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

寻常百姓家,烟火稠密处

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

在我眼里一个好的写作者,就像个杂货店主,无需大店面,无需高档货品,无需占据繁华街市,只管开在寻常百姓家,烟火稠密处。消费者跨进小店门原由网槛,可以两腿泥,可以醉醺醺,可以哭啼啼,可以骂咧咧;可以抽着劣质烟,可以剔着牙,可以嚼着最后一口饭,可以大声和谁打着电话;可以用他们粗糙的手,随意触摸你货架上的东西,对着油盐酱醋、烟酒糖茶、肥皂毛巾、碗盘杯盏、牙膏牙刷、鞋垫手套等等,嘟嘟囔囔,挑挑拣拣。他们拎走的是生计,留到你店里的是泥、烟蒂、酒气甚至臭屁。货架的东西可以被他们翻乱,一瓶酱油可以留有五六个人的指纹;而你摆在门口的花盆,也许会被顾客领来的冒失的狗给打翻;你柜台上的秤盘,也许会匍匐着顾客的衣袖携来的一条毛毛虫。所以生意好的杂货店,每天都要重新归置一下货架,补充货品,然后在熄灯时分,倾情打扫一遍店面,等待迎接另一个苦辣酸甜的日子。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源头活水,有这样一爿心灵世界的小杂货店。最初开张的时候,它也许没什么人气,但你捧出的“货品”,因为朴实,因为天原由网然,因为是潮流之外的耐用产品,消费者得到的是干货,所以渐渐成了气候。很多作家的早期作品,正因熏染了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以朴素为天籁,所呈现的作品也就有筋有骨,活色生香,广受欢迎。可当你腰包鼓了,顾客多了之后,容易被成功和利益冲昏了头脑,将店改弦更张,另作他用;或是为了更上层楼,给血液“注水”,盲目扩大店面;更有甚者,以为自己会是文学天地的巴菲特,冒险开分店。要知道富丽堂皇的店面,往往是伪贵族的秀场;而所有的分店,都是主流之下的支流,干涸风险最大。所以有的作家惊艳亮相后,以探索之名,背离初衷,妄自求大,把自己做成一锅夹生饭。写作有野心是对的,但将自己束之高阁的“野心”,离地三千丈,难免缺氧,让作品变得生硬。所以对写作者来说,不要妄想着做大富豪,做个小店主,其文学疆域一样辽阔。也就是说,文学格局的大小,绝不以店的规模来论断。

其实一个小杂货店,能赢得持久人心的就是个“真”字。作品的“真”和货品的“真”一样,是人体的热血造就的,带着经营者的体温和性情,所以一个作家最不可少的,就是造血功能。它强,则作品饱满结实,气象万千;它衰竭,作品就会涣散,失去魂魄。

而一个作家的“热血”又是什么呢?是你对世界的好奇心?对历史无尽的探索欲?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对万事万物的悲悯情怀?对江河与日月的敬畏之心?对高贵灵魂永怀的敬意?对卑微生灵的体恤关爱?对束缚自己的枷锁勇于说不?对一切丑恶敢于拍案?对肉麻的歌颂能常怀警惕之心?对自己的足迹,能够清醒承认哪一步是踉跄的?对别人的成果,能够发现其中哪怕一丝丝你不具备的优点?对历史裂隙处和现实泥淖中,那一张张扭曲的脸孔,能够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眼泪?对五味杂陈的生活,能够做一个公允的见证人和记录者?等等等等。它们似乎让“热血”具有饱和度,但又不绝对。因为写作的绚丽之境,可以是繁华落尽的苍凉,也可以是万籁俱寂的虚无。但这一切的出发地,都是那爿小店。

我喜欢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写作。其实托尔斯泰从出身上,是可以做金碧辉煌的宫殿的殿主的,但他的志趣更喜欢小杂货店。作为法国小说之父的巴尔扎克,他从一个小小的窗口,望见了大千世界,用笔打造了一只他文学海洋的航空母舰,所向披靡。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蒲宁、福克纳、亨利劳森、鲁迅、沈从文等等,都是以小博大的高手。出入这些作家杂货店的,是内心备受煎熬的贵族,是失败的革命者,是破落地主,是让人满怀同情的寡妇和妓女,是蒙冤的囚犯,是放高利贷的嗜血者,是小公务员、农民、淘金工、酒鬼、摆渡人等等。这些人物背后,是战争的硝烟,腐败的权力场,贪婪而愚昧的社会,囚禁人性的牢笼,以及人间无处不在的泥泞。而为人物提供呼吸的,是他们背后的森林草原,是溪流湖泊,是鹅毛大雪和绵绵细雨,是轻轻阳光和溶溶月色。

