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翻译说服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统计《论语》各英译本在Google Scholar中的被引频次，来了解当前这些译本在学界的受关注度和影响力，进而探讨《论语》英译过程中译者、环境、译本、受者这些要素以及反馈环节对译作接受效果的影响。在重点研究高被引频次译本的基础上，揭示了典籍外译取得成功的途径与手段，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建议与参考。
关键词：翻译说服论 《论语》英译本 Google Scholar被引频次 影响因素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I046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正在实施的重要文化建设方针，旨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翻译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历史悠远，文辞优美，内涵丰富的中华典籍来说，翻译的作用更为突出。
《论语》代表着我国儒家思想的精髓，其英译对于传播中华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有着重大意义。《论语》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版于1691年，此后三百多年间，《论语》在海外的各种英译本不断出现。目前，已出版的《论语》英文全译本已达四十多个。这些译本是一大笔宝贵的世界性人文财富，对21世纪提升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有着巨大的可资发掘与借鉴价值。
一、《论语》英译及其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海外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需求亦有所增加，对于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华优秀典籍的翻译与研究引起了国内更多学者的重视。这方面的文著明显增加，十余年来已逾二百多篇，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硕士与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均与《论语》英译相关。在研究内容方面，这些文献大体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①对《论语》英译的总体性介绍，如王东波“《论语》英译的缘起与发展”（《孔子研究》2008年第4期）等；②单一译本鉴赏，如钟明国“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及其对翻译目的的消解”（《外国语文》2009年第2期）等；③多译本比较，如岳峰、周秦超“理雅各与韦利的《论语》英译本中风格与译者动机及境遇的关系”（《外国语言文学》2009年第2期）等；④对《论语》中一些核心概念等的英译的分析，如杨平“《论语》核心概念‘仁’的英译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2期）等；⑤对《论语》译本的翻译技法分析，如王勇《〈论语〉英译的转喻视角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等。总体而言，国内的《论语》英译研究在明显升温，但针对《论语》英译对外传播效果和相应策略的研究尚未开展。
就国外来看，对《论语》英译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分两大类：①书评：每有新的译本推出，一般都会有几篇评论性文字发表，篇幅都很短小，所讨论的问题多集中于技术层面，偶见于大众刊物上的书评则主要就思想内容发凡，几乎不涉及学术问题；②译者自己写的综述性文章：不少海外译者在其译本序言中都会谈及翻译背景及翻译原则等问题，但注意力基本都放在翻译本身。
可见，在《论语》英译本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对于一些需要了解的宏观问题，如各译本的受关注度、读者反馈和评价等，目前尚缺乏可靠的调查数据和确凿的研究结果。代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髓的《论语》诸多译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度和流传性如何？对读者的影响力又有多大？了解和掌握这些信息，进而探讨切实有效的翻译策略，以促进《论语》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传播，是一项重要而且急迫的课题。
二、翻译说服论概述
翻译说服论是由笔者在2016年发表的“翻译与说服：一个全新的翻译研究视角”一文中提出的。这一理论揭示了翻译具有说服性的特点。简单地说，翻译作为一种人际交往方式，最终是以相互沟通和影响为目的的。译本如果能被受众所接受，达到预期的交流效果，就可以说译者实现了成功的说服。反之，说服力的强弱，也是衡量译本得失优劣的重要标准，因为有说服力的译本，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被普遍地接受和认可，从而获得广泛的传播。拙劣的译本，往往不受关注，生命力和影响力有限。当然，相关研究也发现，影响译本说服力的因素比较复杂，至少包括译者因素、译本因素、受众因素以及外界环境因素等。
翻译与说服活动之间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是翻译说服论建立的重要理据。在翻译说服论的框架中，我们把翻译活动看成是说服的过程；译本是说服的工具；译者充当说服者的角色；读者则是说服的对象；为了增强译本的说服力，译者须通过各种手段和策略，创造有说服力的译本，以确保作品被受众接受，获得广泛流传。
在笔者看来，译本的被引频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学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或者说是译本在特定读者群中的接受效果。而译本的接受效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说服力强弱的体现。这一认识，将是本研究展开的理论前提。
三、《论语》英译本在Google Scholar中的被引频次与分析
