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宋史研究论丛》2015年第1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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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尚书》学的偏失与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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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资料汇编，由汉至唐，为其作注疏者便层出不穷。到了宋代，学风大变，解经述经也呈现出了新的景象。宋儒以己意论《书》，臆断文义、妄测古字，随意删改经文，使《尚书》文本面目全非。更有甚者，以庄老、象数等旁门小技推演《书经》，引经学至虚无，实为解《书》之歧路也。当然，宋代学者阐释《书经》亦有许多创获之处。他们将《尚书》视作求心之书，明圣王之志、救失道人心，充分凸显了人的情感意识与主体精神。除此，宋儒又借《尚书》汇聚大量史料，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生活之中。此搜罗辑佚之功、经世致用之学，为后继学人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指明了方向，其功勋自不可磨灭。这些，均为宋代《尚书》学研究的特点，当并存而论之。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天下治政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正如唐刘知几所言：“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解《书》授《书》便成为一种风气，延续至今。然而，不同的时代，对于《书经》的诠释也各有不同。汉唐经师大多以训诂、辑补、校证为主，如孔颖达《尚书正义》便是依照旧闻、训解字词、考证名物，其原则则为疏不破注、以古为尊。
此种学风，到了宋代却发生了陡转。杨东莼先生曾言：“经学至宋庆历间（1041—1048）而一变，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敞作《七经小传》及王安石作《三经新义》，才以己意改经，与前此诸儒之说立异。”宋代学者力排经师旧说，以自我为法、以心悟为妙、以义理为宗。如孙复去传注，欧阳修删疏文，吴棫、朱熹、赵汝谈疑《书经》文本，刘敞、王柏、龚鼎臣肆意删削改《书》，等等。此皆空前绝后之举，令人诧异惊恐却又不知所措。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此种烈风暴雨式的学术风气，对于世人最大的帮助与启示又是什么呢？以解经方法与经典功用为依据，宋代《尚书》学的特点，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迷误与偏失
《尚书》言辞古奥、佶屈聱牙，非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难寻其门径也。文通字顺之后，明先王之道，见圣贤之心，于现实有所裨益，此解《书》之正途也。然而，宋代《尚书》学的研究却走向了歧路，其偏失之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窥见一斑。
首先，以己意解《书》原由网。宋儒大多抛弃训诂、横生议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凭借一己之念肆意妄说、臆断文意。如北宋刘敞，便是这样一位学者。其解《益稷》篇“鸟兽跄跄”四字时，竟说：“古者制乐，或法于鸟，或法于兽”，可见其穿凿附会之甚。其所作《七经小传》，于其它六经也莫不如此，正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言：“宋人说经，毅然自异于先儒，实自敞始，遂开一代之风气。”再如南宋金履祥，亦能臆断文意、由性发挥。其在《尚书表注吕刑》中说：“经传引此篇多作‘甫刑’，盖吕国一名‘甫’，犹‘邾’之为‘邹’也”；在《金滕》篇中更是大胆地说到：“此篇除祝词外，皆非周公作，《序》文误。”以经传之“甫刑”，推“吕国”名“甫国”；无任何确凿证据，言《金滕》非周公所作，可谓空疎臆断，纯是求新求异，非说经本事。除臆断文意外，以己意解经的学者们还常常妄测古字，尚奇尚怪。如刘敞认为《皋陶谟》篇“愿而恭”当作“愿而荼”；《无逸》篇“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金履祥亦在《甘誓》篇言：“‘甘誓’古文作‘甘’，‘扈’古文作‘屿’”。当然，妄测古字的真正代表却并非他二人，而是南宋薛季宣。其作《书古文训》一书，全篇皆用所谓“古文”撰写，奇谲怪诞，古奥难懂，令人咂舌。我们可试列其中一段与原文对比：
