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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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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天禄(摄于2008年)

论庾信后期诗文中的“黍离之悲”

作者:吴妍,张喜贵

【摘 要】王朝更迭之际往往是黍离主题迅速发展之时。处于梁末战乱时期的庾信,在历经两次大乱,流寓北朝后,一再地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侯景之乱、江陵之祸后故国的衰败景象及百姓流离迁徙的悲惨境遇,流露出深沉的黍离之悲。庾信的黍离之悲融现实感叹与理性哲思于一体,内容丰富,意蕴深厚,抒情方式亦是灵活多样,对后世的黍离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庾信; 黍离之悲; 内涵; 抒情方式; 成因

“黍离之悲”源于《诗经王风黍离》,诗曰: www.58yuanyou.com“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1]95《毛诗正义》卷四引《诗序》曰: “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宫宗庙,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仿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2]146诗中重章叠句,以回环往复的咏叹表达了诗人面对镐京废墟时的沉郁悲愤之情。自此,这首诗便起到了“名篇定格”的作用,每逢士大夫历经战乱,目睹宗社丘墟时,便会借助黍离意象表达心中的悲痛。曾经作为东宫学士“出入宫闼,恩礼莫与比隆”的庾信,在历经侯景之乱、江陵之祸后,面对故国的衰颓凋敝、百姓的流离失所,发出了“始而摇摇,中而如噎,即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诸苍天”[3]452的黍离之叹。以入北不还为界,庾信的作品分为前后两期,反映“黍离之悲”的作品全部创作于入北后,内容丰富,文体多样,共有11篇作品,分别为《小园赋》《竹杖赋》 《邛竹杖赋》《枯树赋》《伤心赋》《哀江南赋》《拟 咏怀》《和张侍中述怀》《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其 三》《拟连珠》和《思旧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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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开府全集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崇岫堂刻本

一、庾信“黍离之悲”之内涵

历经侯景之乱、江陵之祸等一系列战争,面对故国的衰颓凋敝之景,庾信不仅满怀亡国之痛、身世之悲,亦深感物是人非、世事无常,进而引发出其对自然、命运的深刻思考。这种生命体验与生活经历使其诗文中“黍离之悲”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含着对现实的悼古伤今之叹,亦包含着对自然、命运的哲思。

(一) “黍离之悲”中的现实感叹

纵观庾信后期诗文,可见其“黍离之悲”中的现实感叹具体表现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及身世之悲。毋庸置疑,《哀江南赋》中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最为浓郁、深厚。序言中就已表明此赋的主旨是“念王室”、“悲身世”。倪璠题解言: “《哀江南赋》者,哀梁亡也。”[4]94林纾也曾说: “子山《哀江南赋》,则不名为赋,当视为亡国大夫之血泪。”[5]116清孙梅《四六丛话赋话》有云: “《哀江南赋》有《黍离》、《麦秀》之感,《哀郢》之赘载也。”[6]3刘师培在《文言》中亦认为《哀江南赋》是 《哀郢》的余音[7]221,二者都饱含故国之思。不仅《哀江南赋》,庾信后期所创作的作品亦多含黍离之悲,正如许逸民所言: “一种炽烈的身世之悲和亡国之痛构成了庾信后期作品的主要内容,使他的‘暮年诗赋’带上了‘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的浓郁色彩。”[4]3《和张侍中述怀》是庾信后期创作中的一首咏怀诗,此诗颇长,记叙了侯景之乱的爆发、江陵之祸的败亡以及逃亡途中的种种艰难困苦,颇有以诗存史的意味。诗曰:

