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

日期：2024-02-22 04:08:57 栏目：诗词文章浏览：537次来源：原由网梦翔优课侧边栏

寻常百姓家，烟火稠密处

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

在我眼里一个好的写作者，就像个杂货店主，无需大店面，无需高档货品，无需占据繁华街市，只管开在寻常百姓家，烟火稠密处。消费者跨进小店门槛，可以两腿泥，可以醉醺醺，可以哭啼啼，可以骂咧咧；可以抽着劣质烟，可以剔着牙，可以嚼着最后一口饭，可以大声和谁打着电话；可以用他们粗糙的手，随意触摸你货架上的东西，对着油盐酱醋、烟酒糖茶、肥皂毛巾、碗盘杯盏、牙膏牙刷、鞋垫手套等等，嘟嘟囔囔，挑挑拣拣。他们拎走的是生计，留到你店里的是泥、烟蒂、酒气甚至臭屁。货架的东西可以被他们翻乱，一瓶酱油可以留有五六个人的指纹；而你摆在门口的花盆，也许会被顾客领来的冒失的狗给打翻；你柜台上的秤盘，也许会匍匐着顾客的衣袖携来的一条毛毛虫。所以生意好的杂货店，每天都要重新归置一下货架，补充货品，然后在熄灯时分，倾情打扫一遍店面，等待迎接另一个苦辣酸甜的日子。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源头活水，有这样一爿心灵世界的小杂货店。最初开张的时候，它也许没什么人气，但你捧出的“货品”，因为朴实，因为天然，因为是潮流之外的耐用产品，消费者得到的是干货，所以渐渐成了气候。很多作家的早期作品，正因熏染了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以朴素为天籁，所呈现的作品也就有筋有骨，活色生香，广受欢迎。可当你腰包鼓了，顾客多了之后，容易被成功和利益冲昏了头脑，将店改弦更张，另作他用；或是为了更上层楼，给血液“注水”，盲目扩大店面；更有甚者，以为自己会是文学天地的巴菲特，冒险开分店。要知道富丽堂皇的店面，往往是伪贵族的秀场；而所有的分店，都是主流之下的支流，干涸风险最大。所以有的作家惊艳亮相后，以探索之名，背离初衷，妄自求大，把自己做成一锅夹生饭。写作有野心是对的，但将自己束之高阁的“野心”，离地三千丈，难免缺氧，让作品变得生硬。所以对写作者来说，不要妄想着做大富豪，做个小店主，其文学疆域一样辽阔。也就是说，文学格局的大小，绝不以店的规模来论断。

其实一个小杂货店，能赢得持久人心的就是个“真”字。原由网作品的“真”和货品的“真”一样，是人体的热血造就的，带着经营者的体温和性情，所以一个作家最不可少的，就是造血功能。它强，则作品饱满结实，气象万千；它衰竭，作品就会涣散，失去魂魄。

而一个作家的“热血”又是什么呢？是你对世界的好奇心？对历史无尽的探索欲？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对万事万物的悲悯情怀？对江河与日月的敬畏之心？对高贵灵魂永怀的敬意？对卑微生灵的体恤关爱？对束缚自己的枷锁勇于说不？对一切丑恶敢于拍案？对肉麻的歌颂能常怀警惕之心？对自己的足迹，能够清醒承认哪一步是踉跄的？对别人的成果，能够发现其中哪怕一丝丝你不具备的优点？对历史裂隙处和现实泥淖中，那一张张扭曲的脸孔，能够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眼泪？对五味杂陈的生活，能够做一个公允的见证人和记录者？等等等等。它们似乎让“热血”具有饱和度，但又不绝对。因为写作的绚丽之境，可以是繁华落尽的苍凉，也可以是万籁俱寂的虚无。但这一切的出发地，都是那爿小店。