粤乩古，帝曰放勳，钦明彣恖安安，允龔攘，炗亖，亐丄丅。
——《书古文训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尚书虞书尧典》
如此怪文奇字，满书皆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称：“季宣此本，以古文笔画改为今体，奇形怪态，不可辨识，较篆书之本尤为骇俗，其训义亦无甚发明。”况且薛氏并未用证据考订本字，如此妄测下去，经文面目全非，疑惑后生，为害不浅。而以己意解《书》的极致，还得说是改经乱经、肆意删补、毁坏经文。如贺成大《古洪范》便是如此，其“以为《洪范》自‘三八政’以下，紊乱无次，因援朱子《大学》分经传之例，每畴以禹之言为《经》，以箕子之言为《传》。如五行，‘一曰水’至‘五曰土’，此禹之《经》也。‘水曰润下’至‘稼穑作甘’，此箕子之《传》也……颠倒错乱，纯出臆断，而自以为古《洪范》。自伏生以后，传授历历可考，何处有此古本乎？”然其与王柏之《书疑》相较，则又不足为怪也。王柏，南宋金华人，字会之，号鲁斋，可称《书经》史上的杜撰宗师。其所作《书疑》便是出于疑遍全经的目的，任意移易补缀经文。其怀疑经义时，便说：“尧之朝，相与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齐而已，共工、驩兜、鲧而已，则尧七十载之天下，它何人与之共治邪？略不闻一姓名于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阔寂寥如此之甚乎？”其怀疑经文次序时，又说：“尧典之后，当此《禹贡》。《禹贡》之书，文势开阖，法度森严。一句之中，各有纪律；一篇之内，纲领粲然。《尧典》是叙舜一代之始终，《禹贡》是叙禹一事之始终。”于是他就以错简为由，开始了颠倒窜乱经典的步伐。我们亦可举一小段与原文进行比照：
粤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书疑皋陶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尚书皋陶谟》
类似这样的移易错乱，在《书疑》中不胜枚举，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尧典》、《皋陶谟》、《说命》、《武成》、《洪范》、《多士》、《多方》、《立政》八篇，纯以意为易置，一概托之于错简……其为师心杜撰，窜乱圣经，已不辨而可知矣。”臆断文意、妄测古字、篡改经文，是以己意解《书》的具体表现。司马光言：“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观温公此语，当时宋儒说经之风略可窥知矣。诠释经典，本以训诂为基，以义理为用。此种己意解经之法，自然迷失正途，可谓宋代《尚书》学最大的偏失。
其次，以庄老释《书》。庄老之学，指向虚无，实于经义无益。然因其多与《尚书》相关联，故宋人往往取而释经。如《尚书旅獒》篇言：“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而《老子六十四》章亦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尚书》多言尧、舜、禹禅让之德，庄子便常常借三王之事演说寓言，如《天地》、《让王》、《知北游》等，皆属此类。宋儒利用庄老之学阐释经典，君臣治政的实用价值就会有所削减，此又一迷途也。如袁燮在《絜斋家塾书钞舜典》中所说：“玄，有妙意。老氏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庄老言语虽差，然毕竟下一‘玄’字，亦是圣人神妙不可测处，于尧言俊徳，于舜言玄原由网徳，一也。”此依庄老释“玄”意，必与孔门用心相悖。此种释《书》现象，集中体现在庄老世界的三个关键词之上，即无为、不争与养生。钱时《融堂书解》言：“舜五十年之规模，都定于命官。一日之顷，自后只考课黜陟而已，无他事也。舜恭己无为而治，其是之谓欤？”胡士行《尚书详解》亦曰：“物付物，事付事，各得其所，垂拱无为天下自治。唐虞之治，恍然若存于千载之下也。”此皆言尧、舜治天下，即是无为也。然若真心无为，何须为帝？又何必为建官选贤劳心费神、谨惧不安？尧、舜乃明君圣主，他二人之所以千百年来为世人尊敬，正是由于其能关心国事、体恤下民的缘故，何可冠之以“无为”二字乎？《老子二十二》章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宋儒据此释《书》，亦非正轨。