阳穷乃悔吝,世季诚屯剥。奔河绝地维,折柱倾天//www.58yuanyou.com角。成群海水飞,如雨天星落。负锸遂移山,藏舟终去壑。生民忽已鱼,君子徒为鹤。畴昔逢知己,生平荷恩渥。故组竟无闻,程婴空寂寞。永嘉独流寓,中原惟鼎镬。道险卧樚栌,身危累素壳。漂流从木梗,风卷随秋箨。张翰不归吴,陆机犹在洛。汉阳钱遂尽,长安米空索。时占季主龟,乍贩韩康药。伏辕终入绊,垂翅犹离缴。徒怀琬琰心,空守黄金诺。虢郐终无寄,齐秦竟何托。大夫唯闵周,君子常思亳。寂寥共羁旅,萧条同负郭。农谈止谷稼,野膳唯藜藿。操乐楚琴悲,忘忧鲁酒薄。渭滨观坐钓,谷口看秋获。唯有丘明耻,无复荣期乐。夷则火星流,天根秋水涸。冬严日不暖,岁晚风多朔。杨浮有怪云,细凌闻灾雹。木皮三寸厚,泾泥五斗浊。虽忻曲辕树,犹惧雕陵鹊。生涯实有始,天道终虚橐。且悦善人交,无疑朋友数。何时得云雨,复见翔寥廓。[4]252

开篇四句即用典喻梁朝之亡,然从其字面意义来说,又是直接对梁朝朝市颠覆、山河破碎的形象书写,无怪乎刘师培曾言: “庾子山等哀艳之文用典最多……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咏得之,虽篇幅长而绝无堆砌之迹……故知堆砌与运用不同,用典以我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则为其所囿,而滞涩不灵”。[7]166亡国后的庾信不仅遭受了逃亡之苦、流寓之艰,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庾信在梁朝时曾是一位出身贵族的世家子弟,生活优渥,仕途昌达,如今却困顿至此。面对今昔的巨大变迁,他深切地感叹道: “大夫唯闵周,君子常思亳”,满怀亡国之痛的同时,也激起了他对故国昔盛的缅怀,饱含故国之思。

《小园赋》作于庾信晚年,虽说时间可以冲刷、磨洗、淡化一些情感,但有些创伤性记忆却永远都不会褪色,且有愈积愈烈的趋势。赋中的小园是庾信经想象而塑造的一所纸上园林,它不仅是其追忆过往,反思历史,诉说梁朝兴亡之变的地方,亦是庾信试图为心中亡国之痛、羁旅之愁与失节之愧寻求心理安慰的所在。

昔草滥于吹嘘,藉《文言》之庆余。门有通德,家承赐书。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凰之虚。观受釐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百龄兮倏忽,光华兮已晚。不雪雁门之踦,先念鸿陆之远。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4]29 - 30

首四句是庾信对往昔一往情深地追忆,家世显贵,少年得志,深得君王宠信,颇有自豪之意。然 而,这一切却被侯景之乱打破,“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国家灭亡,元帝身死,自己亦是离乡去国,流寓北地,昔日的生活、抱负、理想都付之于流水,一去不复返,更加之其出仕新朝,大节有失,因而倍感亡国之痛与身世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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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景之乱,又称太清之难。侯景本为东魏叛将,被梁武帝萧衍所收留,因对梁朝与东魏通好心怀不满,遂于公元548年以“清君侧”为名义在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叛乱,549年攻占梁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将梁武帝活活饿死,掌控梁朝军政大权。侯景后为陈霸、王僧辩等击败,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叛乱平息。侯景之乱大大加速了南朝士族的衰亡,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图为故事连环画《侯景之乱》封面图。

《伤心赋》是庾信悼念于乱世中逝去的儿女之作,赋中有流寓之苦、失节之愧,更添丧子之痛。庾信在赋文开篇就以宏大的历史视角概述了侯景之乱所带来的灾难,“在昔金陵,天下丧乱,王室板荡,生民涂炭。兄弟则五郡分张,父子则三州离散。地鼎沸于袁、曹,人豺狼于楚、汉。”[4]58-59 在亡国悲剧的大背景下,庾信进一步铺叙战乱给百姓所带来的骨肉分离之痛,“或有拥树罹灾,藏衣遭难,未设桑弧,先空柘馆。人惟一丘,亭遂千秋,边韶永恨,孙楚长愁。张壮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泪流。痛斯传体,寻兹世载。天道斯慈,人伦此爱。”[4]59