当然还有一类作家,也是这种写作的成功范例。乔伊斯、卡尔维诺、爱伦坡、加缪、卡夫卡、马尔克斯、萨拉马戈等等,他们从夸张中看合理,从怪诞中洞悉人类的荒诞剧,也极为伟大GqZal。我相信他们身上洋溢着叛逆的热血,不然不会实现艺术的飞升。

我是个影迷,每年奥斯卡入围影片,我大都会找来看看。今年获奖的是韩国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而我更喜欢他的《杀人回忆》。《寄生虫》呈现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阶层的分裂,动机很好,但却生硬。作为电影叙事来说,它缺乏逻辑性。而同时入围的《爱尔兰人》,尽管是类型片,却有催人泪下的表达。而《好莱坞往事》之类的电影,则沦落为一个大杂烩原由网。所以这个时刻,我格外怀念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他的电影不猎奇,不花哨,平凡日常,安然通透,但他所呈现的主题,无论生与死,无论婚姻与爱情,又不可谓不大。近年走红的几部片子,无论中外,似乎都靠罪犯支撑情节推动。喜欢展览鲜血,已成为新的套路。而小津安二郎从不让鲜血四溅,但看了他的片子,你的内心却有滴血的感觉。

我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写作,在创作路上走了快四十年了。我守着的小杂货店,扎根冻土,面向熟悉的城市乡村、山峦田野、江河日月、动物植物。出入我小店的,也多是我熟悉的人物。经营近四十年的小店,如果还有一点人气,仰赖的是我所提供的货品,没有掺假。当然没有掺假的货品,也未必都是上品,但至少是心血之作。

一个作家在文学的海洋中徜徉近四十年,也会有彷徨之时,懈怠之时。而一个小店历经风霜雨雪侵蚀,也许房梁承重力减弱了,窗口歪斜了,门口下沉了,地面凹陷了,那么你要及时修葺,以对历史更透彻的回溯,对现实更深入的体察,对未来更广阔的遐思,以及对审美不懈的追求,不让它扭曲变形甚至坍塌。还有,在一个店里待久了,是否会变得木讷迟钝、僵化保守?所以更要开窗透气,看看日新月异的大千世界,捕捉它的脉搏,你才能与出入的人物无隔阂对话,与他们的欢笑共融,也与他们的叹息合拍。还有你开的一爿小店,也许会遭到无赖的撒泼,遭遇到莫名的棍棒,当你无比委屈时,只要想想这人也许在冷雨中一路走来,脚上也有自己的荆棘,你便能够怜惜地递上一杯热茶。因为没有谁家的店,会是被恶人砸了招牌而倒闭的。大河依然滔滔奔流,高空的云雀也依然歌唱!

一个作家的“身体”失去了“热血”,还剩下什么呢?也许剩下的是一层干涩的皮,还妄想着做月亮的彩衣;也许剩下的是一双空洞的眼睛,还贪恋世俗的狂欢;也许剩下的是凸起的青筋,还想冒充雷电劈向乌云;也许剩下的是双瘦骨嶙峋的手,还做着捧起金碗的黄粱梦;也许剩下的是丧失了语言功能的嘴,还憧憬着浮泛的情话。当然如果一个作家在艺术上向死而生,有大觉悟,也会绝境逢生,给自己打入强心剂,演绎文学传奇。如同福克纳的《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那干枯的尸体旁的一缕“长长的铁灰色头发”,在腐败的气息中,告诉我们岁月和婚姻的真相,告诉我们爱情的相守,有多挣扎和艰难!

