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怪异的鳗鱼
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轮船在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科德角外抛锚了。两个多月前，这艘船载着102名旅客和大约30名船员离开了英国。这些旅客大多是清教徒，遵从严格的新教教义，这种教义主张忠于《圣经》、苦行僧式地信奉基督教。他们因饱受贫困和宗教压迫折磨离开了英国，先是暂时流亡尼德兰，然后西行，在新的世界从头开始。他们离开是希望在新的世界找到自由和繁荣，同时也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愿。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视为被上帝选中的人，而不是难民。是被上帝选中、得到救赎的人，是被上帝挑选出来以他的名义向全世界传播真理的人。
然而这种救赎，就像基督教故事中经常讲到的那样，自然要经历一系列的考验。当救赎最终到来的时候，它会以一种十分意外的形式完成。
当“五月花”号在北美洲海岸边抛锚的时候，已经是严冬时节了。土地寒冷荒芜，大部分旅客被迫在船上待了几个月才上岸。第一天为了考察这片区域所进行的小型探险活动也遭遇挫折。他们在岸上的雪地里扎营过夜，结果很多人都被冻死了。那些熬下来的人喜出望外地发现了一处墓地，以及几个看起来被废弃了的冬季仓库，里面储藏着玉米和大豆。可是当他们去偷仓库里的东西时，却遭到了当地土著人的追赶，他们偷的食物就是这些土著人的。一天夜里，他们遭到身配弓箭的战士的袭击，险些丧命。
不久，船上暴发了肺结核、肺炎和坏血病。食物短缺，水也肮脏。当春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最初的102名旅客只剩下53人还活着，半数的船员也死了。
当那些幸存下来的殖民地开拓者最终成功登陆时，已经是3月了，他们历经万难仍专注于完成计划，履行上帝的旨意。他们忍饥受冻，除了心里还怀着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信念，身上的东西已所剩无几。他们不知道要在哪里开始建造殖民地，不知道如何跟当地人实现停战。他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狩猎，哪些植物可以吃，去哪里可以找到饮用水。那个理想的新国度也许仍然很好客，但是显然，它只欢迎那些了解它的人。
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蒂斯匡特姆（Tisquantum）。他属于帕图克塞特（Patuxet）部落，很多年前曾被英国人抓走，被带到西班牙卖为奴隶，成功逃走后去了英国，在那里学会了英语。后来他跟随一艘船回到美洲，却发现他的整个部落都因为可能是由英国人带来的瘟疫而灭绝了。
他后来的行为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逻辑。一个人的动机，终究不能完全用他的过往来解释。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评判，蒂斯匡特姆都拯救了那些遭难的英国殖民者。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赠送给他们满满一怀抱鳗鱼。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蒂斯匡特姆就去了河边。一位清教徒在后来寄回英国的日记中写道：“晚上他拎了很多鳗鱼回来，手都拎满了，我们的人都很高兴。它们又肥又甜美。他把它们从河底吓出来，然后不用任何工具，徒手把它们抓住。”这是人们最需要的上帝的礼物，这是他们濒临绝望时所祈求的救赎。
不久，蒂斯匡特姆教会了清教徒们如何自己捕鳗鱼、在哪些地方能够最方便地找到它们。他还给他们玉米，教他们如何种植玉米，向他们展示在哪里可以找到野生蔬菜和水果。他教他们如何及在哪里打猎。尤其是他还帮助他们跟当地的居民交流，参与并帮助他们谈判和签订停战协议，这是那些迷途的英国人得以留下的最基本条件。
就这样，那些美洲大陆早期的殖民者幸存了下来，后来成了美国缔造故事中的传奇。“五月花”号的到来后来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象征性和划时代的事件，在无数爱国语境中被赋予了神话和浪漫色彩。
1621年11月，在“五月花”号到来一年后，在那个后来因为那些清教徒幸存下来而被称为“感恩节”的日子前后，他们在日记中写到了他们找到的这块美妙土地。他们写到历经千辛万苦后被赐予的恩典，感谢上帝赐予他们的所有树木和水果，感谢MqDiuyVkiZ那些动物、鱼以及肥沃的土地，当然还有，感谢他们每个夜晚从河里“轻而易举”钓上来的大量鳗鱼。
如果鳗鱼后来成为美国神话的一个重要形象，成为这个理想国度的一种丰满闪亮的爱国象征，成为决定命运的礼物，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特性不太适合成为崇高的象征物，也许是因为它们很快就跟穷苦工人简朴的饮食习惯而非隆重的晚餐联系在了一起，也许还因为这份礼物来自一个土著人。
不管怎样，出于某种原因，上帝赐予早期美国殖民者的这份礼物几乎从宏大叙事中完全消失了。北美洲被殖民的历史充满了神话和传奇，但偏偏鳗鱼的故事不在其中。感恩节人们吃火鸡而不是鳗鱼。别的动物——水牛、鹰、马——承担了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美国故事的重要象征价值。虽然殖民者们继续捕食鳗鱼，虽然鳗鱼到了19世纪末仍是美国人厨房里的一种重要的食用鱼，但是它们后来却从餐桌上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鳗鱼的口碑变得越来越差，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鳗鱼捕捞活动在整个美国东海岸基本上停止了。今天很多美国人认为，鳗鱼是一种麻烦且让人倒胃口的鱼，最好不要碰它们。看来就算是上帝的礼物，有时候也会遭到忘恩负义的对待。
对鳗鱼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不确定态度，自然不是“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大陆后才出现的。一直以来，鳗鱼都会在遇到它们的人身上唤起矛盾的感觉。人们有时对鳗鱼很尊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不快的感觉。人们对鳗鱼好奇，但同时与它保持距离。
在古埃及，鳗鱼被视为一种强大的恶魔，等同于神，是禁止食用的。它们是一种习惯于游荡在神圣的尼罗河那波光粼粼的水面下的隐秘世界里的生物，在存在本身的淤泥里游来游去。在考古挖掘中人们找到过一些小型石棺，里面装着被做成木乃伊的鳗鱼，安息在神明的青铜塑像旁。
在古埃及，很多动物都象征着神性。太阳神拉（Ra）的形象通常有着隼头，死神阿努比斯（Anubis）有着豺狼的头，智慧之神托特（Thoth）得到的是鹮的头，爱神巴斯泰特（Bastet）是一个有着猫头的女性形象。每种动物自然都象征着不同的特征，但是模糊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这本身也是神性的一个标志。强大的造物之神阿图姆（Atum），在赫利奥波利斯城是所有其他神和所有法老的父亲，他也跟鳗鱼有关系。在一张画像上，阿图姆有着人的头、尖尖的胡子和表示神的地位的头冠。而在具有威慑力的宽大眼镜蛇盾牌下，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身体是一条细长的鳗鱼，带有天然的鳍。人的头和鳗鱼的身体一起象征着一种整体性，即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的结合。
在古罗马，人们对鳗鱼的看法也莫衷一是。一些人像埃及人那样拒绝吃鳗鱼，不过不是因为他们把鳗鱼视为某种神圣之物，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鳗鱼不干净、令人厌恶。这也许是因为鳗鱼通常是在下水道出口附近被抓到的，也许是因为晒干的鳗鱼皮被用来制作一种经常用来训诫不听话小孩的皮带。
很多罗马人似乎更喜欢海鳗，或者叫欧洲康吉鳗（Conger conger），它们也是鳗鱼的亲戚。不过，不管是哪个种类，鳗鱼通常是跟灰暗或恐怖联系在一起的。大普林尼和小塞涅卡[1] 都曾写到奥古斯都皇帝的朋友罗马司令维迪乌斯波利奥（Vedius Pollio），他惩罚奴隶时习惯于将他们扔进装满鳗鱼的池子。那些嗜血的鳗鱼会扑到奴隶身上吃个痛快，然后这些鳗鱼会被当成特别肥硕奢侈的美食用于招待波利奥的客人。
它是一种鱼，但也是别的东西。一种像蛇、像蚯蚓、像扭来扭去的海怪的鱼。鳗鱼总是很特别。即使在基督教传统中，鱼从创世之后就是最重要的象征之一，但是鳗鱼却被认为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
据说最早的基督徒——在1世纪时——把鱼当作一种秘密符号。因为基督徒在很多地方遭到迫害，所以他们需要多加小心。两个信徒遇见时，一个在地上画一道弧，如果另一个从反方向画一道类似的弧，就变成了一条抽象的鱼的符号，这样两人就知道对方是可以信任的。这种鱼形符号可以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罗马的圣卡利克斯图斯（Saint Callixtus）和圣普丽西拉（Saint Priscilla） [2] 的地下墓穴中找到。
让鱼具有这种象征意义的原因有很多。在基督教诞生之前，鱼就已经是地中海文化中的一种幸运的象征了。在关于耶稣的福音书中，鱼也成了精神觉醒与宗教信仰的象征。“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3] 耶稣在《马可福音》中对最早的门徒安得烈和彼得这样说。新的教徒被称为“小鱼”。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升天的过程就好比打鱼：“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
鱼当然也在耶稣行奇迹的故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比如，他仅仅用两条鱼、五块饼就让约五千人吃饱了肚子。比如在《约翰福音》中，复活的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向他的门徒显迹，拿鱼给他们吃，这时他们才明白这是耶稣。希腊语中“鱼”这个词ichthys，在很长时间里也被解读为“Iesos Christos Theou Yios Soter”的缩写，意思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救世主”。
但是所有这一切说的都是鱼，不是鳗鱼，有很多例子说明在基督教兴起的那段时间，人们并不认为二者是同一回事。基督教传统中鱼所代表的一切好的东西，都跟鳗鱼无关。鳗鱼不是鱼，鳗鱼是别的东西。即使人们会把鳗鱼视为鱼，它们也和其他鱼不一样。它们没有鱼的常见特征。无论是行为上还是外表上，它们都没有鱼应有的样子。
至少在《利未记》的字里行间，上帝对所有水生动物的态度有着清晰明确的表述：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4]
在这里，上帝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对他的措辞和再三重复的话解读无误的话——没有鳍和鳞的鱼和水生动物是可憎的，它们是不能吃的，它们很怪异，它们应该遭到厌恶。至少犹太人对上帝意图的这种解读意味着鳗鱼是该被厌恶的东西。根据犹太人的戒律，它们是不能吃的，因此它们黏糊糊的平滑身体在犹太人的餐桌上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如今，我们自然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这大约就像《利未记》里把蝙蝠称作一种鸟一样。鳗鱼既有鳍也有鳞。它们只是比较难以被看见而已，尤其是鳞，它们非常小，上面覆盖着大量黏液，就算我们触摸也几乎不可能注意到。不过这种误会表明，在鳗鱼问题上，人们要怀疑的不仅仅是科学和鳗鱼本身。我们也不能相信上帝、上帝的解读者，或者他们说的那些话。
无论如何，鳗鱼仍然是令人厌恶的，就算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至少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就算作为食用鱼或文化遗产时并非如此，至少作为隐喻时是面目可憎的。就算抛开谬见和宗教误会，它们有时也代表人们不欢迎的东西。那些对我们来说陌生和不快的东西，那些也许必须存在于隐秘之处，而不能时时刻刻都浮上表面来的东西。
在20世纪最值得被记住的文学场景中，有一个男人站在海滩上，在拉一根伸进海里的长长的绳子。绳子上覆盖着厚厚的海草。他又拉又拽，从泛着泡沫的水中拉上来一个巨大的马头。马头乌黑闪亮，躺在海滩边缘的沙子上，瞪着死去的眼睛，绿莹莹的鳗鱼从马头的七窍中游了出来。那些鳗鱼往前爬行，像蠕虫一样亮晶晶的，有20多条。当那个男人把它们全都塞进一个装土豆的袋子里后，他掰开咧着的马嘴，双手伸进喉咙，又拉出两条大鳗鱼，它们跟他的手臂一般粗壮。
这是君特格拉斯在1959年出版的小说《铁皮鼓》中对那种可怕的捕鱼方式的描写。应该没有比这个更恶心的鳗鱼了吧。
如今鳗鱼并不是一种在文学和艺术中经常出现的动物，可是只要它出现，通常都是一种令人不快和有点恶心的形象。它们黏糊糊的，扭来扭去，肥硕，油亮，光滑，是一种在黑暗中生活的食腐动物，会从动物尸体中愉快地爬出来，张着大嘴，瞪着它们黑色的小眼睛。
但有时候它们也不止于此。在《铁皮鼓》中，鳗鱼其实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正是它们，不仅预言而且引发了这场悲剧。
站在波罗的海岸边看着那个男人把黑色的马头从海里拖上来的，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叫奥斯卡马特泽拉斯的男孩，以及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母亲阿格内丝和她的表哥兼情人扬布朗斯基。阿格内丝怀孕了，但这件事只有她自己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是阿尔弗雷德还是扬。我们同样不确定的是，阿尔弗雷德到底是不是奥斯卡的父亲。阿格内丝感到很抑郁，自暴自弃，她似乎把她肚子里正在生长的生命视为一个吞噬她的肿瘤，而不是一份礼物。对她的家人和读者来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一个谜。
他们正沿着海边散步，这时他们遇到了那个钓鳗鱼的男人。阿格内丝好奇地问他在做什么，但是他没有回答。他只是咧开嘴露出满口脏牙，笑嘻嘻地继续拉他的绳子。当他把马头拉到岸上，当阿格内丝看到从脑壳里爬出的那些黏糊糊、绿莹莹的鳗鱼时，她发生了反应。她吐了，既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呕吐。她必须靠在情人扬身上才能使自己不至于摔倒。海鸥尖鸣着靠近他们，在他们头顶盘旋，一圈一圈地越飞越近，仿佛是警告的汽笛。当那个咧嘴笑的男人从马的喉咙里取出两条最肥的鳗鱼后，阿格内丝转过身再次吐了，仿佛她要把体内剧烈的恶心和那个不想要的胎儿一并吐出来，仿佛恶心与胎儿是无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她将永远无法从这个经历中恢复过来了。
后来扬带着阿格内丝沿着海滩走开了，而奥斯卡和阿尔弗雷德则留在那里，看那个男人从马的耳朵里掏出最后一条巨大的鳗鱼，上面黏糊糊地带着白粥样的脑髓。那个男人说，它们不光吃马脑，也吃人的尸体。他还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斯卡格拉克战役[5] 之后，鳗鱼们变得格外肥硕。奥斯卡像被催眠了一般瞪着眼睛，肚子上系着他那个白色的铁皮鼓。阿尔弗雷德很兴奋，当即从那个男人手里买了四条鳗鱼，两条大的，两条中等的。
