会。直到后来大学快毕业了才稍稍明白。回想当年，每到放假，宋老师都要去杭州，我至今记得宋老师告诉我他去的那处西子湖畔的地名，而后来他自己却终于告别了那参差十万人家并大病了一场。后来我也原由网才知道，他曾是华师大外语系的学生会主席，其能力、抱负可想而知，而命运弄人，使他飘落此处。
1961年轮到了命运捉弄我，高考时虽然学校和老师都希望我顺利和为校争光，但却迟迟见不到录取通知，第一批、第二批都没有我，直到第三批的末尾，才有一处名不见经传的专科声称将我收入它的麾下，但几个月后又通知，说该学校因经济困难而奉命解散。我平生第一次彻夜未眠，解不出这道题目的答案，直到半年多后知道了分数才悟出问题出在档案袋里。刘富根老师也为我惋惜，引用孟子的那段www.58yuanyou.com话安慰我，还有的老师帮我找工作，却一片凋零，没有工作。我以落难弟子的身份再次走入宋老师的宿舍，他一如既往欢迎我的到来，我已记不得在那一段时间中去过多少次宋老师的房间，以及我在那里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在我记忆中抹不掉的是这样的几件事，一次是新年过后宋老师送给我一本苏联出的日历，每一页都印得非常漂亮，有的是诗歌有的是故事，其中无法忘却的一则故事是《Hy a Hayim》(《需要会教会一切》)。讲述一个父亲让自己的儿子到森林中生活，儿子问如何才能克服困难，父亲说“Hya”会帮助他。当儿子在森林遇到困难时就呼喊Hya，却得不到任何响应。万般无奈的他放弃了呼喊自己动手、动脑，终于克服了困难，当他返家并责问父亲时，父亲呵呵一笑，说果然Hya教会了你。这个故事在我以后的几十年的生涯中，包括在加拿大工作时使我懂得知难而进，学会克服困难。
宋老师送给我的另一本书是一册苏联的自然地理教科书，自以为俄语甚好的我在抛掉中学俄语课本而去读这一新书时，既感到内容新鲜有趣，又被无数的生词困扰，我多次怀疑自己，觉得实在无力读下而去请教宋老师，却每次得到同样的答复：“读下去”。我多次动摇后终于读完了它且获得了读完时的极大喜悦，我懂得了课本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懂得了如何才能学好外语，这种体会后来又促成了我再学英语，为78年读研究生和90年赴北美奠下了基础。还有一次是寒冬之夜，我在宋老师的房间里呆得时间太晚了，正当我已饥肠辘辘之时，宋老师从一个铁罐子里拿出一些小立方体似的食品，说，这是压缩饼干，吃一些吧。1961年，许多一家之内的人都因定量而分餐，学校里不少同学到厨房寻找大师傅扔掉的菜根回来煮后充饥，野菜树叶更是不在话下，而宋老师却将他父母亲给他支撑生命的备用食品给了一个落难的青年。
1962年，当我终于渡过档案危机和选择了天津大学建筑系之后，我向宋老师辞行，并希望得到他的一张留影作为纪念。他翻出他的照片让我挑，我选了一张他在华师大时拍的已经发黄的室外半身照，他在背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作为一个朋友，如果有什么遗憾，供你引为教训吧。”没有任何关于施恩与报答的想法，只有淡淡的苦楚。若干年后我第一次途经上海，就去看望了宋老师的父母，两位白发老人住在阁楼上，战战巍巍，我的到来在他们的寂寞中增添了一点喜悦，十几年了，他们得不到儿子的照应却反要挂念与照应远方的儿子，两代人的劳作有收获吗，我的到来或许是对他们劳作的勉强的慰藉。
耿玉华珍藏了将近60年的朱光亚学生时代的老照片，意气风发。图为1964年5月，正在天津大学建筑系读书时的朱光亚。
2005年，朱光亚与恩师宋福刚在一起。
2016年11月，朱光亚教授在南京赠送给汲中老同学耿玉华、张新凤夫妇一本书，是朱光亚教授在2007年帮助高中恩师宋福刚汇集编印的《岁月回眸-宋福刚回忆录》。
五、百年新题
四十余年过去，那落英缤纷的一页已成往事。顾准说历史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况今日教育的地位及世人的价值观已非昔日可想可论。我自己也比诸多同窗显得幸运，虽然跌宕，日后仍然投身建筑研究，感受着千年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我享受了往日的滋润，也体味着历史的缺损。1990年我倘徉在多伦多那家世界最大的书店中，看到仅道德经的英译本就有三四种之多，惊讶之余，深感学者所言中华文化存亡续绝之题诚非虚言。
卫中行将开始她的第二个纪元，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纪元，是人才竞争的纪元，然知识若无思想只是机器的指令，人才若无创新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若无体魄与斗志，那里比得上机器人。世界上那些在困难后重新挺立并受人类尊敬的民族无不看重历史的训诫，也无不珍惜民族文化的传承，这是他们走向未来的自信与根基。在新的世界中，弘扬民族文化并整合到当代文明的世界体系中固然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学府所能承担，但培养学生的民族脊梁和人类脊梁的意识却是任何一处称得上学府重镇的学校的办学宗旨。
我祝愿卫中开拓新的辉煌。
1960年7月，汲县中学学子的合影照，时代感强。
耿玉华珍藏了将近60年的朱光亚学生时代的老照片和老笔记本，年代性强。图为1964年5月，正在天津大学建筑系读书时的朱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