本文尝试通过语料检索的手段，考察《论语》英译本在特定读者中的接受度，以期探讨和提炼出有价值的典籍翻译原则与策略建议。研究从一个小的着眼点出发，关注典籍英译本的生存状态。具体而言，就是利用Google Scholar作为引文数据库，统计《论语》各译本的被引频次，作为考量译本“说服力”的重要指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由网《论语》译本在专业读者中的影响力和认可度，也就是译本在这一读者群中的“接受效果”。
Google Scholar于2004年11月推出，其数据来源包括学术著作出版商、数据库提供商、专业性社团、各大学及其他学术组织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书籍、预印本、文摘和技术报告等学术文献，内容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种学科。随着Google Scholar的发展和逐渐成熟，这个搜索引擎在世界学术领域的地位与日俱增。由于目前国内外尚缺乏针对图书被引频次统计的权威和完善的数据库，Google Scholar经常被用作替代的引文分析工具。通过Google Scholar强大的学术搜索功能，可查证某位专家对科学作过多大贡献、有多少人引用他的成果，从而使学界的业绩公开化。本文的数据采集时间为2018年4月1日。
据不完全统计，现有《论语》英文全译本数量已超过40本。本文以目前流传的《论语》英文全译本为研究对象，进行数据检索。在总共参加检索的32个译本中，检索出有被引记录的共28个译本，具体被引频次分布如表1。
在28个译本中，被引频次大于200的共有5个译本，这5个译本的被引频次为4329次，占总被引次数的84%。可以说，世界范围对于论语英译本的关注和引用主要集中在这5个译本上。
我们对这5个译本进行细化检索，列出这5个译本被引频次的情况，见表2。
在这5个译本中，被引频次由高到底分别是理雅各（James Legge）、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刘殿爵（D.C. Lau）、安乐哲和罗思文（Roger T. Ames & Henry Rosemon）、白氏夫妇（E. B. Brooks & A. T. Brooks）。
为了分析5个译本各年度被引情况变化，笔者统计了2003年至今，每5年这些高引译本被引频次情况，见表3。
笔者发现从2003年以来，这五大译本被引频次共3232次，占译本总被引频次的75%。从2003年至今，对五大译本的关注度逐年增加，被引频次由679增加到1511，是超过两倍的增长。从2013年至今，五大译本被引频次占译本总被引的35%，说明近年来对《论语》英译本的关注和引用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这5个译本上。
对2013年以来，五大译本的被引情况作进一步统计分析，笔者发现，从2013年至今，引用率最高的三个译本，其译者分别是理雅各（James Legge）（32%）、安乐哲和罗思文（Roger T. Ames & Henry Rosemont）（23%）、刘殿爵（D.C. Lau）（19%），也就是说，这三个译本近年来活跃度最高，是在学界影响力最大的三个《论语》英译本，也就是接受效果最好的译本。值得一提的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译本仅以微弱的劣势屈居刘殿爵译本之后，排名第四，也是近来广受关注的译本之一。
四、影响《论语》英译本接受效果的因素
根据以上调查统计的结果，我们将主要着眼于接受效果好的几个译本，结合翻译说服论，探讨影响《论语》英译本接受效果的因素，摸索经典文本外译和传播的理想途径，为扩大中华典籍的影响力，促进中西文化更好地交流出谋划策。
（一）译者因素
翻译说服论强调说服效果与译者本体（包括其威望、成就、阅历、能力、诚信度、知名度等）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两者是成原由网正比的，也就是说，译者素质越高，译作的说服力越强。译者的身份、权威性、品质和翻译目的会影响读者对译本的态度和判断。根据传播学研究，“同样的内容，由威望不同的人说来，效果全然不同”。在翻译领域，知名译者往往先声夺人，给受众带去心理上的信赖感。读者未读译本，就先入为主，有一种天然的青睐CRHCLqgID和倾向。因此，为了确保译作的质量和接受效果，委托人往往会选用有威望、高素质的译者去承担翻译任务。
本次研究发现的被引频次最高的三个《论语》英译本，其译者均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权威性。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原由网代经典的人，曾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理雅各的相关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儒莲翻译奖的第一个获得者。安乐哲（Roger T．Ames，1947—）是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副主席。他是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和诠释作出了很大贡献。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是马里兰圣玛丽学院的杰出教授，“亚洲社会与比较哲学论丛”主编，也是海外研究汉学的大家。而刘殿爵（D.C. Lau，1921—2010）是香港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和汉学家，伦敦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也是英国有史以来首位出任中文讲座教授的华人。刘教授英译的《老子》《孟子》《论语》三书，为西方学者研治中国哲学必读之经典，影响甚巨。可以看出，几位译者都具有很强的学术背景，对中国和中国哲学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相关领域内占据权威地位。他们的威望是其学识、阅历、知识结构、语言功底和翻译造诣的印证，也使他们成为读者眼中胜任的《论语》译者人选。