如陈经《尚书详解》曰：“吾有矜伐之心，则夫人亦皆有争功争能之心。以吾之不矜不伐，而起天下之不矜不伐，则是能与功也，天下不以归禹，而归谁哉？”又夏僎《尚书详解》亦曰：“盖矜与伐，皆是以我之所长夸耀于人也。我既不夸耀于彼，彼与我初不相涉，宜其不与我争也。”仿佛虞舜、大禹诸王皆不争不伐，便轻而易举获得了天下。实则不然，尧、舜、禹三王虽无争胜矜夸之心，但却有力争护佑下民之志。他们胸怀天下，牵挂黎民，与庄老之“不争”，绝不相类，切不可混为一谈。《庄子养生主》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宋代学人亦用此种学说阐释《书经》，如：
正德以正其心，利用厚生以养其生。养其生亦所以正其心，所谓日用饮食徧为尔德也。
——《胡氏尚书详解》
盖使吾身立于无蔽之地，如人之养生然，关节脉理必欲其无所凝滞，一节不通，则身受其病矣。
——《陈氏尚书详解》
养生先正心，脉理无凝滞，直取庄周之意说《书经》，离孔门圣贤之道越来越远，真非儒者说经本事。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之学。《尚书》载先王之言、圣人之意，只为安社稷、利民生，何可用庄老之无为、不争、养生等语对其进行阐释？如此这般，岂不毁乱圣经，蛊惑人心也？毫无疑问，此又是宋儒解《书》的一大偏失。
最后，以象数演《书》。《左传僖公十五年》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简言之，象即卦象，数即爻数。汉代学者用阴阳谶纬之说诠释《易经》，如京房、孟喜、焦延寿等，皆是如此。自北宋邵雍创立先天象数学后，又以河图、洛书演说《周易》，更加脱离现实。《易经》重在推天道以明人事，而非以象数小道迷误大经要旨。同样，《书经》亦然。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言：“《洪范》以五事配庶征，本经文所有。伏生《大传》以下，逮京房、刘向诸人，遽以阴阳灾异附会其文。宋以来解《洪范》者，又比合河图、洛书以辨其同异。”此皆方术小技，非解经之正途也。如赵善湘《洪范统一》所言：“貌、言、视、听，人之四象也。岁、月、日、星辰，天时之四象也。水、雨、肃，皆坎之象也。火、旸、乂，皆离之象也。木、燠、晢，皆震之象也。金、寒、谋，皆兑之象也。土、风、圣，则行乎四象之中，坤承乎乾之象也。”万事万物皆以象言，一切存在尽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所生。如此解释《尚书洪范》，箕子之道岂可传乎？宋人言象不离数，对于《洪范》之文，更是如此。如胡瑗便是这样诠释“五行”的：
一曰水，五曰土，何也？此以生数、成数言之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数也。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阴阳各有匹偶，而数得成焉，谓之成数。故五行始于水，终之于土，是其义也。
——《洪范口义》
《洪范》一篇，乃古来圣帝明王治政之大法，其要在人君正直，臣民守法，上德下行，天下大治。岂可专注于说象演数，而忽视圣人之本心也。此种解《书》方法，到蔡沈之手，算是达到了它的顶峰。蔡沈，字仲默，号九峰，南宋建阳人。钱基博先生说：“宋儒蔡沈撰《洪范皇极内外篇》五卷，远出《易乾凿度》，近宗《皇极经世》，又与刘向不同。刘向借五行而演禨祥，蔡沈衍九畴以明数术。”如蔡氏在《洪范皇极内篇原序》中所说：“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数者始于一，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数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者，九畴之数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备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数周矣。”圣人之书，成为演算方术，实在荒唐。蔡沈借《易》之貌演《书》之文，仿八八六十四卦拟九九八十一畴。支离轇轕，附会穿凿，实太玄之支流，非解经之正道也。此种象数说经之法，开演《范》一派之端，流毒深远。如明钱一本《范衍》、熊宗立《洪范九畴数解》，清陶成《皇极数钞》、秦锡淳《演极图说》，朝鲜禹汝楙《洪范羽翼》、李徽逸、李玄逸《洪范衍义》等，皆属此类。
以己意妄断古史，借庄老推阐经义，依象数演绎《洪范》，这些均是宋儒解《书》之法，不得不令后学警诫。《尚书》难读，以训诂导之；经义难晓，以义理明之，岂可如此败乱圣经？此乃宋代《尚书》学的迷误与偏失，毋庸置疑。
二、建构与创获