我喜欢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写作。其实托尔斯泰从出身上，是可以做金碧辉煌的宫殿的殿主的，但他的志趣更喜欢小杂货店。作为法国小说之父的巴尔扎克，他从一个小小的窗口，望见了大千世界，用笔打造了一只他文学海洋的航空母舰，所向披靡。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蒲宁、福克纳、亨利劳森、鲁迅、沈从文等等，都是以小博大的高手。出入这些作家杂货店的，是内心备受煎熬的贵族，是失败的革命者，是破落地主，是让人满怀同情的寡妇和妓女，是蒙冤的囚犯，是放高利贷的嗜血者，是小公务员、农民、淘金工、酒鬼、摆渡人等等。这些人物背后，是战争的硝烟，腐败的权力场，贪婪而愚昧的社会，囚禁人性的牢笼，以及人间无处不在的泥uScooKL泞。而为人物提供呼吸的，是他们背后的森林草原，是溪流湖泊，是鹅毛大雪和绵绵细雨，是轻轻阳光和溶溶月色。

当然还有一类作家，也是这种写作的成功范例。乔伊斯、卡尔维诺、爱伦坡、加缪、卡夫卡、马尔克斯、萨拉马戈等等，他们从夸张中看合理，从怪诞中洞悉人类的荒诞剧，也极为伟大。我相信他们身上洋溢着叛逆的热血，不然不会实现艺术的飞升。

我是个影迷，每年奥斯卡入围影片，我大都会找来看看。今年获奖的是韩国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而我更喜欢他的《杀人回忆》。《寄生虫》呈现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阶层的分裂，动机很好，但却生硬。作为电影叙事来说，它缺乏逻辑性。而同时入围的《爱尔兰人》，尽管是类型片，却有催人泪下的表达。而《好莱坞往事》之类的电影，则沦落为一个大杂烩。所以这个时刻，我格外怀念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他的电影不猎奇，不花哨，平凡日常，安然通透，但他所呈现的主题，无论生与死，无论婚姻与爱情，又不可谓不大。近年走红的几部片子，无论中外，似乎都靠罪犯支撑情节推动。喜欢展览鲜血，已成为新的套路。而小津安二郎从不让鲜血四溅，但看了他的片子，你的内心却有滴血的感觉。

我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写作，在创作路上走了快四十年了。我守着的小杂货店，扎根冻土，面向熟悉的城市乡村、山峦田野、江河日月、动物植物。出入我小店的，也多是我熟悉的人物。经营近四十年的小店，如果还有一点人气，仰赖的是我所提供的货品，没有掺假。当然没有掺假的货品，也未必都是上品，但至少是心血之作。

一个作家在文学的海洋中徜徉近四十年，也会有彷徨之时，懈怠之时。而一个小店历经风霜雨雪侵蚀，也许房梁承重力减弱了，窗口歪斜了，门口下沉了，地面凹陷了，那么你要及时修葺，以对历史更透彻的回溯，对现实更深入的体察，对未来更广阔的遐思，以及对审美不懈的追求，不让它扭曲变形甚至坍塌。还有，在一个店里待久了，是否会变得木讷迟钝、僵化保守？所以更要开窗透气，看看日新月异的大千世界，捕捉它的脉搏，你才能与出入的人物无隔阂对话，与他们的欢笑共融，也与他们的叹息合拍。还有你开的一爿小店，也许会遭到无赖的撒泼，遭遇到莫名的棍棒，当你无比委屈时，只要想想这人也许在冷雨中一路走来，脚上也有自己的荆棘，你便能够怜惜地递上一杯热茶。因为没有谁家的店，会是被恶人砸了招牌而倒闭的。大河依然滔滔奔流，高空的云雀也依然歌唱！

一个作家的“身体”失去了“热血”，还剩下什么呢？也许剩下的是一层干涩的皮，还妄想着做月亮的彩衣；也许剩下的是一双空洞的眼睛，还贪恋世俗的狂欢；也许剩下的是凸起的青筋，还想冒充雷电劈向乌云；也许剩下的是双瘦骨嶙峋的手，还做着捧起金碗的黄粱梦；也许剩下的是丧失了语言功能的嘴，还憧憬着浮泛的情话。当然如果一个作家在艺术上向死而生，有大觉悟，也会绝境逢生，给自己打入强心剂，演绎文学传奇。如同福克纳的《纪念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那干枯的尸体旁的一缕“长长的铁灰色头发”，在腐败的气息中，告诉我们岁月和婚姻的真相，告诉我们爱情的相守，有多挣扎和艰难！

哦，当一个作家丧失了“热血”，还可能变成一个耽于说俏皮话的饶舌者，对什么都敢张大嘴巴评头品足，再没有驰骋于创作疆场的霸气，成为一个只会写创作谈的家伙，所以我还是少说多做，赶紧打住吧——俺www.58yuanyou.com家的杂货店也来人了。