历览了生民骨肉分离的凄惨景象后,庾信最终将视线聚焦在自身,哀叹金陵陷落时,自己二子一女相继离去; 流寓北朝时,一女一孙又“先调此地”。郭建勋曾说: “庾信的《伤心赋》却始终将丧子之痛与羁旅飘泊的身世、国家破亡的感伤结合起来,始终将个别事件引发的情感叙述,置于历史悲剧的大背景下展开,‘虽伤弱子,亦悼亡国’,避免了囿于丧子孤立事件所导致的单薄之弊,使所赋之伤心悲恸具备了深厚而充盈的情感力量”,因而他说: “《伤心赋》超越了此前所有的同类赋作,在赋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8]

(二) “黍离之悲”中的理性哲思

庾信的黍离之悲并未停留在对具体人事层面上的悼古伤今,而是挣脱纷繁人事的纠缠,升华到哲学层面上的对自然、命运的思考。他对世事盛衰兴亡之变的思考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由最初的疑惑,到后来的激愤,再到冷静后的无奈,上下求索终未能完全释然。

《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是庾信流寓北朝时所创作的一组诗篇,饱含黍离之悲。其中第三首尤为深切,诗曰:

茫茫实宇宙,与善定冯虚。大夫伤鲁道,君子念殷墟。程乡既开国,安平遂徙居。讵能从小隐,终然游太初。[4]332

诗歌开篇便是对宇宙、天道的哀叹,作者为何发此哀叹? “大夫伤鲁道,君子念殷墟”,伤故国之亡,叹黍离之悲; “程乡既开国,安平遂徙居”,伤亡国后迁徙北地,流寓北朝,寄故国之思; “讵能从小隐,终然游太初”,伤出仕北周,愧大节有失。种种不幸使庾信深感人生之悲,天道无情,不禁追问苍天: 天与善人之说为何是虚空的? 庾信在这里还只是对苍天的追问,对所谓的天道充满疑惑,而在《思旧铭》中则对天道的无情深感悲痛。《思旧铭》当作于周敬帝太平二年( 公元 557 年) ,是庾信悼梁观宁侯萧永之作。此文显然受西晋向秀《思旧赋》的影响,悼念友人的同时亦满怀黍离之悲。

河倾酸枣,杞梓与樗栎俱流; 海浅蓬莱,鱼鳖与蚊龙共尽。焚香复道,讵假游魂? 载酒属车,宁消愁气? 芝兰萧艾之秋,形殊而共瘁; 羽毛鳞介之怨,声异而俱哀。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 所谓地乎,其实抟传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 [4]686

国破后世人无论智愚贵贱都惨遭其难,庾信呼天抢地,悲痛至极以致发为激愤之语,“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 所谓地乎,其实抟传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 ”与江淹的“人生至此,天道宁论”异曲而同调。直到在《哀江南赋》中,庾信冷静了下来,对自然、天道、命运有了客观、理性的认识。

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 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怆伤心者矣。[4]101

虽然能够客观地看待国家命运与自我命运的盛衰之变,但这并不代表庾信心中的焦虑得以消解,精神得以解脱,而更多的是对最终意识到一切都无可改变的无奈之叹。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哀江南赋》作于周武帝宣政元年( 公元 578 年) 岁末,此时庾信已65岁。而且此赋普遍被认为是最集中体现庾信乡关之思的作品,可见庾信晚年,心中的黍离之悲不但未能消解,反而更为浓郁,因而庾信事实上与颜之推一样,“悯悯思旧都,恻恻怀君子。白发窥明镜,忧伤没余齿”[9]432,怀忧至终老。

庾信的黍离之悲融人事与哲思于一体,人事中包含社会与人生双重悲剧,内涵丰富,尽显悲剧的情感力量。哲理中则包含对自然、命运等的体悟,表现出其思想的深度。庾信正是在激情与冷静、广阔与深邃的张力中,彰显出其黍离之悲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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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子山集注》(中国书局1980年版)

