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悔，其孰能讥
——读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随感
一个人从呱呱落地伊始，便面临着种种选择——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主动的或被动的，愿意的或不愿意的。可以说，人生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在人生选择中往往面临重重困境，总是充满着许许多多的迫不得已、无可奈何，想做的事情可能不能做或者不去做，能做的事情可能不想做或者无法去做，去做的事情可能不能做或者不想做。
当然，这种人生选择的迫不得已、无可奈何，在不同的情境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当人生选择的迫不得已、无可奈何发生在想做的事情却不能做，或者做了却不能成功的时候，人们也许可以忧伤地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却不至于终身心心念念，难以释怀。因为他们明白，随心所欲而终得所愿，那只能是人生的理想状态，而不可能是人生的现实状态。如果想做的事情不能做或者不能成功，却执意要去做，非得有个结果不可，那只能撞上南墙，碰得头破血流。比如我想要像鹰一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但我心里明白，这是不能做BCYeaYFMtC的，而且永远不可能做到——除非在梦里或者在神幻世界里。如果我执意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给双臂装上一对鹰一样的翅膀，扑腾腾地飞向天空，那谁也明白会是什么结果。
但是，如果这种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发生在能做或者能做到的事情却不去做的时候，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面对能做或者能做到的事情，人们之所以不去做，可能出自于客观原因——没有机会去做，或者有人不让你去做，或者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帮助你去做，也可能出自于主观原因——你觉得不该做，或者你觉得做不好。当然也可能什么原因都没有，只是不去做而已。
在人生的选择中，能做、并且能做到的事情却不去做，这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来到齐国，想说服齐宣公施行“仁术”，举例说：“BCYeaYFMtC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齐宣公听了，当然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孟子又举例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人们可以不去做不能做的事情，但却应该去做能做的事情，否则就是不做而不是不能做。经过擅长辩说的孟子这么一解释，齐宣王终于豁然开朗，明白施行“仁术”是他能做的事情，所以可以而且应该去做（《孟子梁惠王上》）。
一千三百多年以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王安石（1021—1086）偕同友人游览褒禅山，对人生的“不为”与“不能”又有了新的体会。他深深地感叹一个人面临人生选择时，往往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境地——能做，并且能做到，但是却不去做。于是，他写下了这篇《游褒禅山记》（《王安石集》），记录这一深切的感受。
褒禅山在今安徽省含山县城东北，山水秀美。王安石对这次山水之游原本抱有很大的希望，想要“极乎游之乐”。因为他由衷地相信：“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而世人传说中的“华山洞”，对他便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他很想要探察究竟。文章第一段叙写“褒禅”名称的来由，考辨“华山”之名的正误，为王安石这种“探险”心理做了很好的铺垫。
所以，王安石来到褒禅山脚时，对“其下平旷，有泉侧出”的“前洞”并不关心，因为那里“记游者甚众”，游览并且在山石上题记的人众多，缺乏神秘感和吸引力，这肯定不是“有志者”的理想境界。王安石心想往之的，是“问其深，好游者不能穷”的“后洞”。因为那里是“人之所罕至”的，王安石的内心中，对可能有的“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充满着浪漫的憧憬和探究的冲动。既然是旅游，就应该尽兴，这正是他想做的。
那么他想做的事情能做到吗？王安石坚信能做到。因为他自认为是一位“有志”的“好游者”，抱有行远探险，观赏“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志向。游褒禅山这一年，他刚刚三十四岁，年富力强，身体健康，自然有行远探险的能力。同游的四位“旅友”——江西吉安人萧君圭、福建长乐人王回，以及他的弟弟安国//www.58yuanyou.com、安上，也都正当壮年甚至是青年，并非七老八十的，也没有身体不适或行走不便的毛病。况且游览后洞的经历，虽然“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但是已经让王安石大开眼界：“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奇异的景物扑面而来，探险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而处身“幽暗昏惑”的山洞中，他们又持有烛火，而且“火尚足以明”，不至于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迷失方向。——所有这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都表明王安石要继续行远探险，是能够做到的。
然而，王安石毕竟没有行远探险，而是半途而废，在朋友的劝说下，“遂与之俱出”了。那么，为什么王安石想做而且能做的事情却不去做呢？他写道：“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种种客观因素都足以让他们继续前行，所以想做、能做而不去做，只能埋怨同行的“怠而欲出者”了。埋怨同行者什么呢？埋怨他的松懈懒惰，即主观上不想吃苦，缺乏毅力。这当然是事实。
但是事后王安石仔细想想，这其实不能光埋怨别人，更应该埋怨的还是自己的“随以怠”，即盲从他人，以至于懈怠。“好逸恶劳”原本就是人的天性，“从众心理”也是人之常态。面对想做并且能做的事情却没做，是因为自己选择了追随他人，选择了松懈懒惰，而这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缺乏努力去做、不轻言放弃的信念与毅力，缺乏独立自主的判断、决心和行为。
