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传言，左宗棠曾在清军对抗太平军陷入困境之际，劝说曾国藩自立为王，据称左宗棠曾暗示曾氏“鼎之轻重，似可问矣”，以“鼎”寓大位，劝其“问鼎”。
彼时，清廷的国家军事力量已被太平军冲得七零八落，朝廷唯倚重曾国藩及其亲朋统帅的“湘军”对抗太平军。曾氏变得很重要，劝进之说，遂不绝于耳，其中就包括左宗棠。
不过，今人刘江华在著作《左宗棠传信录》中，利用曾国藩日记梳理了左宗棠与曾氏的来往，并未发现劝进之事，当然作者也提醒，此等大事，日记中未见记载实属正常，以示存疑。
然而传说中的劝进者不止左宗棠一人，萧一山曾在《清代通史》卷下专设“曾国藩不做皇帝”一节，其中提到“世皆知王闿运、胡林翼、彭玉麟曾劝其自为”。
《投笔漫谈》记载了王闿运游说曾国藩的情景，“语刺刺不休”，而“公惟唯唯”，敷衍以对，且“以指蘸杯中茶汁，频有所点画”，写出“荒谬二字”。又载胡林翼试探曾氏“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仍然遭拒。彭玉麟还www.58yuanyou.com曾写信问曾国藩“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面色立变”原由网，急言“不成话，不成话”。
以上，与左宗棠劝进说一样，无论是曾文正本人，抑或是其核心幕僚赵烈文，其日记均未有任何记载，故真假暂勿论。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劝进，曾国藩皆选择了拒绝。
那么曾国藩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不妨看看所谓的“劝进”时曾国藩的心理活动。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清军攻下安庆，逼近南京，本是一件喜事，然而浙江战局的混乱，使曾国藩忧心。十月十六日，曾氏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闻浙江萧山、诸暨、绍兴皆已失守，为之愤惋，杭州殆亦可危。”十月十八日，皇帝下旨，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紧接着，宁波和杭州失陷。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宁波继陷，杭城被围，可危之至！”一个月后，杭州城破，“愧愤何极！”原由网可以说心情非常糟糕。
在这种全神关注不利战局的心境下，怕是无暇思及劝进一事，而即便是得胜或受封之时，曾氏亦流露出忧虑之感，攻克安庆“兄弟联舆入城，备极尊荣”，曾氏却“自问何修得此，用为愧悚。”接旨兼办浙江军务，总辖四省时，文正自认“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受封为协办大学士，文正亦认为是“无功无能，忝窃至此，惭悚何极！”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则明确告诫几个弟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似在担心“功高”太过的原由网政治风险。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身心俱疲，十月，两次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在第一封信中写道，“余忧YCbBEzUwU惧太过……近日金陵已稳，而忧惶战栗之象不为少减，自是老年心血亏损之症。”第二封信中，这个平日总以“明强”教弟育儿的男人，也只能“但求全局不遽决裂，余能速死，而不为万世所痛骂则幸，”[9]竟求早点死，以免承担不利后果，可见心情恶劣到何种地步。
而对于朝廷的表彰、赏赐，曾国藩有着报国修身的惊人执着。同治元年，曾国藩受封成为协办大学士，发愿“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同治二年，朝廷补授其九弟曾国荃为浙江巡抚，文正在信中勉励弟弟，“吾兄弟报称之道，仍不外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
可以说，多年的戎马生涯令曾国藩心力交瘁；而手握重兵，位高权重不仅带来了世所罕见的殊荣，同时伴随着功高盖主、兔死狗烹的阴影，让曾国藩显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至于更进一步称王半壁，甚至问鼎中原，当不在曾文正考虑范围之内，即使有过，想必也只是一闪之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