哦,当一个作家丧失了“热血”,还可能变成一个耽于说俏皮话的饶舌者,对什么都敢张大嘴巴评头品足,再没有驰骋于创作疆场的霸气,成为一个只会写创作谈的家伙,所以我还是少说多做,赶紧打住吧——俺家的杂货店也来人了。

访谈:

在写作上,我是个不知疲惫的旅人

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

迟子建,1964年生于黑龙江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荷兰文等海外译本。

一个作家应该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

柏琳:我看你在《候鸟的勇敢》之后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自己的创作有越来越多的能量,还有很多想写的内容。从产量和写作耐力上看,你看上去像是保持了一种旺盛而匀速的前进姿态,但从你说的话看,似乎更好的作品还在路上,也许人当“不毁少作”(或曰“不悔少作”也可以?)你如何看待自己从前的作品?非要比较的话,是否存在某几个让自己满意的写作峰值?

迟子建:在写作上,我是个不知疲惫的旅人,但我的状态又是你所形容的那样,节拍不快不慢,匀速前进,这比较符合我的性格,而这也是中年之后写作的最佳速率。初学写作时,我可以利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一夜不睡,写出个万字短篇,那时体力充沛。而现在即便是写一个短篇,至少也要花掉十天八天的时间。

关于写作能量,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矿藏,我自己的矿藏里还埋藏着哪些有待挖掘的宝贝,无须探测,自己最清楚。当然,不断挖掘,也是对自己已有成果的不满足,寄希望于下一部作品能做得更好一些。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该有的作品,所以我对过去三十多年的作品,总体是满意的。

柏琳:对你来说,理想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在三十多年写作中,你是否失去过写作的感觉?

迟子建:理想的写作状态,就是你在写作时,即便在黑夜,也感觉背后有光;而你在完成作品时,与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不忍告别的感觉。三十多年来,写作特别不在状态的时候极少,因为我不会在不在状态时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而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写作是没有缺憾的。即便正在写作状态中,作品也依然不是完美的。

柏琳:在写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时,你曾写到动情处晕厥过去,非常伤神。你觉得自己是个过于用力的作家吗?你的日常写作习惯是怎样的?

迟子建:写作《群山之巅》时出现的状况,在我的写作历程中,仅此一例。就是写作近七十万字的《伪满洲国》,我也没有身心俱疲之感。现在想来,这部作品的文本,以及我采用的“倒叙中的倒叙”的形式,是比较“烧脑”的。我年轻时喜欢夜里写作,窗帘一拉,能感觉到手握着笔,在纸上起舞的那种曼妙感觉。进入中年以后,晚上极少写作。白天的写作就像一场足球赛,分上下半场,上午一两个小时、下午一两个小时,晚上用来读书。当然,小说写得特别畅快时,也难免在晚上来个“加时赛”,但是极少。

柏琳: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与自我搏斗,和自己形成的风格搏斗。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迟子建:我很欣赏你的这种说法,因为我曾说过,一个作家,应该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在写作三十多年后,打破艺术思维中惯性的东西,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哪怕会有批评的声音,或者是丧失一小部分读者,都是值得的。

柏琳:在写作中,你是否经历过和自己的搏斗?请和我们分享一个你和自我搏斗的例子,你如何突破自己的限度或者克服自己的障碍。

迟子建:记忆最深的应该是1998年开始写作的《伪满洲国》,这部小说涉及到伪满时期的皇宫贵族、贩夫走卒等。这里有弹棉花的、开当铺的、做店小二的、当土匪的、做教师的、沿街乞讨的、英勇抗日的、沦为汉奸的等等,我提到的这些人,都是中国人。而那段历史,离不开日本人。

如何塑造日本人,对我是个挑战。在小说中,我刻画了几个个性复杂的日本人,羽田,一个厌战的军官;中村正保,一个随开拓团来到中国的善良的农民,以及在细菌部队做人体试验的军医北野南次郎。当侵略战争让一些人沦为机器、嗜血成性时,另一些人却在血光中看见了自己孤独的影子,以及没有未来的生活。那种被战争裹挟的失去青春和归途的感觉,是悲凉的。我在小说中,尽量克制主观情绪,客观描述这场战争中非正义一方的无辜者,写出他们复杂的人性,战争的残酷性也就凸显了。

柏琳:中国古典文论向来讲究“文如其人”,注重作家和作品的性情统一,你的作品就透露出一种仁慈、温情、干净而哀愁的个体精神气质。然而某种层面上,“文人不一”的现象也不少见,比如奈保尔,作品一流,人却是恶棍。你如何看待“人渣作家”和“一流作品”在同一个作家身上的矛盾共生关系?

