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谢天蔚教授
谢天蔚，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荣休教授，著名汉语教学专家。在美国从事汉语教学近三十年，在将电脑技术应用于汉语教学方面独具长才和贡献，曾任美国中文教师学会理事和会讯主编，以及美国南加州中文教师学会会长，也是中文电化教学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较早倡导把多媒体、网络等引入汉语教学，具有引领作用。谢天蔚教授因患胰腺癌，于2021年9月12日在美国洛杉矶家中去世，享年75岁。
谢天蔚教授曾经分享过三段独特而难忘的经历，这些对国际汉语教育事业的重要贡献，在他自己看来只是些“值得欣慰的事”。换句话说，在别人眼里需要惊叹号的表达，他却云淡风轻地给了一个句点。这便是一名学者和长者的人生态度。他在汉语教学中展开的人生给我们诸多启迪：有学识，有幽默，更有智慧。
美国三十年汉语教学生涯中
几件值得欣慰的事
谢天蔚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
退休快两年半了。从1985年到美国作中文助教开始，到2014年初退休，教了将近三十年的中文。在近三十年的过程中，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但是最让我难忘和感到欣慰的有三件事。
一、 用电脑教中文：“识繁写简打拼音”和“听说读打写”
在北美教汉语有几个不能回避的“热点”，其中一个就是“简繁相争”。学校里究竟要教简体字还是繁体字总要吵闹一番。其实老美并不知道要学什么字，倒是“老中”在那里拼命争论。
关于简繁之争我不想花太多的笔墨，因为吵到耳朵都起茧子了。教繁体字的还是在那里教繁体字，教简体字的也还是在那里教简体字。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脑中文输入的发展，简繁相争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了。
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用汉语拼音输入，大陆用简体字原由网，港台用繁体字。北美媒体“台湾裔”的多，繁体字随地随时可见。老美学生如不两种都学，跑到大陆或者台湾总有一处会很“失落”。况且繁体字容易认，简体字容易写，电脑输入用汉语拼音最方便。
因此我在2000年开始提倡“识繁写简打拼音”的主张并且在自己的班上实行。作业、测验和考试全部用电脑进行。一年级第一学期除外，学生只写不打，到了第二学期又写又打，二年级不写只打，到了三四年级要写就写，要打就打（谢天蔚， 2011） 。这和斯坦福大学孙朝奋教授的意见完全相同（孙朝奋，2009）。
还有不少老师也认为汉语教学引入打字是完全必要的（郑启五，2010；冯禹，2011）。现在似乎很少有学校不让学生用电脑输入中文的，只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用电脑，用到什么程度上有不同的意见。
自从有了电脑和网络，中文教学的面貌大改观了。除了上面所说的把拼音输入引入教学以外，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网络对中文教学的冲击。
1997年我开始把收集到的网上资源整合起来，建立一个“网上学中文”(Learning Chinese Online) 的网页。这是一个很原始的网页，并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但是花费了很多时间去搜寻和整理网上的资源。没有想到，这个网页居然收到很多老师和学生的欢迎。10年以后点击率达到了近400万。这个数字在网络时代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当时网络刚起步的时候对老师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退休以后，这个网页交给系里管理了。
除了网络以外另一个用电脑教中文的方面就是把所有课程的资料（包括课堂讲课的教案、作业等都“数位化”，放在网上，让学生随时可以查看下载。这跟以前用纸质教案备课的性质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形式不同了，观念和方法也随之改变。
二、 SLI暑期中文班：一个培养
中文种子的项目 和独特经历
911以后，美国政府对外语需求有了切肤之痛，认为美国受到攻击的原因之一是对外国的语言和文化了解不够，感到缺乏外国语言和文化的人才。为此国会提出法案要加强外语教育，培养外语人才，于是拨款办学。加州州立大学五个分校联合立项申请一笔经费举办暑期外语班，原由网培养外语人才。
这个项目的名称就叫 Strategic Language Initiative （战略语言计划）。这五个分校是长滩、洛杉矶、富勒顿、北岭和圣伯纳蒂诺 (Longwww.58yuanyou.com Beach, Los Angeles, Fullerton and San Bernardino)。所教的五种语言称为“战略语言”(strategic languages)，分别是：汉语、韩语、波斯语、俄语和阿拉伯语。
我们长滩州立大学负责中文，从2006年开始试办，到2013年结束历时7年，共6期。我们的目的是将具有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通过两个暑期学习的密集学习，提高到高级汉语水平。这些学生来自加州各大学（后来有少数外州学生），通过筛选进入这个班。每次12名学生。
开始的时候，他们在长滩密集学习一个暑假（6周），第二年去中国学习。后来这个班加以改进，变成“三段式”学习课程：
第一个暑假六周，在经过集训以后去台北国语中心学习六周。
第二阶段是回到美国，通过网上跟中国一个网上学校进行两个学期的网上学习。每周一到两次，每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维持暑期密集学习的成效。
第三阶段是第二年暑期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密集学习三周。学生在进入这个班以前和结束的时候都进行语言能力测试（采用的是美国中文SAT和外语学会ACTFL制定的标准）。
结果表明这样的学习很有成效，大部分学生都达到目标。这批学生不仅在语言上得到提高，而且对于大陆和台湾的情况有深刻的了解。他们中一些人毕业以后找到跟中国有关的工作，有的在中国教书，有的进入在华的公司，有的回到美国以后为其他公司做咨询工作。
