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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魔灯》是世界电影巨匠英格玛伯格曼唯一的生平自述，写于作者拍摄完《芬妮与亚历山大》，宣布结束自己的电影生涯的五年之后。与他的影片同样，本书充满了生动的细节，透露出强烈的内省。
在这“仅有的一部投入了自己全部文学抱负”的作品中，作者坦陈自己的缺点、恐惧、愤怒，青春期时对于纳粹的迷恋，对于性的痴迷，以及导演工作所带来的别样愉悦。
《魔灯》这部反传统自传，在记忆中前后闪回，仿佛一幅视角宏伟而手法细腻的镶嵌画，拼贴出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乡间的年轻人成长为艺术大师的过程，使读者得以近距离一窥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心灵。
英格玛伯格曼
学校期末考试一结束，我的初恋情人安娜林德贝里就去了法国学习法语。几年以后她在那里结了婚，生了两个小孩，却都得了小儿麻痹症。她的丈夫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阵亡。我们失去了联系。我转而向学校的另一个 朋友献殷勤。
塞西莉娅冯戈特哈德长着一头红发，十分聪明，才思敏捷，看上 去比我成熟得多。追求她的人很多，可她偏偏选中了我，这是一件怪事。我是个无用的情人，不但舞跳得糟糕，还是个夸夸其谈者，老是无休止地谈论自己。我们随后订了婚，但又很快地彼此背叛。塞西莉娅甩了我，认为我绝不会有什么出息，周围的许多人，包括我父母以及我自己也都这样判断。
*
从学校铁的桎梏中解脱以后，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四处闯荡，直到六年之后成为赫尔辛堡市政剧院的院长。
后来有了学生戏剧演出团。为了面子，我去斯德哥尔摩的大学选修了一门课程，但学生戏剧活动占据了我所有不跟玛丽娅睡觉的时间。她当时在《塘鹅》中扮演“母亲”，在学生会中小有名气。
她身材矮胖，溜肩膀，胸部高耸，臀部很大，大腿肥腴。脸看起来很平，鼻子长而有形，宽宽的额头，深蓝色眼睛很有神。她的嘴唇薄薄的， 唇角总是通晓世故般地低垂着。她的头发稀疏，染得很红。她有相当高的语言天赋，出版过一本诗集，颇得阿图尔伦德奎斯特的赏识。
晚上，他们常常在学生咖啡馆餐桌一角聚会，喝白兰地，不停地抽着名叫“金薄片”的美 国弗吉尼亚烟，烟盒是黄色的，带着红色的封签。
玛丽娅带给我各种经验。我原来精神萎靡，思想懒惰，感情脆弱。是她使我有了极大转变。她还满足了我的性饥渴，打开了禁锢我的牢笼，释放出了一个怒吼的狂人。
我们一起居住在斯德哥尔摩南区一栋狭窄的单间公寓里。屋里有一个 书架、两把椅子、一张带台灯的书桌、两张带寝具的床垫。
三餐是在一个橱柜上准备的，水槽既用来洗碗碟又用来洗衣服。我们只能分别坐在自己的床垫上工作。玛丽娅烟抽得很凶。我也抽烟进行回击，不久变成了一个烟鬼。
我晚上不回家睡觉的行为，马上就被父母发现了。经过一番调查，真相大白。他们要我自己解释是怎么回事，结果我和父亲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我警告他不要打我。但他动手揍了我，我也回敬了他一拳。
父亲踉跄几步， 最后坐在地板上呆住了。母亲哭哭啼啼，求我们不要丧失理智。我把她推到 一边，她大声地尖叫起来。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绝不再见他们。
当晚我带着一种解脱感离家出走，这次离家竟达数年之久。
哥哥自杀未遂，妹妹因顾全家庭声誉而去流产，我又离家出走。
父母处于一种疲惫不堪、永无止境的危机状态中。
他们履行义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企求上帝的宽恕，然而，他们的信仰、价值和传统都毫无作用，什么也帮不了他们。
我们的家庭剧就在牧师住宅明亮的舞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恐惧造就了它所恐惧的。
*
我参加了几次专业剧团的演出。舞台导演布丽塔冯霍恩女士和她 的“剧作家工作室”让我和职业演员一起工作。
我本来打算的是推迟参加文学史的考试，但戏剧演出的诱惑力太大了。我终于放弃学业， 与玛丽娅分了手，加入了约纳坦埃斯比约松的剧团。
英格玛伯格曼
首场演出是在瑞典南部的一个小镇。那天晚上我们招揽了半天，买票看戏的观众只有 17 个人。 地方报纸的剧评严厉批评了巡回剧团，第二天早上，剧团就解散了，每个人只能自己想办法回家。
我离开那里时，随身所有的东西是一个煮鸡蛋、半个面包和 6 克朗。