迟子建:其实不需要回望那些外国文学史中的大师,单说我们,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屈原和司马迁一类的作家,他们的悲剧遭遇和人格力量,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具光辉,可以说与作品高度统一。可是文学史中也有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不错,可他们的人格不敢恭维,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作家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应该看重的还是创造的结果。但也必须说明,把你所说的这两类作家的文本做个比较,总会发现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作家,作品的气质还是高出一筹,比如鲁迅先生。

柏琳:你所看重的作家品质是什么?

迟子建:朴素,慈悲。

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的生活焕发出某种诗意

柏琳:你曾谈过俄罗斯自然文学对你的影响,比如拉斯普京的作品。可能是东北离俄国比较近的缘故,我也能从你的作品中嗅出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清新气味。俄国文学是否影响了你的写作观念?或者,俄国文学版图中其他作家对你的精神启示是什么?

迟子建:我最早很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其后接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纳博科夫、蒲宁、帕斯捷尔纳克、拉斯普京、索尔仁尼琴等等大师的作品,曾写过一篇散文《那些不死的魂灵啊》,谈的就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西伯利亚与我的生长地,隔江相望,所以俄罗斯作家笔下的森林和草原以及活动其中的人,对我有天然的吸引力。这些作家同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背负苦难,但理想之光从未泯灭,有一种不屈的气质,像是青铜锻造的。

柏琳:你曾说自己读完米兰昆德拉和D.H.劳伦斯等人的作品,不是很喜欢,于是决定继续追踪自己喜欢的作品。那么后来你都去追踪什么作品了?这个阅读的版图是否发生过变化?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作品不能打动你的原因又是什么?

迟子建:昆德拉和劳伦斯,是我三十年前在鲁迅文学院所接触的热点外国文学作家,他们创作的姿态,尤其是打破艺术禁忌的勇气,值得肯定。我之所以直到今天也不是特别推崇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在我前述的俄罗斯文学作家面前,我更认同那些作家。

阅读视野总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有变化,仅从欧洲版图来看,除了依旧喜欢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福楼拜、雨果、巴尔扎克、歌德、狄更斯、汉姆生、卡夫卡、加缪、卡尔维诺等巨匠,还有捷克的赫拉巴尔、波兰的舒尔茨、英国的多丽丝莱辛,以及前南斯拉夫的伊沃安德里奇。

柏琳:关于80www.58yuanyou.com年代的先锋文学热潮,当时是伴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西方作家进入中国同步进行的。中国的先锋文学写作潮流,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这种阅读潮流的模仿和致敬,但你表达过一种“反技”的先锋文学之外的写作姿态,那么文学的技巧(形式),在你的写作观念里,它和主题(精神)的重要性等级是怎样的?

迟子建:我并不是说小说不需要技巧啊。 作家就像淘金工,没有“技”,没有艺术的“慧眼和慧心”,怎么去沙取金建构小说?但这个“技”,应该是水到渠成的,而不是刻意为之。每部作品,都有多种表达方式,作家要做的,是选择其中最恰当的适合你这个素材的方式构建小说,这也是技术。没有技术,等于演员失去了舞台,谁能在空中表演呢?可是仅仅有舞台,没有灵魂人物,这个舞台也是死寂的。

柏琳:一部优秀的小说,你看重的品质是什么?你所钟爱的小说需要有怎样的质地?

迟子建:首先它应该跟好作家的气质一样,要朴素,而真实(生活和艺术的双重真实)是朴素的最不可或缺的条件;其次,作品要有气韵。生活是变幻莫测的,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的生活焕发出某种诗意,能使作家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和永不褪色的童心,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个作家最应具备的素质。

我的笔触更多地触及乡土

柏琳:故乡东北的黑土地是你作品灵感的源泉,当然你也有脱离这块“乡土”的作品,比如转向都市生活题材的《晚安玫瑰》,但被很多读者认为这种写作“少了迟子建的味道”,变得不从容,有了束缚和紧张感,“个人特色没有了”,你如何评价自己那些“脱离黑土地”的作品?