经过海滩上的这件事之后，阿格内丝变了。那些扭来扭去的鳗鱼和可怖的马头的画面唤起了她内心的某种东西。她变得越来越虚弱，开始大吃大喝以改变自己的状况。她几乎一刻不停，病态地吃大量东西，吃完就吐，吐了再吃。她吃的是鱼，尤其是鳗鱼。她大口大口地吃浸泡在奶油酱里的油亮亮的鳗鱼段。当她的丈夫拒绝再把鱼给她吃的时候，她就自己去商店，买回来满满一怀抱熏鳗鱼。她用刀把鱼皮上的脂肪刮干净，舔刀刃，然后把鱼皮吃进肚子。当她再次呕吐的时候，她丈夫阿尔弗雷德紧张地问她是不是怀孕了。而她只是朝他哼了一声，又吃进一块鳗鱼。
没过多久，阿格内丝死了。不清楚她是吃鳗鱼而死，还是心碎而死。葬礼上她的儿子奥斯卡站在那里看着敞开的棺材里的她。她的脸十分憔悴，面色发黄。他想象她随时会从棺材里坐起来继续呕吐；想象她身体里仍然有什么东西必须出来，除了那个不想要的孩子，还有那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消耗并最终杀死她的陌生而令人厌恶的东西。那就是鳗鱼。
“自鳗鱼来，至鳗鱼去，”奥斯卡在棺材边想，“因为鳗鱼是你，要变回鳗鱼……”
他那死去的母亲终究没有从棺材里坐起来呕吐。他感觉这是一种解放，一个结束。“她把那些鳗鱼保存在身体里，把它们带进土里，好让这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隐喻。鳗鱼被视为死亡的体现。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只是死亡，还是死亡的反面。鳗鱼被视为开始与结束、生命的起源与灭亡之间的一种象征性的连接，尘土的归尘土，鳗鱼的归鳗鱼。
20世纪中叶，《铁皮鼓》出版之时，自然科学已经发现了鳗鱼的很多秘密。它们的神秘面纱已被揭开，已经能够被人们了解了。人类慢慢地一步一步接近了鳗鱼问题的答案。人们至少已找到鳗鱼的源头以及繁殖方式等问题的答案。这个过程很慢，就像一只蜗牛在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发展的高速火车旁爬行。不过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我们已经了解鳗鱼了。除了其不可否认的存在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谈论其存在的特性。除了知道鳗鱼存在以外，我们还多少了解了鳗鱼是什么。我们不再完全仰赖于信仰了。
尽管如此，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鳗鱼仍然继续跟人类的不理性，以及某种陌生和无法理解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它们仍然是一种从黑暗的深处游出来的、黏糊糊的可怕生物，一种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东西。
在弗里肖夫尼尔松皮拉滕（Fritiof Nilsson Pirater）1932年的瑞典经典小说《邦比比特和我》（ Bombi Bitt and Me）中，鳗鱼甚至成了一个魔鬼，一种在深水中藏匿无数年，可达好几米长的有角怪物。它藏在斯科讷一个偏僻的、也许深不可测的小池塘里躲避人类，直到一天夜里，这本书的主人公埃利和邦比比特跟一个叫弗里克伦德的老头一起去抓它。弗里克伦德成功地将它从池塘里拖了上来，它是“一头怪兽般的深色生物，它拍打水面形成泡沫”，一场狂野的摔跤比赛开始了。那条鳗鱼像“活着的电话线杆”一样站了起来，月光勾勒出它巨大的角，直到弗里克伦德用牙咬住它那巨大的身体，这场战斗才得以结束。
“我把魔鬼咬死了。”弗里克伦德说，血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胜利。那条鳗鱼复活了。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它又醒了过来，从草地上游走了，穿过地上的一个洞，消失在地下。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那个隐秘的、潜意识的所在，灵魂最深处、最黑暗的角落。它死了。而死亡是不可战胜的。
在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1947年的超现实主义爱情小说《岁月的泡沫》（ The Foam of Days）中，鳗鱼是一个能够预示即将发生的灾祸的荒诞形象。故事的一开头，它在厨房的水龙头里出现。每天它都从水龙头的出口探出脑袋，四下看一看然后消失。直到有一天主人公科林那位诡计多端的厨师抓住了这条鳗鱼——他在水槽里放了一个菠萝，鳗鱼忍不住去咬了一口，于是他抓住了它。厨师做了一顿美妙的鳗鱼酱，科林一边吃，一边想着他爱的克洛埃——他不久前刚刚遇见她，就要跟她结婚了。可是她即将患上一种不治之症。她的胸口长出一朵睡莲，一种来自鳗鱼世界的水生植物。这朵睡莲就像一个来势汹汹的肿瘤，她将死去，留下科林一个人在世上。
鳗鱼真实的典型形象——至少是在文学作品里——出现在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1983年的小说《水之乡》（ Waterland）中。这部小说讲的是历史老师汤姆克里克的故事。他试图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童年经历，来抓住他那些百无聊赖的、有科学精神的学生的兴趣。他审视了自己那些不可靠的记忆，试图去理解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还审视了他与玛丽的婚姻，他们不育的命运。还有她的精神病。她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得这个病的？也许是小时候一个男孩把一条活鳗鱼塞进她的裤子里造成的，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或者是从他的哥哥迪克开始的。年轻时他也追求过玛丽，他赢了一场游泳比赛，只是为了打动她。他就像一条游向马尾藻海的鳗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比所有人游得都远。那个目标也是存在的目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个故事讲述得很模糊，并不可靠。谁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不过鳗鱼始终在那里，从开始到终结。它们游走在故事中，一直提醒人们那些被隐藏在故事之下的或者被遗忘的东西。
快结束的时候，汤姆克里克跟他的学生讲起了鳗鱼的故事。他讲到了鳗鱼问题和科学史，包括科学史上所有的猜测、谜团和误解。讲到亚里士多德和他提出的鳗鱼来自泥土的理论，讲到认为鳗鱼能让自己受精的林奈，讲到科马基奥那条著名的鳗鱼，讲到蒙迪尼的发现和斯帕兰扎尼对此提出的质疑，讲到约翰内斯施密特和他对鳗鱼繁殖地执着的寻找，讲到驱动他们所有人的好奇心。这正是鳗鱼想要告诉我们的，汤姆克里克认为。它们在向我们诉说人类的好奇心，诉说我们对探寻真相、试图理解一切从哪里来又意味着什么的难以抑制的永恒渴求。而同时它们也诉说着我们对于神秘事物的渴求。“现在鳗鱼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好奇心的事——甚至比好奇心能够告诉我们的关于鳗鱼的事还要多。”
可为什么鳗鱼会让人如此不悦？鳗鱼为什么会唤起我们心中的这种感觉？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光溜溜、黏糊糊的身体，它们吃的东西或者它们喜欢生活在黑暗和不被人注意的地方的习性吧？也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宗教上的误解。不，应该还包括它们的神秘性，因为在它们看似了无生气的黑色眼睛背后，还藏着某种东西。一方面，我们看见了，触摸到了，吃了它们。另一方面，它们对我们隐瞒了什么。即使当人类跟它们的关系非常紧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陌生的。
在心理学中，以及在艺术作品中，人们会谈到一种特别的不适感，在德语中用形容词unheimlich来表达。这个词在瑞典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通常被简单地翻译成“恐怖”或“吓人”。但是在该词的定义中，应该还包括当我们面对无法立刻解释的东西时，所感受到的特殊的恐怖。
德国心理学家恩斯特延奇（Ernst Jentsch）1906年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恐怖的心理学》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他把恐怖这个概念定义为，当我们遇到陌生的新事物时，心里产生的“那种不安全的晦暗感觉”。延奇解释说，那种令我们恐惧的东西，是一种让我们在智力上感到不安全的东西，是因为缺乏经验或者受感官所限而无法立刻认出或者进行解释的东西。
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和轻率的分析，西格蒙得弗洛伊德说。此时他已经把鳗鱼研究抛在了身后，变成了精神分析领域绝对的领军人物。1919年他发表了论文《恐怖》，部分回应了恩斯特延奇对恐怖这个概念的定义。延奇当然是对的，弗洛伊德承认，是不确定性造成了那种特殊的恐惧感觉，比如当我们不知道一个身体是活还是死时，当我们面对一个人发疯、见证了一次癫痫发作时。但并不是所有新的和陌生的东西都会令人不快。弗洛伊德认为，还需要一些别的元素，才能让情况变得“恐怖”。这种元素是熟悉感。更确切地说，当某个我们自以为了解或懂得的东西展现出另外一副模样时，我们就会体验到那种特殊的不快感。熟悉的东西突然变得陌生了。一个物体、一个生物、一个人不再是我们最初以为的样子，比如一尊制作精良的蜡像、一个毛绒玩具、一具面色红润的尸体。
弗洛伊德借助语言来解释。“unheimlich这个德语词，”他写道，“显然是heimlich的反义词。Heimlich，意思是熟悉的、自家的、家庭的；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unheimlich的东西是可怕的，因为它是我们不熟悉的、陌生的。”但heimlich也是一个模糊的词，他说，因为它也可以表示秘密的、私人的，也就是对外界隐藏自己。这个词包含着其反义词的意思。Unheimlich自然也是一样，它同时有熟悉和不熟悉的意思。
弗洛伊德认为，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去理解这种被称为unheimlich的特殊的不快感。当我们认识的东西包含某种陌生的元素，当我们不确定我们见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时，我们就会遭遇这种感觉。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用《恐怖》这篇论文为“恐怖”奠定了一个后来的作家和艺术家都使用的精神分析的基础。而我愿意认为，鳗鱼在其中至少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
在确立了这个概念在语言上的双重含义之后，弗洛伊德使用E. T. A.霍夫曼（E. T. A. Hoffmann）的短篇小说《沙人》（ The Sandman）来展示这种特殊的恐怖感觉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出来。《沙人》讲的是一个叫纳塔内尔的年轻男人的故事。他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求学，不得不面对自己被压抑的过去，并因此发疯。小时候，纳塔内尔听到了恐怖的童话人物沙人的故事。沙人会在夜里出现在孩子们的床边，偷他们的眼睛。成年后，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沙人的化身，他的形象是一个卖气压计和光学仪器的男人。纳塔内尔爱上了一个叫奥林匹娅的神秘女子，这时他发现她其实是一个机器人，是那个卖气压计的人和一个叫斯帕兰扎尼的教授制造出来的。当纳塔内尔慢慢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当他在教授家看到奥林匹娅没有生命的身体和掉在她身旁地板上的眼睛时，他的精神错乱了，他要去杀死斯帕兰扎尼。
整部小说在一种不确定的深渊边上保持着平衡。叙述者的视角不断变化，没有什么是完全确定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真实的世界里，也可能仅仅发生在纳塔内尔痛苦的脑袋中。那个被发现是机器人的女人以及偷眼睛的情节，对弗洛伊德来说也是中心意义所在，象征着恐怖的核心。在这里，一个生物是活的还是死的，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而同时，对于被夺走视力、失去观察和感受世界真实面貌的能力，我们也怀着一种恐惧。
霍夫曼的这个故事，也许还告诉了弗洛伊德一些别的信息。它讲的是一个来到一座陌生城市求学的德国青年的故事。这座城市的名字始终没有被提及，但是斯帕兰扎尼教授和那个卖气压计的人据说都是意大利人。此外此人不仅卖气压计，还卖各种各样的光学仪器，比如显微镜。这种仪器的作用是，对有科学精神的人来说，真理早晚会通过它显现出来。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是，《沙人》中那个神秘的教授斯帕兰扎尼，跟18世纪去科马基奥寻找鳗鱼真相无功而返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同名。
在《恐怖》这篇论文的末尾，弗洛伊德还讲了一个他自己遇到的类似的令人不快的经历。有一回他在一座“首都以外的意大利城市”散步，那是一个暖和的下午，不知怎的，他走到了一条窄巷里，满眼所见尽是浓妆艳抹的女人，她们坐在房子的窗口向外望着。他从那里走开，可是没过多久，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他又走开，但很快发现，他再次回到了同一条巷子里。他三次无意识地被带到了同一个地方，仿佛在一个梦里一遍又一遍地经历同一个情境。
他感到恐怖。那种并非出于自愿的重复，一遍又一遍地被迫体验完全一样的事情的经历，就如同周复一周地站在晦暗的实验室里解剖一条又一条鳗鱼，每一次都没有发现他期望的东西。“我中止了那探索性的散步，直接回到不久之前离开的那个广场，这时我感觉轻松。”
他写的极有可能是在的里雅斯特的经历。梦境般的散步，他在给爱德华西尔伯施泰因的信中也描述过。那是1876年，他在的里雅斯特没能找到鳗鱼的睾丸。他还描述过同样窄窄的巷子和透过窗户看着他的浓妆艳抹的女人。可以断定，当西格蒙得弗洛伊德试图捕捉那种特殊的不快感和理智上的不确定感时，他想到的正是在的里雅斯特遭受挫折的那几周神秘的时光。如果他当时想到的是鳗鱼，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么多年来，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在水面下隐藏的现实中，如果它们不是恐怖，不是unheimlich，那又会是什么呢？
[1] 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后65），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剧作家。
[2] 两位均为罗马的基督教徒。
[3] 本书《圣经》引文的翻译均采用中国基督教协会2009年出版发行的版本。——编者注
[4] 出自《圣经利未记》第十一章。其中“翅”，也即鳍。——编者注