译者翻译的初衷也颇为重要。从“说服”的角度来说，当译者抱着积极、正义的目的，表现出中立、客观的立场时，更能向读者展现诚意，进而打动他们，取得良好的接受效果。理雅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虽然他翻译儒家经典一定程度上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同时也出于帮助传教士理解中国人的圣书，形成对儒学了解之同情，以及化解中国人敌对情绪的目的。理氏译文力求客观公允，减少个人偏见，被清代学者王韬誉为“西儒”“一代儒宗”。安乐哲想通过对中国哲学（主要是儒道思想）的解读和译介让更多西方人改变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因此，他从哲学层面诠释《论语》，让读者能够以儒家之道的本来面目来对待它。很多人认为，安乐哲对中国哲学的独特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使中国经典的深刻含义越来越为西方人所理解。刘殿爵翻译《论语》，始终带着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基于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整体理解展开讨论，把读者带入译者心目中的中国哲学（儒学）世界。因此，几位译者的翻译目的都是正直而真诚的，且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推动“东学西渐”的作用。
另外，译者的品格也会影响读者对译本的态度。在这方面，阿瑟韦利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对中国及中国人民充满热爱和感情，在二战期间正义感表现十分突出。1940年，韦利在《亚细亚评论》（Asiatic Review）上发表了题为“感激中国”（Our Debt to China）的文章，表达了对处于战火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韦利还曾担任“全英援华运动总会”的副会长，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战。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韦利曾因翻译日本文学的突出贡献，1959年被日本政府授予勋三等瑞宝章，然而出于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之情，韦利并未去日本领奖。阿瑟韦利的品格和人格魅力成为学术界的佳话，一直流传并影响着他的译本，让读者饱含深情地去阅读他的作品。
总之，翻译作品要达到理想的接受效果，获得“青睐”，从译者的角度来说，需要考虑到译者的身份、权威性、品格以及翻译态度等因素，因为这些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的判断和对作品的接受，也就是译作的说服力。
（二）环境因素
作为一种语言文化的传播活动，翻译必然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发生，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特殊的时代和历史因素也会促进或妨碍译本的传播和接受。
纵观《论语》对外传播的历史进程，大致可将其英译史分为以下几个阶段：①1809—1895年，这个时期，《论语》主要依靠传教士（如理雅各、高大卫等）进行翻译和传播。他们往往从基督教角度对《论语》进行阐释，带有明显的传教性质；②1898—1979年，此时有更多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加入到《论语》英译的事业中来，他们大多是出于文化交流的目的而进行翻译。在此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译者包括刘殿爵、庞德、白氏夫妇等；③1990年至今，新时期译者（如安乐哲、黄继忠、斯林格伦德、吴国珍等）对《论语》译本进行了重新审视和个性化诠释，译本呈现多样化趋势。
放眼世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低迷的社会状态、居高不下的犯罪率、薄弱的现代西方家庭制度等。追其根源，或与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观念被西方人所崇尚有关。安乐哲（Roger T. Ames）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不容小觑，应当通过中国文化来寻找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论语》中宣传的中国儒家文化和哲学也许是一剂“良药”，可解决美国这一根深蒂固的顽疾。孔子哲学始于孝道，家庭关系是道德发展的起点。孔子哲学最大的力量和最持久的价值在于寻求人类以家庭为背景的经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安乐哲指出，儒家哲学可能会改变人们对全球关系的认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将肩负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因此，在西方面临精神危机的大背景下，安乐哲翻译《论语》，受到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推动了中国哲学在西方国家的普及与传播。
聚焦国内，20世纪末21世纪初，伴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华文化开始走向国际化，中国步入文化输出阶段。这一大好形势，进一步激发了海外汉学家及翻译家对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的兴趣。国内译者和学者也纷纷紧随“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政策指引，积极投身到典籍外译和传播的事业中，造就了此时良好的《论语》英译的时代环境。同时，也有大量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论语》英译本。这与我们的统计调查结果相符：近年来《论语》译本的引用率（即受关注度）普遍提高，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三）译本因素
在翻译活动中，译文不仅是文本信息传达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展示（display），是译者语言和翻译能力的直接表征。要实现理想的传播目的，就必须努力创造出色的译本，用信息内容去赢得读者的认可，用能力去征服读者。传播学也指出，高信誉的“信源”优势是会消失的。人们一开始重视信誉的“光环”，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注意力就转而集中于内容本身了。可谓是理性的觉悟。因此，归根到底，传播的效果，还是取决于信息内容的质量。对于翻译来说，译者的声誉可能会在最初吸引读者去接近译本，外部环境或许会促进译本的传播，但如果翻译本身质量不高，存在信息缺失谬误，或者言辞生硬粗糙，最终还是会失去读者。事实上，译本作为“说服”的载体和工具，是整个说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仔细研读以上接受效果最佳的几个译本，会发现它们在语言和风格方面各具特色，也正是这些特色，成功地吸引和征服了读者。
