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不乏“文豪”，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相较于这两位，或许契诃夫是相对低调的存在，但是他却深深地影响了无数的创作者。
为什么他的作品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为什么我们会一直需要契诃夫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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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宗城
✎编辑 | 程迟
燃起寒冬的火焰
海岸就在眼前，太阳西沉，夜幕笼罩大地，凛冽的夜空中星星闪烁。夜里，死一样的寂静被风雪打破，一层层堆起的雪，向从莫斯科出发的探险家发出恐吓。咆哮的黑夜，此刻如同坟场。
萨哈林岛景观。/pixabay
1890年，契诃夫前往萨哈林岛。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在黑龙江口外，萨哈林是蒙古语，意即“黑河的峭壁”。1860年，帝俄与清廷签订《北京条约》，萨哈林岛北部被俄国接管，南部在日本手中，日本人称它为桦太岛。1875年，帝俄以千岛十八岛交换萨哈林岛南部，“全岛遂归俄”。19世纪末，这里成为一个安置、关押苦役犯和流放犯人的监狱。
为了了解苦役犯的处境，1890年，契诃夫预先写好遗嘱，顶着风雪穿越西伯利亚，来到这个俄罗斯的失落之地。他走遍整个萨哈林岛，对“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进行调查，为世人留下一份帝俄时期的《古拉格群岛》，书名 《萨哈林旅行记》。
《萨哈林旅行记》
[俄] 安东契诃夫著，刁绍华、姜长斌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12
《萨哈林旅行记》是契诃夫书房里的一件囚衣。 在这本社会学著作中，契诃夫书写的不只是苦难，还有荒谬。
他看到“数不清有多少苦役犯在侍候官员先生们……一个典狱长按规定可有八名仆役：女裁缝、鞋匠、使女、听差兼信使、保姆、洗衣妇、厨师、清扫工”；也看到脸色阴沉、凶狠的犯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长官和美好的生活；看到被长官鞭打致死的犯人、饿死的农民；也看到人们变得虚伪、狡诈、自欺欺人；看到二十七户家庭挤住在废弃的牢房里，人们并排睡在一个大通铺上；也看到在监狱里，长期遭受不幸的人身上“存在着一种自身不幸的同谋性”。
从萨哈林岛返回后，契诃夫以萨哈林岛为原型，写出了中篇小说 《第六病室》。这篇小说辛辣讽刺，利用“第六病室”来隐喻当时的压抑与恐怖。第六病室条件简陋、管理混乱，病室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老医师据说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网罗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不仅如此，这间病室的味道还恶臭至极，“酸卢菜，灯芯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它名义上在治人，实际上在害人。
《第六病室》
[俄] 安东契诃夫著，央金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1
以这篇小说为标志，契诃夫的小说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他的文字不尚浮华，却具有直面生活本质的决心与精确。在那个年代，他的小说给予了读者清醒的力量，使人们有勇气去认识自己平庸的生活、意识到俄国社会的荒诞，从而勇敢反抗，燃起寒冬里的一把把火焰。
只要还有虚伪的生活，
就会有他
契诃夫很少说起自己的童年，写给作家谢格洛夫的信是少有的例外。
在这封信中，契诃夫说：“我小时候就接受过宗教教育以及这一类的培养，例如在教堂唱圣歌，朗诵使徒福音和《旧约》中的赞美诗，参加晨祷，负责在圣坛上帮忙，在钟楼上敲钟。”然而，宗教教育并没有将他驯服，反而让他进一步察觉到庄严与虚伪只在一线之间。