[5] 即日德兰海战，是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英国和德国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爆发的一场海战。——编者注
12 杀生
我记得爸爸在溪边的样子，在月光下柔和的溪流声中，旁边有芦苇冒出来，仿佛从他身后的水中伸出来的灰暗的触角。他站在溪边的斜坡下，手里紧握着一条鳗鱼。它很小，小到实在无法带回家食用。可是它把钩子吞得太深了，以至于钩子顺着它的喉咙落进了肚子里面。鳗鱼经常会这样。爸爸用力握住鳗鱼的身体，试图把钩子从它嘴里取出来。可它却一个劲地缠着爸爸的胳膊扭来扭去，仍然拒绝把钩子吐出来。爸爸很生气，咬着牙齿小声说：“该死的家伙。”
我看着这个场景，不安感缓缓地在心里萌生。沾在他手臂上的厚厚的黏液，几乎洗不掉，如同散发着臭MqDiuyVkiZ味的强力胶水粘在皮肤和衣服上。鳗鱼小小的黑色瞳孔似乎在盯着某个人，但又不跟任何人的目光发生对视。它动作缓慢，身体如同紧绷的肌肉一般弯曲，绕着自己的脊柱转动，露出腹部的白色部分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爸爸把鳗鱼握得更紧了，用力拽钓鱼线，试图把它的嘴撬开。但它只是咬紧嘴巴，继续在爸爸的手里扭动，无力地抗拒着。血从鳗鱼的嘴里流了出来，爸爸皱了皱眉，用更轻的声音说：“快放掉钩子，该死的！”尽管他的话很有攻击性，语调却似乎慢慢变了。变得柔和了，带着恳求的语气，甚至有些爱意。他摇了摇头。“不，这样不行。”我把刀递给他，那把磨了很多次、刀刃薄得像芦苇叶的长长的杀鱼刀。他蹲下来，把鳗鱼按在地上，果断地把刀尖狠狠地扎进它的脑袋。
爸爸非常喜欢动物。所有种类的动物。他喜欢到大自然中，到溪边或者森林里。他喜欢翻关于动物的书，看电视里关于动物的自然节目。他喜欢马和狗。每当他看见一头不常见的野生动物时他都会非常兴奋。有时我们到野外去观察鸟类，只有他和我，带着一副望远镜。我们漫无目的地闲逛，看到一只鸢或者一只啄木鸟时，就会轮流用望远镜看。我们不会记录看到了哪些鸟儿，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种娱乐。我们只是喜欢看鸟。
他对所有奇形怪状的生命都很着迷。他给我讲溪边的蝙蝠，讲它们是怎样借助声音进行导航的。“它们完全没有视力，都看不见自己的鼻子，但是它们会发出一种很高的、我们听不到的声音，然后倾听回声。当声音被反弹回来的时候，它们立刻就知道前面是一只蚊子还是一棵树的树干。这个过程只需要十分之一秒。”
有时候我们听到那些高高的、潮湿的草丛里发出沙沙的响声，看见一条受惊的草蛇滑落溪中，穿过溪流游走了，它的头上带着黄色的斑纹，就像发光的灯笼一样。有时我们会看见一只苍鹭站在对岸的斜坡上，脖子像钓鱼钩一样弯曲着，巨大的喙对着那些隐藏在水面下的东西的方向。
爸爸还讲过水貂，它们也在溪边出没。一种小小的、纤细的、几乎浑身黑色的水貂，在夜里沿着水边潜行。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确定爸爸是不是真的见过。不过有时我们会在溪边发现被吃了一半的鱼。“一定是水貂干的。”爸爸说。
他说这是一种很漂亮的动物，但也非常阴毒危险，也许不是对我们来说，但对我们来小溪边寻找的东西来说很凶险，也就是鳗鱼和其他鱼类。“它们是杀生爱好者，”他说，“它们杀生只是为了娱乐。”他说水貂吃老鼠和青蛙，尤其是鱼，而且直到把它们遇到的所有动物都杀死才善罢甘休。每当它们遇到另一种生物时，就必须把对方杀死。这是它们的天性。它们是入侵者，不仅是在溪边，在整个生物链中都是一样。它们基本上能把一条溪里的鳗鱼吃光。现在轮到我们来恢复这里的秩序了。
于是爸爸设了一个陷阱。那是一个很简单的长方形木箱，近1米长，其中一头有一个开口，还有一个能够打开的锁扣装置，确保水貂在被骗进去之后能被困住。我们在箱子的最里面放了一只死蟑螂，把陷阱放到陡坡下的小溪旁。然后我们去钓鳗鱼，让陷阱在那里放上一整夜。
第二天早晨，我们穿过湿漉漉的草丛，尽可能蹑手蹑脚地走到陷阱那里，查看有没有被动过的痕迹，听听里面有没有水貂的声音。可惜陷阱是空的。蟑螂仍在里面，没有被动过。我们在溪边很多地方放置过陷阱，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这样。一只孤独的、没有被动过的蟑螂臭烘烘地待在里面。我们一次都没有发现过，哪怕是一点点水貂在附近出没的痕迹。
慢慢地我开始怀疑那里是否真的有水貂，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很高兴我不用见到它们。因为假如我们真的抓到了一只水貂，又该怎么办呢？我觉得爸爸会把它杀死。可是怎么杀呢？用手吗，还是用刀？也许他会把整个箱子沉到水中把它淹死？这是一只纤细又漂亮的动物，它有着闪亮的眼睛和柔软光亮的毛皮。杀死这样一只动物是对的吗？这感觉有点奇怪，完全不同于杀死一只蟑螂或一条鳗鱼。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是不可更改的、明确的。人与动物是不一样的。
慢慢地我还懂得，不只是人与动物之间有区别，动物与动物之间也有区别。它们的界限更为模糊和不确定。这种区别似乎更多地存在于我们看待动物的方式中，而不是动物的天性中。如果我们看一种动物，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某些方面，那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跟这种动物亲近。这并不意味着杀死某种动物很容易，或者可以变得很容易，这只意味着动物与动物是有区别的。人类的同情心似乎就是这么建立的。与一只跟你对视的动物，你是可以产生共鸣的。要杀死这样一只动物也就更难了。
爸爸非常喜欢动物，但他有时会杀动物。这不是一件让他感到愉快的事，暴力不会让他产生快感，但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他就会这么做。他受到的熏陶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其他形式的生命不仅拥有统治的权力，也承担着一种责任，让它们活着或死亡的责任。人们应该怎样履行这种责任、什么时候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这些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但它仍然是一种我们无法逃避的责任。这是一种我们必须抱着某种尊重去承担的责任。对动物的尊重，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也包括对这种责任的尊重。
他在家里放了一把猎枪。它被放在一个衣柜里，锁了起来，他很少用它。每年有一两次，他会跟几个陌生的男人出去打猎。他们清晨很早就出发了，穿上厚重的外套，戴上绿色的棒球帽。有时他会带一只兔子回家，兔子的后腿被倒拎着，毛皮松弛，上面滴着血。有时候他会带回来几只野鸡。不过他似乎很少自己开枪，他常说是别人打的。他说他不喜欢在动物静止不动的时候对它们开枪，比如，一只坐在空地上晃动耳朵的兔子，它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存在；或者一只坐在树上咕咕叫的斑尾林鸽。他站在那里瞄准它们，但没有想过要扣动扳机。
可是就我所知，他还是开枪打死了我们的猫，我们那只叫奥斯卡的猫。那是一只很胖但跟我们不是特别亲近的黑白色公猫，白天总是躺在沙发上睡觉，一到晚上就跑出去，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后来它老了，有很多病，很疲惫。一天早上它突然不见了，我没有想太多。爸爸和妈妈说它跑掉了，也许是被汽车轧死了。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是爸爸把它杀掉的。他用猎枪杀死了奥斯卡，因为他觉得，这是正确的做法。
他还试图把奶奶的猫也打死。那只猫也老了，疲弱不堪。爸爸把它带去森林打算结束它的痛苦。他把猫和猎枪装进汽车后备厢，然后沿着碎石小路开到森林深处的一块小空地上。正当他把车停好时，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发现了一群鹧鸪。能跟它们靠得那么近很难得，而且猎枪就在后备厢里，已经上好了子弹。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绕到车后，用一只手轻轻打开后备厢，把另一只手伸进去拿枪，以免让猫溜出来。可就在这时，那只猫——又老又病又弱的猫——不知怎的突然有了活力。它就像一道黑线划过后备厢细细的门缝，一转眼就跑进了树丛中，冲向那群鹧鸪。那只猫在灌木丛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鹧鸪们受了惊吓四散逃离。只剩下爸爸站在车旁，手里拿着猎枪。他因为不小心，没能承担起责任。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那只猫。
一个人如何看待人和动物，如何看待人与动物的区别，其实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成形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是无可争辩的。对我来说，却并没有这么自然。
爸爸在一个农庄里长大，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已经在帮大人清除猪圈里的老鼠了。他用手抓过老鼠，把它们重重地摔到猪圈的墙上，飞快地把它们弄死。他见过人们杀鸡，把小猫淹死。他父亲杀猪时他会在场。他见过人们是怎样给猪打麻药，砍断它的脖子后再放血的。他学会了怎样用滚水给它煺毛，然后用又厚又硬的刷子清洗；知道清洗完之后人们是怎样切割这头猪的，知道它是怎样从一头活着的动物变成一块一块的肉的。
长大后他继续帮忙杀猪，有一回他把我也带过去了。当时我大概10岁。我们一早出门，到了爷爷奶奶家，我透过打开的猪圈门看到里面放了一只装着滚水的大桶，刀和刷子放在地上，爷爷把猪牵出来，那是一头又大又温驯的公猪。我很兴奋，又有点害怕，爸爸也许注意到了这点，因为当我们走进去开工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不，你最好还是回奶奶家吧。”
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严肃，我感到一阵悻悻然和失望。不过当他走进猪圈，把门关上，留下我一个人待在院子里时，我感到无比地轻松。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们来到溪边收钓鱼线。那是夏末时节，已经有点热了，高高的杂草很干燥，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又大又肥的蜻蜓在我们头顶扑扇着翅膀，小溪流淌得格外安静平缓。我坐在斜坡下离那棵柳树不远的地方，爸爸站在1米开外。我们看到一根钓鱼线在水里绷得直直的。我用手指碰了碰尼龙线，感觉到它好像在颤动。我用手拉住钓鱼线，它上下起伏着，鱼在反抗，这种感觉很熟悉。“是鳗鱼。”我大叫起来。
那是一条相当大的鳗鱼，有着深棕色的背部和亮闪闪的浅色腹部。我紧紧地捏住它脑袋后面的位置，盯着在它紧闭的嘴里消失的钓鱼线。它绕着我的胳膊扭动，就像一根收紧的粗绳子，一直缠绕到我的上臂上。突然，它松开了，猛地抖了一下，尾巴直直地打到了我的脸上。我沾了一脸厚厚的黏液。那上面有鱼的气息，还有曾经的、略带咸味的海的气息。
我笨拙地掰开它的嘴，发现钓鱼线已经穿过了喉咙。钩子扎在了很深的地方，根本看不到铁环。我用钓鱼线试探了好一阵子，又拉又扯，试着把指尖伸进最里面，想把钩子弄出来，直到听见一记柔软潮湿的咔嚓声，一股鲜血从鳗鱼的嘴里流了出来。
“它把钩子吞下去了，”我说，“你能把它拿出来吗？”
爸爸探过身子来看了看鳗鱼。
“我的小伙计，”他说，“你怎么吞得这么深？真是的！”
说完他直起身子，转而看向我。
“不，你来处理。你行的。”
13 水面下的生命
无论鳗鱼会引起多么矛盾的感觉，它们总是给我们一种好脾气的印象，无论是在我们附近，还是在它们的天然栖息地中。它们很少装腔作势，不会弄出一些戏剧性的场面。周围环境提供什么它们就吃什么。它们待在暗处，既不需要关注，也不需要赞美。
鳗鱼不同于鲑鱼。鲑鱼光彩照人，它们横冲直撞，在空中做大胆的腾跃。在我看来，鲑鱼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爱慕虚荣的鱼。鳗鱼则给我一种更舒服的印象，它们的存在无足轻重。
从根本上说，鳗鱼也是鲑鱼的反义词。鳗鱼和鲑鱼都是洄游鱼类，都是既生活在淡水里也生活在咸水里，都要经历多次蜕变。但是它们的生命历程却有着根本的区别。
鲑鱼是一种所谓的溯河洄游鱼。它们在淡水里交尾，一两年后它们的后代游到海里，在那里长大并度过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短短几年后（它们自然不像鳗鱼那么有耐心），性成熟的鲑鱼重新游回淡水里进行繁殖。
而鳗鱼呢，它们跟鲑鱼做相似的旅行，不过方向是相反的。鳗鱼是所谓的降海洄游鱼。它们在淡水里度过生命的大部分时光，但在咸水里进行繁殖。
另一种更微妙、更难捕捉的细节也将它们区别开来。当鲑鱼洄游到江河中的时候，它们总是会回到它们的父母曾经交尾的那片水域。每一条鲑鱼——真的是每一条——都跟随着自己父母的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知道那是它们必须回去的地方。它们可以在海里过一种自由自在的广阔生活，但随后它们总是会返回出生地，加入那个宿命般的集体。这意味着不同河流里的鲑鱼有着明显的基因上的差异。也就是说，鲑鱼在生物学上依赖于其出生地，它们不允许出现存在上的越界。
鳗鱼当然也洄游到自己的出生地——马尾藻海！但是在那片广袤的海面上，它们遇到的是来自全欧洲的鳗鱼，繁殖时完全不考虑对方的血统。出生地对鳗鱼来说不是家庭或者生物学上的归属，它只是一个地方。之后，当小小的柳叶状的幼鱼漂向欧洲海岸，变成玻璃鳗时，它们显然是随机地游进任何一条河流里。它们在哪里度过成年时光跟它们的先辈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条鳗鱼为什么选择某条小溪或某条河流生活是一个谜。这意味着欧洲各条江河溪流里的鳗鱼，基因上的差异极小。每一条鳗鱼都独自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没有继承性，独自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也许跟鲑鱼被设定好的无法独立自主的生命历程相比，我们更能与鳗鱼的命运建立认同感。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鳗鱼以其充满神秘感的不可亲近性，成为一种如此迷人的生物。因为我们更容易理解一个带着秘密，不直接显露出他是谁、来自哪里的人。鳗鱼的神秘，也是人类身上的神秘。独自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许是人类所有经验中最终极、最普遍的经验。
在这里，我当然将鳗鱼拟人化了，赋予了它们更多内容，使它们不再只是其本身或者想要成为的东西。这当然会引起一些质疑。这通常被称为拟人论，即赋予非人类的生物以人类的特征或意识。这是文学等领域里一个常见的技巧，比如那些以拟人化动物为主角的童话和寓言，动物们像人一样思考、说话、感觉，它们遵守道德，按照设定的价值观行事。这种技巧在宗教中也很常见。神具有人类的形象和特征，好让人们理解他们。古诺斯语中的阿萨神族是人形的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也是一个人，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世俗与神界的联系，成为救赎人类的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身份认同，一种在陌生的事物中看到熟悉的东西的能力，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它，感觉更靠近它。艺术家在画肖像画时总是会加入一小部分的自己。