理雅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他的译作属于早期的传教士译本。事实上，很多传教士在翻译《论语》时，出于传教的目的，会有意无意地用基督教教义和思想取代儒学，导致译文中出现对儒经曲解、挪用和附会的现象，但理氏治经同清儒并无差别，从训诂、考据、词章入手，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发掘儒经义理，将儒经当作历史文献来研究，讲求穷本溯源，还其本来面目。他的译文很少有主观臆测的成分，而是译者研读历代注疏后作出的审慎判断，言必有征。理氏译本也为读者考虑，详加注释，内容包罗万象。因此，理雅各译本在英语世界里的地位类似中文里的注疏，面世以来即成为汉学经典，整体价值和地位至今不受动摇。
刘殿爵的译作属于近现代译本，但它与理雅各译本存在相似之处。刘殿爵曾在新版《论语》的引言中说：翻译如果必须在“忠”与“美”之间做出取舍，译者应当舍“美”求“真”②。他试图基于原文本诠释孔子的本意，在翻译中尽量避免抽象、深奥的语言，力求原汁原味地传达哲学概念和圣哲观点，并增加了大量的连词和解释性材料，让孔子及其他讲话者具有一种庄严典雅的风格。刘殿爵追求的是还原和传达孔子思想的本真，其译本因准确翔实的特点而广受关注。
结合环境因素，当前所处的时代，恰逢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西方国家对这个古老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他们渴望通过各种途径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在这种形势下，理雅各与刘殿爵的译本能充分满足一部分西方读者的需求，因此，成功地说服了大批读者，取得了比较好的接受效果。
如果说理雅各与刘殿爵的《论语》译本追求内涵上的精确翔实，让西方读者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文化，那么安乐哲和罗思文（Roger T. Ames & Henry Rosemon）译本则体现出新时期译本的另一种特色：既关注哲学层面的文本内涵，又重视语言的精致与严谨，在纵观中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深入寻求两者的契合点，帮助西方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也宣扬中国的哲学思想。这与安乐哲当年翻译《论语》的初衷是一致的，即希望借助中国传统思想“说服”西方读者，影响和改变他们，从而用中国儒家文化和哲学解决美国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
安乐哲和罗思文对《论语》文本的哲学理解深刻影响了他们的翻译，他们的译作也体现了两位译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独特解读方式。可以说，大部分《论语》译者都倾向于将孔子描述成“真实”“保守”的形象，更注重其永久性，而不是多样性。安乐哲的译本却与众不同，力求突破常规思维，在解读和诠释圣哲的方式上独辟蹊径。
安乐哲还批评了现有的简单而常规的中国哲学文学翻译方法，即寻找西方的哲学词汇，并根据其文化倾向和经验选择相应的表达。因此，用于翻译中国哲学的词汇里充满了不属于中国世界观的内容，如“天”(Heaven)、“命”（fate）、“仁”（benevolence）。他更从具有重要哲学意义的中文词汇中选出20个以上的关键字，并对其进行注释，在翻译文本中使用音译。这种方法对读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但大大减少了翻译文本和评论中出现误译、滥译的概率，因此，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这种方法具有其合理性。
基于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了解和认识，安乐哲更注重“差异”，而不是“认同”。例如，他建议用“character”表示“性”（nature），用“go beyond”表示“超越”（transcend），用“superlative”或“supreme”表示“绝对的”（absolute），用“core”或者“concentrated”表示“本质的”（essential），用“something”和“nothing”分别表示“存在”（being）和“非存在”（non-being），用“stuff”表示“物质”（matter）和“实体”（substance）等等，以显示中西哲学的差异。
安乐哲的中国哲学观及其对《论语》的哲学性诠释，建立了中国哲学的独特地位，并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传播到了西方，在哲学层面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其译本蕴含哲思，翻译方式与众不同，故而受到了读者的广泛赏识与认可。
（四）受众与反馈
不同的读者，对译本会有不同的期待和不同的反应。因此，在翻译时，译者需考虑读者的特点，在了解和掌握他们心理和需求的前提下，有意识地选择对应的翻译策略，才能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激发他们的共鸣。只有为读者带去愉悦的阅读体验，才能确保译本的传播效果。正如奈达所说，很多优秀的译者在翻译时会想象目标读者正端坐在旁，聆听他们的翻译，由此确保译文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而非简单的词句在双语间的对应转换③。
作为具有较高威望的学者，上述几位译者心中设想的目标读者群大致是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学者。所以，这些被引频次高的译本，定位于传递还原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思想内涵，在内容上饱含大量的注释和引用，文字上注重思辨性、学术性，非常适合西方汉学家及哲学学者的研读和参考。然而，这些译本在普通读者中的接受效果却未必很好，因为它们不够通俗，不够接地气（但这并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调查手段，了解和掌握在非专业读者中接受度最佳的译本，进而展开另一个主题的讨论）。总之，接受效果也会受到读者因素的影响。译者在翻译中必须考虑目标读者的特征与需求，以确保译本的接受度和流行性。