当他和两个哥哥在教堂里唱三重唱《改邪归正》时，大家都感动地看着他们，他却感到自己是小小的苦役犯。后来，每逢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契诃夫最常提起的一个词是“阴郁”。
列维坦在1892年4月为契诃夫一家的男丁拍摄的照片（坐在最前排的就是契诃夫）。/wiki
他年轻时饱受折磨，却也因此看到了莫斯科贵族们看不到的东西。他曾对朋友捷列绍夫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作家，明天就买张到下诺夫哥罗德的票，从那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一路走下去……”他自己在莫斯科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就已经游历了伏斯克列辛斯克、兹韦尼哥罗德等地，一边行医，一边写作。他对“套中人”“变色龙”“万尼亚舅舅”“小公务员”的描写并非想象，这样的人物充斥着他的生活。
在小说《万卡》里，他对少年万卡的生活进行了手术刀般的刻画，万卡日日夜夜被雇主揪着头发，“拿师傅干活用的皮条狠狠地抽打”，早晨吃面包，午饭喝稀粥，晚上又是面包，冬天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契诃夫不需要想象，他只需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就能精准刻画万卡的生活。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俄国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剧作家。/wiki
契诃夫出生于一个小城杂货铺家庭，祖父曾是农奴，小时候，他整日替父亲看管铺子，忍受着最无聊的生活，见证了真实的底层生活，所以他在《梦景》里写道：“是的，我自己原就是穷人，我知道什么叫饥寒交迫。贫穷把我推上了这个该死的估价员的职位，贫穷逼得我为糊口而无视别人的悲伤和眼泪。”
岁月留给他忧郁的自画像，又赠予他谦卑的态度和洞察的眼光。在他//www.58yuanyou.com的小说里，人有病，世界也病了，丰饶的宴席中，陈列着彩色的苍蝇。
童年的平庸让他致力于批判平庸，重建有信仰的生活。
《新娘》里，女主人公娜佳怀着对人生的更高追求，毅然走出旧家庭，怀着对革命与新知识的向往奔赴彼得堡； 《跳来跳去的女人》中，默默无闻的戴莫夫医生救死扶伤却不张扬，他象征着平凡生活中不被尘埃同化的善良与美好； 《万尼亚舅舅》中，契诃夫呈现了一个反抗平庸而不得的故事，死水一般的庄园，泯灭激情与信仰，令人不寒而栗；而在 《三姊妹》中，庄园主安德烈和三姊妹同样试图打破空虚的生活……
莫斯科OKOLO剧院 话剧《三姐妹》截图。
1898年，契诃夫写出了反映“人变庸人”最深刻的小说之一 《姚内奇》。
主人公德米特里姚内奇斯塔尔采夫是一个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新派任的医生，他住在省城Ｃ，这个地方有图书馆、剧院、俱乐部，却几十年如一日。
姚内奇热爱谈文学、艺术，他希望结识城中名流，所以常常到图尔金家做客，因此迷恋上18岁的叶卡捷琳娜，他梦中的优雅女性。他赞美叶卡捷琳娜，哪怕后者戏弄过他，他也像一只忠犬一般顺从于她，甚至疯狂到向她求婚，可叶卡捷琳娜说：“德米特里姚内奇，承蒙见爱，我十分感激，我尊敬您，但是，请原谅，我不能做您的妻子……我想当一名演唱家，我渴望名声、成就和自由，而您却要让我继续待在这个城市里，继续过这种空虚、无聊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已经无法忍受了。”
姚内奇被伤害了，他开始放弃生活的热望，成为一个安全又平庸的人，融入省城Ｃ的空洞与无聊中。此时，叶卡捷琳娜已经去了莫斯科的音乐学院，而他，一个平庸的人，衰老、发胖、堕落，白天干活，晚上打“文特”，和一群牌迷、酒鬼说着无趣的话。姚内奇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四年以后，当远走他乡的叶卡捷琳娜重回故地，他们已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
[俄] 安东契诃夫 著，焦菊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9