二、庾信“黍离之悲”之抒情方式

庾信后期诗文中的黍离之悲不仅内容丰富,意蕴深厚,而且其抒情方式灵活多样,与内容相得益彰。概之,庾信主要采用了四种方式,即对照衬情、情景互现、托物言志、借史抒怀。

(一) 对照衬情

在黍离主题的表现中,对照衬情是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抒情方式。文人往往将昔日的盛况与今时的衰败之景直接并列放置,省略了故地由盛到衰漫长的变化过程,以此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心灵震撼力,犹如当头一棒,痛感虽短促却强烈。庾信也常常采用此种方式直抒胸臆,如:

盖闻彼黍离离,大夫有丧乱之感; 麦秀渐渐,君子有去国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犹瞻灞岸; 德阳沦没,非复能临偃师。[4]599

——《拟连珠》其九

盖闻市朝迁贸,山川悠远。是以狐免所处,由来建始之宫; 荆棘参天,昔日长洲之苑。[4]599

———《拟连珠》其十

这两处描写都运用了对照衬情的抒情模式。《拟连珠其十》中,江陵昔日宏伟的宫殿、华美的园林如今已成狐兔之所、荆棘之地。《拟连珠其九》中,“建章低昂”指金陵战败,“德阳沦没”则指江陵失陷,庾信将金陵与江陵的兴衰并列而言,盛衰之感尤为强烈。倪璠按语曰“似感宗周,如悲殷室。建康一败,既伤故国之残; 江陵三年,无补中兴之业。次子山所以旧国旧都望之怅然者也。”[4]599

金陵战败,尚有中兴之望,江陵之陷,则是彻底的绝望,可以说江陵与金陵又构成了另一层次上的今昔之比,双重的今昔对照使黍离之悲愈显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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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元帝萧绎(508-555年)像。侯景之乱后,萧绎即位于江陵。二年后,西魏权臣宇文泰令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大将军宇文护等将领率兵进攻江陵。梁元帝战败投降,被他的侄子萧詧以土袋闷死。梁元帝喜好读书与文学,“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自称“韬于文士,愧于武夫。”江陵被围时,元帝命人将藏书14万卷(包括从建康为避兵灾而转移到江陵的藏书)付之一炬。江陵焚书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之一。

(二) 情iKTaGWLIGv景互现

情景互现是指庾信借景抒情,使所绘之www.58yuanyou.com景渗透主体的思想情感,达到“一切景语即情语”的境界。在庾信所借助的景色中,尤以《哀江南赋》中对山河之景的借用,最为出色,被后世文人所尊崇、学习。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4]162

江陵战败,南方人民遭掳掠流徙之苦。《周书文帝纪》记载,于谨“擒梁元帝,杀之,并掳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于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10]36

关于这段历史,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写得更加详细,但却没有庾信这般华实相扶、情文兼至。这段描写句式整饬,音韵顿挫,以“暗”、“黑”、“青”、“淄”等灰暗色彩词描写山河变色,极尽遣词炼色之能事,意境清冷凄绝,仿佛天地都为之动容,烘托出战乱的残酷、亡国之民境遇的悲惨,以及心中那深切的亡国之痛、黍离之悲。后世很多文人习得此法,如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 、王沂孙“短褐临流,幽怀倚石,山色重逢都别”( 《齐天乐赠秋崖道人西归》) 。陈廷焯曾在《白雨斋词话》中这样评价王沂孙此诗: “《黍离》《麦秀》之悲,‘山色’六 字,凄绝,警绝。”[9]189可见以山河变色写黍离之悲,感染力颇为浓烈。

(三) 托物言志

托物言志是庾信表达黍离之悲的另一抒情方式。《枯树赋》作于庾信初入北周之时,此时的他对战乱、国亡的遭遇仍处于惊魂未定之中,此赋便是借枯树意象寄托心中深切的黍离之悲。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古人心目中国祚的象征,《世说新语》载: “阮宣子曰: ‘社而为树,伐树则社亡; 树而为社,伐树则社移矣。’”[11]171而且树木自身高大伟岸的形象特征常常被用来象征国家社稷的不可移易性,与人们对故国社稷的坚定信念建立起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因而庾信很自然地因树而兴黍离之叹。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 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睒睗,山精妖孽。[4]51