宋人说《书》，除偏失之处外，自有其独特的方法与见解。北宋理学突起，五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依据理气述经，讲求仁义，宣扬道统。至朱熹集其大成，发明《禹谟》“人心、道心”之旨，居敬穷理，拯救世人。与之对立的陆子象山，以“六经皆我注脚”看待经典，摄万有于一心，开心学解经一派。故而宋代《尚书》学的创获之处亦不可小觑，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其进行分析。
其一，《尚书》成为求心之书。任何经典，不从心悟，怎能透彻理解？蔡沈《书集传序》有言：“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书何以哉？”而吕祖谦《增修东莱书说》则说：“《书》者，尧、舜、禹、汤、文、武、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于中。观《书》者，不求其心之所在，何以见《书》之精微。欲求古人之心，必先尽吾心，读是书之纲领也。”蔡、吕二人都认为《书经》乃求心之书，然却指向不同。蔡以此书志于二帝三王之治，吕则欲求古心，先尽吾心，这便演化出圣心与本心不同的两派。圣心自是要宣扬道统，以仁义礼智信来挽救失道人心。如《朱子语类书》中所言：“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汤誓》，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此尧、舜、汤心，在朱熹看来，皆为仁义礼智之道心，与天理相谐。依此心法，则可去人欲也。同样，蔡沈在《书集传皋陶谟》中亦曰：“天人一理，通达无间。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此一“敬”字，即道心修行之法。《尚书》开篇“钦明文思安安”，以“钦”字领《书》，可见“敬”之地位何等重要。朱子《中庸章句序》言：“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程朱学者之所以均以“理”解《书》，就是要承传这个道统，宣扬圣王之心。家齐、国治、天下平，无不以正心诚意为本。以圣心解《书》，是宋代理学家向圣贤看齐的独具匠心的建构，着实不凡。而象山派解《书》的代表，则是杨简、袁燮、陈大猷等一批学者。他们均习陆子心学，原情原性，重本重真。如袁燮《絜斋家塾书钞》所言：“学问大旨在明本心。吾之本心，即古圣之心、即天地之心、即天下万世之心。彼昏不知，如醉如梦，一日豁然清明洞彻。圣人原由网即我，我即圣人。”可见，只要明心见性，光复本心，用真情实感体会《书》意，则人人皆可成圣也。此派人物，学识皆出自陆九渊，故发明本心，重视人情，是其共通之处。如杨简纯用人心释《书》，其在《康诰》篇中曾言：“得罪非其本心，虽辜罪至于极，是则不可杀时是也，以上皆原情定罪。”罪非出于本心，依情可赦，充分显示圣人善良仁爱的特点。陈大猷《尚书集传或问尧典》篇言：“心之精神是谓圣。盖心者，神明之宗也。所以具万理、灵万物、应万事，是为斯道之统也。故天地广矣，而此心包乎天地。鬼神幽矣，而此心通乎鬼神。八极至藐，此心倏然而可游。万里至远，此心俄然而可到。敛之不盈，握舒之弥六合，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天下之至神也。”真可说是，将《尚书》求心之质推向了顶点。心为天下之至神，只要吾心向善，本心求敬，则瞬间成一圣人也。此派重视个人主体精神与内在的道德修养，为解读《尚书》开一新途也。但无论是圣心派，还是本心派，均以《书经》为求心之书。他们使圣统道统得以接续，使主体精神得以彰显，可见其于经学史所做之贡献，非同一般。这是宋儒《尚书》学的最大创获之处，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绝无仅有。
其二，借《尚书》汇聚丰富史料。宋人解《书》不单只靠义理，亦收集古人与时人种种观点，故具有汇集与辑佚的功劳。如史浩在《尚书讲义》中便收集了大量的古人言语以说《尚书》，其在《大禹谟》中说：“道降而有徳，非降也，道之见于事业也，是故谓之徳。盖道无对也，孔子所谓‘巍巍乎’，顔子所谓‘卓尔’，孟子所谓‘跃如’也。”同样，在《甘誓》中其又引《祭义》、《閟宫》、《孟子》、《庄子》等先秦典籍叙《书》，可谓朴质严谨、资料翔实。而三山黄伦则荟萃时人诸说以释《书经》，收集之功确实不小。其在《尚书精义舜典》篇中言：“荆公曰：‘玄徳，亦俊徳也。’无垢曰：‘舜，重华，即放勋也，勋则有功而可见，华则有文而可观。’张氏曰：‘夫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又况舜之于尧以帝继帝。’陈氏曰：‘尧有光华之徳，舜亦有光华之徳，以舜之光华合尧之光华，故曰重华协于帝。’”