但是在自然科学中，拟人论从来没有被真正接受过。自然科学要求的是纯粹的客观性，是在显微镜下显现出来的真相。它试图描述的是世界真实的样子，而不是它表现出来的样子。鳗鱼不是人，当然也不能通过跟人进行类比去理解它们。一个对知识有着客观和经验主义态度的人是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描述动物的。以人类的方式去体验这个世界，是我们独有的。
不过，蕾切尔卡森描述鳗鱼时，正是这样做的。她将它们拟人化了。她将鳗鱼描绘成一种有意识、有感情的生物，一种能够记忆和思考的动物，它们会因为命中注定的艰难而感到痛苦，也能享受生命中的美好。她这么写有她的理由。日后我们总结自然科学史时，蕾切尔卡森将会是那些做出了最多贡献的人之一。她不仅增加了我们对鳗鱼的认识，还增加了我们对其必然从属于其中的巨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的认识。蕾切尔卡森是20世纪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海洋生物学家之一。她主要研究海洋和海洋生物，写了很多关于海洋生命的开创性的书籍，后来也成为早期环境运动的一位先锋和标志性人物。她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杰出。
她出生于1907年5月，在宾夕法尼亚州斯普林代尔的一个小庄园里长大，宽阔的阿利盖尼河环绕着村子，离庄园只有一步之遥。在那里，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她就已经形成对动物和自然的终身兴趣。她很早就爱上了森林和湿地、鸟类和鱼类。她尤其着迷于河流、所有藏在水面下的东西、所有从美国东海岸的海洋支流里被一路带进来的生命。
虽说如此，她的职业道路，绝对不是事先设定好的。她的父亲是一个四处奔波的推销员，母亲是家庭主妇。她家境很穷，学术生涯对她来说是一条可能性很小的路。然而母亲仍然鼓励女儿对自然的兴趣，尽管她自己在结婚后放弃了教师职业。她带着蕾切尔进行长距离的散步，一路上她们研究植物、昆虫和鸟类。母亲训练她进行观察，教她关注细节。此外母亲还把对生命多样性深沉且充满爱的尊重潜移默化地教给她。蕾切尔卡森刚学会读书写字，就开始写一些小书、画一些小册子，上面是一些关于老鼠、青蛙、猫头鹰和鱼的故事。据说她是一个很孤僻的孩子，好友很少，但是在大自然中，她从来不会感到孤独或格格不入。那是她最了解的世界。
后来在她18岁的时候，她还是上了大学。她以全班最好的成绩从中学毕了业，她母亲卖掉了家里的瓷器以支付大学的学费。她一开始学的是历史、社会学、英语和法语，但是在她的第一篇大学论文中，她就透露了自己一生的兴趣方向：“我热爱大自然中一切美的东西，那些野生动植物是我的朋友。”两年后，20岁的她产生了一个决定她一生的想法。她将其描述为一次“神启”。突然有一天，她明白了海洋是她要献身的领域。她要把自己所有的好奇心和学术天赋都贡献给海洋。“我意识到，”她后来写道，“我自己的路把我引向海洋，那片当时我甚至都没有见过的海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命运是跟海洋联系在一起的。”
是什么吸引蕾切尔卡森走向海洋的？这个选择看起来有点随意。她在内陆深处长大，甚至都不曾亲眼见过大海，她从来没有把脚趾伸进过海水，从来没有听过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可是大海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了她的选择。她仿佛循着一种气味沿着河流的支脉一路回到它们的出发地，来到海洋，来到万事万物的起源地。这就是她首先产生的想法。海洋是我们每个人最初的起源地，因此想要理解陆地上的生命，必须首先理解海洋。多年后，在1951年出版的那本就叫《环绕我们的海洋》（ The Sea around Us）的书里，她用一种有别于其他大多数海洋生物学家的方式，一种兼具科学性和诗意的方式解释了这个想法：
那些离开水开始在陆地上生活的动物，把海洋带在自己的身体里，那是一种它们传递给后代的遗产，一种至今仍然把所有陆生动物与其在远古海洋中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遗产。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温血的鸟类和哺乳动物——我们所有动物的血管里都有一种盐溶液，其中钠、钙、钾的比例几乎跟海水一样。这是我们从几十亿年前继承下来的遗产，那时我们遥远的祖先从单细胞生物进化为多细胞生物，进化出一种体内的循环系统，在这个循环系统里，最初只有海水在流淌。
所以我们都起源于水，都起源于那片神秘的马尾藻海。“正如生命本身开始于海洋，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都开始于子宫羊水所构成的迷你版的海洋。”
1932年秋天，蕾切尔卡森成为海洋生物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她在实验室的一角有一个养着鳗鱼的巨型水族箱。她想研究当人们改变水的盐度后鳗鱼的反应。她想弄明白鳗鱼在它们的生命历程中，是如何完成那些颠覆性的改变的；是如何接受自己的命运，忍受那漫长、绝望的迁徙和那一次次神秘的蜕变的。她始终没有完成这项科学研究，但是很显然，她为鳗鱼倾倒。她经常在水族箱前向朋友展示那些鳗鱼，讲它们神秘的生命周期和游向马尾藻海的漫长旅行。她将保持她对鳗鱼的迷恋，日后还会再来研究它们。
然而，继续学术生涯的梦想却突然中断。1935年7月，蕾切尔卡森的父亲去世了，突然间她不得不担负起照顾母亲和姐姐的经济责任。她的研究得到的报酬很少，继续在实验室工作已经不可能了。雄心壮志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得不让位给责任和对家庭的忠诚。但是通过大学里的熟人，她得到了一个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机会，让她可以继续追求自己另一个长久以来的兴趣——写作。她开始为一个讲述海洋生命的广播系列节目写解说稿。节目分为52集，每集7分钟，她在里面介绍了52种水生物种，她的解说稿既保证了科学方面的准确性，也足够有趣，能吸引业余的听众。派给她这个任务的客户，也就是美国渔业局，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于是她立刻得到了一个新任务，为一本讲海洋生命的宣传册写简介。她写了一篇名为《水的世界》（ The World of Waters）的文章，那是一个关于海洋中的生命，关于所有藏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下生活、捕食或被捕食、出生、繁衍和死亡的生物的故事。这篇文章不仅有她扎实的海洋生物学知识作为基础，还富有创意，能让人产生共鸣。她的客户读了这篇文章，认为它可能不适合作为政府发放的资料手册，这不是他设想的东西。这是一部文学作品。
“我认为我们没法用它，”他说，“把它寄给《大西洋月刊》吧。”
就这样，她终于成了作家。蕾切尔卡森的道路终究还是将她引向了海洋，引向了万物的起源地。认识和了解这个起源地，将成为她的生活和工作。
1941年，蕾切尔卡森的第一本书出版了，书名叫《海风下》（Under the Sea-Wind）。它是由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那篇关于海洋的文章拓展而成的。她想把海洋作为一个巨大、多元的环境来讲述，至少要展现在海洋深处、在人类视线和知识范围之外正在发生的一些事。通过这种讲述，她也想展现某种更大、更普遍的东西：万事万物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她在给出版商的一封信里写道：“对我来说，这些故事不仅会挑战我们的想象力，也会让我们在看待人类问题时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它所讲述的，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它们就像太阳、雨水或海洋本身一样，是永恒的。海洋生物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不懈斗争，也反映出陆地上所有生命——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生命——之间的斗争。”
因此，她用了一种海洋生物学家不常用的文学的方法。她用了拟人法，那种用于童话和寓言的文体技巧。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讲的是近海生物，第二部分讲的是外海，第三部分讲的是在昏暗的深海中发生的事情。每一部分主要通过一种特别的动物来讲解。在第一部分，我们遇到了一只海鸟，一种叫剪嘴鸥的鸟，它生活在海岸边，捕食小鱼，随季节和潮汐而动，度过自己的一生。它完美地融入了一个巨大的、无比复杂的生态循环系统。这只鸟不仅有故事、有个性，而且还有一个名字——瑞乔普思（Rynchops），是从其拉丁学名而来。随着故事的推进，它在特定的海岸环境中遇到了大量其他动物：苍鹭、乌龟、虾、鲱鱼和燕鸥。而人类只是远远地站在背景中的陌生人。
在第二部分，我们通过类似的方式跟随一条名叫斯康伯（Scomber）的鲭鱼，置身于壮观的鱼群中穿过外海。鱼群的周围到处都是海鸥、鲨鱼和鲸鱼，但是直到没有露脸的人类把他们的拖网沉到深海中，鱼群才真正遇到了危险。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遇到了鳗鱼。在蕾切尔卡森看来，再也找不到比鳗鱼更好的动物来代表海洋的迷人复杂性了。她在写给出版商的信里解释道：“我知道很多人看到鳗鱼会害怕。但对我来说——我相信对很多了解它们的故事的人来说也一样，遇到一条鳗鱼差不多就像遇到一个去过地球上最美丽、最遥远地方的人；我立刻就能看到一幅生动的景象，那是鳗鱼去过的神秘地方，是我——作为人类——永远无法造访的地方。”
这条鳗鱼的故事开始于一个叫比滕的小湖泊，它坐落在一座高山的山脚下。该湖距离大海300多公里，四周被香蒲、纸莎草和水葫芦环绕，只有两条小溪流入。在那里，鳗鱼的故事是这样的：“每年春天都会有大量的小型生物沿着长满草的水沟游进比滕湖。它们的形状很奇特：像细细的玻璃棍，比成年人的手指要短。它们是年幼的鳗鱼，出生在海洋里。”
接下来，蕾切尔卡森介绍了一条雌性鳗鱼，10岁，她管它叫安圭拉。它还是小小的玻璃鳗时就来到这里，之后就在这个小小的湖泊里生活了一辈子。白天它藏在芦苇丛中，到了夜里出去猎食，“因为就像所有鳗鱼一样，它喜欢黑暗”。它钻进湖底柔软温暖的泥床里过冬，“因为就像所有鳗鱼一样，它喜欢温暖”。安圭拉是一只能够感知和体验事物、记得自己的过去、能感知痛苦、懂得爱，甚至有自己心愿的动物。因为当秋天来临时，安圭拉发生了一些变化。它突然想离开，那是一种模糊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渴望。在一个黑暗的夜里，它游向比滕湖的出口，穿过一条条溪流和小河，行经300多公里游进广阔的海洋。我们可以跟随它来到海里，经历各种艰难险阻，游向海市蜃楼般的马尾藻海。然后继续往深海游，游向“史前的洋底沉积层”，游向隐秘的深渊。在那里，海水“冰冷无情，仿佛时间一样”。
当安圭拉和所有其他年老的鳗鱼从我们的视线和知识范围中消失后，我们将转向那些小小的几乎没有重量的柳叶鳗——那是“鳗鱼父母留下的唯一遗产”，它们在海流中进行漫长的漂流，穿越大海，穿越大陆架，朝着那片“曾经是海”的陆地前进。
《海风下》于1941年11月在美国书店面世。这个时间点自然非常糟糕。一个月后世俗事务空降，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战争。人们对鳗鱼、鲭鱼和剪嘴鸥这些童话故事的兴趣一下子降至最低点。这本书卖了不到2000册，很快就被人们完全遗忘了。
不过，后来这本书被人再次拾起，推出了新版，受到新生代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主要是因为它用一种童话般、梦幻般、文学性的美妙方式讲述了海洋里的生物，而与此同时，它又是完全有科学依据的。蕾切尔卡森对动物所做的拟人化处理完全是特意而为，经过斟酌，是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她使用童话的技巧，但又不超越科学和事实的边界。她没有让鳗鱼说话或者让它们的行为不像真正的动物。她只是试着去想象，真实的世界在鳗鱼眼里到底是怎样的，它们是怎样经历其奇怪的生命历程中所有的困难、蜕变和迁徙的。同时，她对其生命历程进行了科学而清晰的描述。她在第一版的前言中这样解释：“我说一种鱼‘害怕’自己的敌人，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些鱼能感受到我们人类的那种害怕，而是因为我觉得它似乎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鱼身上的反应通常是生理性的，而我们身上的反应通常是心理性的。不过要让鱼的行为被我们理解，我们必须使用属于人类心理状态的话语来对它们进行描述。”
就这样，鳗鱼的行为第一次得以被我们理解，至少比以前更容易被我们理解一些。蕾切尔卡森的观点是，要真正理解另一种动物，必须能够从它们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东西，这正是她在自然科学史上如此独一无二的原因。她在动物身上产生了认同感，而这种认同也让她有能力和勇气来对它们进行拟人化。她打破了传统自然科学的一种禁忌：她赋予鳗鱼以意识，近乎人类的意识，并以此来进一步了解它们。她这么做，不是因为她在科学意义上认为鳗鱼真的具有这种意识，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是一种多么独特和复杂的动物。在她的笔下，鳗鱼是它们本身的样子，也是可以让人产生某种共鸣的东西。鳗鱼是一个谜，但也不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
那么鳗鱼与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常说，一个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用这种意识，产生一种意愿去影响存在。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这样看待人与动物的区别的。
17世纪时勒内笛卡儿说，除了人类，所有动物都可以被视为“自动机器”。动物是肉体，它们的行动只是机械反应。而人类则相反，具有某种所有动物都不具备的东西，就是灵魂。灵魂会让人思考，思考本身是意识存在的证明。也就是说，人类有灵魂，所以具有意识。动物没有灵魂，因此也不具有意识。
在灵魂的帮助下，人类超越了动物，也超越了时间的流逝和变化。灵魂这个概念，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跟“人是个体的”这个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而“个体”是指某种不能再分割的东西，哪怕所有其他东西都改变了，它仍然不会改变，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因为人的身体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改变，人类生活的外部条件也会发生改变，那么一定是某种别的东西，某种永恒的东西，让我们成为个体。这个东西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都管它叫灵魂。
动物与人类之间的这种区别当然从来没有得到过确认。1758年卡尔冯林奈出版了他那本一直在重写的著作《自然系统》（ Systema Naturae）的第十版（通常被视为动物学命名法的开端，因而是最重要的一版），跟早前的版本相比，它包含着一些有争议的修订。比如，林奈在这一版里把鲸从鱼类移到了哺乳动物类，把蝙蝠从鸟类移到了哺乳动物类。也是在这一版中，他一度废除了人与动物之间既有的界限。就是在这一版中，他将红毛猩猩与人归为同一个属，即人属。这意味着根据林奈的理论，红毛猩猩其实就是人，而我们，即智人，不再是我们这个属中唯一活着的成员。我们不再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独一无二了。