面对社会普遍的“隔离术”，面对中产阶级的小确幸，契诃夫毫不留情地戳破那些玫瑰色的幻想，把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别里科夫、姚内奇们，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契诃夫的文字不会过时，只要社会仍存在虚伪的言论，就会有人读契诃夫。
曾有人对比苏联短篇巨匠巴别尔和契诃夫的创作，认为他们共同的特质是“尖锐”，不过和巴别尔相比，契诃夫并不总是追求干脆利落，在许多短篇和戏剧创作中，他不惜笔墨来描写人物的心理，而非刻意追求漂亮和简洁。
如果说巴别尔的文字是闪烁的匕首，那契诃夫有时挥舞着长剑，有时却好像置身于混沌的泥淖，幽暗中有许多发光的鳞片。巴别尔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作家，但他对契诃夫非常尊敬，他曾说：“说实话，我们俄国真正的短篇小说家只有一位，那就是契诃夫。”
伟大的剧作家
毋庸置疑，契诃夫是一位卓越的短篇小说家，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戏剧家。
王尔德说：“梦想家只能在月光下找到自己的路，他的惩罚是第一个看见黎明。”这句话用在契诃夫的戏剧生命里十分贴切。
当贝克特、品特、加缪还没有在这个世界闪耀，契诃夫的戏剧已经隐现出现代派的模样，当大部分人还迷恋着聒噪的、高度戏剧化的剧作，契诃夫已经全面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争取人们心灵的搏斗”（亨利•特罗亚语）。
1898年， 《海鸥》的上映效果让契诃夫耿耿于怀。《海鸥》最开始上映时并不成功，它太像小说，在舞台上显得絮絮叨叨，契诃夫并没有按照当时流行的喜剧套路来写作剧本，导致不少批评家指责《海鸥》冗长乏味，直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文简称“斯坦尼”）决定和戏剧家丹钦科重新编排此剧，《海鸥》才焕发生机。
斯坦尼在电影史上大名鼎鼎，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主动让演员代入生活中，让演员尽量体验角色，使戏剧生活化。《海鸥》就是他的一次成功尝试，这部剧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收获了一片喝彩，成为该剧院历史上的经典剧目。
《伊凡诺夫 海鸥》
[俄] 安东契诃夫 著，焦菊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9
原本，当《海鸥》等剧大获成功后，契诃夫可以安坐功劳簿，接受拥趸的礼赞，然而，契诃夫终究无法伪装自己的意见，哪怕是别人借他剧本编排的、收获观众好评的剧，他还是会直抒胸臆。一如1889年在圣彼得堡排演《伊凡诺夫》时，当时小有名气的他就不满导演和演员扭曲了他的创作意图。
契诃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越来越多人把《海鸥》当作悲剧看待，有人说它反映苦难，有人说它赞颂向往另一种生活的勇气，也有人说它荒诞不经，但契诃夫一直坚持《海鸥》是喜剧。
《海鸥》（2018）剧照。
在给朋友谢列勃罗夫（阿尼吉洪诺夫）的信中，他把《海鸥》的创作意图说得明明白白：“我要的只是诚诚恳恳、开诚布公地去告诉人们：看看你们自己吧，你们生活得很糟，很无聊。……要明白啊，你们现在生活得很糟，很无聊。这有什么可哭的呢？”
外人原由网觉得很荒诞的东西，在契诃夫眼里很平常， 他要写的，就是虚伪背后的真实，就是大部分人生活得平庸乏味而不自原由网知。过去是平庸的，人们反抗平庸的方式也是平庸的，所以契诃夫才要书写尼娜与特烈普列夫的会面，以及另一角色特里果陵对此的冷漠。 赞颂尼娜对命运的反抗并非契诃夫的主旨，批判陈规旧俗也不是，契诃夫看中的是生活的真相，尽管它总是不遂人愿。
林兆华版《樱桃园》剧照。
他坚持自己的创作初衷，反对艺术创作中的庸俗解释，尽管庸俗解释有时更能吸引观众，但契诃夫担心，当改编者、评论者把作者的作品庸俗化，作品往往就会沦为既有审美体系和评论规范的一张拼图，而消解了作者的真知灼见。
在《海鸥》推出后，大文豪托尔斯泰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他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推崇备至，却并不欣赏他的戏剧。据翻译家童道明先生考据，1901年，契诃夫去探望到克里米亚养病的托尔斯泰。临别时，托尔斯泰对契诃夫说：“莎士比亚的戏写得不好，而您写得更糟！”