访谈：

在写作上，我是个不知疲惫的旅人

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

迟子建，1964年生于黑龙江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荷兰文等海外译本。

一个作家应该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

柏琳：我看你在《候鸟的勇敢》之后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自己的创作有越来越多的能量，还有很多想写的内容。从产量和写作耐力上看，你看上去像是保持了一种旺盛而匀速的前进姿态，但从你说的话看，似乎更好的作品还在路上，也许人当“不毁少作”（或曰“不悔少作”也可以？）你如何看待自己从前的作品？非要比较的话，是否存在某几个让自己满意的写作峰值？

迟子建：在写作上，我是个不知疲惫的旅人，但我的状态又是你所形容的那样，节拍不快不慢，匀速前进，这比较符合我的性格，而这也是中年之后写作的最佳速率。初学写作时，我可以利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一夜不睡，写出个万字短篇，那时体力充沛。而现在即便是写一个短篇，至少也要花掉十天八天的时间。

关于写作能量，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矿藏，我自己的矿藏里还埋藏着哪些有待挖掘的宝贝，无须探测，自己最清楚。当然，不断挖掘，也是对自己已有成果的不满足，寄希望于下一部作品能做得更好一些。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该有的作品，所以我对过去三十多年的作品，总体是满意的。

柏琳：对你来说，理想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在三十多年写作中，你是否失去过写作的感觉？

迟子建：理想的写作状态，就是你在写作时，即便在黑夜，也感觉背后有光；而你在完成作品时，与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不忍告别的感觉。三十多年来，写作特别不在状态的时候极少，因为我不会在不在状态时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而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写作是没有缺憾的。即便正在写作状态中，作品也依然不是完美的。

柏琳：在写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时，你曾写到动情处晕厥过去，非常伤神。你觉得自己是个过于用力的作家吗？你的日常写作习惯是怎样的？

迟子建：写作《群山之巅》时出现的状况，在我的写作历程中，仅此一例。就是写作近七十万字的《伪满洲国》，我也没有身心俱疲之感。现在想来，这部作品的文本，以及我采用的“倒叙中的倒叙”的形式，是比较“烧脑”的。我年轻时喜欢夜里写作，窗帘一拉，能感觉到手握着笔，在纸上起舞的那种曼妙感觉。进入中年以后，晚上极少写作。白天的写作就像一场足球赛，分上下半场，上午一两个小时、下午一两个小时，晚上用来读书。当然，小说写得特别畅快时，也难免在晚上来个“加时赛”，但是极少。

柏琳：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与自我搏斗，和自己形成的风格搏斗。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迟子建：我很欣赏你的这种说法，因为我曾说过，一个作家，应该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在写原由网作三十多年后，打破艺术思维中惯性的东西，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哪怕会有批评的声音，或者是丧失一小部分读者，都是值得的。

柏琳：在写作中，你是否经历过和自己的搏斗？请和我们分享一个你和自我搏斗的例子，你如何突破自己的限度或者克服自己的障碍。

迟子原由网建：记忆最深的应该是1998年开始写作的《伪满洲国》，这部小说涉及到伪满时期的皇宫贵族、贩夫走卒等。这里有弹棉花的、开当铺的、做店小二的、当土匪的、做教师的、沿街乞讨的、英勇抗日的、沦为汉奸的等等，我提到的这些人，都是中国人。而那段历史，离不开日本人。

如何塑造日本人，对我是个挑战。在小说中，我刻画了几个个性复杂的日本人，羽田，一个厌战的军官；中村正保，一个随开拓团来到中国的善良的农民，以及在细菌部队做人体试验的军医北野南次郎。当侵略战争让一些人沦为机器、嗜血成性时，另一些人却在血光中看见了自己孤独的影子，以及没有未来的生活。那种被战争裹挟的失去青春和归途的感觉，是悲凉的。我在小说中，尽量克制主观情绪，客观描述这场战争中非正义一方的无辜者，写出他们复杂的人性，战争的残酷性也就凸显了。