这是一个很快就得到了修正的科学上的错误，但不管怎样，这个错误引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如果红毛猩猩是人，那是否意味着红毛猩猩有灵魂？它们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吗？那样的话，人类和红毛猩猩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这一界限被废除了，那么人与蝙蝠或者鳗鱼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好在后来查尔斯达尔文出现了，他一劳永逸地否定了我们拥有永恒的灵魂的说法。进化论与“人拥有不变的灵魂”这样的理论是不相容的，因为进化论认为，所有的生命，以及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会发生变化。人成了众多动物中的一种。此后，随着现代科学研究的进步，世界上的动物反而变得更像我们人类了。它们就算没有灵魂，至少也拥有意识。今天我们知道，动物可能拥有比我们之前以为的复杂得多的意识状态。研究表明，大部分动物，包括鱼类，都有痛觉。不少迹象表明，很多动物也能体验到跟我们人类非常接近的害怕、悲伤、对幼崽的怜爱、羞耻、后悔、感激等感觉，以及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爱情的感情。
此外，有些动物，比如灵长类动物和乌鸦，可以执行高级的心理任务，能学习跟同物种的动物及其他物种的动物进行交流和沟通，能想象未来的样子，能放弃当前的利益以换取未来更大的利益。我们在历史进程中构建起了许多区分人类与动物的关键标准：意识、个性、对工具的使用、未来的概念、抽象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游戏、文化、感觉悲伤和失落的能力、害怕或者爱；所有这些标准至少都是值得商榷的，通常都不足以证明什么，有时则是完全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动物的界限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只被放到镜子前的乌鸦，知道它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这意味着，无论它是否真的知道自己是什么，至少它对自己的存在是有意识的。
所以鳗鱼是有意识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但是它们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吗？如果能的话，它们感觉到的是什么？通过一次次蜕变，通过等待和迁徙，它们感受到了什么？它们会觉得无聊、不耐烦，或孤独吗？当最后的秋天到来时，当它们的身体发生改变，变得强壮，变成银灰色时，当某种巨大的无法解释的东西吸引它们游向大西洋时，鳗鱼感觉到了什么？是渴望吗？是一种未完成的感觉，还是对死亡的焦虑？身为一条鳗鱼，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蕾切尔卡森对鳗鱼做了拟人化处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它们，也使我们能够通过对鳗鱼经历的想象更好地理解它们的行为。但这意味着我们真能理解鳗鱼自己的体验吗？
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关键。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Thomas Nagel）1974年就意识哲学问题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他用的标题是《身为蝙蝠是一种什么体验？》。他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给了一个很短的回答：其实我们是无法知晓的。
所有的动物当然都有意识，纳格尔说。意识首先是一种状态。它是对世界的一种主观体验，是感官对我们周围事物的一种叙事。但一个人终究无法完全理解一只蝙蝠的感受，或者一条鳗鱼、一种来自外太空的潜在动物的感受。我们作为人的经验，也限制了我们想象别的意识状态的能力。
蝙蝠所处的意识状态显然与人完全不同。它们主要通过回声来感知世界。我们知道这一点得感谢意大利科学家拉扎罗斯帕兰扎尼——他不仅跟E.T.A.霍夫曼的短篇小说《沙人》中的那位神秘教授同名，还徒劳地探寻过鳗鱼繁殖的真相。18世纪90年代初，斯帕兰扎尼用蝙蝠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通过那些实验他得以确定，蝙蝠在漆黑的房间里可以毫无阻碍地飞行而不会撞到东西。他还抓来大量蝙蝠，除去它们的眼睛后将它们放生。几天后他抓回一些被他除去眼睛的蝙蝠并对它们进行解剖，发现它们的肚子里全是新捕食的昆虫。也就是说，蝙蝠在完全不用视力的情况下既能捕食也能导航。因此，斯帕兰扎尼认为，蝙蝠一定是用听觉生活的。
所以一只蝙蝠在夜里飞过一条小溪，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但会发出一种很快的、频率很高的声音，声音会从蝙蝠周围的物体表面和动物身上反弹回来。蝙蝠会对这些声音的回声加以处理和解读，并据此建立一幅关于这个世界的极其详细的图像。多亏了这种能力，蝙蝠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能以极快的速度穿过树枝而不会发生碰撞。它们甚至能从飞蛾翅膀反弹回来的声音，区分出不同的飞蛾。蝙蝠遇到的所有东西都有自己的回声模式，蝙蝠正是用这些模式来感知周围的情况的。在它们这里，世界的图像是由一种持续的回声流构成的；通过这些回声，蝙蝠对世界的感知也就形成了。
人的意识则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试图去想象身为一只蝙蝠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那么根据纳格尔的观点，我们的意识恰恰限制了我们。
我试着想象拥有翅膀和很差的视力是什么感觉，用嘴捕食昆虫、在夜里飞过一条小溪是什么感觉，但这些是不够的。我试着想象发出声音信号并捕捉它们的回声是什么感觉，但这也是不够的。“无论我想得多远（其实并没有多远），”纳格尔写道，“它都只能告诉我，如果我像一只蝙蝠那样行动，我会有什么感觉。但问题不是这个。我想知道的是，对蝙蝠来说，身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当我试着去想象这个情景的时候，我受到了自己感官的限制。”
此外，纳格尔说，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有听觉的人，如何去想象一个天生的聋人是怎样感知世界的？一个能看见的人，如何向一个天生的盲人解释一幅图画？
托马斯纳格尔拒绝接受的是所谓的简化论，即复杂的概念可以用更简单的概念来解释和理解。比如，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和描述在动物大脑中发生的物理反应或化学反应过程来理解其想法。简化论试图用小的事物来解释大的事物，认为整体是由较小的部分组成的，每一个较小的部分都可以被解释和理解，也就让整体能够被我们理解。
然而这是不够的，纳格尔认为。关于意识，有些状态是我们无法了解的，并将永远无法了解，即便人类这个物种能永远生存下去。有些事情我们永远无法明白，无论是关于蝙蝠还是鳗鱼。我们可以了解它们从哪里来，它们是怎样活动、怎样导航的，我们可以了解它们，几乎就像我们了解人类一样。但是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明白，身为它们是什么感觉。
这是一种符合逻辑的看待世界的态度，不管从什么角度来判断，都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们还是愿意认为，蕾切尔卡森确实成功地达到了一种本不可能达到的理解程度。这种理解不是通过简化论、经验主义或者科学界对显微镜下显现的真相的传统信仰实现的，而是通过对人类独有的能力——想象力——的信任实现的。
这个童话是这样的：有一个捕获了一条鳗鱼的男孩，他叫塞缪尔尼尔松，8岁。那一年是1859年。
那条被捕获的鳗鱼并不是特别大，被塞缪尔尼尔松放到了家里——斯科讷省东南部布兰特维克一个庄园——的一口井中。井上还盖了一个很重的石头盖子。
后来这条鳗鱼就生活在那里，生活在黑暗和孤独中，靠吃偶尔掉进水里的蚯蚓和昆虫为生，与世隔绝，不仅脱离了海洋，看不到天空和星星，还被剥夺了存在的意义：回家——回马尾藻海完成生命的旅行。
这条鳗鱼继续活着，而它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它继续活着，到了19世纪末，跟它同代的伙伴们变得强壮而光亮，出发去马尾藻海繁殖并在那里死去。而它继续活着，塞缪尔尼尔松则长大成人，变老，死去。它仍然继续活着，而塞缪尔尼尔松的孩子也经历了从长大到死亡的过程。还有他的子子孙孙。
这条鳗鱼变得非常老，以至于后来它出了名。人们从远方赶来朝井里看，就为了有机会看上它一眼。它成了跟过去的一个活着的联系。一条被夺走了生命的意义，但又通过欺骗死神来实施报复的鳗鱼。它甚至有可能是长生不死的？
把这个称为童话其实既不准确也不公平。布兰特维克的井里真的存在过一条鳗鱼，这是肯定的。它在那里存在了很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判断都是真的。只有关于塞缪尔尼尔松的那一小部分有点难以证实。布兰特维克的这条鳗鱼在井里具体活了多久，我们无法肯定地说上来。
但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人做了尝试。2009年，瑞典电视节目《在大自然中央》造访了布兰特维克的那个庄园。根据传说，那时这条鳗鱼应该已经150岁了，通过记录它的存在，人们希望至少能让它的某些方面从传说变为现实。
这成了瑞典自然电视节目界最具戏剧性的几分钟。费了好一番功夫，摄制组将那块四方形的大石头井盖移到了一旁，往井中看去。这口井只有四五米深，周围是用大石块砌的防渗壁。那条鳗鱼自然没有现身。他们弄来一个水泵，将井里的水全部抽干。鳗鱼没有出现。节目主持人马丁埃姆特纳斯（Martin Emtens）爬了下去，在水不断流回井里的同时，徒手在石块的缝隙里搜寻。鳗鱼还是没有现身。
正当人们打算就此放弃，把巨大的石头井盖搬回原地的时候，突然，他们在井底的脏水中看到有东西在动。马丁埃姆特纳斯重新爬了下去，想看看那是什么东西。
那条鳗鱼，他们最终成功弄上来的那条神秘的布兰特维克鳗鱼，是一只非常奇怪的动物。它很小，身长53.3厘米，又细又白，却长着异常巨大的眼睛。它身上所有的部分都为了适应又窄又黑的井中生活而缩小了，而眼睛却比普通的鳗鱼大好几倍。仿佛它在努力弥补自己所缺失的光。当它游到井边的草地上时，看起来就像是陌生世界的来客。黑暗和孤独的生活在它身上留下了如此悲惨的印记。来到阳光下，跟其他同类相比，它显得如此怪异和不同。
“布兰特维克鳗鱼的神话极有可能是真的。”主持人马丁埃姆特纳斯事后说。它也许真有150岁。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可能觉得，这条鳗鱼在那www.58yuanyou.com种条件下度过了一个半世纪，这时候如果要把让它成功骗过死神这么多年的秩序打乱，可能有点过分。在做了测量和研究之后，他们重新把它放回了井里，放回了似乎专为它能活得比我们所有人都长而设置的黑暗之中。
布兰特维克鳗鱼又继续活了一段时间，但最后，它终于还是放弃了。2014年8月，井的主人发现那条鳗鱼已经死了。如果我们选择相信传说，那时它已经至少155岁了。它的遗骸被送去斯德哥尔摩的淡水实验室，在那里，人们希望能通过数耳石（内耳上的一种结晶）上的年轮，最终确定这条鳗鱼到底多少岁。
然而人们没有找到耳石，这块极小的晶体也许在尸体腐烂的时候消失了。人们把井底的泥沙挖出来筛查，但还是没有任何耳石的踪影。尽管这条鳗鱼再也骗不了死神了，但它用某种方式最后一次欺骗了人类。
不管布兰特维克鳗鱼的故事有多少是真的，鳗鱼的寿命可以非常长，这终究是一个事实。人们确切知道年龄的最老的一条鳗鱼，是1863年一个叫弗里茨内茨勒（Fritz Netzler）的12岁男孩在赫尔辛堡捕获的。当时这条鳗鱼才几岁，又小又细，身长不到40厘米。它刚刚经历了漫长的旅行，从马尾藻海游到这里。它已经蜕变了，从玻璃鳗变成了黄鳗，游进了厄勒海峡，到了一条当时径直流过赫尔辛堡市中心的一片公园的“健康溪”里。在那里，这条鳗鱼还没来得及游出几百米远，就被弗里茨内茨勒抓住了。弗里茨给这条鳗鱼取名为普特，把它养在赫尔辛堡公寓家中的一个小水族箱里。它在那里生长，却没有长大。一年又一年过去，这条鳗鱼仍然停留在幼年状态，还是那么细，身长不到40厘米。
当弗里茨内茨勒的父亲——他也叫弗里茨，是赫尔辛堡城里的医生——去世的时候，普特大约20岁，它与它的发现者分开了一段时间。普特被放在水族箱里，运去了别的地方，辗转于赫尔辛堡的多户人家之间。这条鳗鱼可能还在隆德住过一段时间。
1899年当它被运回小弗里茨内茨勒家的时候，它已近40岁了，这时小弗里茨已成年，跟他父亲一样当了医生。它仍然很细，不到40厘米长，在小小的水族箱和昏暗的房间里度过那么多年后，它的眼睛就像布兰特维克的那条鳗鱼一样，大得不成比例。据说它会吃弗里茨喂给它的东西：肉或鱼；它最喜欢的是切成小块的牛肝。
慢慢地，这条鳗鱼的寿命也超过了它的捕获者。1929年小弗里茨内茨勒去世的时候，普特也接近70岁了。在赫尔辛堡的另一户人家又待了几年之后，这条鳗鱼最后被送到了赫尔辛堡博物馆。普特就是在那里死去的，据计算，它活了88岁。那一年是1948年。
如今普特被做成标本，保存在赫尔辛堡博物馆的库房里。根据博物馆的目录，这件藏品叫“带盖水族箱里的鳗鱼普特，内含保存鳗鱼尸体的液体以及石头”。这个水族箱宽约50厘米。被制成标本的普特本身小于38厘米。
鳗鱼普特活到了近90岁，但如果参照人类，它只能被视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因为跟布兰特维克的那条鳗鱼一样，普特不仅一辈子都停留在非常小的状态，而且它也始终没能经历最后的蜕变，没能成为一条性成熟的银鳗。这让我们看到了鳗鱼问题的另一个谜：鳗鱼是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进行蜕变的？它们是怎么知道生命开始走向终点、马尾藻海在召唤它们的？是什么样的声音在对它们说该出发了？
这应该不只是偶然。因为不管鳗鱼可以活到多少岁，似乎在某种意义上都能让自己的年龄悬停在某个阶段。如果情况需要，它们会把最后的蜕变无限地推迟。如果一条鳗鱼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不能前往马尾藻海，它也不会进行最后的蜕变，不会让自己变成银鳗，不会性成熟。它会转而等待，十年复十年耐心地等待，直到时机突然出现，或者生命之气最终枯萎MqDiuyVkiZ。如果生活没有像它们想象的那样发展，它们似乎可以让一切暂停，将死亡的时间推迟，几乎可以想推迟多久就推迟多久。
20世纪80年代在爱尔兰进行过一项研究，人们抓来大量性成熟的银鳗。人们发现这些鱼的年龄——它们正去往马尾藻海，因此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差别非常大。最年轻的只有8岁，最老的足有57岁。它们都处在同样的发展阶段，可以说都处在同样的相对年龄。尽管如此，最老的鳗鱼的年龄仍然可以是最年轻的鳗鱼的7倍。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种动物是怎样感知时间的？