根据说服理论，受众反馈是翻译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反馈的信息有助于广大译者了解文学翻译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反思和学习，调整翻译策略，改进译本，以符合读者的期盼，进而取得更好的接受效果，使译本获得“长存”。
以刘殿爵译本为例，刘殿爵一直根据别人提出的意见不断改进和完善，在第一个版本推出后，又陆续推出了三个修订版。每出一个新版本，他对原译作的措辞、句式和内容理解都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根据不完全统计，与1979年版相比，1983年版在内容上有10处改动，形式上21处变化，另有6处其他修改。2008年的版本变动较多，内容上多达113处，形式上达189处，其他修改达54处，包括注释的修订。这就体现了反馈环节在传播过程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的修改与完善，刘殿爵的译本具有了更强的“说服力”，从而能够在更长时期内和更广泛的读者群中被接受、被认可，成为经典译本。
五、对我国典籍外译的启示
根据影响典籍翻译说服力的因素，以确保译本的有效传播为目标，我们总结出以下典籍外译方面的相关经验与建议，供广大对外文化传播的参与者们考量。
首先，从译者角度来说，选择高信度、高素质的权威译者来完成经典文本的翻译，或是增强译本说服力即接受效果的首要因素。一方面，有威望的译者能带给读者天然的信赖感，更有利于译本的传播与接受；另一方面，高水平译者的学识、阅历以及语言能力一定程度上能确保对经典文本准确、全面的解读和贴切、翔实的传达。因此，理想的译者人选一般应是领域内的知名学者或专家，具备深厚的中英文造诣，对两种语言文化都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才能担负起典籍外译的重任。这样的学者除了学养，往往都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待经典文本的诠释审慎而细致。
其次，从环境角度来看，结合翻译活动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和社会发展需求，把握外部环境和翻译活动的良好契合点，也是译本取得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客观上为典籍外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也需要利用中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去解决西方社会中的道德问题和精神危机，进而驱动了典籍外译活动的广泛开展。
再次，从译本角度来看，翻译的质量始终是决定译本成败的关键因素。译者应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形成独特的翻译风格，在准确、忠实地传达典籍要旨的同时，兼顾译本的可读性和审美特征，从而获得关注与认可。从上述《论语》英译本的成功范例中，我们发现，接受效果好的几个译本各具特色，或是精准、翔实，或是对儒学的阐释具有独特的视角。理雅各与刘殿爵译本的共同点就是对原典的忠实，力图还儒学以本来的面目，在语言方面则力求严谨、准确，附以全面详细的注释。而安乐哲对儒学经典独特的解读方式，以及精致、严谨的语言，也为其译本赢得了赞誉。
此外，从受众角度来看，译者首先必须了解受众，为他们考虑，满足他们的需求。以上三位译者针对的受众大致是专业读者群，因此，他们学术型的翻译风格，包括严谨、精致的语言、思辨性的阐释，以及翔实的注解，正符合这一受众群体的期待，为其获得良好的接受效果提供了保障。同时，在译作完成之后，译者应重视受众反馈的环节，虚心听取读者的意见，适当调整翻译策略或方法，积极地改进译本，从而使译本的接受和流传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好的口碑可促进译本的传播，而消极的评价则可能使译本失去很多潜在的读者。
运用翻译说服论，结合实证数据分析结果，本文对《论语》英译本的接受效果展开了一次尝试性探究。望研究成果能在提升典籍翻译的接受度和流传性，塑造经典译本方面，给予中华典籍外译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注释
①本文中的图表信息均基于2018年4月1日google scholar数据检索结果。
②原文如下：If there is conflict between beauty and accuracy, the translators should let beauty give way to accuracy.
③原文如下：Some of the best translators make it a practice to imagine that a typical member of the intended audience is listen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sk as the translation is being dictated or is reading the text as it flashes on the computer screen, in this way the text of the translation is being prepared for a listening or reading person and is not merely a process of trying to match words and sy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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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本文获得201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跨文化传播背景下《论语》英译的说服效果与策略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6JG002-EYY06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启动费项目（批准号：2018ECNU-HLYT026）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