文中细致地描写了这棵枯木惨遭砍伐之后的形态,“冰碎”、“瓦裂”之词反映出庾信将树比喻成国家,以树的纹理形态比喻山河破碎,国家衰亡,一如《小园赋》中所言: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垂泪”“沥血”“空 心”等词表现出庾信是有意识地将树人格化,赋予树以人的情感,以此象征自身自亡国后所经历的种种悲惨遭遇与如今艰难的处境,同时也是对他心如槁木之精神状态的写照。枯树意象是庾信后期创作中的一重要意象,很多作品中都有运用, 如“交让未全死,梧桐唯半生”( 《慨然成咏》) 、 “崩堤压故柳、衰社卧寒樗”( 《拟咏怀其二十七》) 等。陈末隋初文人受其影响,亦常借用枯树意象抒发黍离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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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楷书庾信《枯树赋》欣赏

(四) 借史抒怀

庾信后期创作中,始终将黍离之悲贯穿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而这些历史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毛氏为《黍离》所做的序,阐释了黍离之悲的来源。然而,对《黍离》这首诗而言,毛氏所做的序仅作为一个历史背景而存在,庾信则将这一历史背景放入正文中并加以详细、完整的叙述,不仅有对战争及其所带来的苦难的描写,亦有对战前繁荣盛世的追忆,还夹杂着对历史、命运的思考,这样一来,今日的凋敝景象与昔日繁荣盛世的对比愈显鲜明、强烈,盛衰兴亡所产生的张力愈显有力,同时丰厚的史实使所赋黍离之悲具备了深厚而充盈的情感力量,黍离之悲也就愈显炽烈、浓郁。

《哀江南赋》历来被评论家誉为“史诗”,其以恢弘阔达的气魄、雄伟矫健的笔力刻画出了萧梁一代从兴盛到衰亡的整个过程,最能体现庾信于历史叙事中抒发黍离之悲的表达方式。赋序开篇便以“金陵瓦解”这样一个残败的战后场景高度概括了侯景之乱为梁国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庾信在序文中所表现的黍离之悲还只是一段序曲,在赋作的正文中黍离之悲才得到更为集中、感人的呈现。

赋文前半部分,庾信对梁朝由盛到衰的历程展开层层铺叙,并将自身的感叹、反思融于其中。赋中详细地描写了金陵朝野欢娱,百姓安居乐业的盛象。紧接着却叙述了在一片海清河晏之景下所隐藏的祸根: “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 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 绅 以 清 谈 为 庙略。”[4]113-114“岂知山岳阇然,江湖潜沸”[4]111,一场大战的幽灵正在逼近。“敝箄不能救盐池之咸、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4]114,又以形象而贴切的语言暗喻总崩溃的局面已无可避免。及至侯景之乱爆发,庾信通过展现战乱中各方势力的你争我夺,深入反思了梁朝节节败退的原因。在对史实进行铺叙的同时,庾信还将对朝野享乐风习的批评、对误国之臣的憎恶、对国之将亡的忧虑、对忠臣义士的颂扬、对乱臣贼子的痛恨、对国君罹难的哀悼、对侯景之败的欣喜、对被掳入北官民的同情……种种复杂的情感渗透在一个个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为黍离之悲的兴叹蓄存了深厚的情感力量。战乱爆发后,庾信对故国凋敝之景的描写集中表现了其心中深切的黍离之悲:

于时桂林颠覆,长洲糜鹿。溃溃沸腾,茫茫惨黩。天地离阻,神人惨酷。[4]133

若乃阴陵失路,钓台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舣乌江而不渡。雷池栅浦,鹊陵焚戍。旅舍无烟,巢禽无树。谓荆、衡之杞梓,庶江、汉之可恃……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珍瘁。[4]139-143

“桂林颠覆,长洲糜鹿”是以金陵园林的颓败暗喻金陵的凋败、梁朝的衰亡。“雷池栅浦,鹊陵焚戍。旅舍无烟,巢禽无树”,是写庾信逃亡江陵时路上所见的凄惨景象,侯景失守巴陵,败退时,一路烧杀抢掠,《南史侯景传》对此亦有记载: “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又 云: “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12]810