对人类来说，对时间的感知是跟衰老无情地联系在一起的，衰老遵循的是一条大体上可以预测的时间轴。人类不会经历真正意义上的蜕变，我们会有所改变，但我们还是本来的样子。健康状况当然会因人而异，我们可能会遭遇疾病或灾祸，但通常能大致知道什么时候将会进入生命的新阶段，我们的生物钟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我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年轻，什么时候衰老。
鳗鱼却不一样，每一次蜕变，它们都会变成另一种形态。它们的生命历程里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根据它们所处的地方和情况被延长或者缩短。它们的衰老似乎不是跟时间本身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另有原委。
这样的一种动物是否将时间感知为一个流逝的过程，或者更像一种状态？它会不会有一种自己的计时方式，跟我们不一样的方式？也许是一种海洋的计时方式？
蕾切尔卡森认为，在大海中，在鳗鱼繁殖和死亡的大海深处，时间的流逝跟我们这里不同。在那里，时间超越了它的效用，与现实的经验也不再相关。在那里，我们通常的衡量时间的尺度不存在了。那里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没有冬天也没有夏天，一切仿佛按照自己的节奏发生。她在《海风下》这本书里讲到马尾藻海深深的海底，在那里“变化发生得非常缓慢，日子一年又一年没有意义地流逝，季节变得毫无意义”。她在《环绕我们的海洋》中写过，在一个星空晴朗的夜晚穿过浩瀚的海洋，看着那遥远的地平线，感觉时间和空间似乎都没有尽头。“在陆地上我们永远不会有如此真实的感觉：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水的世界，一个大部分面积被海洋覆盖的星球，大陆只是暂时从海洋中冒出来，早晚都会重新消失。”
人们所知活得最久的动物来自海洋。“明蚌”，一只2006年在冰岛海域钓起来的蚌，被认为至少有507岁了。科学家们估计它出生于1499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晚几年，当时的中国还处在明朝。若不是科学家们努力确定这只蚌的年龄时不小心把它弄死了，没有人知道它还能继续活多久。在太平洋里，在中国以东的地方，生活着一种叫六射海绵的海绵动物，它们的寿命被认为可以超过1.1万年。在地球转动或者日出日落对生命不产生影响的海底，衰老遵循的似乎是另一种法则。如果真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或者接近永恒的，那么发现它们的地方就应该是在海里。
不，鳗鱼也许不是永生的，但接近于永生，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对它们进行拟人化处理，那么就势必要考虑它们是如何打发这么多时间的。绝大部分人会说，单调乏味的时间是最糟糕的。无聊和等待最难以忍受，当我们感到无聊时，时间是如此具有存在感，如此顽固。光是想想要在一口黑暗的井里孤独地待上150年，几乎所有感官体验都被剥夺，我们就会忍不住打一个寒噤。当没有事情和体验能转移我们对时间的注意力时，时间就成了一个怪物，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东西。
我把独自待在黑暗中的150年想象成一个醒着的永夜。那是这样的夜晚：我们可以感觉到每一秒钟接着上一秒钟，仿佛一幅缓慢而永不完结的拼图。我试着想象在这样一个夜里，自己能完全意识到时间的存在，却无法用任何方式去影响它，我将会多么烦躁。
对鳗鱼来说，情况却完全不一样。动物也许不会像人类一样感到无聊。动物对时间没有这种具体的感知，它们无法理解从秒变成分钟，从分钟变成年，再变成一辈子的过程。一条鳗鱼也许不会因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而感到不耐烦。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不耐烦，可能与鳗鱼的情况相关。那就是当我们因为无法做想做的事情而不得不去忍受缺乏成就感时的那种不耐烦。
当我思考布兰特维克鳗鱼的时候，想到的正是这一点。就算它活到了155岁，无论它把死亡推迟到多晚，它仍然来不及完成自己预先设定的旅行，去让自己的存在变得完整。它跨越了所有障碍，活得比周围所有人都久，它成功地将这种漫长、无望的生活——从出生到死亡——延长到了一个半世纪，可是它仍然无法回到马尾藻海的家。客观条件将它困在一个永远在等待的生活中。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时间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伙伴，无论每一秒显得多么漫长，生命都会在转眼间结束：我们出生，有自己的起源和传承，尽全力去摆脱这种预先设定好的命运；也许我们成功了，但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必须一路回到那个来处；如果不能到达那里，我们就永远不能真正地完成自己。就这样，我们顿悟了，仿佛一辈子都生活在一口黑暗的井中，对于自己到底是谁一无所知。然后突然有一天，一切都晚了。
14 设置鳗鱼陷阱
我们——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和我——住在一栋白砖建造的别墅里。我们有车库、草坪、果树，以及一个妈妈和爸爸用来种西红柿的温室。我们有自己的卧室，一间带浴缸的浴室，一个不小的厨房和一间起居室。起居室的墙上挂着画，但从来没有人在那里驻足。我们有一间带大沙发的电视房。我们有一个地下室，里面有洗衣房和锅炉房。院子里有一块地，种着土豆、胡萝卜和草莓，还有一片可以挖出蚯蚓的肥堆。我们有一张乒乓球桌、一架纺车和一台额外的冰箱。我们有一台家酿蒸馏装置，大约每隔一个月它就会发出突突的声音，让整个房子都弥漫着浓郁的麦芽浆香气。我们有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李子树，它们并排站在那里，正好构成了一个足球球门。我们有一个沙坑和一间阳光房，下雨的时候塑料房顶就像机关枪一样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我们住在一条街上，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是同时期建造的。邻居们有屠夫、养猪户、物业管理员和卡车司机，到处都是孩子。我们很普通。我们真的很普通。普通是唯一让我们显得特别的地方。
我很早就明白，爸爸妈妈为他们自己和我们安排的生活，并非提前就设定好的。他俩都来自别的地方，只是恰好来到了此处，是一场事件将许多像他们那样的人带到这里，那一事件在短短30年里几乎改变了一切。这并非个人的阶层上升，而是一次集体的阶层流动。30年的社会改革让工人阶层，至少是工人阶层的一部分，从农民工棚和拥挤的公寓搬到了带有车库、汽车、果树和温室的独立的房子里。这是一场海流一般强大的运动。
爸爸出生于1947年夏天。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当时20岁，已经工作了6年多。在人民学校上了7年学后，她先是接受了坚信礼，然后14岁就去当女佣。接受完坚信礼的那天早晨，她骑车去做第一份工作。那辆自行车是她通过分期付款买来的，每个月付10克朗。她的工钱是25克朗。
她和她的父母以及5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她的父母都是农业工人——他们通过订立雇佣合同以实物的方式获得报酬，是一种被美化了的农奴制。他们住在一栋典型的三间式农民工棚里：一间厨房；一间睡了8个人的卧室，每张床上睡两个人；一间平时不能进去、只有重要时刻才能用的客厅。工棚外面还有露天茅房、烧柴火的炉子和透风的窗户。她的父亲很粗暴。他们是没有财产的人，即便在1945年农业工人体系被废除后，他们仍然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条件基本上没有变化。农业工人知道自己应该待在什么地方。农业工人的孩子也知道。
祖母有一种简单而不张扬的美，她常常带着微笑，有一双害羞的眼睛，里面含着一丝忧伤。十几岁的年纪，她在10多个不同的家庭里当过女佣。洗碗、打扫灰尘、接受教育，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每周在周日及另外一个下午休息。她独自睡在一间女佣房里，但是她很不适应，对当保姆不适应，对住在别人家不适应，对被人骂、被蔑视、低人一等不适应。她总是想家，想兄弟姐妹，想回到童年。
爸爸快出生的时候，祖母搬回家里，那一年秋天她在城里的橡胶厂得到一份工作。与做女佣相比，她更喜欢工厂的工作，不过她还得独自负责照看一个小孩。她得到两个月的产假，此后不得不去上班。白天得由她的父母和妹妹们照顾我的爸爸。
爸爸7岁的时候，他们搬家了。爸爸和祖母搬到了小溪斜坡上的那个庄园。那是祖父的庄园。
这是一处提供给牧师的住所，由教会出租，包括猪、田地，以及一个由祖母打理的花园。爸爸一开始学着在庄园里帮忙，不过他还喜欢拳击和玩弹弓。他跑过田野来到小溪旁，在那段急流上游的溪水里学游泳。他去上学，对历史和自然科学感兴趣，不过后来辍学了。他开始工作，为屠宰场开运猪的车。后来他去当兵，遇到了妈妈，得到了铺路的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就在爸爸长大成人的那些年，瑞典引入了提供全民儿童补助、工资补助和职业养老金的政策。人们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他们扩大了医疗保障、生育保障、儿童关怀和老年人看护的覆盖范围；对社会财富进行了再分配。两周的假期变成了四周。他们把很大一部分社会保障的责任从家庭或家族转移给了社会和国家。他们让一个铺路工人和一个家庭主妇——我的爸爸和妈妈——有机会过上一种跟旧时代工人阶层熟悉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
爸爸和妈妈的这场旅行自然不是被事先设定好的，但这也并非偶然。强大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他们就是海流中的柳叶鳗。他们游过了一整片海洋，但其实根本没有动。
姐姐出生的时候，爸爸20岁，妈妈17岁。短短几年后，他们从银行贷了款，用白砖建了一栋别墅。
一天下午，爸爸在房前的草坪上摆出了一个用金属圈和网做的细长奇怪的东西。
“这是一个捕鳗网兜，”爸爸说，“是我买来的。”
我不知道他是从谁那里买来的，但不管怎样，它已经不新了，网上有好几个大洞，我们用强力纱线把它们补好。不过网兜看起来还是很结实的。它有四五米长，其中一端非常宽，另一端收窄成一个尖尖。开口处有两个网做的耳朵，可以向两边拉伸出去，这样网兜就至少可以达到3米宽。我脑海中浮现出它在小溪的水面下张开，把所有被溪水冲过来的东西一网打尽的情景。里面一定会装满鱼。这跟用钓鱼线或者无钩法捕钓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一种颠覆了权力平衡的方式。用了捕鳗网兜后，我们将不再只是这条小溪生生不息的周期中谦逊的临时访客，我们将成为拥有几乎至高权力的人。这就好像我们直接干预了万物的根本秩序。
我们吃了晚饭，爸爸往嘴里塞了点鼻烟，然后我们坐进车里，趁天还亮着出发去溪边。我们沿着宽宽的车轮印子一步一滑地开下斜坡，停在那棵柳树旁。一连下了好几天雨，溪水很满，比平时宽了两三米。水漫向各处，形成了几处积水的洼地，一些孤零零的野草在水面上露着头。
柳树旁停着那艘小木船，它在那里摇摇摆摆，像一头被抓住的动物在拉扯拴住它的链条。爸爸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审视着比平时流得更快更凶的混浊溪水。“见鬼，怎么漫得这么高，”他说着，往草丛里吐了口唾沫，“好吧，我们还是试一下吧。”
我们带来了两根长木杆，还有一根略短一点的。我们把它们和捕鳗网兜扔到船上，把船解了开来。
“我来划吗？”我问。
“不，我来划，”他说，“你来架杆子。”
他往溪中划了一小段，然后转向水流过来的方向，逆流划了起来，离开那段急流。他划桨的时候，桨跟船接触的地方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每划一下，溪流就会冲上来，让船头高高翘起。他收桨的时候，整个身子都会后仰，嘴里嘀嘀咕咕地骂着什么。划出大约90米后，他把桨几乎竖起来插入水中，用胳膊撑住，试图用这种方式将船稳住。船一会儿往左边倾斜，一会儿往右边倾斜，仿佛在努力挣脱一般。爸爸有节奏地撑着桨，来抵挡船的晃动。
“拿那根长的杆子，把它插到水底。”爸爸急切地朝一旁努努嘴说。我摸索着拿到杆子，把尖的一头插入水中，用尽全身力气把它插到溪底的淤泥里。船转起了圈，仿佛要把我甩出去一样。我拿起大锤轻轻敲了几下。棕色的脏水溅到了我的脸上。
当我终于把两根长杆子都插到溪底，把网兜开口处的两只耳朵系到杆子上的时候，我们俩身上都湿了，沾满了泥浆。爸爸脸上泛着光，呼吸声很重。他把撑在溪底的桨松开了，让船滑出几米，我顺利地将那根短杆子也固定好，把网兜尖的那一头系在上面。网兜在我们面前张开了，藏在混浊的水下，而网口则位于汹涌的溪流正中央，整个网兜就像水面下的一个秘密的房间。
爸爸叹了一口气，松开了撑在溪底的桨，让船再一次顺着溪流往下漂。他往水里吐了口唾沫，看着那两根长杆子，它们立在水面上，就像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上的两根桅杆。
“如果我们这样还抓不到鳗鱼，那可真见鬼。”
这天夜里，我脑海里想着鳗鱼的画面睡着了。大群大群的鳗鱼，闪着黄色和棕色的光泽，缠绕在我的脚上。我看见它们张大嘴巴冲着我，大口大口地吸气，仿佛爬向光明那样努力地往我的腿上爬。它们的眼睛就像黑色的纽扣。
早晨的时候，水已经退去了一点。爸爸双手拿着桨，观察溪里的状况。水流似乎平静了一些，水更清了，他不需要用非常大的力气就能让船转向来水的方向，朝网兜那里划去。
然而远远地我们就发现有什么不对劲了。一根长杆子半倒在水里，另一根则干脆消失了。整个网兜挂了下来，掉了个头，宽的网口现在顺着溪流的方向，而不是迎着来水的方向，只有系在短杆子上的那一头还没有掉。
“该死！”爸爸说。
他把船划向短的那根杆子。网兜在水里晃来晃去，我把杆子从溪底拔了起来，把湿漉漉的网兜收了下来。它冷冰冰的，上面盖满了墨绿色的植物。水流到了我的裤子上，我的手有点麻。爸爸一言不发地放下桨，接过网兜，把上面的树枝和大团大团亮晶晶的水草扔到船舷外，把整个网兜叠成一堆，放在我俩中间。
直到这时我才看见它。在网兜最深处的细尖上，有一条鳗鱼在悠闲地扭来扭去，隐隐地藏在水草里面。它很小，就像一条蛇蜥一样，不到20厘米长，很细，有着小小的黑色眼珠。我觉得它应该可以从网眼里钻出去。
不用说，它太小了，留着也没什么用，但我们还是把它放进桶里。
“我想把它带回家。”我说。
“你要它做什么用？”爸爸说，“它太小了，没法吃。最好还是让它自己长大。”
“我可以把它放在水族箱里，就是地下室里的那个水族箱。”我说。
爸爸笑着摇了摇头。“一条宠物鳗鱼……”
回到家，我把水族箱搬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它很小，可能只有半米宽，我在底部铺上沙子，放了一块大石头，往里面装满水。我把鳗鱼放了进去，它几乎动都没动一下就沉到了箱底，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块石头后面。
它始终都没有名字。接下来的几周，它只是待在那块石头后面。我坐在水族箱前，透过玻璃盯着它，等着它动起来，等着发生什么，等着能突然间从它看似死了的黑眼睛里发现什么。我试着喂它食物，把小昆虫和蚯蚓放进水里，但它没有反应。只是待在石头后面，仿佛冬眠了一般，时间在它身上仿佛停止了。
我试着想象当它透过玻璃往外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它害怕吗？它是不是在装死？它是不是以为离开了原先的环境就是世界末日了？也许它想象了另外一种生活，一种有别于它现在处境的生活？
一个月后，我仍然没有看到这条鳗鱼动过。它继续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块石头后面。只有那小小的鳃在脑袋旁边小心翼翼地动着。水变得混浊起来，发出腐败的臭气。