1900年，契诃夫与列夫托尔斯泰在雅尔塔。/wiki
19世纪流行的喜剧是五幕剧，情节明确，高潮迭起，但契诃夫背道而驰，比起制造意外，他更希望戏剧“生活化”，并在生活化的表演中指引观众形而上地思考。
契诃夫那时有些孤立无援，没多少人真正理解他，更多人守着既定的规则指责他，直到斯坦尼和丹钦科的来信。1898年4月25日，正在筹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丹钦科写信给契诃夫：
“戏剧观众还不知道你。应该让一个有艺术趣味、懂得你的剧作的美质的文学家表现你。我以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选。我抱定了揭示《伊凡诺夫》和《海鸥》中的对于生活和人的灵魂的奇妙展现的目标。《海鸥》尤其吸引我，我可以完全担保，只要是精巧的、不落俗套的制作精良的演出，每个剧中人物的内在的悲剧就会震撼戏剧观众。”
俄罗斯尤里巴图索夫版《海鸥》剧照。
契诃夫没有立刻回复。5月12日，丹钦科急切地写了第二封信：“如果你不给，那会置我于死地，因为《海鸥》是唯一一部吸引着作为导演的我的现代剧。”这才有了后来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经典表演。
但最理解契诃夫的还不是丹钦科，而是他后来的好友高尔基。
1898年年底，高尔基大胆地向契诃夫表达他对契诃夫戏剧的理解：“《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了激动人心和深思熟虑的象征……别人的剧本不可能把人从现实生活抽象到哲学概括，而您的剧本做得到。”
那时，高尔基只有30岁，他和契诃夫素不相识，只因被契诃夫的文字打动了，认为后者的剧作“把人从具体生活抽象到哲学概括”，就冒昧来信。从此，二人交往甚深。
1900年，契诃夫与高尔基在雅尔塔契诃夫的家中。/wiki
契诃夫的文字很难用三两句话说清楚，巨大的矛盾融入其中，就如对他的戏剧“喜剧与否”的争执，以及他创作小说的真正动机，令人捉摸不透。
他的复杂性为后人解读他留下不同角度，20世纪，对契诃夫的解读成为一场文学与政治的争夺战。晚年，面对日益深重的社会苦难，契诃夫的确在一点点调整自己的观念，他意识到，要医治俄国社会，一场风暴不可避免。
《万尼亚舅舅》(1970)剧照
1902年以后，契诃夫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他再也不能轻盈地奔跑，不能在莫斯科大剧院欣赏自己的戏剧，他住进疗养院，看一个个没有希望的人从自己身前走去。到1904年7月，契诃夫在酷热的巴登维勒疗养，他这时才44岁，面容却满是死亡之气。
一年前，为他作画的尼古拉帕诺夫就察觉到不妙：“它（死亡）出现了。死亡霸道地守护着自己选中的人，一分一秒，慢慢地使他离开自己的对手——生命……”而实际上，早在1898年，契诃夫就因肺结核病情恶化移居雅尔塔，病情让他疲惫，让他放弃了游原由网览中国的计划。
契诃夫拄着拐杖、面色枯槁，仿佛站立本身，已花光他所有力气。1904年7月15日后，他却连站立也做不到了。他的一生献给艺术，临死前还在琢磨《樱桃园》与自己未竟的小说。
他用文字揭穿一切，人类的弱点在他的笔下无所遁形，但他终究没有敌过疾病，1904年7月，俄罗斯失去了一双透明而单纯的眼睛，“一个智慧、公正、诚实的朋友”，高尔基说：“整个俄罗斯将因他的去世悲痛而颤抖。”而这个时候，我更愿意想起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的话：
“契诃夫在向我低声细语，这是个友善的作家。我并不想从他那里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惊人的发现、果戈里式令人担忧的大笑、托尔斯泰式令人景仰的高尚，从他那里我感到的是一种内敛、宁静、放松和忧伤的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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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宗城
编辑丨程迟
校对 | 吴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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