我的这次败退实在是屈辱，玛利娅当初曾劝我不要去，这下她可得意了， 也毫不掩饰自己有了新情人。我们三人挤在那个狭窄的公寓里住了几夜，直到我肿着一只眼睛，扭伤了一个大拇指，被赶了出来。玛丽娅厌倦了这个临 时家庭，而我的情敌又比我强壮得多。
就在这段时间，我受雇于歌剧院，实际上是当一名不拿薪水的排演助理。 芭蕾舞剧团有一个漂亮女孩给我提供方便，我可以暂时在她家里住几个星期。她母亲每天为我做饭洗衣，我的胃溃疡也不治而愈。
我找到一份在《地狱中的奥菲欧》剧中提词的工作，一晚上13克朗报酬。有了收入，我自己在小－扬森佩林街租了一间公寓，每天还能吃到一顿像样的饭菜。
我一口气写了 12 个剧本和一部歌剧，学生剧团的导演克拉斯贺格兰读了所有的剧本，决定上演《潘趣之死》一剧。实际上这个剧本是根据斯特林堡的《潘趣的忏悔星期二》和《人人都是普通人》大胆抄袭而来，但当时我却不以为然。
这个戏的首演获得了成功，甚至获得《瑞典日报》的好评。最后一晚演出时，正逢新上任的瑞典电影公司总经理卡尔安德斯迪姆林和约尔玛贝里曼的遗孀斯蒂娜贝里曼在观众席中观摩。
斯蒂娜当时任瑞典电影公司剧本部主任。第二天她把我叫去，希望我到她的部门工作。于是，我和她签了一年的合同。
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写字台、椅子和电话等。
这里视野开阔，能看见国王大街 30 号周围的屋顶。一个月的薪水是500 克朗。
我现在受到尊重，而且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我每天坐在办公桌前编辑剧本、写对话、起草电影剧本。
我们“剧本奴隶”一共有五个人，在斯蒂娜贝里曼严格而又充满母爱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当时有一位制片人叫古斯塔夫莫兰德 ，他常常到我们的办公室来。他虽然看起来很友善，却也疏远不易接近。
有一次我向他提交了一个描写我学生时代生活的剧本。他看了评论说它应该被拍成电影。瑞典电影公司买了这个剧本，付给我 5000 克朗稿费， 那可是一大笔钱。我所钦佩的阿尔夫舍贝里要担任导演。我趁机请求参与 电影的拍摄工作。
我以原作者身份要求做场记工作，没想到阿尔夫舍贝里慨然允诺。其实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电影拍摄，也不知道场记是干些什么，我成了他们的包袱，十分讨人厌。
片场伯格曼
我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断干预导演工作。
我不时受到训斥，独自躲进一个小房间哭泣，但我并没有放弃。向一位大导演学习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其间，我和前些时候巡回演出结识的搭档埃尔塞菲舍尔结了婚。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和舞蹈编导，被认为很有天赋。
她温柔、聪明又风趣。我们 住在阿布拉哈姆区一个两室的公寓里。就在婚礼前一个星期，我突然逃走了， 后来又跑回来。
1943 年圣诞夜的前一天，我们生了一个女儿。
*
在拍摄影片《苦恼》期间，我收到了聘用我担任赫尔辛堡市政剧院院长的邀约。这个位于瑞典西南部的城镇，拥有瑞典最古老的市立剧院之一。
这时它却面临关闭的危机，拨款将要转移到马尔默市新近修建的剧院。这使一些热爱家乡的当地人竭尽全力想挽救赫尔辛堡的剧院。他们联系了一些戏剧界人士，但那些人一了解场地及财务等情况，就都退缩了。
管理人员又求助于《斯德哥尔摩日报》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赫伯特格雷韦纽斯。他回答说SCkiFwZuD，如果想找一个既有才华，而且也具备一些行政管理技能的戏剧狂人（我已在市民中心儿童剧院工作了一年），那他们就得去找伯格曼。他们犹豫了一阵 子，最后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生平第一次买了一顶帽子，想给人以稳重的印象，而这正是我所欠缺的。
我前往赫尔辛堡上任时，眼前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剧院破烂不堪、十分肮脏。平均每周演出两次，而且统计数字表明，每场买票看戏的观众平均不超过 28 人。
我第一眼就爱//www.58yuanyou.com上了这个剧院。
一上任，我就提出了几项要求。首先是剧院改组。其次是更新设备。 然后增加演出剧目，并且设立预约订票制度。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管理部门竟然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现在可以说是全瑞典最年轻的剧院院长了，可以选择我自己的演员和职员。我和他们签订了 8 个月的合同，在这一年剩下的日 子里，我们将设法合作，尽力而为。