“它不吃东西，”我对爸爸说，“它会饿死的。”
“它需要吃的时候会吃的。”
“可是它都不动。我觉得它快死了。”
几天后爸爸走进我的房间，来看那个水族箱。他看见混浊的水和躲在石头后面的鳗鱼，皱了皱眉，摇了摇头。
“不，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这天傍晚，我们开车来到溪边。我把水桶从车里抬出来，走下斜坡。我在那棵柳树旁把桶放了下来，捞起那条鳗鱼。它冷冰冰的，没有活力。我把手浸到水里，松开了鳗鱼。一开始我和它都一动不动。然后这条鳗鱼动了起来。它的身体缓缓地来回扭动，以轻柔的动作游向溪水深处的黑暗之中，消失不见了。
15 漫长的回家之旅
一条银闪闪的肥硕的鳗鱼游进大海，开启游向马尾藻海的终极旅行。它是怎么知道它该去哪里的？它是如何找到那里的？
关于鳗鱼，我们可以提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因为就算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也并非都有答案。我们还是可以对此表示欢迎。知识终究有它的边界，对此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这样说不仅是一种防御机制，也能让人类体会到世界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地方。神秘的东西自有其吸引力。
当我们说，我们知道鳗鱼是在马尾藻海繁殖的时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猜测是这么回事，因为约翰内斯施密特花了18年时间在大西洋上来来回回航行，钓到了幼小透明的柳叶鳗。我们选择相信约翰内斯施密特所做的工作，相信他的观测和结论。我们相信那些完全成年的银鳗经过漫长的旅行一路游到马尾藻海去产卵，相信它们只会在那里繁殖，相信它们中没有哪个活着离开那里。我们相信这些，因为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个，因为没有人能提出其他合理的说法。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知道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知道它们寻找的目的地是哪里。”约翰内斯施密特这样写道。在浩瀚的大海上航行了那么多年后，他一定觉得自己有用信仰代替知识的权利。
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是在限定条件下才成立的。当我们说，我们知道鳗鱼是在那里繁殖的时候，我们所信任的，不只是观测，还有一部分假设。对想了解确定答案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要搞得明明白白——有科学精神的人通常都希望这样，那么知识就不是一个程度性的问题，而是非此即彼的。我们要么知道，要么不知道。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比哲学或者精神分析更为严格。诸如生物学和动物学这样的科学有充分的理由遵循这一原则，即世界的维度应该是依赖于经验的，知识需要通过观察获得。
在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的幽灵仍然笼罩着我们。所有的知识必须出自经验。事实必须如同它在我们感官中呈现的那样被忠实描述。只有我们真正看到的东西，我们才能确定地说是真实的。这是关于人类如何获取知识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留存下来，因为它符合逻辑，也因为它带着一种承诺。在我们获得知识之前，我们只拥有信仰，但是对有耐心的人来说，奖励早晚会等在前方。真相总会在显微镜下显现的。
当我们说我们知道鳗鱼的繁殖地是马尾藻海时，对于这种说法仍然存在着几个根本性的反驳意见：一、没有任何人见过两条鳗鱼交尾；二、从没有人在马尾藻海见过一条成年的鳗鱼。
这意味着鳗鱼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真相仍然没有在显微镜下出现。不过对一部分对鳗鱼感兴趣的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显然也构成了一种驱动力和吸引力。这个谜还等着被揭开，疑问还有待解答，但与此同时，这个谜本身就引起并维持了人们的兴趣。几个世纪以来，将鳗鱼问题视为未解之谜的人们，也在充满爱意地维护着这个谜。
当蕾切尔卡森在她那本童话般的自然读物《海风下》中写到鳗鱼的时候，她停留在了这个仍然无法解释的神秘问题上。我们可以想象，作为自然科学家，她可能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沮丧，而实际上似乎正好相反。蕾切尔卡森似乎被这种不确定性吸引了。她讲述鳗鱼及自然时，不仅是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也是以一个人的身份。
关于银鳗去马尾藻海的漫长旅行，她是这么写的：“退潮的时候，鳗鱼们离开了沼泽地，向大海游去。这天夜里，它们成群地经过灯塔，完成了长途旅行的第一阶段。当它们穿过海浪游进海里，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也几乎逃出了人们的知识范围。”
亚里士多德、弗朗切斯科雷迪、卡尔冯林奈、卡洛蒙迪尼、乔瓦尼巴蒂斯塔格拉西、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或者约翰内斯施密特可能会表示抗议；他们也许永远无法接受一种动物真的在人类的知识范围之外。但是对蕾切尔卡森来说，鳗鱼消失于神秘与隐蔽之处的画面，似乎透着某种简单的美丽。这是一种积极地避开人类理解的动物。仿佛它们就应该是这样的。“鳗鱼游向繁殖地的故事藏在大海的怀抱中，”她写道，“没有人能够发现鳗鱼旅途的路径。”对她来说，鳗鱼问题——这个至今未解之谜——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是永恒的。它似乎是一个超越了人类想象能力的谜，就像无限或者死亡一样。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小说《水之乡》中的历史老师兼故事讲述者汤姆克里克详细讲解鳗鱼时，也着迷于这种命中注定之谜的感觉：
好奇心永远不会给人带来安宁。即使在今天，当我们拥有那么多知识的时候，好奇心也无法弄清楚鳗鱼的出生和性活动。不过，也许有些秘密就是命中注定永远不为人知的。或者也许——这只是我的推测，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被自己的好奇心牵着鼻子走的——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当所有事情都被人们知道，当好奇心被消耗完的时候（好奇心万岁），世界也就走到尽头了。但即便我们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弄明白了它们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点和什么时间繁殖，就一定能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为什么？
尽管人类做了那么多观察，做了那么多努力想把它弄明白，但是在鳗鱼的故事中仍然存在着空白地带。我们知道银鳗是在秋天出发的，通常是在10月到12月间的“鳗鱼之夜”。而幼小的柳叶鳗是春天出现在马尾藻海的，那些最小的幼鱼通常是在2月到5月间被捕获的。这意味着繁殖活动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而这限定了银鳗旅行的时间范围。它们最多有半年的时间抵达那里。
可是它们为什么偏偏要去马尾藻海，而且只去那里，这仍然是一个谜。很多动物都会为了繁殖进行迁徙，但很少有动物会像鳗鱼这样来一场如此漫长而艰辛的旅行，也不会如此执着于几千公里外的某一个地方，也不会一生只去一次，然后在那里死去。
有一些理论认为，只有马尾藻海的温度和盐度是最适宜鳗鱼繁殖的。还有一个事实是，在大陆板块开始漂移前，鳗鱼就已经存在了；最早的时候，鳗鱼的旅行可能要短并且简单得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板块发生了改变，一点点地分离，而鳗鱼却拒绝做出改变。它们还是必须回到的出生地，准确地回到那个曾经的出发点。
最重要的是，它们是怎么去那里的，这仍然是一个谜。它们游的是哪一条路？它们是怎样找到那里的？它们又是怎样按时抵达的？一条鳗鱼如何能够在几个月内完成这七八千公里从欧洲的河流穿过深海来到大西洋另一端的旅行？
一个欧洲的研究团队对欧洲鳗鱼前往马尾藻海的旅行做了迄今为止最广泛的研究，2016年他们发表了报告。在5年的时间里，共有707条银鳗被装上了电子发射器，然后从瑞典、法国、德国和爱尔兰各处被放归自然。
随着鳗鱼西行，发射器在海面上浮浮沉沉，满载着信息，科学家们就可以了解这场旅行的真实情况。
至少人们是这么设想的。然而只要一涉及鳗鱼，情况便总会跟人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在那707个发射器中，最后只有206个向研究人员发出了信号。而在这206条银鳗中，只有87条游得够远，传出的信息能够告诉我们这趟旅行的情况。
但不管怎样，得自87条银鳗的马尾藻海之旅的数据，还是比此前任何人能够得到的要多得多，研究结果也展示了这场每年发生的迁徙到底有多么复杂艰巨。人们首先可以确定，鳗鱼们没日没夜地游，它们似乎采用了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以躲避危险。白天它们在更暗、更冷的近千米深的水里前行。晚上，在夜色的保护下，它们升到离海面较近的比较温暖的水里。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鳗鱼在旅行早期就不见了。它们无影无踪地被大海吞没了，或者更具体地说，被鲨鱼或其他肉食鱼类吞没了。
人们还可以确定，并不是所有鳗鱼都显得那么匆忙。这趟马尾藻海之行至少在理论上是解释得通的。实验表明，一条以正常速度游动的鳗鱼，每秒可前行略超过半个身长的距离。一条游往马尾藻海的银鳗，不再需要捕食，也不再让其他事情使自己分心。它仅用身上的脂肪储备提供能量，就可以不停顿地游上半年。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画一条线，从欧洲的某个地点到马尾藻海，估计它们最快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最晚在5月前到达，那么鳗鱼的旅行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这会是极为漫长和艰难的，但它们可以做到。
不过，这项研究中的很多鳗鱼，对自己需要付出怎样的投入，行程到底有多紧张似乎并没有意识。个别几条让人印象深刻的鳗鱼，平均每天可以完成近50公里的旅行，而另一些似乎连每天3公里都游不到。
此外，鳗鱼们选择的路径也五花八门。去往马尾藻海的路显然不止一条。比如，在瑞典西海岸被放生的鳗鱼主要选择一条北边的路径，穿过挪威海然后往西到大西洋的东北部。它们全都选了同一条路，只有一条鳗鱼进了大西洋后突然往东折去，然后彻底消失在了挪威的特隆赫姆沿岸的大海里。
在爱尔兰以南的凯尔特海和法国比斯开湾被放生的鳗鱼，则先往南游，然后向西拐弯。但其中有一条在摩洛哥以西的地方漫无目的地闲游了9个多月，然后一路游到了亚速尔群岛。
在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被放生的鳗鱼，选择了略微不同的路径。有几条循着那些瑞典鳗鱼的轨迹往北游向挪威海，另一些则往南穿过英吉利海峡。但它们中没有一条最终抵达大西洋外海海域。
在法国地中海沿岸被放生的鳗鱼，都预料之中地往西游向了直布罗陀，但其中只有3条成功穿过海峡，一路游进了大西洋。
这个结果乍看起来有点随意。在地图上画出的鳗鱼活动轨迹令人费解，就像有人蒙着眼睛画出来的一个迷宫；就像一切都不是事先定好的，每一场旅行都是第一次一样。但至少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大部分鳗鱼都没能赶上它们的春季交尾活动。对绝大多数鳗鱼来说，回出生地的漫长旅行成了未竟之业。
无论是对鳗鱼还是对科学研究来说，这可能就像一种悲伤的命运。在被放生的那707条鳗鱼中，研究者没有追踪到一条成功回到了马尾藻海的鳗鱼。至于有没有鳗鱼抵达，人们不得而知。它们或早或晚全都消失在了大海深处，消失在了人类的知识范围之外，而装在它们身上的电子发射器则漂到了海面。
不过，这个研究团队通过他们的观测，还是有几个颇为了不起的新发现。最早的发现是，鳗鱼的迁徙可能比我们之前所猜测的要复杂得多，但至少我们能够解释一部分了。他们一开始观测到的轨迹似乎杂乱无章、不可预测，但一个模式慢慢地凸显出来。首先，很显然，鳗鱼前往目的地时很少选择一条较短的路径。它们的旅途轨迹不像鸟类或者飞机的线路。但后来似乎所有的欧洲鳗鱼都集中到了亚速尔群岛的某处——大约是半途的地方，然后再从那里一起往西游向马尾藻海。如果说这场旅行是在某种不确定性和困惑中开始的，那么后来它将变得越来越有目的性。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有另外一件事情让鳗鱼的迁徙变得更复杂。当我们拿出早前从马尾藻海捕获的柳叶鳗重新进行观察，比较它们的大小和生长速度时，我们可以确认，鳗鱼的交尾时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认为的早，很可能在12月就进行了。这就意味着，交尾时间跟最后一批银鳗从欧洲海岸出发的时间差不多。这让鳗鱼到底是怎样准时赶到交尾地点的问题变得更加难解了。
不过研究人员认为，对此现象的解释自然是，并非所有的鳗鱼都能及时赶上下一个交尾时机。对一部分鳗鱼来说，回马尾藻海的漫长旅途可能要持续更长的时间，所以鳗鱼们才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调整速度和路径。有些鳗鱼为了能在早春时节抵达马尾藻海拼尽全力游动，而另一些鳗鱼则要平静得多，它们转而等待来年的交尾时机。比如，一条从爱尔兰出发的鳗鱼可以径直往西游，在春天赶到目的地；而一条从波罗的海出发的鳗鱼的目标则是经过一年多后，在来年的12月才抵达。这不仅可以解释它们行为上的差异，也可以让那些看似没有规律的事情之间具有某种逻辑和关联。也许，很简单，每个鳗鱼个体不仅能力不同，抵达目的地的手段和方法也不同。也许它们回归自己出生地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没有一条鳗鱼的旅途跟其他鳗鱼是完全一样的。
不管怎样，那个同样适用于鳗鱼和人类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它们怎么知道哪条路能把它们带回出生地？它们是怎样回家的？
鳗鱼有特别的技能，让它们非常善于远距离导航，这一点我们很早就知道了。比如我们都知道，它们有着非凡的嗅觉。根据20世纪70年代写了权威著作《鳗鱼》的德国鳗鱼专家弗里德里希-威廉特施（Friedrich-Wilhelm Tesch）的观点，鳗鱼的嗅觉几乎跟狗一样。特施说，在广阔的博登湖里放入一小滴玫瑰提取物，鳗鱼就能闻到香气。在穿越大西洋的漫长旅途中，鳗鱼很可能是用了某种香气来确定马尾藻海的位置或者至少是彼此的位置的。鳗鱼也可能对温度和盐度的变化十分敏感，这可以为它们判断该选哪条路提供线索。一些科学家认为，鳗鱼发达的磁场感应能力是导航的主要手段。大概就像蜜蜂和候鸟那样，它们能够感觉到地球的磁场，由此被导向某个目的地。
我们知道这个目的地是哪里。鳗鱼们不知何故也知道这一点。它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即便它们选择的路可能最曲折、最无法预测。但它们是怎样知道的，这是围绕鳗鱼问题至今未解的一个谜，是连科学家们都珍视的谜案。