总之，这个项目对于学生是一个“Turing point”（人生转折点）。他们至今在Facebook （脸书）上保持联系，时不时地聚会。有的学生已经成家生儿育女，我成了“SLI祖父”。
三、 特殊学生“特殊”教，紧急情况“紧急”教
在近30年的教学中，有两个特殊的学生和一个紧急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值得记下一笔。
听障学生
一位女学生是听障学生，从小丧失听觉，因而也不会说话，只会美国手语。每天上课的时候，这位女生坐在第一排，另一位手语翻译坐在我的旁边，面对着学生。我说什么她就用美国手语比划着解释给学生听。我不懂手语，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翻译的，翻译了什么。不过看学生的反应和作业来看，她似乎是都懂的。虽然她不能用口语回答问题，但是她却可以走到黑板上一笔一画写出汉字。
她学了一个学期，从不缺席，作业都认真完成。我很欣慰。更使我感动的是，那位手语翻译也跟着她上了我一个学期的中文课。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大开眼界。
视障学生
更使我震撼的是另一位是视障学生来学中文。可能是家庭遗传的缘故，他双目失明，走路用探路棍。我们从来没有教盲人的经验，所以当学校特殊学生办公室找到我们，说有一位盲人学生要来学中文，确实觉得没有把握，因为我们对于中国的盲文一无所知。特殊学生办公室也不知如何处理，不过他们知道教中文可以用拼音，就专门请一位读过中文的学生帮助，把我们的原由网课本用拼音全部输入电脑（那时我们的教材只有纸质的，没有电脑版）。另外又请那位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坐在视障学生的旁边，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内容都讲给他听，在考试的时候也把题目念给他听。
后来电脑技术发展了，我们帮视障学生在电脑上安装了为盲人读屏的软件，这样他就可以直接听到电脑上的中文。他自己又用盲人图像打印机，把一个一个的汉字在特殊的纸张上打出来，用手摸着感知汉字的形状，学习汉字的偏旁结构。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他终于修成正果，在我们学校学了三年中文，后来又考到斯坦福大学成为硕士研究生，除了学习新闻专业以外继续学中文。他还跟着教授到中国，登长城爬泰山，在脸书 (FaceBook) 上贴出照片。让国人惊奇不已。后来其他学校，如柏克莱加大也有盲人学生来学中文，都来向我们学校取经。
一个特殊学生学中文，一大帮的人在旁边提供帮助。这是什么精神？
美国华文媒体对他学中文的经历也有报道（《中国侨网》，2008；《世界日报》，2014）。
隔离学习
2009年夏中国爆发禽流感。政府如临大敌，凡传染禽流感的病人全部隔离，连跟病人有过一点接触的也要隔离观察一个星期。当时我们的暑期班在上海举行，正好遇上这个麻烦。
我们这个团队有十二个学生，一位女辅导员，一位家属，还有我和我www.58yuanyou.com的太太，一共十六个人。到达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第一天晚上，辅导员托同学来报告说发烧了。我立即向学校留学生办公室（留办）报告。留办说要送医院检查，万一得的是禽流感就不好办了。于是我让我的太太和留办的一位老师陪她去。半夜以后因为血液报告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出来，我的太太就回来了。不料第二天早晨，我就接到区防办（虹口区专门防治禽流感的办公室）电话，说那位女辅导员确诊得禽流感，要隔离医治。不仅如此，凡所有跟她有过接触的人都要隔离观察。
得知医院（一家新造的Motel汽车旅馆被政府征用，改为临时隔离病房）有电脑网络，我通知学生全部轻装，但必须都带上手提电脑。大家紧急集合，集中到大厅。学校如临大敌，从院长到留学生宿舍的服务员全都出动，排成两排“夹道护送”我们上救护车。救护车只有一辆，每次只能运送四个人，只好分四批送完。到旅馆见身着白色隔离服的医护人员列队默默“欢迎”。学生鱼贯下车，默默地走进“病房”，心情沉重。学校看到学生十分“听话”，都称赞他们有“素养”。
“病房”设备是全新的，电脑网络也很不错，只是每个人都住一个房间（我与太太也被隔离），不许走出房间。一日三餐由身穿隔离服，带白口罩的服务员送到门口。吃完以后把空盘还是放在门口的蓝色盒子里收走。一天只有三次送饭的时间房门可以打开。大家站在门口遥遥相望，大声隔空打招呼，说说笑笑，好像“放风”时间一般。我想不能就这么浪费时间，于是通过电脑通知学生每天上午9:00，下午3:00和晚上7:00为我们网络学习时间。早上一个半小时是通过Skype上课。内容是我编写的“实际汉语”，是关于禽流感的报刊新闻和其他已经准备好的阅读材料。大家在网上用Skype的Chat（聊天）功能进行学习问答。下午是自由讨论时间，也是打字聊天一个半小时，大家提出各种问题，相互问答。当然最多的问题还是“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隔离”。还有“红烧鲫鱼怎么吃？”“豆浆包怎么打开？”等等有关生活的问题。晚上是聊天时间，没有主题，自由参加。这样，“隔离”和“学习”两不误。学生中文打字能力大提高。
一个星期以后，“医学观察解除”，我们全体被“释放”。每个人拿到一张大概是由电脑翻译的“释放证明”，英文让人笑痛肚皮，记得最后一句是 “The expiration of medical observation, and would like to prove”，直接翻出来是：医学观察到期，想要证实。意思大概是想说：“医学观察结束，特此证明”。
这个在隔离病房用电脑学中文的个案恐怕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了。学生将这段经历拍成视频，放在YouTube上，以此为证。这一段在我中文教学生涯中也颇值得纪念。
上面所讲述的经历和故事或许是别人没有经历过、没听说过的。写出来给大家看看，也给自己留个念想。
注：本文为Vivian Ling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中文教学界的回顾》一书撰写的章节选摘。
谢天蔚先生的不幸逝世是国际中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汉语修辞学界的一大损失。
谢天蔚先生永垂不朽！
本文来源： 国际汉语教师50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