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诛一夫纣矣前一句

日期：2023-05-28 12:08:27 栏目：诗词文章浏览：677次来源：原由网董子与儒学研究侧边栏

原文发表在《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文涛（1956-），男，河南潢川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秦奕（1990-），男，河北元氏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

摘要：《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天人三策》有十八条引用孔子言论的引文，基本出自《论语》，数量远超同为儒家经典的《诗》《书》《易》，这是汉代“孔子为汉家制度”思潮的突出表现，从中可见董仲舒政治思想之一斑。

关键词：《天人三策》；董仲舒；孔子；《论语》

一、问题的提出

《天人三策》初见于《汉书董仲舒传》，该传记述董仲舒生平与《史记》大致相同，绝大部分篇幅用于记载《天人三策》。日本学者福井重雅统计，“《史记董仲舒传》只是318字的短篇，《汉书董仲舒传》则由相当于23倍多的7 384字构成”[1]。多出的文字是《天人三策》。《汉书董仲舒传》涉及孔子的引文二十条，而《天人三策》即占十八条，其中有一条是孔子弟子的言论。不在《天人三策》中的两句是“孔子称殷有三仁”和“孔子曰：‘噫！天丧余’”。《天人三策》的十八条引文中有十七条引自《论语》，一条是《孝经圣治》中的“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值得关注的是，《天人三策》引用《诗》《书》《易》三部经典合计才七条，其中，《诗》四条（不算武帝所引《周颂》），《书》两条，《易》一条；此外，未引用其它经典[2]。《诗》《书》《易》经典地位的确立早于《论语》，有《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为据：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召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谷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可见《论语》的学术地位在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之时不如五经。汉文帝所立《论语》博士现已不可考。武帝建元五年春正月，初置五经博士。至东汉时《论语》的地位才渐有升至与五经比肩的趋势。那么，董仲舒为什么在《天人三策》中大量引用《论语》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下面分析《天人三策》引用孔子论说的情况，以期得出较为合理的认识。

二、《天人三策》引孔子论说

（一）《天人三策》第一策引《论语》

第一策中引用《论语》八条。其中有六条是有关“德政”和“礼乐教化”的阐述。

1.“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论语述而》的文字与此略有不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2]456。

2.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2]//www.58yuanyou.com279

3.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866

4.“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此之谓也。[2]1342

5.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2]1373

6.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2]588

前五条引文直言“德政”和“礼乐教化”，第六条解释“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的原因，是因为“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3]2503，引出“教化”。董仲舒在论述“德教”的必要性时，列举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来论证。前四条引文从正面阐述：引用孔子欣赏尽善尽美的《韶》乐，高度肯定虞舜的政绩，表达了对君主实行仁政的殷切期盼。“德不孤，必有邻”则有“天人感应”理论的色彩，只要君主诚心诚意施行德政，上天就会有祥瑞“应诚而至”[3]2500；否则，上天就会显现灾异来“劝诫”君主；此句与《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有异曲同工之效，这同样也是“天人合一”的观点。刘泽华先生认为，所谓“天人合一”，准确地说就是“天王合一”[4]65。“君子德风，小人德草”与“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两句正面强调了德政的重要性，主张君主应率先为民垂范；同时也映射出儒家思想中的愚民色彩，儒家认为臣民不过是君主的附庸，“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向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惧也”[5]。皇侃在《论语义疏》中这样解释“动之斯和”：“动，谓劳役之也。悦以便民，民忘其劳，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诚然，“悦以便民”有其进步性，但臣民依旧要受君主的役使。由此不难看出，“德政”的目的是在“便民”的同时巩固君主的统治，增强君主的权威。

第五、六两条引文从反面论述，如果君主不行德政，统治就有沦为“虐政”的危险，也就得不到天的嘉佑和庇护。某种程度上，君主统治的神圣性也会大大减弱，甚至会带来王朝覆灭的危险，“秦项之失”[3]就是前车之鉴。

第一策中还有两条引文是：

7.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弘人。”[2]1116

8.孔子曰：“腐www.58yuanyou.com朽之木不可彫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2]310