柏琳：中国古典文论向来讲究“文如其人”，注重作家和作品的性情统一，你的作品就透露出一种仁慈、温情、干净而哀愁的个体精神气质。然而某种层面上，“文人不一”的现象也不少见，比如奈保尔，作品一流，人却是恶棍。你如何看待“人渣作家”和“一流作品”在同一个作家身上的矛盾共生关系？

迟子建：其实不需要回望那些外国文学史中的大师，单说我们，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屈原和司马迁一类的作家，他们的悲剧遭遇和人格力量，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具光辉，可以说与作品高度统一。可是文学史中也有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不错，可他们的人格不敢恭维，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作家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应该看重的还是创造的结果。但也必须说明，把你所说的这两类作家的文本做个比较，总会发现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作家，作品的气质还是高出一筹，比如鲁迅先生。

柏琳：你所看重的作家品质是什么？

迟子建：朴素，慈悲。

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的生活焕发出某种诗意

柏琳：你曾谈过俄罗斯自然文学对你的影响，比如拉斯普京的作品。可能是东北离俄国比较近的缘故，我也能从你的作品中嗅出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清新气味。俄国文学是否影响了你的写作观念？或者，俄国文学版图中其他作家对你的精神启示是什么？

迟子建：我最早很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其后接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纳博科夫、蒲宁、帕斯捷尔纳克、拉斯普京、索尔仁尼琴等等大师的作品，曾写过一篇散文《那些不死的魂灵啊》，谈的就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西伯利亚与我的生长地，隔江相望，所以俄罗斯作家笔下的森林和草原以及活动其中的人，对我有天然的吸引力。这些作家同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背负苦难，但理想之光从未泯灭，有一种不屈的气质，像是青铜锻造的。

柏琳：你曾说自己读完米兰昆德拉和D.H.劳伦斯等人的作品，不是很喜欢，于是决定继续追踪自己喜欢的作品。那么后来你都去追踪什么作品了？这个阅读的版图是否发生过变化？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作品不能打动你的原因又是什么？

迟子建：昆德拉和劳伦斯，是我三十年前在鲁迅文学院所接触的热点外国文学作家，他们创作的姿态，尤其是打破艺术禁忌的勇气，值得肯定。我之所以直到今天也不是特别推崇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在我前述的俄罗斯文学作家面前，我更认同那些作家。

阅读视野总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有变化，仅从欧洲版图来看，除了依旧喜欢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福楼拜、雨果、巴尔扎克、歌德、狄更斯、汉姆生、卡夫卡、加缪、卡尔维诺等巨匠，还有捷克的赫拉巴尔、波兰的舒尔茨、英国的多丽丝莱辛，以及前南斯拉夫的伊沃安德里奇。

柏琳：关于80年代的先锋文学热潮，当时是伴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西方作家进入中国同步进行的。中国的先锋文学写作潮流，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这种阅读潮流的模仿和致敬，但你表达过一种“反技”的先锋文学之外的写作姿态，那么文学的技巧（形式），在你的写作观念里，它和主题（精神）的重要性等级是怎样的？

迟子建：我并不是说小说不需要技巧啊。 作家就像淘金工，没有“技”，没有艺术的“慧眼和慧心”，怎么去沙取金建构小说？但这个“技”，应该是水到渠成的，而不是刻意为之。每部作品，都有多种表达方式，作家要做的，是选择其中最恰当的适合你这个素材的方式构建小说，这也是技术。没有技术，等于演员失去了舞台，谁能在空中表演呢？可是仅仅有舞台，没有灵魂人物，这个舞台也是死寂的。

柏琳：一部优秀的小说，你看重的品质是什么？你所钟爱的小说需要有怎样的质地？

迟子建：首先它应该跟好作家的气质一样，要朴素，而真实（生活和艺术的双重真实）是朴素的最不可或缺的条件；其次，作品要有气韵。生活是变幻莫测的，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的生活焕发出某种诗意，能使作家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和永不褪色的童心，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个作家最应具备的素质。

我的笔触更多地触及乡土

柏琳：故乡东北的黑土地是你作品灵感的源泉，当然你也有脱离这块“乡土”的作品，比如转向都市生活题材的《晚安玫瑰》，但被很多读者认为这种写作“少了迟子建的味道”，变得不从容，有了束缚和紧张感，“个人特色没有了”，你如何评价自己那些“脱离黑土地”的作品？