我不是想借此怀念过去，但对我来说，这里就是人间的天堂。有一个巨大的舞台，尽管它四面透风，显得很肮脏，但装备完善，舞台地板微微朝着前脚灯倾斜，帷幕已在磨损处缝过补丁，但又涂上了红、白和金黄的颜色。更衣室很简SCkiFwZuD单，显得狭窄，备有 4 个洗脸池。后台有两个厕所，供 18 人使用。
我们不断地排练和演出。第一年在 8 个月的时间内上演了 9 台戏，第二年 10 台。我们每台戏大概排演 3 个星期，然后就公演。
每台戏演出一般不超过 20 场，只有新年的歌舞剧例外，它一共上演了 35 场， 极为成功。从早上 9 点到夜里 11 点，我们几乎把全部的日常生活都献给了剧院。
大家都喜欢醉酒狂欢，但靠我们可怜的收入，这种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只能略表心意。我们不能去赫尔辛堡大饭店那雅致的餐厅，但餐厅管理人会在餐厅www.58yuanyou.com 后面为我们准备一桌大杂烩，还有啤酒和荷兰杜松子酒。
赊账期限虽然不能说是宽大无边，但也十分慷慨。星期六排演之后，在大广场的法尔曼法式点心咖啡店，我们还能喝到加了真正奶油的（注意是在战时）热巧克力配精致的蛋糕。
我们的辛劳获得了回报。 第一年共有 6 万观众来看戏，我们挣到了津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斯德哥尔摩的报刊开始评价我们的演出，我们的士气也日益高涨。
这年春天来得早，我们到阿里尔德做短途旅行，在山毛榉树林边坐下，欣赏着烂漫春光。大家聚在一起吃着食物，喝着劣质的红酒。我喝醉了，说了些难以理解的话，语焉不详地说什么原由网我们这些剧院人是在上帝张开的手中，是被选定来经历痛苦和欢乐的。
我到赫尔辛堡工作没有带妻子和孩子。
春天，埃尔塞和我们的年幼女儿都被确诊染上了肺结核。我把埃尔塞送到阿尔沃斯塔附近的一家私人疗养院，我一个月的薪水刚好能支付她住院的费用，女儿莱娜最后则住进萨什卡儿童医院。
我只好继续为瑞典电影公司做剧本编辑工作，以便支付她们的住院费。
埃尔塞本要来做剧院的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她给我推荐了一位在和玛丽维格曼工作的时代认识的朋友作为替代。她的名字叫埃伦伦德斯特伦。她刚结婚不久，她的丈夫是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摄影师克里斯特斯 特伦霍尔姆。她来赫尔辛堡，他则去了非洲。
埃伦是一个迷人的漂亮姑娘， 十分性感，才华横溢，具有创造性和异乎寻常的情感。
这个剧院确实是我们的家，但在其他方面我们仍然感到相当困惑，并渴望着有个伴侣。没有进行过多考虑，我和埃伦就发生了关系，她不久后有了身孕。
过圣诞节时，埃尔塞从疗养院回家来，我和她在斯德哥尔摩她的母亲家见面。 我告诉她发生的事，同时提出离婚的要求。我告诉她，我准备和埃伦在一起生活。
我发现埃尔塞的脸顿时变得僵硬痛苦。她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双颊带 着病态的红晕，充满孩子气的嘴唇紧闭着。
然而她冷静地说 ：“你要付我赡养费。你付得起吗，可怜的东西？”我冷酷地回答：“既然我能为你住的那家该死的私人疗养院一个月付 800 克朗医疗费，毫无疑问，我也能负担得起 你的赡养费，你不用担心。”
如今，我已不认识四十年前那个自我。
我的痛苦如此深重，抑制的机制却又十分有效，我只能艰难地描绘自己当时的模样。那些照片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展现一副根深蒂固的面具。
如果我觉得受到伤害，便会像一条受到惊吓的狗反咬一口。我不信任任何人，不爱任何人，也不思念任何人。
一种性冲动总是缠绕着我，迫使我常常产生不忠行为。我被欲望、恐惧、极端的痛苦和良心上的内疚折磨着。
我处于孤寂之中，暴躁易怒。我的紧张情绪在剧院工作时稍能缓解， 性高潮或醉酒的解脱却是短暂的。我知道自己具有说服力，能叫人做我想叫他们做的事，我有着几分外在魅力，能随心所欲地发挥。
我也明白自己生来就容易受惊、内心容易负疚。因为从童年起，我就十分清楚恐惧的工作原理。
简言之，我是一个拥有权力的人，但从没学过如何享受它。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节选自《魔灯》第11章
《魔灯 : 英格玛伯格曼自传（全译本）》
（瑞典）英格玛伯格曼 / 著 张红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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