孟子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这明明是自己的选择，怎么能不求诸己，反求诸人呢？所以，王安石所说的“在己为有悔”，的确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愧悔，愧悔自己处身十字路口，选择了“随以怠”而未能选择“尽吾志”。在人生选择上，可以接受失败，但不能接受放弃。为了无愧无悔，哪怕“尽吾志也而不能至”，也可以而且应该选择尝试一番啊！能做而不去做，终究是会后悔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王安石想要“极乎游之乐”，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坚信“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也不过是理想而已。我们不妨追问：“世之奇伟、瑰BCYeaYFMtC怪、非常之观”，果真“常在于险远”吗？“人之所罕至”之地，果真就有“世之奇伟 、瑰怪、非常之观”吗？
阅读这篇文章，我特别想知道，褒禅山“好游者不能穷”的“后洞”，果真有“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吗？王安石叙说他们在游览“后洞”的时候，“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究竟他们所看见的“奇”是什么样的景象呢？是“后洞”道路的曲折幽深，时明时暗？还是“后洞”中悬挂着奇形怪状的钟乳石，令人目不暇接？
仅仅一个“奇”字，实在无法满足我作为读者的“好奇心”。我也真不知道，仅仅一个“奇”字，怎么就能满足王安石的“好奇心”？明明是一篇应以叙事写景见长的山水游记，王安石偏偏不绘声绘色地模山范水，为读者展现瑰奇的山水景物，而是只顾着讲“道理”，执着地以“理趣”取胜。宋人“尚理”，一至于此！
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说是与王安石同时代的理学家程颐（1033—1107），曾携友人拜访前辈学者邵雍（1011—1077）。时值春天，京城开封景色秀丽，一派欣欣向荣，邵雍邀请程颐等人同游天门街看花。程颐推辞说：“平生未尝看花。”邵雍回答道：“庸何伤乎？物物皆有至理。吾侪看花，异于常人，自可以观造化之妙。”程颐于是从游（《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遗文》引邵伯温《易学辨惑》，中华书局，1981，674页）。鲜花如何艳丽绚烂，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花“以观造化之妙”，这便是理学家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对此，王安石应该是深有同感的，所以他所看重的并不是山水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而是置身自然、行远探险之中的人生体验。
的确，人们对山水风光的美好想象常常超乎亲眼目睹的景象，心驰神往的“卧游”、“神游”乃至“文游”，可能比起亲历其地更加迷人。当你一旦身临其境，你所看到的也许出乎想象，显得那么地平庸无奇。尽管如此，人生的目的不就是始终不懈地追寻美好的理想吗？所以，也许不将“眼见为实”的真实情景说破，让它多多少少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样更能使“理想”保持它所应具有的迷离惝怳的状态？
但是我总觉得，作为一位以“理性”见长的王安石，应该是非常清醒的，他并没有沉迷于品味“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理想。面对漫长而艰辛的人生旅途，王安石虽然在意想做的事情能不能做、能不能做到，但他更在意的，也许是想做的事情能不能去做，要不要去做，做了会怎么样，不做又会怎么样。
人生旅途总是面临着种种选择，当“志”、“力”、“不怠”、“有物以相之”等种种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全都具备了，你怎么选择才能于己无愧无悔，于人无以讥之呢？如果是想做而且能做的事情，由于主观原因而选择了放弃，稍有良知的人在事后往往都会深感遗憾，或心生愧悔。因此王安石认为只有一种选择，而且必须坚定这样的人生选择：想做而且能做的事情，就“尽吾志”去做。他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行文至此，我不免突发奇想：其实，王安石对人生的体验还有他的过人之处，这一层意思似乎瞒过了大多数的读者。这就是他明明知道自己决定了想做、能做而不去做的人生选择，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能”而“不为”，也明明知道这么做的结果是“在己为有悔”，但是他却并没有沉迷于愧悔之中而不可自拔，而是以超然的态度省视这种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这不仅表现在王安石秉持“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的信念，游览褒禅山之后的“所得”与众不同，更表现在他有“所得”之后仍然不萦于心，坦然陈述自己的愧悔，拷问自己的灵魂，从而重新步上“深思而慎取之”的人生征途。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王安石为什么要在《游褒禅山记》短短数百字的篇幅中，一前一后地记录“其文漫灭”的“仆碑”。这貌似“闲文逸笔”，甚至可说是“节外生枝”，也许真的深含“禅机”。
林云铭说：“末以山名误字推及古书，作无穷之感，俱在学问上立论，寓意最深。” （《古文析义》卷一五）这种深刻的寓意是什么呢？王安石说：“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历史能够记录一个人物，也能够记录人物的“所为”，但是真能记录人物“所为”之时或者之后的“所能”、“所想”吗？真能记录人物“所不为”之时或者之后的“所能”、“所想”吗？如果不能，或者如果不完全能清楚而准确地记录，我们所阅读的历史究竟有几分“真相”？怎么才能揭示历史的“真相”？
原刊于文史知识2020第9期
作者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学学术史、中国古代戏曲学、中国古代散文史等BCYeaYFMtC领域的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近三十部，论文近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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