这两条引文是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论述。“人能宏道，非道弘人”与老子（及其学派）的“道无为无不为”和“道法自然”的主张不同，是对在政治上“欲不籍人力”与“任道之自然”[2]111的清净无为思想的驳斥，更是对老子学派“以礼义为出于人为而不足贵”[2]1117的否定；其次，肯定人在国家兴废更替中的重要作用，即所谓“治乱废兴在于己”，不但“人能弘道”，人还能大其道，即如朱熹所言：“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6]167人能大道，则王必能大道，而“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3]518，由此得出，王亦不变。天与王成功地联系起来，为君主统治增添了神圣的光环，为其披上了永世不变的盔甲。君主的永久统治会导致惰政的出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董仲舒把天作为警醒君主的力量，他在《春秋繁露》中说道：“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7]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灾异谴告论具有政治批判性，借助灾异劝谏君主，有积极意义。另一种意见认为，灾异谴告论充满了迷惑性，附会灾异在汉代往往成为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容易形成混乱的政治局面。刘泽华先生说：“董仲舒的谴告论是欺骗人民、转移人民斗争视线的反动理论，进步作用是一点也没有的。”[4]66“腐朽之木”句，在《论语》中的含义与《天人三策》的语境并不很吻合，引用的作用是为了引出下文的“更化”主张，在不改变君主制度的前提下，实现修缺补漏的政治改良。

（二）《天人三策》第二策引《论语》

第二策中引《论语》共五条。

1.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2]910

2.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2]222

3.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2]222

4.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2]504

5.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2]68

从上述引文不难发现：第一条和第五条引文内容是一类，都是关于君主为政的建议；第二、三、四条引文均涉及礼乐。下面分类论析。

“必世而后仁”句，《论语集解》解释为“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朱熹说：“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三十年为一世。仁，谓教化浃也。”[6]144这段话规劝君主施行仁政。仁政的施行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故为“后仁”，即“养而后教”[4]，也就是先使民众衣食充足，然后教化民众，最终实行仁政，收到礼乐兴的效果。“导之以政”句，反映的是孔子主张以礼和德来引导教化臣民，而不是仅仅依靠“法教”[8]14、刑罚来治理臣民。此说与《天人三策》中的“任德教而不任刑”的观点相通。《天人三策》在理论上的创新在于，将“德主刑辅”与天之阴阳联系了起来[3]2502，从而为“任德不任刑”增加了权威性和神圣性。

策文中引用“《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与“《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面对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政治问题时，君主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孔子对舜和周武王的不同评价则彰显了二人不同的政治实践，“《韶》”乐和“《武》”乐俱美，却非皆善。因为舜“揖让而代，于事理无恶，故曰尽善”，而武王“以臣伐君，于事理不善，故曰未尽善”[8]43。《天人三策》引用孔子对周武王的评价，有其深层原因。汉景帝时，名儒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是否受命，景帝不满，下令“学者无言汤武受命”，致使“是后学者莫敢明受放杀者”[9]。意思是说，此后，学者再无人胆敢争辩商汤、周武王是受天命而立还是放逐桀纣篡夺君权的问题了。《天人三策》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明确地站在了黄生一边。这个表态反映了“汤武革命”思想的变化，统治天下近70年的汉朝君主绝不能接受“汤武革命”之类的事件发生在自家身上。而食汉禄的书生，称扬这种论调也就在所难免了。如此主张，同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0]2680的观点相比是大大地退步了；这也显现了汉儒作为汉代帝制的卫道士形象。“奢则不逊，俭则固”句，孔子阐述关于“礼”所应遵循的原则。《天人三策》引用该句是想说明“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3]2510。孔子这句话的后半句没有引，即“与其不逊也，宁固”，奢侈与简陋都不好，但奢侈的害处远大于简陋。董仲舒希望君主遵照“礼”的原则治理国家，他继承了儒家的“礼”治，而为了维护“礼”，就需要“刑”来助力。