迟子建:首先我得说,黑土地当然也包括了城市。其实我2000年出版的个人重要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其中一半的篇幅就是城市书写。新京、奉天、哈尔滨,是《伪满洲国》中主要的三个故事发生地。《晚安玫瑰》写的是犹太人在哈尔滨的遭遇,自然也算黑土地作品。只不过我的读者习惯了我的笔触及他们认定的“乡土”,所以对它产生了不适应感。我还有一部长篇《白雪乌鸦》,写的是清王朝末年哈尔滨的大鼠疫,我搭建了一座一百年前的哈尔滨旧城,写得很投入。

柏琳:你认为对黑土地的书写也包括城市书写。然而,黑土地上既然包括乡土和城市两个维度,必然在书写时会有不同的呈现。就你的理解而言,在书写东北这块黑土地时,在乡土和城市的两个维度,侧重点各自是什么?

迟子建:人和景物,要高度相融,如果人物游离于景物之外,或是景物凌驾于人物之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书写,都不可避免地涣散。

柏琳:无论是乡土漠河还是城市哈尔滨,你常年生活在东北,《候鸟的勇敢》故事背景依然是北国。新世纪近二十年来,就你观察而言,东北的社会样态发生了什么变化或断裂吗?

迟子建:中国所经历的变化,当然也就是东北所经历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是新中国发展的铺路石,起着重要作用。这里的粮食、森林、煤炭、石油、制造业,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哪一样缺得了他们?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真正接轨,激发了内生动力,使经济腾飞。可是东北在全国性的起跑中,却落在后面。这里原因很多,东北是老工业基地,面临的转型更为艰难,再加上关外是苦寒之地,交通相比不那么发达,以及人们还没有自觉地把自己推上市场和潮流的强烈意识,造成了如今的东北相较于南方发达省份,在漩涡中打转,人才外流严重。

从文学意义来说,没有谁不是小人物

柏琳:在小说中,你的语言总带着鲜活、生动而质朴的民间气息,我特别好奇你获取小说素材的方法,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等作品的写作,你扎根民间的方法是什么?

迟子建:我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对生活中的好与不好,都会拥抱,都能接受,这使得你的艺术神经,始终处于敏感状态。小说,说穿了是靠一个一个的细节来构建的,而没有生活的原声底色,细节不生动,没有立体感,作品也就失去了生机。至于我的秘诀,这个实在难谈,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观察生活的独家秘笈。

柏琳:“底层文学”近年来十分热闹,但也存在诸多争议,你的小说其实更多都在“底层”打滚,你认为,怎样的“底层写作”才不会给人带来伪善、贩卖苦难、隔膜等负面印象?

迟子建:如果说底层,是否有高层?从众生平等的角度来说,小说无论涉及到哪个层面,都是人间,都是生活,都是苦与乐。比如我写作《满洲国》,里面少不了溥仪,少不了抗日英雄,那么我写他们,采用的是写小人物的笔法,写他们的日常性,所以从文学意义来说,没有谁不是小人物。

柏琳:你曾说喜欢《金瓶梅》“对市井生活风情民俗和语言的那种老到、平白”,也说“明清小说是追求一种民间野史类的写法,但不同于现在的民间文学”,可以具体谈谈你感受到的明清小说“民间野史”的写法是什么吗?

迟子建:《金瓶梅》对市井生活的描写,确实精准而高超。《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尤其注重传奇,它的艺术形象,无疑来源于民间。这类小说容易将人“异化”,或为神,或为妖,或半神半妖,是另一种景象的“人间”,所以尽管在表现形式上中规中矩,在艺术上却是天马行空,因而成为经典。

柏琳:《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北极村童话》等小说,我认为其中也隐含着一种“风俗史”的民间野史的写作风骨,请谈谈你自己的“民间野史”的写作趣味。

迟子建:风俗在小说中,很像中国画中的留白,看似虚空,没有具体指向,实则是小说意境表达的砝码之一。拿沈从文和萧红的小说做个比较,你会从风俗中发现,如果没有这样的“砝码”,小说就失去了魂魄和韵味。如果把《边城》中的风俗描写或者《呼兰河传》的风俗描写剔除掉,这两部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将失去光彩。

此为节选版本

完整访谈发表于《青年作家》2019年第03期纸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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