经过战乱磨洗的金陵,紫气不再,霸气不存,成为狐兔穴居的废墟,与昔日朝野欢娱之象形成强烈对比。这些描写虽未明言黍离之悲,然而在对梁朝由盛及衰的铺叙中,黍离之悲已充盈于字里行间。陈廷焯曾说: “黍离之悲,明说则浅,暗说则深。”[13]643庾信正是在层层铺叙中使其黍离之悲显得内敛而厚重。

此外,庾信在《思旧铭》《和张侍中述怀》等作品中,也运用了于历史叙事中抒发黍离之悲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这种表达方式不仅是庾信的选择,也是与他具有相同遭遇的北迁文人的共同选择,如颜之推的《观我生赋》、沈炯的《归魂赋》等。他们都经历了江陵政权覆灭的惨痛,在异地饱受羁旅之苦、乡关之思中产生了反思梁亡,总结历史的意识。同时,梁朝时私人著史的社会风气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庾信就曾在《奉报寄洛州》中表示“留滞终南下,唯当一史臣”[4]183。此种抒情方式是南北朝文人的独特之处,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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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开府哀江南赋注一卷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刻本

三、庾信“黍离之悲”之成因

王朝更迭之际往往是黍离主题迅速发展之时。梁朝末年,一场侯景之乱,打破了梁朝五十年无战事的太平盛世,这场战乱持续了三年,昔日龙盘虎踞的金陵沦为狐兔穴居的荆棘之地,数以万计的黎民百姓湮没在马蹄扬起的黄沙中。战乱虽是引发黍离之悲的直接诱因,但并不是每一个历经战乱的文人都会抒发黍离之悲。王褒与庾信都曾历经侯景之乱,目睹梁朝的败亡,然而与庾信相比,王褒的文学创作中的黍离之悲极为淡薄,《周书庾信王褒传》甚至称王褒“并荷恩眄,忘羁旅焉”。[14]2792

庾信后期作品中却一再地抒发黍离之悲,这与庾信独特的个人际遇密切相关。庾信出生在一个以儒传道的显贵士族家庭。他在《哀江南赋》中曾言: “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又言其父肩吾“隆生世德,载延贞臣。”[4]106庾信耳濡目染,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从他的创作中,即可鲜明地感受到他那种对于社会现实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对于社会历史的神圣使命感,正是这种忧时伤国的深重情怀,使他在面对故国的败亡时深感悲痛,而常于作品中抒发黍离之悲。

此外,良好的出身使庾信可以享受世族阶级的特权,拥有更多的进身机会。纵观庾信在梁朝时的经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颇有声望。庾信年十五,便侍梁东宫讲读,可谓是少年得志。对于他少年时候的经历,庾信曾在《哀江南赋》中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始含香于建礼,仍矫翼于崇贤; 游洊雷之讲肆,齿明离之胄筵。既倾蠡而酌海,遂测管而窥天。方塘水白,钓渚池圆。//www.58yuanyou.com侍戎韬于武帐,听雅曲于文弦。乃解悬而通籍,遂崇文而会武。居笠毂而掌兵,出兰池而典午。论兵于江汉之君,拭玉于西河之主。”[4]108-109不仅如此,公元 545 年,年仅33岁的庾信被任命出使西魏,这次出使非常成功,滕王宇文逌曾评价说: “使于魏土,接对有才辨。虽子贡之旗鼓陈说,仲山之专对智谋,无以加也。”[4]57正因为此次出使的成功,他回国后,为正员郎,职位清显,位望更高。

文学上,庾信自幼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还善作宫体,文辞绮艳,与徐陵并称为“徐庾体”,史称“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14]2793而且他的文章不仅在梁朝享有盛誉,在北朝亦颇受赞赏,《北史庾信传》记载“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14]2793在生活上,从庾信早期宫体诗诸如《和咏舞》《奉和溶池初成清晨临泛》《奉和同泰浮屠》 《奉和泛江》等可看出其生活的富贵奢华。总而言之,梁亡前,庾信少年得志,政途通达,文学声望显赫,生活更是优渥富足,也正是因为他曾经得到过,才会在失去时那般悲痛、那般失魂落魄。

