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风来，文化生活西湖开。可能是因为正在疏浚西湖的原因，这一年当代日报文化生活副刊上跟西湖沾点边的文字多了起来，先是有一位叫田宿繁(一开始写作“田宿蘩”)的作者开设了一个“读画杂感”的专栏，到4月10日已经刊发到第五篇了，这一篇便是《从“西湖图”说起》，文章写道——
西湖是美丽的，尤其在春天。
对于西湖，历代很多诗人和画家曾经为她化过不知多少时间与精力。西湖的全貌，甚至每个角落，都被描画过，赞美过。在雨中、雪中，在早晨、黄昏原由网，在春天、夏天……每个瞬间的面貌，都被颂扬过。西湖，真是个描写不尽的题材。
而这篇文章实际是讲一幅摹宋代画家李嵩所作的“西湖图”，李嵩及宋画，在今天已经是热门话题了，但在1954年，也绝不冷门，因为通过他的画，可以看到近八百年前的西湖风光，正如我们谈当年的副刊，可以了解60多年前杭州的人文风光。隔了些天，这位作者又发表作了《“西湖如画”说》《“望山桥畔柳如烟”》等文，仍然是读画杂感，仍然从西湖说起,另外还有王伯敏的《西湖的石窟艺术》一文，也是四月份刊出。
与此同时，副刊上还出现了一位叫作王诰的作者，他写作了《西湖——祖国的一颗明珠》《白居易与西湖》《苏东坡与西湖》《陆游和西湖》等文章，特别是那几篇名人与西湖的文章，基本材料是我们熟悉的，但插画颇有古意，其中苏东坡像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幅，而白居易则用了泥塑作品，是他读诗给老太太听的画面，这是比较接地气的，那大概已经开始用上阶级分析的方法了。
不仅如此，当时就连“学习生活”的版面上也发表《西湖之游》的文章，文章说：
“从前的人，每每把西湖比来比去，原由网有的比美人、有的比隐士，有的还比为名妓。这些，都是剥削阶级的看法，去它的吧！
而我们可不是这样了。我们通过欣赏西湖的风景，可以进一步感到祖国的伟大可爱。
西湖灵秀的山水，是伟大祖国的一部分。当我们踏上湖滨柔软如菌的草坪，当我们望见群山一片新绿的林木，当我们徜徉于湖上，放情歌唱的时候，我们就能从心底里感到祖国的和平美丽，激发起无限的爱祖国的热情。”
这大概能让人明白，为什么副刊上的湖光山色多了起来。
后来我们老听到这么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说实在我吃不消评议这句话，但是1954年的副刊，民间故事也是经常要刊登的。有的是苏联的民间故事，且同时能让人眼睛一亮的，却是在有一天，那一天是1954的4月22日，这一天的副刊版面刊发了两篇文章，几乎就占了半个版，一篇叫《莎士比亚诞生三百九十周年》，全文有两千五百多字，一篇叫《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两首》（方平译），且还上了一张莎翁的画像。那篇讲“诞生”的文章，一上来就拿马克思说事，说有一天马克思的女儿问父亲：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老马回答说是莎士比亚、席勒和歌德。这就好了，就有保险系数了。三个fNCDB月之后的七月十日，副刊上又刊发了一名叫江彦//www.58yuanyou.com钧的“读者的话”（当时也有这个栏目），题目叫《希望文化部门以多种方式来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这位读者说他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平时喜欢看像“刘胡兰”“太阳照耀在桑干河上”“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牛虻”等作品，而且平时也经常有相同爱好者在交流阅读心得。为了培养广大青年群众文艺爱好者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提高欣赏能力与扩大文学作品的积极影响，这位读者提出了以下看法：
“我希望省、市的文化主管部门、文艺团体和文艺杂志编辑部等，能利用假日多举行一些文艺讲座、文学作品报告会、座谈会、朗诵会等等，并可结合一些作家纪念日举行专门的纪念会，介绍作家的生平和作品，或者举行展览会、演出有关的戏剧”，但是很遗憾，“今年，许多地区都举行了莎士比亚、德沃夏克和格林卡的纪念会，但是，杭州却什么也不曾举行，当然，我不大了解有关方面的是否有具体困难，但我总这样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由这位读者的话，我理解的用“多种方式来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就不只是读《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就够了，包括要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甚至是观摩他的戏剧作品，这是1954年的副刊透露给我们的一个强烈的信号。这种信号用读者来信的方式来表现，可见编辑的高明之处。
这一年苏联作家诗人的作品，大约还是占了副刊版面的四分之一，这可能也是当时的世界性之一吧，而在电影评论方面当然也有来自东欧的一些影片，但基本还是以苏联的为主，同时我注意到，这一年副刊发表的诗歌当中，除了一些极朴素的作品之外，还出现了马雅可夫斯基（当时译作“玛雅柯夫斯基”）的阶梯诗《初学拍马者的指南》，内容我就不说了，显然是讽刺诗，但是就形式而言，这种阶梯诗是极占版面的，因为普通的一行可以排十几个字，但此诗是按照词语的节奏来排的，以构成阶梯的形式，当时当代日报的版面虽是大报版面，但却是小报的排法，极为密不透风，从视觉效果上看并不美观。
如果从可读好看的角度讲，1954年副刊最可读的还是剧评，虽然那些被评的戏我们也根本没有看过，但是那个文风相当的劲爆畅快，比如3月18日有一篇剧评，题目叫《反对这样的将外国作品“中国化”——看滑稽话剧“茶花女”》，由此才知道当时都有把经典歌剧处理成滑稽话剧的，想想难度就够大或者说够滑稽的了。文章说：
“近年来，有许多剧种时常将外国古典文学作品改编了，搬到中国地方戏舞台上来演出，像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无罪的人》《大雷雨》，果戈里的《巡按》等，都先后被改编成沪剧和有好几个名称的滑稽话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曾一度被改编为崐苏剧（即昆剧，笔者注）《疯太子》。最近新华滑稽话剧团演出的《茶花女》，就是根据十九世纪法国戏剧家亚历山大•小仲马同名的小说和剧本改编的。同时《茶花女》还有沪剧fNCDB的改编。这些名著在当时都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直到今天，它们都还在感动着我们。但是，由于他们胡乱地改编，非但不能给我们什么感受，而且，往往模糊了我们的认识。滑稽话剧《茶花女》就是一个例子。”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知道，当时的“洋为中用”看来还真的是在实践的，你看《疯太子》这样的剧名也的确是颇为传神的，此文具体的批评意见我就不展开引述了，但是我想，当年能够这样改编实践包括能有这样的批评意见出来，说明整个氛围还是健康的，至少是正常的吧，而且这篇文章也指出：
“应该说，这个戏的几个主要演员的表演，都是比较认真的，但是改编剧本存在着许多问题，演员的努力，就不可能使演出产生什么积极的效果。”
这可能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像这样的戏笑料肯定有的，因为不少演员是能自带笑料包袱的，但你一定要说积极意义，那就可能谈不上了，但当年已经将这出戏定名为悲喜剧，应该说还是聪明的。戏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就看怎么写怎么演了。
图片来源：杭报集团历史数据库
杭州日报、都市快报
作者孙昌建
文学创作一级
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杭州市政协委员
现任职于都市快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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