而蕾切尔卡森把鳗鱼这种遗传下来的对自己出生地的认知，描述成一种超越本能的东西。她在《海风下》中讲述了性成熟的成年鳗鱼是如何在某个秋天突然感觉到“一种想去一个温暖、黑暗的地方的模糊向往”的；讲述了鳗鱼在河流湖泊中生活很长的时间，“周围完全没有任何让它们联想到大海的东西”；现在却要出发去陌生的辽阔大海，寻找某种熟悉的东西，寻找某种它们能认出的东西，在“自它们出生时就熟悉的浩瀚海水漫长又奇特的节奏中”寻找一种归属感。
它们记得自己曾经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要去哪里吗？它们记得当它们还是幼小透明的柳叶鳗时最初穿越大西洋的那趟旅行吗？不，也许不是人类意识意义上的“记得”，不同于我们所定义的记忆。不过当那个对707条鳗鱼的马尾藻海之旅进行跟踪研究的欧洲团队试图解释鳗鱼究竟是如何找回自己出生地的时候，他们所描述的仍然是一种记忆。
他们写道，看起来“鳗鱼们不是循着起源于那个地方的熟悉的气味线索，就是借助于在柳叶鳗阶段就深入它们身体的大海的气息进行导航的”。
他们的研究表明，鳗鱼穿越的距离越长，它们就越像是落入一个事先确定好的路径。它们似乎循着墨西哥湾暖流和北大西洋暖流游动，只不过方向是反的。仿佛当它们身为幼小透明的柳叶鳗从马尾藻海游到欧洲的时候，一个记忆、一张地图就已经被刻在了它们的身体里。这种记忆仿佛在鳗鱼们的身体中留存下来，经历了所有的蜕变，留存了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直到有一天，时间终于到了，它们将迎着曾经载着自己的汹涌海流原路返回。
于是银鳗最终回到了自己的起源地，回到了马尾藻海，同时也消失在了人类的视线和知识范围之外。仍然没有人在马尾藻海见到过一条鳗鱼。
当然有人做过尝试。在约翰内斯施密特20世纪初进行的多年考察之后，很多年都没有人再去马尾藻海寻找鳗鱼。这可能是因为施密特的工作太让人信服了，或许更是因为它太具震慑性了。不过在最近几十年里，去马尾藻海进行科学考察的船只又加快了速度，船上载着的是几位世界上最杰出的鳗鱼专家。他们此行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鳗鱼的迁徙和繁殖的知识，对已有的理论进行确认或证伪；也是为了去发现至今还没有人发现的东西：一条在马尾藻海活着的鳗鱼。
1979年，德国海洋生物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特施带着两艘德国船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察，成果是一篇题为《1979马尾藻海鳗鱼考察》的文章。这次考察持续了整个春天，范围覆盖预想的繁殖地点的大部分区域。他们在交尾活动理论上应该发生的精确位置撒下渔网和拖网，然后跟施密特一样，捕捞起大量幼小的柳叶鳗。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成年鳗鱼存在的迹象。他们从水里捞起7000多枚鱼卵，但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没有一枚是鳗鱼卵。他们自然也没有见到成年的活鳗鱼。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詹姆斯麦克利夫（James McCleave）是近30多年来世界首席鳗鱼专家之一。他的第一次海洋考察是在1974年与弗里德里希-威廉特施共同完成的。1981年，他进行了第一次马尾藻海考察。此后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又做了7次考察，用了一系列精密的方法，为了至少在马尾藻海里瞥见一条鳗鱼。詹姆斯麦克利夫提出了一种理论：鳗鱼能在有温差的不同水域——所谓的前沿地区——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交尾地点。他就是在那里捕到了最小的柳叶鳗样本，也是在那里，他积极地搜寻成年鳗鱼的踪迹。他在那些区域来来回回地航行，船上配备了先进的声学测量仪器，目的是捕捉深海里活鳗鱼身上传出的回声。他捕捉到了极有可能来自活鳗鱼的回声，但每一次当他把工具沉入海里去捕捞它们的时候，拉上来的渔网总是空空荡荡的。
在一次与海洋生物学同行盖尔维佩尔豪泽（Gail Wippelhauser）一起进行的考察中，詹姆斯麦克利夫试图用一种近乎恶毒的手段把害羞的鳗鱼从深海中吸引上来。他们事先抓来100条成年的雌性美洲鳗鱼，给它们注射激素，人为地使它们性成熟。他们计划把这些雌性鳗鱼带到考察地点，在马尾藻海的一个前沿地区中央将它们装在笼子里放出去，而这些笼子固定在浮标上。他们的想法是，这些雌性鳗鱼将起到诱饵的作用，会吸引那些游到马尾藻海交尾的雄性鳗鱼，迫使它们从隐秘的地方游出来。
可是鳗鱼们却极不愿意配合。研究人员将那些性成熟的雌性鳗鱼保存在一个实验室里，只待把它们送去迈阿密港口准备出发，可是船还没有离开码头，这些鳗鱼中的大部分就已经死了。当考察队终于来到马尾藻海时，这100条雌性鳗鱼中只有5条还活着了。
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将这5条鳗鱼装在笼子里并且固定在了浮标上。麦克利夫和维佩尔豪泽在雷达的帮助下，日夜轮流跟踪那些浮标的动静。但不知怎么回事，他们还是跟丢了。那些鳗鱼，连带笼子和浮标都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见到。
在盖尔维佩尔豪泽做的另一次考察中（詹姆斯麦克利夫没有参与），人们用声学测量仪器成功捕捉到一种回声，大家认为是大海深处的一大群活鳗鱼传出的。他们赌上了一切，往水下放了至少6张渔网，可是连一条鳗鱼的影子都没见到。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研究人员不仅没能成功从马尾藻海钓起活鳗鱼，也从来没见过一条死的——不管是成了尸骸，还是成了被大型食肉鱼类捕获的食物。人们捕到过肚子里有银鳗的剑鱼和鲨鱼，但从来不是在马尾藻海附近。人们曾在亚速尔群岛外捕到过一条抹香鲸，它的肚子里有一条在游往繁殖地的路上被吃掉的银鳗，不过亚速尔群岛距离马尾藻海相当远。在它们的交尾地点，鳗鱼——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迄今为止都避开了人类的视线。
对于在马尾藻海找到一条鳗鱼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科学家认为它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鳗鱼去那里了。另一些科学家认为，只要没有人在鳗鱼的繁殖地观测到它们，那么人类对鳗鱼生命周期的了解就还不够完善。对这些科学家来说，神秘莫测的鳗鱼是自然科学界的圣杯。
最近几十年里，包括詹姆斯麦克利夫在内的一些科学家，开始提出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我们无法追踪到所有银鳗回起源地的旅行——事实上，我们连一条银鳗都追踪不到，那我们真的能确定，鳗鱼们只在马尾藻海繁殖吗？约翰内斯施密特花了近20年时间在那里找到了最小的柳叶鳗，可当时他也只搜寻了大洋极小的一部分区域。施密特自己在1922年写道，只要人们没有搜遍浩瀚海洋的所有区域，那么其实不能完全确定地说鳗鱼是在哪里交尾的，至少不能说所有的鳗鱼都是在某地交尾的。其实在此之后的所有鳗鱼考察，包括詹姆斯麦克利夫做的，都集中在大家已经熟悉的马尾藻海海域。或许有一部分鳗鱼去了别的地方？这不太可能，可我们又怎么确定呢？
此外，马尾藻海很大。它是一整块大的交尾地，还是在其范围内存在着好几块分开的交尾地？美洲鳗鱼和欧洲鳗鱼是在同一片海域交尾的，还是不同的鳗鱼是在不同的地方交尾的？一部分科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特施是其中之一——认为美洲鳗鱼在马尾藻海西部交尾，而欧洲鳗鱼是在偏东的海域，不过这两块海域有重叠的地方。另一些科学家认为，从收集到的各种柳叶鳗样本出发，是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我们确切知道的是，那些透明的小柳叶鳗——欧洲鳗和美洲鳗混杂在一起——离开了马尾藻海，无力地被强大的海流所裹挟。而它们的父母似乎都留在了马尾藻海，死去并且腐烂。
所以直到今天，世界顶级的动物学家和海洋生物学家，那些最了解鳗鱼的人，不得不对自己的报告和研究结果存疑。“我们觉得……”“这些信息表明……”“可以假设……”，通过不厌其烦地排除那些可能性较小的情况，研究人员在慢慢地接近真相。
比如，我们可以假设，在欧洲鳗鱼最近的表亲日本鳗鱼身上得到证实的真相，也可以在欧洲鳗鱼身上得到证实。而说到日本鳗鱼，鳗鱼问题中的那些经典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神秘了。
日本鳗鱼（Anguilla japonica）外形基本上跟欧洲鳗鱼一样，它们的生命周期也大致一样。它们在海洋里被孵化出来，作为柳叶鳗冲向岸边。它们变成玻璃鳗，游上了日本、中国、中国台湾岛和朝鲜半岛的河流。它们变成黄鳗，在淡水里生活，好多年后变成银鳗，然后重新游到海里，繁殖、死亡。它们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用鱼，尤其是在日本。它们长期以来在东亚文化与神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作为生育能力的一种象征。
可是说到繁殖问题——它们是在哪里、是怎样繁殖的，日本鳗鱼一直都是一个比欧洲鳗鱼还要大的谜。直到1991年，科学家们才能确认它们到底是在哪里交尾的。日本海洋生物学家塚本胜巳（Katsumi Tsuka//www.58yuanyou.commoto）用了跟约翰内斯施密特同样的方法——尽管没有花那么久的时间，但也跟他一样充满热情，带着渔网和仪器在海上巡游，希望找到极小的柳叶鳗。1991年的一个秋夜，他终于找到了几条才出生几天或许几小时的柳叶鳗。那是在太平洋中央，马里亚纳群岛以西的地方。
在这个发现之后，人们不久又有了更为轰动的发现。2008年秋，在马里亚纳群岛以西的那片海域，也就是日本鳗鱼的繁殖地，东京大气与海洋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团队成功地捕到了完全成年的日本鳗鱼。他们捕到了一条雄性鳗鱼和两条雌性鳗鱼。三条鱼已经完成交尾，筋疲力尽，不久就死了。但不管怎样，这意味着自然科学界这只圣杯的亚洲版本终于被找到了。
但这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什么意义都没有——至少有一位参与了这场考察的科学家是这么说的，他是美国人迈克尔米勒（Michael Miller）。除了证明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它什么也证明不了。我们已经知道鳗鱼繁殖的大概地点，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确切在哪里，它们是怎么到达的，以及有多少鳗鱼成功到达了。我们仍然没有见过它们的繁殖过程。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神秘的东西自有其吸引力，但不管怎样，有些东西告诉我们，那个永恒的鳗鱼问题慢慢地会得到回答。在日本，研究人员不仅发现了交尾后的活银鳗，还成功解决了人们在欧洲鳗鱼或美洲鳗鱼身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们让日本鳗鱼在养殖环境下实现了繁育。北海道大学的科学家1973年就成功地从性成熟的雌性鳗鱼体内取出卵子，人工使它们受精，并让它们孵化成为幼鱼。这项实验关心的不是鳗鱼数量受到威胁的问题，更多的是受经济因素的驱动。鳗鱼在日本人的餐桌上极受欢迎，形成了几百万美元级别的产业。如果人们能够养殖鳗鱼，就像养殖鲑鱼（三文鱼）那样，这将意味着用少得多的费用得到更多的鳗鱼。因此市场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这项研究，以期让养殖成为可能。
然而，鳗鱼表现得不是特别愿意配合，这毫不意外。北海道大学那些小柳叶鳗刚被人工孵化出来——当时曾引起轰动——还没来得及在水族箱里感受那并不存在的海流，便死了。那些柳叶鳗完全拒绝进食。无论日本科学家们怎么努力诱导这些透明的小生命都无济于事。柳叶鳗们持续拒绝进食，并且最后都死了。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通过对很多代由人工孵化但同样短命的柳叶鳗的研究，日本科学家努力想搞明白该如何让这些新孵化的鳗鱼幼苗活下来。它们喜欢吃什么？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野外成功地观测到它们吃什么。他们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饲料：浮游生物、其他鱼类的卵、微小的轮虫、墨鱼身体的部分、水母、虾和蚌类。但无论如何，那些幼鱼仍然固执地拒绝吃东西，没过多久就死了。
又花了近30年，科学家们才终于在2001年创制出一种鳗鱼幼鱼可能会吃的菜式，它是由一种冻干的鲨鱼卵制成的粉末。有了美食，人们成功地让几条幼鱼存活了18天。这是一个具有轰动性的新纪录，不过距离找到如何让这些透明的小柳叶鳗在养殖环境下变成可食用的成年鳗鱼的答案，还差得相当远。
而且鳗鱼们在其他方面也仍然不好对付。即便科学家们现在能让它们进食了——慢慢地，人们把它们的食物做得更精细了，于是至少有几条鳗鱼一直活到了玻璃鳗阶段——可是大量鳗鱼仍然在几天后就死去了。只有4%的新生幼鱼活了50天，只有1%活了100天。长到大得足以变成玻璃鳗的幼鱼数量仍然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此外，实验室鳗鱼表现出来的行为也跟海里的鳗鱼有所不同。人们捕来的用于实验的雌性鳗鱼在养殖环境下产的卵要明显少于在野生环境下产的卵。另外，所有在实验室孵化出的鳗鱼都是雄性。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是为什么，但人们开始给玻璃鳗注射雌激素，用人工方法来制造雌性鳗鱼。2010年，日本科学家第一次从实验室繁殖的鳗鱼身上取出卵子并孵化出柳叶鳗，从而完成了鳗鱼的生命周期。可是因为所使用的激素，这些后代中有很多出现了严重的畸形。这些柳叶鳗的外形跟人们从海里捕来的完全不一样，有着畸形的奇怪脑袋，很难游动。鳗鱼们似乎很抗拒被别人控制自己的出生，仿佛它们的存在只是它们自己的事情。
直到今天，科学家们仍在努力找到人工培育鳗鱼的正确方法——如果有的话，这不仅将对日本的鳗鱼产业产生重大意义，也将扩展鳗鱼在全世界的生存范围。但他们距离目标仍然相当遥远。但不管怎样，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们有了新的技术、新的科学见解和创新方法，对今天想了解鳗鱼的人来说，未来仍然非常值得期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改良制造出又小又轻的跟踪仪器，可以一路跟踪银鳗到马尾藻海的交尾地点。也许那时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更加准确地指出鳗鱼的交尾活动发生的位置。也许在我们跟踪了足够多的鳗鱼之后，可以确认鳗鱼是不是还有别的繁殖地点，或者排除这种可能性。也许那时我们也将更好地了解有什么东西中止或者阻碍了鳗鱼的回家之旅。也许我们可以对此做点什么。也许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家将像日本科学家一样，成功地让欧洲鳗鱼和美洲鳗鱼的鱼卵受精，并让它们在养殖环境下孵化出来。也许那些养殖的鳗鱼能存活下来，健康地长到足够大，可以供我们食用，当然，也可以被放回野外。
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乐观主义者会说，这只是迟早的事。只要我们有意愿、有足够的时间，每一个谜团都必将被解开。鳗鱼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人类迟早会找到答案。只需要给人类一点时间而已。
而对鳗鱼来说，它们的时间不多了。