唯民亡遂才的上一句

庾信像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

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公元548年,侯景之乱将庾信推出了其原本的生活轨道,开始了其后半生“萧瑟”的生涯,正如他在《哀江南赋》中所言“藐是流离,至于暮齿”。这一年,侯景攻金陵,营于朱雀航的庾信担任率兵防御,以待救援的职责,然而却望敌先奔, 据《资治通鉴梁本纪》记载: 侯景到时,“信方食甘蔗,有飞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15]2596。这成为庾信抱憾终身的大辱。逃亡江陵的途上,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金陵乃至梁朝所带来的灾难,这些经历成为他抒发“黍离之悲”的现实基础。

历经艰难,庾信逃到江陵,不久,便又一次出使北朝,原本他想弥补曾经的过失,再次效忠梁朝,而且他对这次出使怀有一定的希望,《哀江南赋》中言: “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 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4]99然而出使中却遥闻江陵失陷、元帝罹难,虽然这与他并无关系,但却无疑使他感受到了不达使命的失败感与羞辱感。滞留北朝后不久,他被迫出仕北朝。在面临求生与求忠剧烈冲突时,他再次选择了求生。这对于受忠义家风熏陶及少年时深受梁室恩遇的庾信来说,这样的选择使他在心理上对梁朝有着难以言说的负疚感,因而庾信后期才会对故国念念不忘,常于文学作品中抒发亡国之痛、故国之思。

庾信后期作品中屡屡抒发黍离之悲,更深层次上的原因还在于庾信自我价值的失落,儒家功业理想的破灭。江陵之乱后庾信滞留北朝,开始了他的流寓生活。北朝统治者对他采取礼遇与优待的态度,但落实到现实中,又表现出对他的不信任,甚至是排斥与轻视。据《通典职官二十一》所载,庾信所授“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官职均属九命,看似位高权重,实际上都是些有名无实的空头衔。又据《周书姚僧垣传》附《姚最传》中记载,执掌军国大全的宇文宪对姚最言: “尔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给非尔家比也。”[10]884由此可见,庾信在注重经世致用的北朝并不得重用,与梁朝时的声名威望更是无法相比。这种今昔巨大的落差使他深深地感到自我价值的失落,乃至于对人生产生幻灭感,“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 《拟咏怀其五》) 、“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 《小园赋》) ,因而他常怀乡关之思,黍离之悲。

庾信前期作品为梁朝后进、邺下文人所称赞,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艺术形式上的纯熟精巧,而其诗歌题材则相对狭窄,主题也较单薄。后期创作则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侯景之乱,江陵战败,陈移晋祚,庾信不仅目睹故都由繁华沦为一片丘墟,沦为亡国之人,而且还离国去乡,屈身仕周,种种遭遇使其在后期创作中大量抒发了黍离之悲。黍离之悲使其创作更关注社会,注目人生,反映的生活面较前期远为广阔,同时丰富了其后期作品的情感容量,增强了后期作品的审美力度,深化了后期作品的思想主题,黍离之悲遂成为其“不以危苦之辞,唯一悲哀为主”创作意旨的重要心理基石以及苍劲刚健艺术风格的重要构成因素。

唯民亡遂才的上一句

《庾信选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结 语

庾信的黍离之悲融现实感叹与理性哲思于一体,内容丰富,意蕴深厚,抒情方式亦是灵活多样,对后世黍离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杜甫历经安史之乱,创作了大量饱含黍离之悲的作品,这些作品无论在抒情方式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深得庾信之遗规。如果说唐代文人还只是学习庾信表达黍离之悲的抒情方式与艺术风格,明清时期,庾信则成为易代之际贰臣文人表达黍离之悲的精神典范,他们试图在与之有着相似身世处境的庾信那里,寻求心灵的慰藉与救赎,尤其吴伟业、钱谦益等人的黍离文学深受庾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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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唐) 李延寿撰.北史[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15](宋) 司马光撰,(元)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六一[M]. 北京: 中华书局,2011.

原载:《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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