迟子建：首先我得说，黑土地当然也包括了城市。其实我2000年出版的个人重要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其中一半的篇幅就是城市书写。新京、奉天、哈尔滨，是《伪满洲国》中主要的三个故事发生地。《晚安玫瑰》写的是犹太人在哈尔滨的遭遇，自然也算黑土地作品。只不过我的读者习惯了我的笔触及他们认定的“乡土”，所以对它产生了不适应感。我还有一部长篇《白雪乌鸦》，写的是清王朝末年哈尔滨的大鼠疫，我搭建了一座一百年前的哈尔滨旧城，写得很投入。

柏琳：你认为对黑土地的书写也包括城市书写。然而，黑土地上既然包括乡土和城市两个维度，必然在书写时会有不同的呈现。就你的理解而言，在书写东北这块黑土地时，在乡土和城市的两个维度，侧重点各自是什么？

迟子建：人和景物，要高度相融，如果人物游离于景物之外，或是景物凌驾于人物之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书写，都不可避免地涣散。

柏琳：无论是乡土漠河还是城市哈尔滨，你常年生活在东北，《候鸟的勇敢》故事背景依然是北国。新世纪近二十年来，就你观察而言，东北的社会样态发生了什么变化或断裂吗？

迟子建：中国所经历的变化，当然也就是东北所经历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是新中国发展的铺路石，起着重要作用。这里的粮食、森林、煤炭、石油、制造业，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哪一样缺得了他们？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真正接轨，激发了内生动力，使经济腾飞。可是东北在全国性的起跑中，却落在后面。这里原因很多，东北是老工业基地，面临的转型更为艰难，再加上关外是苦寒之地，交通相比不那么发达，以及人们还没有自觉地把自己推上市场和潮流的强烈意识，造成了如今的东北相较于南方发达省份，在漩涡中打转，人才外流严重。

从文学意义来说，没有谁不是小人物

柏琳：在小说中，你的语言总带着鲜活、生动而质朴的民间气息，我特别好奇你获取小说素材的方法，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等作品的写作，你扎根民间的方法是什么？

迟子建：我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对生活中的好与不好，都会拥抱，都能接受，这使得你的艺术神经，始终处于敏感状态。小说，说穿了是靠一个一个的细节来构建的，而没有生活的原声底色，细节不生动，没有立体感，作品也就失去了生机。至于我的秘诀，这个实在难谈，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观察生活的独家秘笈。

柏琳：“底层文学”近年来十分热闹，但也存在诸多争议，你的小说其实更多都在“底层”打滚，你认为，怎样的“底层写作”才不会给人带来伪善、贩卖苦难、隔膜等负面印象？

迟子建：如果说底层，是否有高层？从众生平等的角度来说，小说无论涉及到哪个层面，都是人间，都是生活，都是苦与乐。比如我写作《满洲国》，里面少不了溥仪，少不了抗日英雄，那么我写他们，采用的是写小人物的笔法，写他们的日常性，所以从文学意义来说，没有谁不是小人物。

柏琳：你曾说喜欢《金瓶梅》“对市井生活风情民俗和语言的那种老到、平白”，也说“明清小说是追求一种民间野史类的写法，但不同于现在的民间文学”，可以具体谈谈你感受到的明清小说“民间野史”的写法是什么吗？

迟子建：《金瓶梅》对市井生活的描写，确实精准而高超。《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尤其注重传奇，它的艺术形象，无疑来源于民间。这类小说容易将人“异化”，或为神，或为妖，或半神半妖，是另一种景象的“人间”，所以尽管在表现形式上中规中矩，在艺术上却是天马行空，因而成为经典。

柏琳：《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北极村童话》等小说，我认为其中也隐含着一种“风俗史”的民间野史的写作风骨，请谈谈你自己的“民间野史”的写作趣味。

迟子建：风俗在小说中，很像中国画中的留白，看似虚空，没有具体指向，实则是小说意境表达的砝码之一。拿沈从文和萧红的小说做个比较，你会从风俗中发现，如果没有这样的“砝码”，小说就失去了魂魄和韵味。如果把《边城》中的风俗描写或者《呼兰河传》的风俗描写剔除掉，这两部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将失去光彩。

此为节选版本

完整访谈发表于《青年作家》2019年第03期纸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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