（三）《天人三策》第三策引《论语》与《孝经》

第三策引《论语》四条，引《孝经》一条。

1.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2]1319

2.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10]2553

3.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2]1375

4.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虖！”[2]1062

5.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68

这五条引文依据含义可分为三类。第一条为一类，在文中仅有自谦的作用；第二、三条为一类，涉及哲学的讨论；第四、五条为一类，是关于历史规律的阐述。下面按分类逐一讨论。

“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句，在《天人三策》中表达了作者对君主的尊敬和对自己难以企及先圣孔子所达高度的自谦。需要指出的是，此语出自孔子弟子子夏之口，子夏在和同门子游辩论时，表达了对孔子的赞佩。

“天地之性，人为贵”句，是《天人三策》中唯一一句出自孔子，但未见于《论语》的引文。此句颇有些人文主义气息，而其迷惑性也在于此，语主承认“人”的伟大，但并没有忘记宣扬管理万民的王的神圣性，正如前文所论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进而言之就是“天王感应”，此处引用《孝经》所言，当亦如是。

“不知命，亡以为君子”句，皇侃解释说：“命，谓穷通夭寿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强求，则成为君子之德，故云无以为君子也。”[8]281依皇氏所说，颇近于宿命论。《韩诗外传》说：“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11]《天人三策》引用孔子此语，其意似近于后者。

“亡为而治者，其舜虖”句，将作者充当汉家制度卫道士的形象，展露无遗。在这里，作者先言作为君主统治的基本原则——“道”的永恒正确性，“道者万世亡弊”，正因如此，君主的统治制度也就不能捐弃，“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3]2518，只能在君主允许的范围内调整统治制度。紧接着，《天人三策》就引用了“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继而指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这种主张似与前文所提“更化”观点不尽吻合，所以又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作者先言“亡道变之实”，后又说“继乱世者其道变”，不知其道究竟变也不变。如董子之类汉儒的善谏能辩可见一斑。

三、小结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引用孔子的言论，大致有两大特点：一为以孔子所说为根据，使其合于己说。例如，董仲舒先引孔子的“德不孤，必有邻”，接着说：“皆积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3]2500董子将“德不孤，必有邻”和后世的“淫佚衰微”进行鲜明的对比，“德不孤，必有邻”是“积善絫德”的成效；而“淫佚衰微”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恶果，在鲜明的对比中表达了他希望汉代君主力行“德教”的主张。这类引用中还采用了《诗经》中“兴”的手法，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例如，董仲舒先引孔子所说“不教而诛谓之虐”，紧接着这个“虐”字说道：“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3]2501“德教”之所以不能推行，就是因为虐政。董tuEzI氏借孔子之口批评了当时“任刑”而不“任德”的政治现实与理论误区。

二是将孔子之言依己意引申阐发。例如，董仲舒先引述孔子关于殷继承夏礼、周继承殷礼的言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接着阐述自己“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夏、商、周三代之礼，适合于百王之用。“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此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如今汉代继承秦朝大乱之后，适宜稍减“周之文致，用夏之忠”[3]2518。这样一来，就把孔子关于殷、周损益前代制度的主张与自己对前代制度选择性继承、增减的观点有机联系起来，从而大大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

《天人三策》大量引用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基本引自《论语》。笔者以为，这应是汉代“孔子为汉家制度”思潮的集中反映。“汉儒认为，汉朝的制度是依据孔子的思想制定的。如郅恽言：“汉历久长，孔为赤制。”[12]1025班固也说：“孔猷先命，圣孚也。”李贤注：“猷，图也。孚，信也。言孔丘之图，先命汉家当须封禅，此圣人之信也。”[12]1384既然汉家制度是遵照孔子思想所制定，引用其言论来论述政治主张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更为关键的是，“孔子为汉家制度”的思潮正是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独尊的产物。今文经学者尊孔子为“素王”、教主，而后则发展为“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原由网[13]26云云，把孔子尊为“万世师表”，而他删定的《六经》则为万世教科书[13]26。董仲舒进献《天人三策》时，正是今文经学开始兴盛之际[5]，在其回答武帝的策问中，受汉武帝倡导儒学思想的影响，频繁引用孔子之言，也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 福井重雅.儒教的国教化[G]//佐竹靖彦.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08:265-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