可见，当时名家解《书》之语，许多都被黄氏收入囊中。正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书荟萃诸说，依经胪载，不加论断，间有同异，亦两存之。其所徵引，自汉迄宋，亦极赅博。惟编次不以时代，每条皆首列张九成之说……其他如杨氏绘、顾氏临、周氏范、李氏定、司马氏光、张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当、黄氏君愈、颜氏复、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张氏纲、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陈氏鹏飞、孙氏觉、朱氏震、苏氏洵、吴氏孜、朱氏正太、苏氏子才等当时著述，并已散佚，遗章剩句，犹得存什一于是编。”可见其裒辑之勤、采撮之繁，非一般书籍可比。除汇聚诸家解《书》之语外，宋儒亦收集大量史事，依史论《书》。//www.58yuanyou.com如林之奇释《大禹谟》“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时所言：“班孟坚曰：‘秦燔《诗》、《书》以立私议，王莽诵六经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盖若秦者，是所谓‘咈百姓以从己之欲’者也。若王莽者，是所谓‘违道以干百姓之誉’者也。虽其所为不同，而其所以致乱亡之道则一也。”又如吕祖谦释“不役耳目，百度惟贞”时所言：“百度安得而贞贞者，虚心无物之谓也，隋炀帝役于声乐，心止在于声乐。汉武帝役于宫室，心止在于宫室，其它无不懈弛。人君者，万化之本原也。”以史事分析经典，以后事证经文，乃赵岐解《孟子》之法，其中自有许多可取之处。汇聚古今诸说，收集罕见史事，为后继学人研究《书经》存留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可说是功德无量、造福后人也，此亦可称得上宋人解《原由网书》的一大创获了。
其三，将《尚书》化为致用之学。汉人说《书》释“尧典”二字竟用十万言语，庞杂繁琐、事倍功半。宋人汲取汉唐之教训，变空谈为实践。陈澧《东塾读书记》曰：“圣人删定《尚书》，存盛治之文以为法，存衰弊之文以为鉴。”若不将《书经》用在现实社会之中，学其书又有何用？如王安石《书经新义》，纯为变法而写，其实用价值可见一斑。郑伯熊著《郑敷文书说》，只为科举而作，功利倾向亦十分明显。此类学者，不空言义理，不汩于俗学，解经重在实际，说《书》亦旨在为现世服务。如苏轼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时所言：“人心，众人之心也，喜怒哀乐之类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乐者也。安危生于喜怒，治乱寄于哀乐。是心之发，有动天地、伤阴阳之和者，亦可谓危矣。”以喜怒看社会之安危，以哀乐明国家之治乱。借《书》传心、以经明道、据古讽今，可谓东坡之良苦用心也。又如黄度《尚书说胤征》篇所言：“正百官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太康亡国，固以百官废。修辅常宪，诛羲和、正朝廷百官，使体统皆正，斯有以临制天下。”可见，他们并非就经说经，而是以《书》中经文为支点，辐射到君王、百官、朝廷、天下等各个方面。言经世立教、谈治乱兴亡，是他们解《书》的一大特点。此种体察万民、关心国家的宽大胸怀，是宋人释《书》的最大境界。虽与宋代内忧外患的国情密切相关，亦是其独特之创获，绝不可轻视。
以《书经》明道求心，借《尚书》汇聚诸说，将经典用于实践，此皆为解经之正途，元明清诸儒亦不能异说也。读《书》在于用诚笃之心明圣贤之道，积累丰富的知识去为社会做贡献，此是宋人之建构与创获，非一般陋儒可比。
小结
《尚书》是群经中最难解读的一部，依训诂通其文字，借义理畅其经义，明先王之道，体圣人之心，正心诚意，修己治人，最终将其运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乃解《书》之正路也。
宋代《尚书》学的研究有其偏失之处，亦有不少创获。他们标新立异、疑经改经、己意说经，甚至利用庄老、象数演绎《书经》，可谓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也。但其又能接续道统、求心求圣，将情、境、事、理浑融，经世立教、借古讽今，又可说是非同凡响的建构与创获。这些，共同构成了宋代《尚书》学丰富却独有的特色，真乃史学史上一道绚丽的彩虹，永不凋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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